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大学生教育甄审研究

    摘 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实行大后方教育复员计划。然而，对于收复区学生，国民政府却认为他们受到不同程度奴化，因而制定教育甄审政策对他们进行甄别，借以肃清“敌伪残余”并重建收复区教育权威。此做法对大多数收复区大学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政府抵抗无力造成的，且“伪学生”的说法也带有侮辱性。由于甄审过程中某些措施不当，加之复员教育界对收复区学生的蔑视，因此，甄审遭到收复区学生强烈抵制，部分学生也开始对国民政府黑暗统治感到失望。

    关键词 国民政府，收复区大学生，教育甄审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4-0055-10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一类特别的学生群体，那就是抗战后收复区专科以上的大学生。1938年蒋介石在告沦陷区广大民众曾言：“你们为国家而牺牲，为民族解放而受难。你们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政府和国军决不会抛弃你们。你们要有一天回到了家庭，和亲爱的家人兄弟姐妹们一起过着光荣和平的日子。而这个日子，就在不远的目前了。”①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大学生“另眼相看”，认为他们受到奴化教育熏陶，因此须采取必要的甄审才能得到政府承认。这就使得收复区专科以上学生，特别是肄业生通过甄审分发后成为另类特别生，而且总数还不少。如1946年12月，北京大学各类学生总数为4139人，其中包括临大分发肄业生157人、临大复学3人;②当年浙江大学各类学生总人數2264人，其中教育部分发临大学生210人。③国民政府的教育甄审政策使很多收复区学生难以理解。“八年前的撤退，收复区同胞的苦难挣扎，政府是不能不负责任的，青年在收复区读书，他们是求知求学并非卖国的勾当、病狂的举动，是忍气吞声的充实自己并非助恶为非……抗战区所谓荣宝不过只受物质的约束，而收复区的同胞且兼受着精神的压迫。”④

    日本侵略中国后，在沦陷区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教育方针便是强调精神奴役和思想麻醉。虽然伪教育冠冕堂皇宣称“崇尚仁义”，可事实上却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手段，消除沦陷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极力压制青年学生爱国思想。为吸引更多沦陷区青年学生投考，各级伪教育机构向学生提供免费的衣、食、住，某些大学还由日本银行比照其国内大学生标准按季提供衣袜等。如北平的“国立新民学院”，对在校学生一律公费，每月还有一定津贴，毕业成绩优秀者可直接进入伪公职部门。即使如此优惠条件，学校仍然招收不到青年学生前来就读。于是，伪华北教育总署指示各中学“每年暑期必须按比额送学生来”。⑤

    在各沦陷区，日伪对课程内容变动较大。各级学生英文和国文的内容减少，史地教材则遭到大幅度地修改，公民、党义等内容删减得体无完肤，这就使得奴化教育更显殖民特色。日伪还将“勤劳奉公”列为大学重要课程，如1942年，伪满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要求大学的男学生每年都要参加“勤劳奉公学生队”;1944年又公布学生“勤劳奉公法”，规定中等学校以上男女学生，每年分班轮流实行4至6个月的校外劳动，否则不准予毕业。①此外，日伪奴化教育最重要举措便是推行日语课程，日语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如1943年6月1日，北平伪教育总署督办苏体仁指令北平各大中学，务必重视日文课程、增加重点并增聘“友邦”教授，且定日语为各级学生必修课程，不及格者按情形轻重留级或除名。为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民族同化，不少日伪设立的学校每周有一门日语“精神讲话”课，内容则是大肆宣扬大东亚主义。另一方面，为培养忠实的奴才，日伪当局还利用被其篡改曲解的中国儒家文化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并在各沦陷区大肆搞复古教育，提倡忠孝仁义。如汪伪国民政府于1940年8月颁布《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孔子诞辰日各界须集会纪念，其宣传特别强调要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②

