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 团结奋进
编者按：2019年，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适逢南开大学百年华诞。南开史学走过百年，底蕴深厚，对中国的历史学界影响颇深，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者。我刊将连续4期刊登文章，呈现南开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
关键词 演南开大学，拉美史，拉丁美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21-13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为目前国内高校仅设的两个“双一流”建设学科之一，世界史学科能够取得如此佳绩，其基础是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地区国别史长期以来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明显特色，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授予点，成为国内高校世界史学科最早的博士点之一。在1987年国家教委首批设立的国家重点学科中，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名列其中。此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几乎囊括了教育部在高校设置的各类资助名头，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985工程”哲学社科创新基地等，世界地区国别史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地区国别史涵盖的范围很广，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穷其所尽，只能是对某些地区和国别进行深入研究，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或品牌。美国史、日本史和拉美史是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的特色，有50余年的学术积淀，尤其是美国史和日本史，为国内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一流学科，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拉美史本应与美国史和日本史齐头并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后期未能及时恢复建制，导致研究人员流失，造成近20年的空档期。然而，拉美史学科在南开大学具有厚实的研究基础，一旦抓住时机，便很快异军突起，不仅与美国史和日本史一样重现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优势，而且很快成为国内拉美史研究的重镇。一、南开大学拉美史學科建制的演变?
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年轻的，拉丁美洲史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时间并无专门研究人员，更谈不上拥有专业研究机构了。在民国时期，有的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拉丁美洲史选修课。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地方性的教会学校，根据1927年历史系的课程表，“南美洲诸国史”为半年讲授。同一时期，南开大学历史系是否开拉丁美洲史课，尚未找到翔实的证据，但至少有学者在讲授某些课程时涉及拉丁美洲历史。据南开大学1923年历史系课程安排，世界史课程主要有“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等。显而易见，“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的课程必会把欧洲大国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课程的安排间接地表明，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在民国时期并未得到重视。
1949年之前，国内学界对拉美史的某些问题虽有涉猎，但多为介绍性的，缺乏深入研究之作。作为世界史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拉丁美洲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历史系随后相继开设了世界史专业课，结合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需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缺乏拉美史研究的专门人材，相关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只限于在讲授世界史时涉猎而已。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拉美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起了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家决策部门似乎在拉丁美洲发现了“革命”的“新大陆”。这种认识导致对拉美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研究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历史系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的课程。应国家对拉丁美洲深入了解之所需，设置专门的拉丁美洲研究机构提上日程。1961年7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率先成立，1964年，隶属于学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正式组建，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成为国内学界最早研究拉美史的建制单位。为落实中共中央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精神，相继在高等院校成立了几个专门研究拉美历史的机构，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的，标志着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进入了开创阶段。
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成立之初，梁卓生先生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梁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助教，后赴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先生从美国返回中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报效祖国。梁先生回国之初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1955年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成为拉美史研究室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之初的拉美史研究室可谓是兵强马壮，有6位研究人员。除了梁卓生先生之外，还有周基堃、洪国起、黄若迟、丁朝弼和梁吉生诸先生。据洪国起先生回忆，他毕业之后留在历史系任教，拉美史研究室组建时便奉命调入，随后被派到上海外语学院进修西班牙语。非常遗憾的是，“文革”后期，美国史研究室和日本史研究室先后恢复了建制，而拉美史研究室却未能续上前缘，原来的研究人员多数逐渐脱离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调到其他研究室任教或调往他校。1978年，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战略，为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恢复建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不知何故，梁卓生先生没有及时向学校提出恢复拉美史研究室的建议，此事自然就被搁置下来。1982年，梁卓生先生调离南开大学，到外交部主管的外交学院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梁卓生先生担任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主任虽只有两年半时间，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制定了拉美史研究的长远规划，强调西班牙语在拉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学习西班牙语，还送年轻教师到外语院校进修，把学校下拨的很少外汇全部用于购买外文资料，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的基础。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以后能够重新崛起，梁卓生先生可谓首功。
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虽没有恢复建制，但梁卓生先生在调离南开大学之前一直在历史系开设与拉美史相关的课程，培养硕士研究生。梁先生调离南开大学之后，很长时期只余洪国起先生独自坚持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培养拉美史方向的研究生。此时，与拉美史研究室同时创建的美国史研究室和日本史研究室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而拉美史教学与科研只有洪国起先生孤军奋战。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洪先生坚持在南开大学进行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实际上在做着延续拉美史学科于不断的工作，的确是功莫大焉。洪先生实际上一直在寻求重振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昔日辉煌的机会。这个机会尽管姗姗来迟，但最终还是等来了。要是洪先生没有让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的根脉延存下来，即使有机会，恐怕也非南开大学所能获得。
