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博奥湛难

    摘要

    红帆教授著《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探源》是云南省第一部较系统、深入研究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起源及发展的学术专著，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书中指出云南近代艺术教育源于教会学校，而留学人员对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学界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给予了澄清。

    [关键词]《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探源》;学术专著;评述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9）11-0005-03

    收稿日期2019-07-07

    基金项目（2018年云南艺术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创新能力提升项目（XK

    201805）。）

    作者简介（罗宇佳（1976—），女，博士，云南艺术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650000）

    《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探源》是红帆教授2000年开始，自费在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及四川省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档案馆，就中国及云南省的留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以及2004年赴日本神奈川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亲往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东京都立图书馆等各级各类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中国留日艺术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借此作者又进一步做了深入的后期研究，梳理前期研究成果，更新数据资料，重整概念体系，并按照学术著作的规范，终以《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探源》为书名出版发行。书中作者选取了“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这个影响颇大、社会情结凝聚颇深、社会意义颇重的字眼作为研究的视角和主要内容，对云南艺术教育的早期形态、留学生文化与现代艺术教育的兴起，云南艺术教育中美术、音乐和话剧的肇始与发展做了清晰的历史脉络的勾勒，并且具体而全面地分析了艺术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对艺术教育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终于有了一些领悟。

    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的诉求是什么？研究什么样的历史？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又是什么？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有无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回答了以上追问，才能真正彰显研究价值和研究内核。历史的研究往往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为了还原历史。“历史作为对于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个不应该被抛弃的教益源泉”，历史最伟大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义，帮助人类思考当今和未来。云南作为边陲少数民族省份，远离中央，使云南在各方面比起发达地区甚为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的就应该是民族文化，那么书写云南艺术教育历史有否必要性？云南艺术教育历史上有过重大事件或者巅峰人物吗？这恐怕是当下许多学者对此持有的疑惑态度。实际上云南早在古代就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显示了其独特与重要性。云南在艺术史上除了民族民间艺术的多姿多彩值得研究以外，在艺术教育史上也有值得研讨的地方。艺术的传承，首先依靠的就是口耳相授、师徒传承，这种教授方式自古有之，尤其在官学体系之外的私学，再加上艺术教育本来就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教育下的产物。而近现代云南艺术教育在多年的发展壮大下，已取得了傲人的成就。那么，作为边疆地区艺术教育的发展为什么会有如火如CM（24荼的境遇？追本溯源，云南早期艺术教育源于何时、何处、CM）

    何人传播等“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应该迫切回答的问题。红帆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并弥补了云南近代史上的一段空白。

    首先，著作中指出云南近代藝术教育源于教会学校，进行艺术教育行为的是当时的传教士。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可以说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教会学校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样本，而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也多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教师。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为了传播基督教纷纷开办教会学校，音乐、美术是必修课程。红帆教授从《云南天主教大事记》《云南省志·宗教志》《昆明基督教史》《云南教育史》等文献中找出相当多的论据佐证了这一观点。例如邓明德神父在路南县路美邑开办的云南省第一所教会学校，其中就有音乐课;1911年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在昆明翠湖北路组织的音乐社、新剧研究社、歌诗班等，都是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的开端。可以说，教会学校不仅开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而且为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期兴起的专业音乐教育培养了一定的人才，云南亦如此。

    其次，著作充分肯定留学人员对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重要贡献。云南近代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端与全国各省情况一致，留日学生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主力和开拓者，云南留日学生对云南学堂艺术教育的贡献不可忽视，他们开创了云南学校艺术教育的先河。在研究云南留日学生对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的贡献时，红帆教授另辟蹊径，利用清末的《官报》进行研究。她认为对中国留日艺术学生的研究其涉足者已不少，但根据《官报》来研究的学者并未见到。可以说，这也是红帆教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红帆教授认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是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留学其他艺术学校的学生则几乎无人问津。而在《官报》中却发现了留学于东京高工及京都高等工艺学校色染科和图案科的大量学生，这些留学生也为中国的轻纺工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通过《官报》，红帆教授整理了中国留日学生名册，包括学生籍贯、所在学校以及是否官费或私费等内容。资料显示，云南早期的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活动在清末民国时期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与内地其他省份相差不远。这也证明了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通过查阅《官报》及一些相关历史资料，红帆教授认为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国内外艺术留学生应当有百余人，他们对云南近现代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的推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对此进行研究的云南学者凤毛麟角，对艺术类留学生的研究更是空白。而这也是红帆教授为云南音乐教育者指出的未来研究方向。

