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自浅深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03-09
采访时间：2019年8月
采访地点：郑州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高依宁、王梦梦（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问：张老师，您好！可以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吗？
答：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说实话，我是懵懵懂懂走上史学道路的。1980年，我从河南灵宝弘农河畔一所乡中——灵宝第十三中学毕业，是我们学校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的都是师范类院校中文专业，因为那时做“文艺青年”是年轻人的梦想。但是，班主任杨景商老师非常生气：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是历史老师，杨老师特别希望我学历史，毕业后能接替他的工作。为了不让老师失望，我就在志愿书上加了历史专业，结果第二志愿被录取到河南师范大学（1984年我毕业的时候学校更名为河南大学）。
大一时沉迷于文学作品，尤其是琼瑶的小说，其实没怎么好好学历史专业课，后来在老师们的引导与影响下，逐渐培养了对历史学的兴趣。记忆深刻的一次触动是老教授鞠秀熙先生的报告。背景是林嘉坤先生担任系主任后，要引导年轻人重视外语学习，所以请鞠先生跟大家交流。鞠先生是留美博士，二战结束后回国，他跟我们介绍了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谈起了世界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眼中的美国以及英语的世界影响力等。鞠先生仪态优雅、风度翩翩，言语中夹杂几句听起来十分地道的英语，确实打动了我，使我认识到学习历史可以成为这么杰出的人。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使我喜欢史学、感受史学魅力的是授业导师的耳濡目染与言传身教。我有幸遇到了三位好导师，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我。
第一位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任重教授。任老师在大四的时候教我们《现代国际关系史》课程。我听课十分认真，笔记也做得完整，但是天生腼腆，不敢跟老师当面交流。记得考试过后的一个下午，天气很热，任老师穿着黑色裤子、白色上衣，一手提着个黑包，一手拿着芭蕉扇来到我们的寝室，问谁是张倩红，我诚惶诚恐，任老师说要当面考我一个问题：黑海海峡包括哪几部分？我冲口而出，他听完很满意地说：“你的试卷上把达达尼尔海峡写错了，这本来不是得分点，但我要来确认一下，看你是笔误还是知识点没掌握，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心给你得100分了，我教书多年这是第二个百分试卷。”如今3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都会被这种朴素的师者风范所感动。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当了世界史老师，那一年我20岁。最初分到世界中世纪史教研室工作，大约一个月之后，系里又通知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用时任系主任朱绍侯先生的话说，是因为“任老师来我这发脾气，非要你去做他的助教”。在做任老师助教的过程中，我又考取了他的硕士生。任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认真做事的态度，对教学一点都不含糊。记得我第一次上课的讲义是用16开的稿纸写了五本。上课前，教研室主任任老师、副主任万松玉老师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看完第三本之后任老师患上了眼疾，他把剩余的内容转给副主任万松玉老师。30多年来，我一直小心保存着这些讲义，因为上面有两位老师修改的墨迹。那时，河南大学历史系每一位年轻教师上讲台授课前，教研室全体老师都要集中听课，提出意见与建议。当时学校的育人环境非常好，我们世界史老师有多位是留学归来的，学术水平很高。记得任老师唯一一次对我的批评，是因为我的不认真。因万老师要外出开美国史的年会，让我帮她校对油印的论文，那个时候我对校对没有任何概念，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草草通读一遍就交给打印社了，结果油印本出来后有多处错别字。任老师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我，还特别强调说：当老师不认真做事，只能误人又误己。
第二位影响我的人，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彭树智先生。我毕业后不久，曾参加世界现代史学会在烟台举办的助教班，彭先生是授课老师。他当时讲的主题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与亚非拉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彭先生温文尔雅、娓娓道来，讲述他对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的新认识，先生的学识让我茅塞顿开。1996年，我决定考博士的时候就选择了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我觉得收获很大。一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东史的知识，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图书馆与中东所的资料室度过的。我是工作了10多年以后又回到校园里，当时孩子刚上小学，感到学习的机会特别难得，所以比别人更用功一些。很多女同学经常谈起她们逛“唐城”的感受与收获，我却几乎没去过西安城的旅游景点与商场。直到毕业答辩过后要离开西安时，我才抽出时间去了一趟唐城，结果很失望，原来唐城不是“城”，只是一个百货大楼。二是增长了见识、训练了思维。彭先生很少批评学生，总是很和蔼，学生在学业上有一点点的进步都会得到他的鼓励。彭先生给我们上了一门专题课，每次上课都会复印他的一篇文章发给大家，先生不仅讲文章的观点，还要谈他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思路的来源、资料收集的过程等。先生不经意间谈到的一些事情、一些想法，给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先生学贯中西，学术素养特别好，许多大家熟悉的历史现象，他往往会从历史交往、文明互鉴的角度给出新的结论。我求学的那个时期正是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不断成熟、完善的阶段，出版发表了大量论著。我收获最多的是研读彭先生的文章与著作，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着去思考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向老师请教。为了更好地与老师交流，每读完一本书我都会尝试着去写一篇读后感，拿给老师斧正。后来这些读书心得也相继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西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对自己的鼓励非常大。