这个机会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教委加强了高校国际问题研究，由滕藤副主任挂帅，在具有基础的教委直属高校布设地区与国别研究中心。1991年8月底，国家教委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拉美问题研究科研工作会议。洪国起先生应邀出席，在会上做了主旨發言，引起与会的国家教委领导高度重视。洪先生从广州返回南开大学不久，便把几位对拉丁美洲研究有热情的年轻教师召集到他的办公室，传达了广州会议精神，我也有幸参加这次通报会。洪先生深知这是恢复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建制的一个千载难逢之机遇，表情显得很激动，按照笔记本的记录详细地给我们通报了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产生的最重要结果，是决定成立全国高等院校拉丁美洲重点课题研究协调小组，由南开大学牵头，北京大学协助，洪国起先生出任组长。协调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拉丁美洲重点课题研究规划，组织评审向教委申报的拉美研究课题，协调全国高校的拉美研究工作，结合重点研究课题向国外派遣访问学者和开展学术交流等。为了能够让协调小组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同年12月，南开大学第19次校长办公会议做出决定，组建实体性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那时我还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洪国起先生之邀，参与了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我于1993年6月留校工作之后，编制在拉美研究中心，但此时中心尚未正式挂牌成立，不过已经有了办公场所，地点在四宿舍汉语教学楼内的一层。办公室只有一间房，面积约40平方米，为原来的教室改造而成。筹备期间，洪国起先生把他培养的拉美史方向的研究生王萍与杨清分别从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处和历史系调到拉美研究中心做专职研究人员。她们调到拉美研究中心之后，不久便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系进修西班牙语。
拉美研究中心从筹备到正式挂牌成立，历经两年时间。洪先生非常重视挂牌成立仪式，这是他倾一生之心血所在，决不能草率行事，一定要在全校乃至全国造成声势，待到时机成熟后方可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拉美研究中心筹备两年之后才挂牌的主要原因。1993年11月下旬，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正式举行，会议规模不是很大，国家教委社科司科研处阚延河处长与会。参加会议的学校领导有南开大学原校长滕维藻教授、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朱光华教授，以及党委副书记王荫庭教授，杨生茂先生作为中心顾问也拨冗出席。在挂牌成立大会上，洪国起先生做了主旨发言，从1964年3月南开大学成立拉丁美洲史研究室谈起，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走过的崎岖历程，强调了拉美研究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详细地向与会人员汇报了拉美研究中心筹建过程，对国家教委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朱光华副校长代表学校发言，表示学校将会对拉美研究中心提供大力支持，力争把该中心建设成为能够在全国起到表率作用的研究机构，使之名副其实地协调全国高校的拉美历史与现状研究。阚延河处长在会上代表社科司表态，希望拉美研究中心能够帮助社科司对高校拉美研究课题做出规划，以便社科司在每年的规划项目指南中发布。滕维藻教授和杨生茂教授在发言中对拉美研究中心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这次会议不只是恢复了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的建制，更重要的是翻开了拉美史学科新的一页，在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按照学校的相关文件精神，拉美研究中心属于独立建制单位，文件没有明确规定编制。2000年下半年，南开大学大力推行学院实体化改革，按照一级学科归类，拉美研究中心合并到新成立的历史学院，成为学院内部的一个研究单位。拉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为4人，洪国起先生由校党委书记兼任中心主任，余者皆为专职研究人员，分别为王萍、杨清和我。董国辉199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留在拉美研究中心任专职研究人员，中心研究人员达到5位。杨清1998年调离南开大学;2002年，韩琦教授由山东经济学院引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美研究中心;2004年6月，李巨轸留在拉美研究中心任教，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秘书，中心研究人员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我与李巨轸2006年调离南开大学;潘芳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历史学院拉美研究中心任教;洪国起先生2007年荣退。洪国起先生为中心首任主任，在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心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目标就是要把中心建成一个能够引领全国拉美问题之先的研究机构;第二任主任为我本人;第三任主任为王萍教授;现任主任为董国辉教授，成员有韩琦教授、王萍教授和潘芳副教授。谭融教授和王翠文副教授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她们分别获得了拉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成果和研究课题涉及拉美史。从大的范围讲，她们两人属于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的重要成员，现在为拉美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人员。 二、拉美史研究的重点与取得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梁卓生先生调离南开大学之后，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只是洪国起先生独自所为。洪先生先后发表了《论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坚持大陆团结反殖的对外政策》《墨西哥1917年宪法的特点和意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价值判断体系初探》《墨西哥1917年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比较研究与思考》《中美洲政局和美国的政策》等论文，主要刊登在《世界历史》《拉丁美洲研究》《南开史学》等杂志上。这些论文多是为参加中国拉美史研究会所举行的学术会议而撰写的，虽只是就学界关注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但却具有向国内学术界彰显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尚未完全中断的重要意义。拉美研究中心在并入历史学院之前不承担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科研是中心的主要任务。拉美地区有30余个国家，中心研究人员不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能够在科研上做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中心领导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洪国起先生担任中心主任期间，经常召集中心成员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确定了中心科研工作的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不能四面出击，集中力量研究一些对拉美国家来说具有共同特性的重大问题，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个案来展示整体之特性，力争能够撰写出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形成拉美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特色。拉美研究中心从正式成立起至今已走过了26年的历程，中心研究人员秉承当年洪国起先生所确定的科研宗旨，力图在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史、拉美地区一体化与拉丁美洲现代化等问题上有所见解，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推进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自拉丁美洲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以来，美国成为影响拉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影子”在拉美地区发展过程中随处可见。美国也把同处于一个大陆的这个地区视为“后院”，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贯穿于其制定的相关外交政策之中，很长时期内不允许美洲之外的欧洲大国对拉美地区事务染指。洪国起先生长期给拉美史方向的硕士生开设“美拉关系史”课程，对美拉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着深刻的思考。我本人撰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美拉关系史的，攻读博士期间在杨生茂先生的指导下对美国外交的演变有了宏观上的整体认识。在拉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的科研工作例会上，中心把研究美拉关系史作为中心研究人员努力完成的一个近期目标，由洪国起先生挂帅，我具体负责设计提纲与撰写，最后由洪国起先生审定，力争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对美拉关系史研究有所深入。