    就不同的沦陷区来说，日伪的奴化措施也是大同小异。在东北伪满统治区，伪政权的教育决策者均为日本人，他们修改教科书，凡是关于党义和有关中国的内容一律删除，将中国和伪满并立起来，各级学校都将日文作为必修科，还鼓励学生到日本留学，以进一步加强日满“一心一德”。日伪还积极建立各种伪高校，据统计，到日本投降前，东北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共有20多所，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伪满洲国“新公民”。如有伪满最高学府之称的建国大学，其奴化教育最明显、最突出的集中于史地课。历史课中伪《国史》从古肃慎开始，目的在于证实东北地区自古就是独立国，“‘汉族是恃强侵入的外来民族，日俄战争时，日本为了邻邦满洲，宁肯置国运而不顾，‘为帮助邻邦开发满洲，投巨资而不惜。九一八事变是因为‘邻邦满洲为赤俄所侵略，英美野心极大日本才冒群疑”。③经过多年奴化教育，到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经调查发现，东北沦陷区不少青年国文程度相当低，且口语中又有日语的格调，对于中国史地和国情认识十分肤浅。又如在汪伪统治区，伪政权一直把大学教育视为思想奴化重要阵地。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伪“中华民国”，伪教育部也应时而成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并提高科学教育，擦除浮嚣、空泛之学风”。④汪伪政权也加强对教科书的删改，在课本中叙南海而不提琉球、台湾，叙威海卫而不提大连、旅顺，东北则一字不提。为与国民政府争夺更多青年学生，汪伪在沦陷区建立各种伪大学，1940年4月汪伪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大学，7月在沦陷区7个城市招生，当时有3000多人报考，最终录取674人。除伪中央大学外，伪政权还设立伪交通大学、伪上海大学、伪浙江大学。而较早在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辖的伪华北教育总署，也积极成立各种伪高教机构，如伪北京大学、伪北京师范大学、伪国立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伪国立北京新民学院等。据统计，到1944年秋，仅伪华北教育总署管理的“国立北京大学”就有学生2230人，而“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也有1225人。⑤

    对于沦陷区教育的殖民化，中国各阶层忧心忡忡。其实，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对沦陷区的教育进行了一番规划，曾秘密地分批次、分区域多次派遣战区督导员赴沦陷区指导反奴化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对于将来沦陷区光复后的教育工作，国民政府也非常重视、多番谋划。如1944年，教育部曾向湘鄂边区教育督导员王广来发出“有关本区应积极准备克复地区之教育复员工作”的指示。同年6月，在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要求下，教育部于10月13日召开会议，规划战后教育复员事宜。1945年4月6日，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一些专家对重建收复区教育进行设想，他们一致认为“敌伪所从事之毒化教育应根本铲除”。⑥6月10日，教育部向行政院及中央设计局提交《教育复员计划》，但是某些具体问题未得到解决。彼时的中共亦认为，虽然收复区多数青年学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是有部分学生难免会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认贼作父”，“忘怀了祖国，他们不觉得仰承敌人的色笑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在汉奸的牵引之下，成为斫丧国本的奸逆的后备军。这批青年是将来社会的隐患”。①

    “吾人虽不否认收复区大多数同胞，并未因沦陷敌手而丧失其爱国家、爱民族的忠心与热心，但如谓沦陷八载之广大收复区的全部人心，悉属忠贞不二、白璧无瑕，绝无丧心变志之人，则任何人亦不敢相信。”②在如此的政治背景下，鉴于收复区不少大学生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伪的奴化教育，以及国民政府重建收复区教育权威的需要，抗战胜利后对他们施行必要的教育甄审，也成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一致目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复员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商讨了如何妥善处理收复区各高校的问题。此时，后方教育界对于收复区大学生的处置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社会各界也都主张进行教育甄审，当天教育部长朱家骅向收复区教育界播发《战区各省市教育复员紧急办理事项》的通告，要求收复区各教育机关暂维现状，听候接收。

    1945年9月2日到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朱家骅在会上强调，“教育上的复员并非就是还原”，应肃清奴化教育的影响，收复区学校整改和师生甄审等问题不可忽视。此间，会议中“关于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及教职员整顿办法，讨论极久”，③而社会各界也呼吁政府应采取果断措施，“改造在敌占区尤其台湾和东北被灌输‘奴隶思想之青年”。④中央大学更是致函大会，要求敌伪主办学校的所有教职员不准参加教育复员，“重要职员予以逮捕，对学生进行严格之甄别试验，俾定去留”。⑤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等人甚至在会场临时提议，“请政府立即解散各伪大学，并令后方原有各校不得承认各伪校学生之学籍”，此议随即获得“全场一致鼓掌通过”。⑥随后，大会讨论通过了对收复区教育的甄别，采取接收、解散、登记、甄审和补习等原则。然而，收复区教育界对于教育部甄审表示极大担忧，诚如容庚致电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时认为，“至于学生，如欲甄审，在校举行，不必解散，使之坐废时日……三千学生亦国之俊秀，弃之可惜。一旦解散，悔欲止而不及矣”。⑦而傅斯年不为所动，其曾公开表示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性，“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⑧但收复区学生经过严格甄别和补习可以分发入学。