第三位是我的博士后导师钱乘旦先生。1999年从西北大学到南京大学，感受到的是一种更开放的学术空间。那个年代博士后名额很少，进站的人也都非常认真。钱先生的特点是思维特别严谨，理论修养他人莫及，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非常强。每一次见老师之前，我都要认真准备，梳理好自己的問题。从钱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一位高水准历史学家，不只是要大量掌握史料，更要有认识水平、理论修养、思辨能力与当下意识。在做博士后期间，我旁听了钱先生所讲的一些博士生课程，他每讲一个问题，都饱含着对社会现实、当代中国、人类命运的关切。钱先生给我的科研选题是“犹太教的现代化”。先生认为，古老的犹太教之所以能够传承，并且在当代社会依然发挥作用，与其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从现代化的视角去观察、研究犹太宗教与文化的演变轨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独特的视角。钱先生还希望能把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做对比研究，但后来由于资料的局限，我把博士后出站的报告题目改成了“犹太文化的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一课题，在钱老师的指导之下，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化理论。我认真研读钱老师关于现代化方面的著述，尽力理解和领悟他的一些观点。出站报告从题目确定到成文的过程中，钱老师给了我很多指导。出站报告《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后来收入钱乘旦先生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该书以现代化为主线，以启蒙时代、解放与改革时代、犹太复国主义时代，以及以色列建国以后的犹太文化发展为脉络，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中所迎来的机遇、所面临的挑战，也尝试着通过文化现象来透视犹太社会的发展变化。
问：您为什么选择犹太-以色列史作为研究方向？
答：1988年，我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与导师谈起了对毕业论文的打算。我对老师说：两本书使我对犹太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本是《安妮日记》，另一本是潘光旦先生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我想把犹太人问题作为我的论文方向。老师立刻打断了我，他的态度很坚决：第一，有关这一领域的支撑史料过于欠缺，很难写成一篇几万字的学位论文;第二，对民族性的评价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即便是文章写出来也很难发表。老师建议我从国际关系方面选题，但是我实在割舍不下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没有听从老师的意见，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为了收集资料，我去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怀着6个多月的身孕在北京、上海的地下室旅馆里度过许多时日，最终完成了5万多字的毕业论文《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研究》。尽管文章还比较稚嫩，但确实是国内较早以犹太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当时河南大学世界史专业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我们的学位是从辽宁大学授予的。论文答辩过程很顺利，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而且答辩过程中还有不少师生看到海报前来旁听，这件事情对我激励很大，任老师也非常高兴。也是承蒙导师们的提携与厚爱，后来的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都是围绕这个领域。
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在以色列的博士后经历也非常难忘。第一次是2000年8月，我有幸入选科特（Kort）基金，作为中以百名博士后项目的成员，在巴-伊兰大学跟随约书亚·施瓦茨 （Joshua Schwarts）教授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施瓦茨教授主要研究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历史，是古代耶路撒冷问题的专家，他所主持的“英格博格·雷纳尔特耶路撒冷研究中心”（Ingeborg Rennert Center for Jerusalem Studies）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与工作条件，当时查阅、复制以及往国内邮寄资料都是免费的（享受本院教师的待遇）。巴-伊兰大学人文学院是研究犹太文化、犹太历史的重镇，这段经历让我初步了解了犹太学者的学术思路和他们的视野。
2004年，我再次来到希伯来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跟随罗伯特·威斯屈奇（Robert Wistrich）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反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经过这两段以色列求学之旅，我对犹太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结识了一些学界朋友，也对以色列社会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也因此更加热爱犹太-以色列研究这个学术领域。