实际上，洪国起先生与我对美拉关系史的研究，在拉美研究中心尚未正式成立时便开始了。1992年下半年，洪国起先生领衔申报的国家教委人文社科课题“使命观与美国对拉美政策”获得批准立项，随后这一课题经国家教委社科司认定转为教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对美拉关系史的研究当时在国内学术界算是一个“热点”，学者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但尚无一本系统研究的著作。这个课题是研究美国对拉美地区政策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历史，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具有延续性，这样就赋予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特性。我们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试图寻求贯穿于美拉关系史上的一根主线，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一种视角。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多次与洪国起先生讨论，我们认为“冲突与合作”是研究美拉关系史的一条主线。从拉美国家爆发独立战争到现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就建立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始终处于冲突的状态之下，但他们的冲突始终没有突破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进行合作的外壳，即泛美体系。冲突与合作浑然交织，不可分割。这不仅是过去美拉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必将在未来二者关系中继续表现出来。从这种研究视角俯瞰美拉关系的发展，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美拉关系的演变及其未来走向，并从中把握美国外交战略多变的原因及其一以贯之的强权外交实质。因此，拉美国家从整体利益上讲，既是与美国合作的一方——合作解决西半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美拉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与美国冲突的一方——利益的根本不同使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乃至对抗。这样，冲突与合作这对矛盾将继续交织在一起，在未来的美拉关系中充分表现出来。从这个研究思路出发，我们设计好撰写提纲，最终完成了《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专著，34万字，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成为拉美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出版的首本专著。
这部专著出版后反响还不错。北京大学林被甸先生在1995年2月中旬召开的世界史学科研究会上对这部专著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是我国学者“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而且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线，把美国政府各个时期的拉美政策连贯起来，从中把握美拉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杨生茂先生挥笔撰写了一篇书评，题目为《一本富有启迪效益和卓异见地的好書》，谈了他的读后感，对该书评价甚高。这篇书评刊登在《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5期。本书1996年被评为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而中心研究人员对美拉关系史的探讨并未到此为止，在此基础上把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有《关于冷战后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思考》《文化的困扰：克林顿政府亚太政策的一个误区》《试论美国向拉美“输出民主”的实质》《关于美国向拉美“输出民主”的历史思考》《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探源》等，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南开学报》《国际经贸研究》等杂志上。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美国文化与外交》（王晓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以及《人权·主权·霸权——透视美国人权外交》（洪国起、董国辉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美国文化与外交》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和美洲贸易自由化，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与当时国际社会所昭示的世界经济发展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引人注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两大趋势。世界经济区域化显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拉丁美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早，走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前面。然而，拉美地区业已存在的一体化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停止活动，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的高涨，才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组成的地区贸易集团获得了快速发展。它们表现出的强劲增长势头，标志着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乎每个拉美地区的国家都以某种形式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区域性组织，形成了相互交叉、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一体化格局。拉美地区最终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这种设想正在逐步向现实转化。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除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之外，显然是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开放密切相关。尽管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就属于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对改革的反作用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显得要大或更为直接。一体化首先涉及国家之间在经济制度建设上相互接轨的问题，所以就必然会促使介入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刀阔斧地革故鼎新，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相互让渡制定经济政策的部分主权，以便求同存异，在奉行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中实现共同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这一特征必然促使多数拉美国家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而研究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指导下的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为认识拉美国家的改革提供一个“聚焦点”。有鉴于此，拉美研究中心把拉美区域一体化作为研究重点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心人员在这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王萍教授的专著《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拉美一体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王萍教授研究拉美一体化已有多年积累，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探讨这一问题的。这本书虽然是研究拉美地区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但作者使用了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把对拉美一体化的认识建立在对大量资料解读的基础上，这样便使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和得出的结论更具客观性。作者考察了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和实践过程，把笔墨重点放到了拉美经济改革带来地区一体化的高潮，总结了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一体化所呈现出的特点。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拉美一体化思想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一体化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但其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发展动力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赋予拉美一体化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把追求地区的发展作为一体化的首要目标。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揭示出这个命题的本质特征与时代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陈芝芸研究员在《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书评，称这本书是“拉美一体化研究的创新成果”。在对拉美一体化问题研究过程中，王萍教授还先后发表了《南方共同市场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作用及面临的挑战》《结构主义与拉美的发展》《美洲自由贸易区与拉丁美洲一体化》《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中国》《普雷维什的地区合作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合作的战略关系分析》等学术论文，主要刊登在《拉丁美洲研究》与《现代国际关系》等杂志上。