    在大后方教育界的一致要求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正方案后，1945年9月27日，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随后成立甄别审查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教育部高级职员、大学校长、教授和其他社会知名专家。当时，甄审委员会职责包括对收复区日伪所设及其他未立案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及毕业生的登记、补习和分发，以及决定给予通过甄审的毕业学生学历证明事宜。⑨从国民政府甄审的具体实施办法来看，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甄审主要分肄业生及毕业生两部分，就甄审的区域来说又包括汪伪、伪满以及台湾等区域。

    （一）国民政府对收复区肄业大学生的甄审

    国民政府甄审的实质就是让“伪学生”变成政府承认的“真学生”。因此，其基本方法是通过登记来鉴别学生思想状况;通过临时大学补习来甄试学生的教育程度，通过教育分发来完成甄审终极目的。简单地说，整个甄审过程大致为：登记、初步甄审→补习甄试→分发。当然，在实际甄审过程中，由于众多现实困难，因此甄审政策调整也时常发生。

    首先，对收复区肄业大学生的登记。为顺利推动教育甄审工作，国民政府对收复区教育甄审的第一步便是对收复区肄业大学生进行登记。当时，教育部举行登记目的是对学生数量、思想和政治身份进行鉴别，也是为下一步的甄审工作服务，主要是甄别学生是否有附逆情节或危害国家情事，如甄审不合格，就不能参加后续补习课程的甄试。1945年10月7日，教育部复员设计委员召开会议，主要商讨敌伪学校解散后，收复区大学生如何处理。会议强调“所有学生应速予登记”，学生登记后应予以初步的甄别，以摸清收复区专科以上学生的大致情况，必要时“予以短时期之补习。甄审与补习可同时举办，期间以本学期为限”。①11月27日，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学业处理办法》，并分别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平津等五区举行大学肄业生教育登记。同时，教育部要求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应于规定期限内，迅速分别向各区申请登记，登记时间应取具保证书并呈验学历证件，如证件有不合或不实者，不得参加登记。当时，教育部还明确规定由日伪所设，具有政治性学校的肄业生或毕业生，及在抗战期间赴日本留学之学生，一律不予登记。根据甄审的学业处置办法，肄业大学生只有通过登记，才能有机会获得补习的机会，然后才有机会被分发到复员的相关学校继续肄业。经登记合格后，由教育部按其成绩“编定相当年级，发给转学明证书，分发相当学校肄业”。②后来，鉴于后方复员学校未到，教育部又重新规定肄业生经登记合格后，先送入各临时大学补习政治常识和进行国情教育。

    其次，对收复区肄业大学生的补习。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经登记合格者，由各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根据登记甄别时的成绩送临时大学补习。1945年10月17日，教育部向行政院呈送《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办法》，规定所设大学就地解散后，在收复区各地根据需要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以便学生进行补习。彼时，临时大学补习班功课分补习课程与加修基本课程两种，其中“补修课程为国父遗教及蒋主席言论、国文、中国史、中国地理、英文、抗战史料等，加修基本课程则为大学各院之一般专门科目”。③补习时限为6个月，结束后根据考试结果分发相应学校与年级继续肄业。但是，收复区教育形势远比想象的复杂，如当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于9月26日到达北平后发现，原先计划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日伪所设专科以上学校仍继续上课，且计划复员高校也迟迟未能到达，北平学生要求继续上课，增设补习科目，甄审改在补习之后。而这些要求与教育部规定的办法相差过远。沈兼士在与地方当局磋商后建议，“接受与补习应相衔接，甄审宜在补习之后，决定于雪屏到达前暂缓接收”。10月7日，朱家骅致電沈兼士，“拟在京沪平津等地，从速或各设立临时大学一所，招收解放区之非私立各校学生，专办补习，务使青年即能复学。下学期或下学年再设法转入正规大学”。④于是，11月初平津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将接管的12所专科以上学校改组成北平临大补习班，陈雪屏任主任，其中伪北大6个学院改组为北平临大第一至第六补习班，伪北师大改组为第七班，当时补习班学生有5000多人。11月中旬，朱家骅抵达北平，发现学生对甄审极不满意，学生运动也有爆发趋势。为此，朱家骅决定将原来“先甄审后补习”办法改为“先补习后甄审”，这就极大淡化甄审的政治色彩。随后，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等地临时补习班也先后成立。