    最后，著作中对学界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给予了澄清。例如对云南省美术学校的误读及艺术家个人艺术成就的补充。云南教育界普遍认为云南美术学校创办于1923或1925年，2多方考证之后，确认云南省美术学校创办于1924年3月，地址在昆明绿水河畔的双塔寺，停办于1930年。此外，教育界认为云南省美术学校除了设有音乐、绘画、工艺及雕塑研究科以外，还有农、林、师范科并办有中学。3而档案馆资料显示，云南省美术学校并未设置农科、林科及中学。4从这些很小的细节可看出红帆教授的细心及精益求精。为了确定谁是云南西画第一人，红帆教授辗转于昆明、上海、杭州等地，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文献并采访了董贯之后代，确定董贯之先生是云南美术史上最早的西洋画家，纠正了云南美术界长期以来的错误观点，重现了湮没在历史文献中不为人知的董贯之先生的生平事迹，弥补了云南近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的空白，给予了董贯之先生极大的尊重。5音乐教育方面也如此，因无学者对此专门研究，红帆教授在日本学习期间，经过大量阅读和排查资料，发现有明确史料证明的、云南留日学生中回国开办学校、培养专门音乐人才的第一人是周维桢。其于1909年在昆明创办了“同化女学堂”及“女子风琴传习所”，使得云南的教育有了近代新式艺术教育的新气象。李燮羲是云南第一个赴日本专门学习音乐者。其1904年赴日就读东京音乐学校，在校期间写成云南近代史上第一篇音乐美学和音乐教育的论文《音乐于教育之功用》，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开篇画上了浓重的一笔。李廷英先生亦不能不表。李廷英赴日留学学成归国后创办了云南美术学校，美术学校当时设置音乐科，开设多种专业课程：钢琴、声乐、乐理、作曲、二胡、箫等。从所开课程来看，云南美术学

    校音乐科开创了云南高等音乐专业教育的先河。6可以说，周维桢、李燮羲及李廷英先生对云南近现代专门音乐艺术教育的贡献广大而深远，为云南音乐教育奠定了发展的磐石。作为一个音乐教育者，如果对自己本省、本地区音乐教育的源起都不甚了解的话，如何传承、如何继往开来都将成为一句空话。红帆教授主修历史学并非音乐学，但其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再加之良好的日语功底，为我们展示了云南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原貌，这让我们自叹弗如。

    作为研究者个人来讲，研究历史意味着孤独、寂寞、忍受。作为一个女人，在繁忙的教学、琐碎的家务之余，还要腾出大量时间从事课题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这期间的百般滋味只有研究者知晓。在无任何可参考与借鉴的事实面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于是乎，六年的资料收集（档案馆里近二十万字的手抄资料梳理、加工、考证、归纳、总结），东京、上海、杭州数次往返的求证，红帆教授辛劳其筋骨，虚乏其体肤，忍受了各种心理、生理的不适与痛苦，这才完成了云南教育史上的第一本艺术教育史。这对于云南艺术教育来说，首次让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根”，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正因为此，我对红帆教授的研究才有诸多感慨和敬意。

    总的说来，一篇论文或专著的真正功夫，看其文献还可知其研究的深度。红帆教授所著《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探源》是一篇意义恢宏、牵涉广泛的重要选题。姑且不说内容涉及历史、美术、音乐、戏剧、古文就已经是相当纷繁复杂了，事实上该著还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有关。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这不仅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底，还要有高超的驾驭材料的能力。红帆教授专著在文献阅读与选择上，选材精当、安排得当、运用恰当，特别是对每个论题的已有研究非常熟悉，可以说她做到了对每一份材料都了如指掌，并且能在相互比較的基础上加以筛选、运用和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是极为可贵的。再就是古文的运用问题，大凡跟历史有关的选题，肯定都会面临要引用许多文献。在一些著作中，有些作者连篇累牍，不停地引经据典，整页抄录大段古文，看起来似乎很深奥、很具学术性，甚至由此也会落一个论据充分、学风严谨的好名声，但效果未必最佳。红帆教授的著作在文献的运用和解读上则非常贴切，平实自然，画龙点睛，不是为了引用而引用。特别是作者还采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统计数字，其个案研究所得来的数据无疑是独特的、专门的。同时她还能借助出国访学的机会，搜罗经典，醉心学术，在本著中就有许多第一次直接从外文文献中翻译过有关近现代云南留学生学业、考试等方面的资料，这些文献与国内已有资料相配合，就使得该著在材料上更胜一筹。此外，该著不仅视野宏阔、层层推进、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尤其是文字顺畅明快，富有感染力。可以说，该书从序言到后记都不仅有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而且自始至终散发着作者对学问与人生、艺术与教育那种浓烈的情感、思考和回味，恒久绵长。

    注释：

    1（#云大历史系学者周立英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专著对于早在2009年已发表出版的红帆有关云南留日艺术学生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缺乏关注，无异于对云南留日艺术学生及其对云南文化艺术发展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与其专著题目不相吻合。缺失文化艺术研究是周立英专著的不足。

    2红著资料来源：《续云南通志长篇》《云南省志·教育志》《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发展简史》。

    3刘光智.云南教育发展简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125.

    4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立美术专科学校呈报学生名册及成绩表》。

    5红著资料来源：云南省档案馆《留日滇籍学生关于经费给行政公署和教育司的函呈》（1914年）、《云南教育行政报告书》、《铨叙局咨送教育司人事任免通报》（1922年）。

    6红著资料来源：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东京音乐学校一览》;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官费、自费生人数及学生年龄表》;日本东京日华学会编辑：《日华学报·日华学会寄舍在宿学生名表》。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