研究拉美一体化，美国因素不容忽略，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直接介入了美洲一体化进程，试图联合拉美国家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我本人从1997年上半年开始这一课题研究，出版了专著《挑战与机遇：美洲贸易自由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全书近35万字，追溯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根源，分析了美国启动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原因，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探讨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南北美洲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合作形式是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布什政府提出的“美洲事业倡议”启动了这一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前奏，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本书还指出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给西半球各国带来的利弊得失，分析了“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美国对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巨大作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对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影响，美洲贸易自由化与WTO的关系，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发展与西半球国家经贸关系的影响，等等。本书的结论是，美洲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涉及几乎所有西半球国家的变革，北南美洲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已经无法置身事外。尽管美洲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谈判过程，但这场变革不会中途夭折，正在美洲国家的积极努力下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这本书是国内首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阐述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专著，出版后得到一些研究拉美问题专家的肯定，2002年获得了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研究美洲贸易自由化这个课题期间，我本人发表的相关论文有《美洲贸易自由化与拉美国家的战略选择》《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其前景》《美国与拉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趋向》《“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美国市场对拉美地区经济的意义》《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的“贸易转移”效应及中国的应对措施》《试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批评的评析》《自由贸易与墨西哥经济的发展》《美洲贸易自由化对提高拉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与《贸易自由化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等。这些论文刊登在《拉丁美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等杂志上。
现代化是审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视角，美国学术界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起步比较早，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美国学者明显是站在服务于本国全球利益的角度提出了衡量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他们阐述的现代化理论有着很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旨在让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设计好的道路实现所谓“现代化”，用美国的形象重塑发展中的世界，旨在为打赢与苏联的“冷战”争得新的盟友。美国学者通过确立的现代化标准来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开“药方”实不足取，但现代化的确是很多發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之后所开启的艰难进程，在这方面拉美国家比较具有代表性。国内较早开展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为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他所著的《现代化新论》出版之后，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热潮”，这种“热”至今方兴未艾，成为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开始与世界主流大潮融合的一种理论。在第三世界中，拉美地区国家获得独立比较早，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之后不久便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该地区先后奉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呈现出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政治模式的演变。对拉美地区现代化历程的探讨，既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共有特性，又能够对认识拉美国家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有一种新的解释。拉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认识到从现代化视角对理解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发展的重要性，遂将此确定为中心主攻的一个研究方向。在他们多年辛勤努力之下，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先后出版，成为中心在科研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韩琦教授在拉美现代化研究上成果颇丰。他是学历史出身，曾在山东经济学院主讲过世界经济。历史学的训练让他能够用更深邃的视角来看待影响拉美历史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韩琦教授1996年出版了专著《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虽未明确涉及拉美现代化问题，但实际上却为以后他致力于拉美现代化研究埋下了伏笔。韩琦教授2002年调到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之后，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拉美现代化研究。墨西哥现代化在拉美国家中颇具代表性，他把墨西哥作为个案研究，重点放到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之上，2011年出版了专著《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在这本书中，韩琦教授通过对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一是跨国公司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带来不少问题;二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墨西哥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作一种博弈关系;三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跨国公司作用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跨国公司本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和它的全球经营战略，另一方面取决于东道国国家的谈判能力、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韩琦教授2013年和2014年分别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墨西哥20世纪前半期的文化革新运动与现代化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获得批准，近些年他一直致力于这两个课题的研究。据悉两个课题已完成，分别提交国家社科规划办和教育部社科司结项。韩琦教授还承担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最终成果为一部译著和三本关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现代化的专著。他目前正在致力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0世纪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转型”研究。韩琦教授近些年发表了《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模式》《试析秘鲁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墨西哥革命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及其评价》《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历史根源》《拉美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乌拉圭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改革及其原因探析》等论文，这些论文刊登在《光明日报》《史学集刊》《四川大学学报》《世界历史》等杂志上。这些成果表明韩琦教授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已从墨西哥一国扩展到多个国家，试图以这些国家的发展来证明他提出的拉丁美洲现代化模式与实际发展相吻合。此外，韩琦教授还主编了《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是钱乘旦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之一卷，拉美研究中心人员参加了这部著作的撰写，从“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视角展现了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智利、中美洲、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特征。