    再次，对收复区肄业大学生的分发。根据教育甄审政策，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登记合格并经补习期满甄试后，就保证“不使失学”，且依照程度转入相当学校肄业。如修补习课程的学生，补习各科成绩均在75分以上者，可照原肄业年级分发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继续肄业，其愿自行投考较原肄业年级高一学年之转学考试经录取者，可取得其录取年级之学籍。专修补习课程的学生，补习各科成绩均在60分以上者，可投考较原肄业年级高一学年或原肄业年级之转学考试，经录取者取得其录取年级之学籍。而加修基本课程的学生，其补习课程及基本课程各科成绩均在60分以上者，照原肄业年级提升一学年，分发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继续肄业。“加修基本课程学生，补习课程及基本课程甄试成绩有一科成绩不及格者，照原肄业年级分发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继续肄业”。“加修基本课程学生，甄试基本课程有二科以上不及格者，依专修补习课程之规定办理”。⑤当时教育部还规定如为四年级毕业生，其补习课程及基本课程各科成绩均在60分以上者，可缴呈研读孙中山遗教及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报告一份，并所习专门科目论文一篇，由班连同各生名册，高中毕业证书及原校肄业成绩单，报部审核及格后由补习班发给证明书，由部验印后可视同专科以上学校肄业证书。然而，内迁各校未能如期复员，导致未毕业学生无法即行转入正式学校肄业，更重要的是，部分将届毕业学生仍欲转入复员高校继续肄业，以取得复员学校毕业证书，教育部认为如此不但学生多费学习时间，而于房慌严重、设备欠缺之际，对复员各校亦不免有困难。随后，教育部呈请蒋介石该如何处置，1946年6月13日其批示道：“收复区大学补习班学生毕业证明书问题，亟须妥为解决，领得临时大学毕业证明书者，应准其参加国立大学相当系级毕业考试，如考试及格应准发给该大学毕业证书，希本此原则妥订实施办法从速公布。”①

    （二）国民政府对收复区毕业大学生的甄审

    1945年11月，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法》，要求各区教职员甄审委员会负责办理毕业生甄审事宜。同时，教育部严格规定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在甄审合格后始得予以承认学历;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须经登记甄审合格，各机关方可录用。“在敌伪所设具有政治性学校肄业生或毕业生及在抗战期间赴敌国留学之学生，应一律不予登记”，②毕业生在学期间或毕业后曾在敌伪组织担任荐任官以上职务，或经过特种培训及担任过特种工作，抑或有危害国家、妨碍抗战者均不能参加登记审核。当时，教育部规定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准予登记后，应将孙中山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研究完竣，并批注读后心得再另作报告一份，连同有关所习专门科目论文一篇一并于1946年8月底以前，呈送各区教职员甄审委员会甄别。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经审核合格者，视为相当于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由教育部“发给证明书，审核不合格者，得按其成绩准予投入相当学校及年级肄业”。③1946年3月，教育部又公布甄审补充办法，强调审查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论文，如认为有必要，可向原作人询问内容，“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申请登记时，得通讯登记。唯登记表应由申请人亲自填下”。④为便于毕业生登记工作顺利进行，1946年5月10日，教育部平津区甄审委员会发出通告，定于8月31前办理平、津等十省市敌伪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登记，凡应登记的学生应于限期内到达，或用通讯方式按照教育部规定办法办清各项手续。鉴于对收复区毕业大学生甄审的复杂性，1946年6月，教育部电令各区教育甄审委员会注意事项。如伪国立上海大学农商专修科1941年、1942年度毕业生，修业年限仅有一年不承认其为大学专修科毕业程度，甄审及格者准其投考专科以上学校二年级;而伪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仅修业五年，尚缺实习一年，该项学生甄审及格后准承其有医学院毕业程度，但须呈缴服务一年以上经历证书以资补救。⑤