在学习犹太史-以色列史的过程中，还有一位对我影响终生的人——加拿大籍华裔丘才廉（Len Hew）先生，丘先生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退休后在中国做希望工程，并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对于犹太文化的热爱像纽带一样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2000年相识至今，丘先生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我们一起建设研究机构、设立论文奖、培育学术新人，共同见证了犹太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30年一路走来，我们由当初的一位老师、一位研究生，发展到今天，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已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前景的十多人的犹太-以色列研究团队，我们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已超过百人。这期间，饱尝过收获的喜悦，也确实经历过无数的坎坷、曲折甚至磨难，值得欣慰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朋友给予帮助和力量，我们这个小团队总是能凝聚在一起，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始终没有放弃。
问：近年来犹太文化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您出版了《犹太文化》《犹太文化的现代化》《犹太人·犹太精神》等著作，您觉得犹太文化中有哪些最闪亮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您在学习研究犹太文化的过程中有哪些感悟？
答：犹太文化确实有许多观念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感悟。首先犹太文化中蕴涵着选择自由和追求平等的理念。从摩西出埃及到第二圣殿被毁时期，犹太历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旋律。在巴勒斯坦沦于强国统治的非常时期，犹太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抗与斗争。再到圣经与第二圣殿时期，其犹太英雄主义不仅流传千古，而且无疑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財富。此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遭际面前，犹太人又竭力保存精神的火种，通过社会精英的努力而传承了民族智慧。大流散时期，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与向往，仍然是犹太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
犹太文化中所体现的那种推崇集体与张扬个性的观念，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犹太民族是一个崇尚群体智慧的民族，传统的希伯来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上帝的契约不是与立法者摩西个人所立的，而是与全体以色列人所立的。正是这种集体意识深化了民族精神，使得犹太人始终牢记他们属于命运共同体，个体寓于群体之中，在灾难与迫害面前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共渡难关。在长期的离散过程中，正是群体观念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把一个失去疆域、命运多舛的民族从情感上联结在一起，从而保证了犹太精神犹存、犹太文化犹存、犹太民族犹存。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并非盲目地崇拜群体，他们从不贬低个人的价值。犹太人认为，别人与自己一样是构成社会的要素，“人”与“己”的价值同等重要，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强调“人所不欲，勿施于己”。
另外，犹太人一直保持忧患与培育乐观的意识，这也是犹太文化的可贵之处。源远流长的反犹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犹太人的忧患感与成功意识。由于反犹主义的历史几乎与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犹太人在经常性的迫害和灾难中孕育了一种异常坚韧的忧患意识，再加上他们那种乐观、坦荡的心态，对犹太人的生存与发展起到独特的推动作用。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几千年的犹太智慧可以浓缩为一点，即乐观向上。
犹太人具有追逐盈利与施与慈善的行为习惯。犹太教强调神人之间的“约定关系”，在这一宗教传统的影响之下，犹太人形成了重合同、守契约的商业信誉观念。《塔木德》教诲人们要重视金钱、珍惜自我，并且强调诚实无欺、公平竞争的交易原则。与追逐盈利同等重要甚至更加神圣的理念，是犹太文化强调乐善好施的精神。由此，犹太人不仅是最为精明的商业民族，而且也是最为慷慨的慈善民族。犹太人的慈善精神一直延及现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犹太国家的事业纷纷慷慨解囊，这也正是犹太文化在遭受外部世界频繁而强烈的打击迫害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犹太人坚守传统与时刻求新的意志也是其文化中的闪亮点。综观犹太历史与文化演变历程，勇于创新与坚守传统一样，是犹太民族不朽的精神动力。在犹太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履历表上，不管是在历史的高潮期，还是在国破家亡、圣殿被毁、流落他乡的受难期，犹太人总是表现出出色的创新品质。首创一神教、建构古典伦理、创新资本经营模式、诺贝尔奖神话、以色列国家的创新奇迹等，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而犹太人的创新动力正是源自犹太文化的滋养与孕育。
提到感悟，我觉得在学习犹太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抱着一种客观平常的态度。近年来，学界有一种苗头，特别夸大犹太人的作用、过于美化犹太文化，我在《犹太文化》后记中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与读者共勉：