作为钱乘旦教授领衔完成的集体成果，这套“世界史现代化历程丛书”2012年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董国辉教授在拉美现代化的研究上取得了进展。劳尔·普雷维什是拉美本土产生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贸易发展恶化论”和“中心-外围论”等使他成为拉美发展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普雷维什的理论对拉美国家开启二战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战后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很难绕开普雷维什的经济发展思想。董国辉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对普雷维什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发掘原始资料，系统阐述了普雷维什发展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容，论述了其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理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趋势下是否已经过时，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作者通过缜密的分析，证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下，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理论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其具有的时效性不容忽视。这本书出版之后学界给予好评。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张森根研究员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在国内见到的对普雷维什经济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最为完整详尽”的著述。韩琦教授在《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发表书评，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普雷维什为阿根廷人氏，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董国辉教授完成了对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的研究之后开始致力于阿根廷的现代化研究，出版了《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这本书着重研究阿根廷从独立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层面剖析阿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以期客观地解释阿根廷从短时期内兴盛到衰败的深层原因。董国辉教授近些年发表了《“罗加—朗西曼条约”的签署及其评价》《阿根廷高乔人形象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渊源》《1880—1914年阿根廷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确立的历史进程》《初级产品出口与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文化分析》《论拉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根源》等论文，主要刊登在《世界历史》《拉丁美洲研究》《南开学报》《史学集刊》和《历史教学》等杂志上。
20世纪初叶以来，民众主义成为拉美地区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直接影响了拉美现代化的进程。阿根廷的民众主义则是拉美地区民众主义的缩影，研究民众主义能够从本土的视角对阿根廷现代化进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潘芳副教授多年来从事阿根廷民众主义的研究，出版了专著《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上考察了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起源，分析了这种思潮对阿根廷选择发展道路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她认为早期的民众主义造就了阿根廷初期现代化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化的不成熟，再加上社会的分裂，导致早期民众主义在阿根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然而，早期民众主义的精髓却依然在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庇隆时期的“经典民众主义”以及当前的“新民众主义”都是在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对早期民众主义的扬弃。学术界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尚存在着争论，这本书的出版对从本土文化视角认识拉美民众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潘芳副教授在研究这一问题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对阿根廷考迪罗的文化解析——以曼努阿尔·德·罗萨斯为例》《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文化诠释》《探析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理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民众主义兴起的内因》《拉丁美洲疫病影响初探——对西属殖民地早期的考察》等，刊登在《世界历史》《拉丁美洲研究》和《南开学报》等杂志上。
除了上述几个研究重点之外，中心研究人员还对古巴等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合作出版了《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洪国起、王萍等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著作。王萍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丁美洲大地产制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拉丁美洲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变迁”，董国辉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权发展道路比较研究”，这些项目已经结项，期待着研究成果能够早日问世，以促进国内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研究的深化。? ??三、南开拉美史学科在国内学界的地位
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与此前后在国内高校成立的拉美史研究机构还有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以及武汉师范学院的巴西史研究室。当时南开拉美史研究室有6位研究人员，学校也很重视拉美史研究的开展，拨付专款购买外文资料。要不是10年中断，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势必会发展为国内学界的知名研究重镇，不仅会成为南开大学的一个研究品牌，而且会在国内高校处于引领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很长时期里，南开拉美史学科只余洪国起先生顽强地坚守着这块阵地，与其他高校拉美史学科蓬勃发展的势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拉美史研究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国内的几个研究拉美史的重镇呈现出人丁兴旺的局面。说实话，国家很长时期并不十分重视拉美史的研究，但正是在一大批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之下，国内的拉美史研究呈现出了兴盛的趋势。当时担任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黄邦和先生曾说，20世纪80年代登记在册的会员最高时有500余名。这个数目是否精确，难以断定，但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从事拉美史教学与科研的人数之多，与进入21世纪之后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当时为拉美史研究的中心，研究人员最多时有10余人，如萨那、陆国俊、郝名玮、金计初、冯秀文、钱明德以及秦海波等先生;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设拉美史研究室，有诸如曾昭耀先生和张森根先生等五六个人从事拉美史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罗荣渠先生和林被甸先生;复旦大学以程博洪先生为带头人，有一批人在从事拉美史的研究，如方幼封、陈才兴以及刘文龙等先生，拉美研究室兴盛时有20余位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有李春辉先生和叶维钧先生;山东师范大学有王春良先生;河北大学有乔明顺先生;湖北大學有黄邦和先生与方迥澜先生。上述所列学者基本上为国内高校拉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与中坚力量。正是在他们的率领下，20世纪80年代国内高校的拉美史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湖北大学攻读拉美史方向的硕士，从事拉美史研究的学者除了黄邦和先生与方迥澜先生之外，还有张镇强、陈海燕、周世秀、蔡树立、尹宣、詹重淼，以及李季武等诸位老师，后来还把获得硕士学位的吴洪英、马莉和雷泳仁留在拉美史研究室任教，研究人员在1980年代后半期有十余人之多。湖北大学为一所省级地方高校，拉美史研究搞得“风生水起”，彰显了这一时期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繁荣图景。南开大学虽然位于这些高校之列，洪国起先生亦为国内拉美史研究的中坚，但因缺乏研究团队，南开拉美史学科很难说在国内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发挥引领学界拉美史研究的作用了。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拉美史研究的兴盛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到了90年代便开始滑坡，乃至进入21世纪之后在各个方面呈现出急剧衰落的状态。