    （三）国民政府对东北和台湾地区大学生的甄审

    鉴于实际教育情况，教育部还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甄审。如在东北地区，教育部制定《东北区肄业生甄审办法》，要求东北各专科以上学校及临时大学补习班设立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学生志愿就读者需向学校提供入学申请书、学历证件和自传等。如申请学生在原肄业学校修业足半年，经入校补修成绩及格后，可以编入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在原毕业学校不足一年半经入校补修成绩及格后，准编入大学二年级一学期;余类推。“凡在伪满专科以上学校特修科肄业学生，其所修主要课程与伪满普通专科以上学校相同者，准按照本办法办理，但其所修主要课程系属职业训练性质者，其修业学年不予计算。”⑥而《东北区伪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实施办法》规定，毕业生应向甄审委员办理登记手续，其经东北各机关小学就地任用之人员，得由服务机关或学校送请登记。大学毕业生申请登记时，需呈送原学校毕业证书连同其他证件、所修课程报告表和自传等，其中保证人为现任各机关荐任以上职员二人或大学教授二人。毕业生准予登记后，应将孙中山遗教及蒋介石所著研读完竣，自选读后心得一篇。至于理工各科毕业生所送之专门著述，不受字数限制，均于限定期限内送交甄审委员会。“东北区伪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由服务机关训练机关或学校送请甄审者，其工作或训练期间自三个月以上，其考绩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准予免送读书心得及论文，但甄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仍得指定其送交审核”。①在台湾地区，1946年5月教育部规定凡是持有前日人时代公立或已立案学校毕业证书者予以承认，如接受之际各校移交之各年级学生名册业经各该校承认其学籍者也予以承认;“凡已转学学生而持有其原学校之肄业证明书或分数单着予以承认;凡敌人设立之工业学校或农业学校毕业者，应认为有高中程度”。②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还规定“九一八”事變后至抗战胜利前，台湾籍学生在东北区伪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依照伪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法办理。

    从甄审人数总量看，教育部于1946年开始举办临时大学补习班，计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1972人、上海1967人、北平4387人、青岛89人、东北3084人、武汉444人。而参加毕业生甄审的，计南京区有486人、上海883人、平津2874人、广州73人、武汉2人。东北地区由于甄审办法略有不同，参加甄审的学校有30余所，学生的人数为5718名。③

    抗日战争胜利，正当全国民众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的时候，国民政府教育部却下令解散收复区各高等学校，并强调凡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的肄业及毕业之学生，必须通过甄审始承认其学籍或学历。然而，当时沦陷区学生认为伪学生这个责任应由国家来承担，而不是学生。他们认为在沦陷时期南渡不是容易的事情，况且都逃离沦陷区，大后方也未必能容下，而这些留在沦陷区的学生也并非不优秀。坦率地说，虽然敌伪在沦陷区极力推行奴化教育，但广大学生也积极抵制。可以说，大部分学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敌伪所号召的结社和集会。彼时，虽然大多数沦陷区青年学生因不甘敌伪压迫想逃至后方，但由于交通不便、经济限制及家庭原因，多数学生只能在沦陷区就学或就业。如上海，“当时存在不少的私立学校，但是学校昂贵，决不是贫寒学生所能够担负的，他们只能去就读膳宿全免或半免的伪上海大学了”，而“像南京，武汉地区私立学校绝无仅有，又不能远来上海，要继续读书就只有考进当地的伪立学校”。④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要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甄审，以实现清除“日伪余孽目的”。

    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认为伪公立专科以上学校系伪学校，一律关闭，各类学生系伪学生，必须进行教育甄审，这引起了社会的轰动，相关学校立即召开会议告知全体在校和已毕业的学生并开展系列讨论。当时，许多报纸也刊登了关于教育甄审的问题，伪北大学生更是多次向沈兼士请示如学校接收后，学生如何处置;不少师范学生则担心公费生每月伙食如何办理等。由于此问题已延伸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甄审“给收复区的学生以过分苛刻的难题，是不容讳言的，而这个办法中又存在了令人无法为之辩护的不公平，这是每个人所不能不直接揭穿的”。⑤

    当时首先明确反对教育甄审的便是在校的肄业大学生。作为收复区的教育重镇，为维护自身利益，北平学界联合起来行动。“北京大学”发出《我们的呼声——北平收复区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指出生活在收复区的青年可说是由俘虏的牢狱中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了，然而“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十分明白政府的旨意，令我们十分焦急。现在我们就读的学校即将接收，学校的经费只能维持到十月底，而真正的学校又没有迁回，现在我们失学的难关就要降临了，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的光阴就要荒废了，不久我们即将要读书而没有学校，要回家而交通梗阻，我们即将走投无路，流离失所。现在，为了阻止这大不幸成为事实，为了使我们的政府了解我们是真正的中华民国的青年学生，了解我们绝对没有被敌人奴化，也为了希望各界主持正义的人士以客观的态度调查实情，予以公正的裁夺”。①与此同时，北平学联也发出《给收复区全体青年同学的一封信》，认为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学生、教师、职员进行“甄别审查”的措施，是对他们的侮辱，因此号召收复区同学团结起来与国民政府的“甄审”做斗争。由于收复区普遍反对甄审，导致教育部派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教育界形成两大对垒体系。1946年2月，为镇压北平各大专院校学生反“甄审”斗争，国民政府逮捕学生代表6人。