首先，不要用教条性的文化标签去简化深邃的文化实质。说起犹太人的民族特性，许多中国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们的“聪明”与“富有”，而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会十分警觉地分辨这样的看法是由衷赞叹还是弦外有音？就“聪明”而言，尽管该术语在中文字典中并无贬薄之意，但在西方文化的情景中，“聪明”与“狡猾”甚至“奸诈”之间的区分并不明确，常常使犹太人立刻联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自私透顶、狡黠至极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而这已成为千百年来在基督教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甚的犹太人形象。就“富有”而论，尽管犹太人自己常常并不真正避讳金钱对个体生存与民族延续的独特作用，但对于非犹太人谈论“犹太钱”却十分警觉、高度紧张，因为自中世纪以来直至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对于“犹太钱”的聚焦与放大一直是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的前奏与借口。
我们不应用本民族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心理去定位另一种文化。对于犹太文化现象的解读，必须尽可能地置身于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与客观氛围之中，应该对之抱有“了解之同情”，切忌用中国人的惯常心理去猜测，武断地下结论。例如，犹太人的饮食禁忌中有不食猪肉的规定，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猪为不洁之物，猪肉不合乎饮食法;但在中国曾一度流传的畅销书中套用中国人的崇祖观念，说因为猪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他们不食猪肉。这种典型的“中国化”思维就忽略了犹太文化中的客观现象。
同时，我们不应因主观的问题预设而忽略了文化的广泛内涵。犹太人问题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两个大前提之下：一是“开眼看世界”的风潮，二是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此情况下，中国人在认识理解犹太文化之前往往先有了这样的问题预设：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向犹太人学习什么？除了对财富与智慧的渴求以外，当今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也是这一预设的心理导向。诚然，在这样的预设下介绍犹太文化、引起国人兴趣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我们长期禁锢于这样的预设，成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就很容易忽略甚至误解犹太文化体系中的其他重要内涵。如果过多地拘泥于自身的文化诉求，那么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我们的学术视野、学问境界与学科建设。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对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多样性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中国的文化研究要想早日与国际社会接轨，就必须更多地超越自我、跨出本土，去把握国际学术界的流行话语与游戏规则。
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不可忽视文化的普遍价值。近些年来，部分学者涉足中犹文化的对比，并围绕传统伦理、教育思想等领域开展了很有见地的研究。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往往容易读出这样的信息：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举世仅有的两个没有断裂而保持了元典文化特色的民族，都是世界文明史上早熟的、为人类做出了极大贡献的民族。然而，我们在获得这一自豪感的同时，还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究竟哪些文化因子与思想观念是两个民族所原创的？哪些是文化的普遍价值，是多民族所共有的？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两个比较对象本身，必须扩大至所有可能的研究范围之中。这样，我们的文化比较研究才是建立在更开阔的视野与更科学的基础之上。
总之，让犹太文化回归客观，以理性之心、平常之态去领略犹太文化的魅力，去体味中外文化的异同，去改变我们的认识偏差，去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这是学人共同的责任与使命，也是新时代犹太研究所应恪守的原则与标准。这样，中国的犹太研究就能在不失中国特色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综合性学科。
问：您的《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您能简要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答：《犹太史研究新维度》这个课题前后历时6年，难度比较大，资料难寻。这本书主要围绕希伯来王国“有限君主制”“政治希伯来主义”与近代共和观念、现代犹太历史观念的产生、当代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纳粹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巴以冲突与后犹太复国主义等关键性问题而展开研究。全书力图从国家形态、历史观念与集体记忆等维度入手，探讨这些层面如何与犹太历史的发展发生联系，并将政治观念的演变与身份认同的塑造结合起来考察，以此折射出犹太史中传统与现代交错繁复的历史面相与独特意蕴。本书除绪论以外，大体分为三部分：
上编主要分析了古代希伯来的国家形态与政治传统。首先，对希伯来王国时期的国家形态与政治体制进行研究，认为希伯来君王不仅无权制定法律，而且受到《托拉》这一根本大法的限制;而拥有献祭和传言等精神权力的祭司与先知不断对君王的违法僭越行为进行监督，反映到实际政治生活之中即是神权制衡下的有限君主制。其次，对散居时代犹太人的政治权威观进行分析，指出散居犹太人对于居住国要承担遵守属地权威、承担纳税职责的义务;同时他们对所在国家权威的遵守又是有限度的。再次，回溯至近代早期的欧洲政治思想世界，梳理政治希伯来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兴起、传播、扩展及衰落等情况，以期揭示希伯来政治傳统在近代共和话语构建中的独特作用及其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贡献。