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1990年代初国内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与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的学科调整密切相关。这次学科调整把世界史学科由3个学位点合并为一，成为历史学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直接影响是世界史学科大规模萎缩。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一個重要分支，拉美史研究自然受到很大的冲击，科研人员逐渐减少，随着老一辈学者的退休，曾对国内拉美史研究做出很大贡献的科研机构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到了21世纪前半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职人员中，仅各余一人顽强地坚守着这块学术阵地。从全国范围来看，拉美史教学与研究人员的严重短缺，导致了令人堪忧的后果，许多高校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完全停止，很少有高校在本科生教学中开设拉美通史以及相关选修课，有些高校拉美史方向的研究生也因为没有导师而被迫停招。拉美史人才的培养实际上陷入了一种非良性循环的境地。当国内拉美史学科开始呈现出衰落之迹象时，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宣告成立，研究人员虽不是很多，却居于国内高校拉美史研究机构之首，很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给国内不景气的拉美史学科带来复振之希望。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之所以成立，按照国家教委最初的设想，是能够更好地承担全国高等院校拉丁美洲重点课题研究协调小组的职责。对这种职责的履行，实际上决定了拉美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在国内高校拉美研究领域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洪国起先生是协调小组组长，副组长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林被甸先生，成员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黄卫平教授（后换成了樊素杰教授）、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的方幼封教授，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系的赵士钰教授，我充当了秘书的角色。按照教委社科司的要求，协调小组起草了国家教委“九五”拉美研究课题的规划项目。1994年11月6日，洪国起先生在南开大学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拉美科研工作会议，与会者主要是协调小组成员，还有一些高校研究拉美问题的学者，国家教委社科司马樟根副司长与会。在这次会议上，洪先生汇报了协调小组近期开展的主要工作，就如何促进高校的拉美研究展开讨论。这次会议之后，社科司给拉美研究中心拨款3万元，主要用于协调小组日常工作的开支。1995年11月底，协调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会议，成员尽数到会，社科司科研处阚延河处长与会。会议由副组长林被甸先生主持，洪国起先生做了重点发言，汇报了起草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拉美研究课题的一些想法。阚延河处长即席讲话，表示社科司科研处会对协调小组工作提供大力支持。这次会议之后，协调小组再未召集过工作会议。协调小组的“昙花一现”主要是国家教委不大重视的结果，但其在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拉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在国内学界的影响。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为民间社团学术组织，1979年12月在武汉市洪山宾馆举行的中国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宣告成立，成立之初的20年，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湖北大学（前身为武汉师范学院）。秘书处所在的高校至少应该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有一位国内世界史学界认可的拉美史研究领军人物，带领着一批人从事相关研究;其二是有一个拉美史研究机构。湖北大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秘书处设于其内为众望所归。中国拉美史研究会是全国研究拉美史学者的共同组织，发挥着促进国内拉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倘若没有这个全国性的研究组织，国内拉美史研究人员就会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散漫状态。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可以把全国研究拉美史的学者凝聚在一个组织之内，秘书处所在研究机构自然被他们视为全国研究拉美史的中心或至少为中心之一。秘书处设在湖北大学期间，秘书长黄邦和先生投入很大的精力，在经费并不十分宽裕的情况下，让这个全国一级学会运行良好，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引人瞩目。他率领一班人马组织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定期编辑出版《拉美史研究通讯》，组织全国拉美史研究人员将各个图书馆馆藏的有关拉美史的外文图书汇总，油印了四大本国内各大图书馆馆藏拉美史西文书目，开展会员之间的校级互访。20世纪80年代国内拉美史研究的兴盛，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设在湖北大学的秘书处同样是劳苦功高。湖北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之所以研究人员达到十余人，与研究会秘书处设在该校同样有很大关系。湖北大学拉美史学科为国内拉美史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依然为国内拉美史学界同仁所存念。
黄邦和先生退休之后，湖北大学拉美史学科失去了主心骨，衰落之快，让人猝不及防，到了2004年之前竟无一人，好像连这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研究室也不复存在。一个学科创建起来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衰落起来非常快，常常是转瞬即逝。其实，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湖北大学拉美史学科便已呈现出难以遏制的衰落势头，再加上内部不和，相互掣肘，研究人员或退休或调离，开始失去了作为全国拉美史研究中心的地位。有鉴于此，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秘书处自然也不宜继续设在湖北大学。此时，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正好满足了秘书处设立的基本条件，洪国起先生作为学界公认的拉美史领军人物之一，在罗荣渠先生突然去世之后出任了研究会代理理事长，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在国内拉美史研究呈现不景气状况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已成为国内高校拉美史研究的重镇。经过中国拉美史研究会诸位理事长开会讨论，决定将研究会秘书处从湖北大学迁到南开大学。1999年11月2日，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国防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进行理事会改选，经过与会会员投票选举，洪国起先生当选为理事长，林被甸先生当选为常务副理事长，我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秘书处正式由湖北大学迁到南开大学。自此以后，作为秘书处的所在单位，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承担起中国拉美史研究会运行的职责。
中国拉美史研究出现不景气之状，主要表现为后继乏人。因此，如何加快培养青年科研人员是当时国内拉美史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是能为年轻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势必会有利于他们的学术发展。很多年轻研究人员早就发出呼声，希望秘书处能够加强国内研究拉美问题的年轻学者之间的联系。我担任秘书长之初，与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长江时学研究员协商，以两个学会的名义举办“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将国内研究拉美问题的青年学者召集在一起，集中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亦可请一些学界前辈讲治学之道，青年学者之间可通报各自的研究课题，起到互相促进之效。我们随后向两个学会的领导苏振兴先生和洪国起先生汇报了此事，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首届拉美研究青年论坛”于2000年4月21日至22日在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会议主题为“进入新世纪的拉丁美洲”。青年人思想活跃，不大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发言踊跃，讨论热烈，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争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商谈把拉美研究青年论坛常态化，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拉美研究青年论坛最初几年并未严格按照两年举办一次的规定，但总算坚持下来了，如今已成为这两个研究会的一个品牌，为国内研究拉美的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拉美研究青年论坛能够持续至今，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付出很大的努力，与此同时也扩大了拉美研究中心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