    同样，其他收复区大学生也反对教育甄审措施。1946年1月6日，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数百名学生因不满英文甄试结果，将补习班主任王书林打伤并挟持至教育部，蒋介石闻知此事后甚为震惊。而在上海收复区，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六校被贴上伪学校标签，当时六校学生有千余人请愿，要求取消甄别。在《因荒废学业而请愿——告各界同胞书》中，学生质问道：“诚然，我们戴上了一个敌伪学校的学生的名义，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罚，但停课不是对我们的惩罚，相反都是国家的损失！ 蒋主席曾说建设国家需要这样多的技术人才。现在，我们停顿一年学业，是对于国家有益吗？我们为要求读书而请愿游行了。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所以支持正义的人们，定会同情而帮助我们的。”②1945年11月6日，六校學生上街游行，一随行三轮车上堆满理、工、农、医、商等书籍，而书上贴“教育部封”，形象地表明了学生对教育甄审的不满。1946年2月，蒋介石到达上海，学生前往其下榻公馆请愿，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相持一个通宵，学生高喊口号而蒋介石避不露面。在广州地区，1946年1月开始的甄审，是用强制并拘捕手段来甄审当时的伪学生，甄审委员会还用投递“劝导书”给家长，并赠予15日早上投考各学生牛肉饭等办法，动摇和分化反甄审学生，同时当局还把录取尺度放宽，除54名准予毕业外，其余学生便分发到中山大学各院系。但是，伪校学生问题并没有在宽严相济的手段下宣告结束，相反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东北收复区，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伪满时期学校合并组建长春大学，而原校学生如何获得入学资格成为学生关注焦点，学校表示不承认伪满大学的学籍，理由是政府不能承认伪满的机构。此举引起学生的不满，随后全体学生包围筹备处。校方害怕事情闹大，最后决定全体同学分别由原校同学会按年级、姓名造册并填写入学志愿提交学校，然后由学校发给入学志愿证，同时不使用甄审字样，“于10月初在东光路小学每人写一篇自传式的入学感想文，因为同学们反对甄审和考试，这样就用这篇志愿和感想文算作长大的入学”。③

    收复区毕业大学生也对教育甄审强烈反对。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铨叙部给教育部的公函”，规定甄审教育行政人员、学校教职员及社教人员，学历未经审定前酌予短期训练后任用;学历未经审定前，暂准先行试用，其待遇，雇员薪金最高不得超过八十元。不久，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成立，在召开第二次反甄审大会上，通过了北平各校反甄审决议案，并由大会主席向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提交了反甄审决议案和抗议书。12日，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三次反“甄审”大会，声讨《关于收复区大学毕业生任用办法的规定》，大会通过了关于拒绝甄审登记、抗议任用办法等四项协议，“呼吁各党派各阶层参与公开的支援”。④17日，北大、师大校友又召开记者会反对甄审，要求铨叙部收回以雇员任用之成命，他们认为教育部公布甄审办法实欠合理，铨叙部对收复区学生雇员任用的办法有轻视之嫌。他们呼吁，“甄审办法无论如何变装，终于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当即提出反对要求，立即取消此新甄审办法，承认我们的学历。……我们是新世纪的人民，我们反对一切违反民主的独断专制的措施，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强压的施策，这是我们迈向前去的第一步，是新中国的青年的神圣责任”。⑤为统一行动，北平学界联合各校校友成立“北平市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5月26日，他们举行大会再次要求取消甄审，会后，300多名代表到北平行营办公厅要求李宗仁接见;第二天他们又派代表去见李宗仁要求取消甄审，李宗仁被迫答应向教育部转达意见。①在上海地区，1946年秋交通大学与上海商学院1942、1943、1944年度毕业生学生400余人，因不满教育部对该两校毕业学生甄审办法召开代表大会，要求教育部同意对其与国立学校一视同仁。他们认为在1941年两校经教育部授意改用私立名义维持，两校与其他伪校性质不同，“思想上无须甄审，如甄审仅发给证书，资格仍不与大学毕业相同甚不公允。所请若不蒙教部允准，必要时当以行动坚持”。②