拉美研究中心的成员全部投入到研究会的工作之中，洪国起先生为研究会理事长，我本人为秘书长，韩琦教授为副秘书长，王萍教授和董国辉教授在研究会也承担了具体工作。2007年10月20日，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我当选为拉美史研究会理事长，韩琦教授为常务副理事长，王萍教授为秘书长，董国辉教授为副秘书长。2012年10月20日，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武夷山举行，王萍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董国辉教授担任秘书长。2017年11月25日，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了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韩琦教授当选为理事长，董国辉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萍教授连任副理事长，潘芳副教授为秘书。从洪国起先生担任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理事长之日起，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与研究会便难以分开彼此，差不多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研究会经费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每次研究会召开年会和会员代表大会，拉美研究中心通常会多方筹措资金，研究人员尽数投入到会议筹备工作之中。研究会每次举办的学术会议深得与会者称赞，拉美研究中心成员为此付出了很大辛劳。正是在拉美研究中心在职研究人员与兼职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10万元注册资金问题，并设立了“中国拉美史研究会青年论著奖”基金。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能够在这一研究领域居于重要地位，显然与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南开大学以及中心成员为研究会所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学科，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做出很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固然很重要，但人才培养同样不可或缺。中国的拉美史研究人员主要是靠国内培养，对人才培养的多寡与质量高低自然成为衡量培养单位在学界地位的重要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始与世界接轨，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先后成为国内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南开大学历史系是国内最早培养拉美史硕士研究生的单位之一，梁卓生先生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梁先生调离南开大学之后，洪国起先生从1987年开始招收拉美史方向的硕士生。不过，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在培养硕士生上很长时间未能形成团队效应。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湖北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两所地方院校的拉美史学科处于向上发展的势头，为国内学界培养了一批拉美史研究的硕士生，他们至今依然活跃于学界，成为国内拉美史学科的领军人物。这两所学校拉美史学科一旦失去团队效应，势必很难在培养人才上能够有所作为了。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在培养拉美史专业人才上开始具备了团队效应，为国内学术界培养了大批的硕士和博士，可谓是公认的拉美研究人才培养基地之一。经过多年的不断修订，拉美研究中心在拉美史课程设置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体系。洪国起先生1996年评为博士生导师，拉美研究中心培养专业人才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本人1998年评为博士生导师;韩琦教授2007年评为博士生导师;王萍教授2008年评为博士生导师;董国辉教授2016年评为博士生导师。迄今为止，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培養了近50名博士生，80余名硕士生。目前在历史学院拉美研究中心任教的4位人员皆为中心培养的博士生，其他人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主要在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国内拉美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已走过了55年的历程，其在国内拉美学界影响力的上升与具有一个活力向上的研究团队具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团队效应在科学研究、公共服务，以及培养拉美史研究人才上充分体现出来。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走过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表明，一个学科被国内同行公认为在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研究团队是基础，科研成果是关键，培养人才是指标，公共服务是必要。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基本上满足了这几个衡量标准，因此在国内拉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起步很早，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曲折的道路上能够走到如今实属不易。诸如梁卓生和洪国起等先生筚路蓝缕，艰难开拓，为拉美史学科能够在国内学界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曾经是拉美研究中心的一个成员，经历了拉美史学科在南开大学重振的艰辛过程，因此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局面。我虽然离开南开大学已经十余年之久，但从来没有隔断与拉美研究中心的密切联系。我非常关注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的发展动向，对中心成员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感到由衷的喜悦，对中心存在的问题也是尽我之力帮助解决或缓解。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近些年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从外部大环境上讲，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学科进行了调整，在全国世界史同仁的不懈努力之下，世界史由原来只属于历史学8个二级学科之一调整为一级学科，在理论上讲可与中国史学科并驾齐驱。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必会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强大的推动力，拉美史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呈现出前景可观的未来。从内部小环境来讲，南开大学世界史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校院领导必会重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拉美史作为学院世界史学科的“品牌”之一由此能够获得发展的资源。当然，良好的客观条件固然有利于拉美史学科再创新高，但关键因素还是取决于拉美研究中心能否充分利用这些外部条件，使拉美史学科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推动国内拉美史研究不断深入做出贡献。
一个学科能否有发展潜力，具有一支人数适当的研究队伍非常重要。拉美研究中心在职人员最高时为6位，但未能持续太久，4位研究人员的规模为常态，从拉美研究中心运行开始一直维持至今。与国内其他高校拉美史机构人员相比，南开拉美史学科研究人员的数量长期居于榜首，至今鲜有高校相同学科超过。但与世界史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拉美史学科人员就显得不足。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主要由美国史、日本史和拉美史所构成，美国史研究室人员长期保持在八九位，目前有8人从事美国史研究;日本史研究人员一直居多，如今至少有10人从事日本史研究。拉丁美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30余个国家组成的地区。要是研究人员过少，对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难以展开研究，更不要说在国别研究上能够有所作为了，很多国别历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应该瞄准几个研究方向引进相关研究人员，人员数量至少应该比目前在职人员数翻一番。客观上讲，现在国内培养拉美史高级研究人才的单位不是很多，随着国内学界“拉美热”的持续上升，拉美问题研究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近些年培养了不少博士生，但几乎无人能够达到留校任教的标准，其他高校毕业的优秀博士生不见得愿意到天津工作。这大概是中心很多年未能有新入职研究人员的主要原因。拉美研究中心可把引进人才的视野转向国外，引进在美国或拉美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为他们回国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或者学习上海大学历史系拉美史学科发展的模式，面向全球招聘研究人员，引进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拉美国家籍相关中青年学者。不过，引进人才决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短缺高级人才的引进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但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引进人才规划，只要不懈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确定的目标迟早会实现的。