    当时复员的新闻和某些官员讲话中，常有侮辱性的言辞出现，诸如“伪学生”“顺民”“小汉奸”等更是引起收复区学生的不满，学生反甄审斗争在京、沪、平、津、青岛等地迅猛扩展。他们认为学校不同于政府，不能把当时收复区的学校称作伪学校，更不能把学生称作伪学生，上海学生还提出了“人民无伪”“学生无伪”口号，他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和蒋介石请愿，要求取消甄审。为安抚学生，1945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接见学生时说，学校及教育当局是伪组织，可学生都是真学生，“诸位既不幸参加了伪组织的学校，应设法恢复你们的学籍，我要帮你们的忙，使你们有学籍。所以要办补习班，又要甄审，这不是与你们为难，是要使你们能与后方青年成了同等程度学生。因为形成两个壁垒是很不好的，将成为国家的损失”。③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太和殿对当时大学、高中学生约二万人训话，且称呼收复区学生为“亲爱的革命子弟们”，当时学生“情绪热烈，山呼不绝”。④然而，这些并未平息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甄审就是政府对他们不信任的表现，“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精神食粮，热烈的鼓舞，温暖的同情，需要窝头，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弥补我们的灵魂的空虚，我不要甄审，不要漂亮的理论，名不符实的慰安，我们饿了渴了，请政府，给我们食物和水”。⑤

    学生对教育甄审的反对超过了预期，当时北平市警察局与教育局通过调查发现事态较为严重，遂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北平临大负责人陈雪屏，“北平奸伪伺伪逆梅思平、叶蓬、周佛海等被捕后，敌伪份子惊慌之时，近乘机煽惑吸收。同时各伪大学生正恐将来中央不承认其学籍，亦多投入奸伪。近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发现有藉中华民国民主政府平津分区教育特派员之名义通告各校学生，煽动诱惑青年参加奸伪组织之通告”。⑥当时社会风传，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受奸伪利用，偕学生多名往“匪”区，又天津工商学院学生千余名因反对甄试，逃往“匪”区。1946年5月31日，沈兼士曾致电朱家骅认为文凭问题最不易解决，拟进行分化，如使初年级学生与毕业班分开，“第四、五、六、七分班，用实习名义，延长毕业年限”;“临大毕业证明书须确定其性质为大学毕业文凭”。⑦由于反甄审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国民政府陆续放宽条件，将原来的“先甄审后补习”改成“一面接收，一面继续上课”并取消了甄别考试，改由学生自己按原来年级程序，选择相应的院系到临时大学就读。1946年5月11日，教育部又电令各临时大学补习班，对于因故不及登记入临时大学补习班的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由校予以甄试编入相当年级后再行报部备核。1946年秋，各临大学生都升入国立大学，而对于毕业生的甄审办法也不了了之，学生反甄审斗争终获成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救济敌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之失学及毕业生之资格起见决定办理甄审”。⑧然而甄别的实质是国民政府以胜利者的姿态为自己的正统地位正名。诚然，长期以来收复区专科以上学生，也许在某些程度上受到敌伪思想教育的影响。但是，对于沦陷区学生会受到的奴化灌输，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诚如傅雷说言，伪不伪是政治问题，“学生念的书，学的国文，英文，几何，微积分，还是货真价实的知识。伪校所授的，二加二还是等于四，法律还是八年前国府所颁布的刑法，民法，史地中涉及‘满洲国的地方，教师是含含糊糊翻过去的，学生更嗤之以鼻。……天保佑，河山光复了，而无数青年居然荣膺‘伪号，连恭聆长官训话也须特别分类，站在门外，这对他们含悲茹苦的精神是怎样的侮辱，对他们活泼泼的生命力是怎样的打击！”①从历史角度看，抗戰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教育复员过程中，对收复区大学生采取教育甄审的做法值得商榷。

    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大学生教育甄审造成了教育的对立。1945年12月《益世报》刊发社论认为，抗战胜利是后方和前方团聚的日子，“如果后方仍是后方，收复区仍是收复区，两地人民，有清晰的分野，中间隔着‘鸿沟，各自团结，各成党派，再各行其是，民族的新分裂，即在目前，国家的前途，焉敢设想”。②然而，国民政府人为制造收复区大学生和大后方大学生的派别，加深了各自的仇视。北大复员后，胡适担任校长，陈雪屏任训导长，他们对复员的北大下过一番布置。“复员来的联大同学住在四院，临大同学住在沙滩，两地有相当距离，彼此就不易接近，加上公费待遇不同，复员同学比例高，临大同学比例低，引起了不平等的感觉;再加上有意的‘流言，南北同学的感情，一时确不易融洽。”③而在广州，收复区不管是肄业生还是毕业生都饱受尖刻谩骂，他们被无端的鞭子赶出校门，或沉沦于社会的迷途中。不少被分发到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受到复员学生反对，“我们因抗战曾再四播迁，流离转徙，而他们却甘为顺民，受奴化教育，在纪念国父的最高学府中，他们是不能踏进的”。④又如交通大学自复员后，内部因真伪学生问题闹得十分混乱，从内地复员回来的自命为“真生”，而远在上海沦陷区则被称为“伪生”。虽然“伪生”会游行请愿，然而教育部的一纸公文使这种心理上的法令无法在学生中受惠，无形中造成了真伪学生隔阂，“校宿舍中真学生一见有伪学生在内，即驱逐出境，各上海‘伪学生们也只好团建起来另居一室，有真学生在内，也加驱逐，而且‘真‘伪学生常常冲突相打”。⑤