如果说二三十年前拉美问题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还处于“边缘”地位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拉美热”。这与国家对拉美地区越来越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国内高校拉美研究机构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60余家，遍及中国大地，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相对集中，有30余家。全国高校约有16家拉美研究机构成为教育部备案基地，数量之多，在国内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罕有。当前国内学界对拉美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机构数量多固然是好事，但质量显然与数量没有成正比例发展，学术研究精品甚少，对拉美国家历史与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研究的论著付之阙如。拉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首任主任洪国起先生就确立了中心研究的基本方向，即通过对带有共性的拉美历史问题研究，来为认识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提供历史借鉴。这是一个富有战略性的广阔视野。如果只重视现状而忽视历史，结果只能导致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多少有些“无本之木”，通常会流于对表面现象的一般性描述，很难从发展过程中揭示其本质所在。因此，研究历史与认识现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重视历史研究只能说是“目光短浅”，难以对现实问题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拉美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美拉关系史、拉美现代化进程和拉美地区一体化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是缺乏大量使用原始档案对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解读，国别史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高校中就算是居于前茅，但与美国史、欧洲史和东亚史等区域与国别史相比，研究差距还是十分明显。国内拉美史学者已经有很多年未能在《历史研究》这样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了，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论文也明显少于其他地区与国别史。很多重要的国别已经出版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多卷本通史著作，如多卷本《非洲通史》早已问世。作为国内高校实力最强的拉美史研究群体以及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应该发挥国内拉美史研究“领头羊”作用，组织国内拉美史专家集体攻关，编撰一套多卷本的拉丁美洲通史等。在國内高校拉美史研究者的眼中，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高校拉美史研究的中心，这是拉美研究中心走过的二三十年历程和积累的研究资源所确立的一种地位。这里只是希望拉美研究中心不仅在研究上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撰写出精品力作，而且能够更为主动地承担起协调全国高校拉美史研究发展的重责，在促进国内拉美史研究不断深入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在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应该说已走在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前列，很大程度上为国内拉美史研究的未来振兴积蓄了人才。然而，如何能够培养出更能适应现在国内拉美史研究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这既是国内拉美学界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拉美研究中心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教授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拉美研究中心被国内学界同仁视为拉美高级研究人才培养基地，从这里毕业的博士生分散在全国各个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他们正在成为国内拉美研究的主力军，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才标准。国家早就出台了多种人才奖励计划，如教育部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长江学者”，中组部等多家部委选拔的“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世界史学科获得这些人才称号的学者主要分布在美国史、欧洲史、东亚史、非洲史、古代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拉美史或拉美现状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几乎无人与这些国家人才计划有缘，甚至获得的省级人才支持计划的学者也很少见。追根溯源，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拉美史或拉美问题的中青年学者没有特别过硬的研究成果。拉美研究中心承担着培养拉美史研究人才的重任，硕博士阶段的培养对未来学术发展非常重要，但培养出优质硕博士绝非易事。首先，导师要有一套适应每个学生的培养方式，不能让学生放任自流，在论文选题上严格把关，鼓励他们选择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课题进行研究;其次，学生有什么学术上的疑难之处，随时给予答疑解惑，把对他们的培养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再次，通过与拉美国家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相互交换学生，尤其让每个博士生在学期间能够到拉美国家大学访学进修，一方面可以查找到撰写论文的相关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西语交流的能力。国内世界史学科领军人物多在硕博士阶段受到良好的训练，博士论文在学术界常常是“一炮打响”，奠定了未来成为某个学科带头人的基础。拉美研究中心的几位博导肯定积累了培养学生的经验，这里提出上述几点他们可能早就付诸实践。要是拉美研究中心在未来能够培养出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学者，那么对中国的拉美史学科来说功莫大焉。
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一直是我在各种场合呼吁继承的宝贵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的拉美史学科能够发展到今天，与老一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学术环境和研究资料都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的条件之下，牢牢地坚守着拉美史研究的这块阵地，为这一在世界史学科中很重要的区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现在虽已经退休，但很多人依然笔耕不已，还在为中国的拉美史研究能够走向兴盛做着贡献。他们曾经是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的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研究会虽位于全国一级学会之列，但规模属于中等。我作为研究会秘书长，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事多年，对他们的严谨学风和团结精神感触良深。研究会每遇大事，他们必会相互通气或坐在一起商量解决办法。他们提出不同的看法可谓正常，但从来都是从研究会的工作出发，为研究会的发展而考虑，丝毫不会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在内。研究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活力与他们之间的团结协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在一个受共同规则约束的集体组织内，主要领导之间的团结协作至关重要，倘若他们不团结，相互抵牾，那么这个集体势必会如一盘散沙，工作不仅难以开展，而且会导致内部问题丛生。这样的例子在学界不乏鲜见。拉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不多，但未来中心的人员肯定不止目前规模。拉美研究中心欲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中心领导一定要有意识地培养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只有大家齐心合力，中心才会有奋发向上的活力，也才会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中心工作开展中出现不同意见甚至争执为正常现象，关键是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谈，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家和万事兴”用在一个集体中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我曾经与中心主要成员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在“和则兴，裂则衰”上达成了共识。洪国起先生有一次与我们几人讨论拉美研究中心的发展前景时，特别强调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洪先生言之切切，意味深长，让在场者无不感受到洪先生对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的深深情怀以及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能够在过去几十年期间取得一些成绩，显然与中心具有的“团结”传统是分不开的，拉美研究中心要在未来有较大发展，团结协作更为重要。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走过的这五十余年历程尽管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是坎坎坷坷，但这个学科还是顽强地坚持下来，在危机与挑战中谋求发展，不断地推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过去几十年不敢说是非常辉煌，但的确是成绩斐然。我个人希望目前承载着拉美史学科“更上一层楼”的拉美研究中心在未来的岁月中，团结奋进，协同创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在推进国内拉美史研究上发挥名副其实的“中心”作用，创造出比现在更为引世人瞩目的辉煌。这是南开大学拉美史学科老一辈学者的真切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努力奋斗的动力，更是下一代学者能够将之变为现实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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