    即便是经过教育甄审、临时大学补习，最后分发到后方复员的学校，也产生不少新问题。如1947年，北大外语系要求系中临大二年级学生增修每周六小时的英文科课程，测验及格者免修，这一措施影响公费与就学权益。根据公费办法，公费生于修业期间有一门课成绩不合格即停止公费，此外一旦次年补修不及格者应令退学。在学期考试时，同上大二补习英文课程的联大学生可在原班考试，临大学生则必须集体另行测验。面对各种不公平的课程设置，临大二年级学生曾向校长胡适请愿，“我们实在不能承认由于水平低落，英文没有念及格就不堪造就;我们却希望先生查看一下我们其他各科的成绩，如其分数也在不堪造就之列，我们倒愿接受惩罚”。⑥鉴于不少学生考试成绩不合格，面临退学，校长胡适深表同情，也曾向北大教务长郑华炽等人说情，认为这些学生的确有语言文字困难，“但似乎不便骤然拒绝其补习自励之路”，因为他们现在既无补考的机会，又无转入他校的可能，“盼望诸公能容许不及格的学生留校察看一学期，使他们有个奋发振作自己补救的机会”。⑦然而，在自身处境未有任何改善的情况下，临大二年级学生选择以集体罢考来表示抗议，这反倒加剧了临大学生与校方本就紧张的关系。

    此外，被教育甄审的学生也对国民政府甄审方式产生质疑。当时，多数学生认为他们不怕考试，但是甄审的内容却不敢苟同，“三民主义，英文两项，似乎差了一点，本来‘甄别的意义，是在测验我们受‘奴化的程度，可是就此两项来甄别，是能甄除我们‘奴化的毒素吗？我们想不见得。因为就‘英文一项来说，八年之中，而且有说没有正式和他见过面。学校不过一星期两点钟，你想那能做到好处？”⑧当然，不少学生也发问，“我的头已是戴了‘伪帽，但我的心更没有‘伪，因为法西斯的教育并不能磨损我的坚强的爱国意志，反之却增强了我抗拒法西斯教育毒素的抵抗力！……但是烂帽子已经戴在头上了，在战时能够有办法到大后方“避难”的人此案在在凯旋回来了，硬要把我们‘伪学生放在眼下，试问对教育有什么好处呢？”①对于这种局面，教育者也表示担忧。1945年10月，朱家骅致信傅斯年，“现在收复区新近收复，为的要表示宣抚收编的意思，对于人民予以安慰外，对学生予以一种简单的考验，国文、三民主义两门，普遍的施行，宽大的收容，似乎就可以了。苛刻的办法，仿佛将沦陷的不幸的人民当作征服的敌人看，尚非政府的本意，也非人民之所期待——人民希望回到久经隔离的父母怀中去，却遇见了晚的拳头，焉得不令他们灰心绝望”。②

    不可否认，国民政府的教育甄审也有其他目的，如在教育甄审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通过三民主义和国父遗教等钳制学生的思想。教育部也曾规定日伪所设的政治性学校的毕业生或肄业生一律不予登记，但出于发动内战和加强收复区统治的需要，国民政府又将日伪设立的警官学校与军官学校变成中央警校分校和战区干训团，并不经细致甄别就承认这些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民政府对收复区专科以上大学生的甄审，由于各方反对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反而加深了裂痕的深度。诚如陈雪屏所言，教育甄审，“临大在政治上或是一件成功之举，惟在教育立场上看，則是一个大失败”。③当时，后方教育界人士大多以胜利者自居，蔑视沦陷区教育员生，甚至连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曾明确表示，“不能对不起教育界，尤不能为北大贻羞”。④不管是收复区肄业生还是毕业生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开始对国民政府的黑暗感到不满，于是联合起来反对甄审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总之，我们无法否认历史的存在，对于历史事件也许会因情感因素导致解读的偏颇。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专科以上学生的教育甄审，将收复区学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成为教育复员政策的败笔之一，其深远影响则更加耐人寻味。

    【作者简介】黄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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