中编重点研究了现代犹太历史观念的产生及演变。现代犹太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受到了多种时代观念和因素的影响。哈斯卡拉所倡导的世俗教育更新了犹太知识系统，改变了传统宗教文化统治犹太生活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拉比权威，使得犹太历史逐渐从以上帝启示为中心的历史，转向以人及人性实现为中心的历史，成为培育现代犹太历史意识的摇篮;在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犹太教科学运动，将科学、历史进化、历史分析、批判性研究等思维引入到对犹太教的研究之中，促使犹太历史观念出现革命性变化，现代犹太学术研究、犹太历史编纂学、犹太历史哲学等应运而生;以亚伯拉罕·盖革为代表的现代拉比将犹太教科学同宗教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由犹太教”和“历史犹太教”的观念，深化了犹太历史主义的内涵，现代犹太历史观念由此趋于成熟。
下编主要探究了当代以色列国对民族记忆的政治化运用。集体记忆在当代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大量出现，以及围绕它而展开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运用，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犹太民族主义者试图再造民族身份与创建现代国家的努力紧紧相连的。犹太民族在这一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流散到回归的历史性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非完全反传统，他们借助比流散更早的“传统”反对流散的“传统”，在此过程中，大量前流散时代的历史资源被重新发掘并大量使用，以唤起人们对于以色列故土的再度认同。但记忆不是一元的和固定的，它始终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框架与历史环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以色列社会经历了一个“祛魅化”过程，建国一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与否定;在此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解构的历程，人们不再不加思考地接受官方所设定的主流叙述，从而导致以色列社会的记忆走向私人化与多元化。
问：《耶路撒冷三千年》成为近几年的热榜图书，作为译者您怎么评价这本书？
答：《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主要翻译任务是我的学生们完成的，我只译了一小部分，主要是承担全书的审校任务。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如果完全遵循犹太传统就有可能冒犯基督徒与穆斯林，但如果仅仅依据基督教圣经的习惯，又会激怒犹太人。因此，要兼顾不同宗教群体的历史认知与宗教情感确实不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座神奇的城市，也是文人墨客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描述耶路撒冷的著述并不缺乏，但大多是一些程式化的解读，且很少能摆脱宗教或族群之见。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这本书的原名是《耶路撒冷：一部传记史》，以拟人的口吻为这座城市立传，他让耶路撒冷这个古老话题再次焕发出清新的感染力，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神圣与世俗交织、天国与尘世合一、美好与丑恶并存、伟人与小丑同舞的迷幻世界。我认为这是一部冲撞心灵、引发思考的历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高潮迭起、朗朗上口的文学作品，蒙蒂菲奥里的史学特质与文学素养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我认为这本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的读者定位很明确，彰显了大众历史学读本的优势。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新的档案以及最近的研究成果，运用了传记史、编年史、考据学的方法，以史实分析与大众言说相结合的表达手段，再现了这座具有“启示录”背景的宗教圣城的神秘与尊严、辉煌与眼泪、帝国梦与灾难史。在反复穿梭了历史空间之后，作者在结尾处，又把耶路撒冷的现代困惑与政治僵局展现给读者，激起人们对其前途与命运的关切与期待。
其次，它以文学表现形式，营造一种恢弘的气势，描绘出耶路撒冷的多面性。作者在尊重史学传统、回归历史原貌的前提下，设计了很多情景与意境，搭建了一个广大的舞台，让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登场，以流畅、清新、优美的文学语言，吸引读者、引人入胜。蒙蒂菲奥里用他自己的逻辑与推理，开启了对人类过失的漫长追溯，从迦南人的奠立到当代的巴以冲突，反思灾难，鞭笞罪恶，呼唤理性，张扬人性中的善。
再次，作者关照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情怀，尊重了多种宗教、多重习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徒的心目中，耶路撒冷的神圣性无可比拟，甚至今天，每年会有不少人因“耶路撒冷综合症”——一种“莅临圣地而引发的宗教狂想症”而进入精神病院。作为一位犹大王国的后裔、一位犹太人，作者却能直面历史、尊重历史、肯定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强调：“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者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的多元性。”难能可贵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一作品得到了穆斯林、基督徒、巴勒斯坦人的信任与支持。另外，该书出版以后也得到了在犹太世界之外其他族群的广泛认可，这是其他描写耶路撒冷的作品很难企及的效应。
问：请您谈谈国际学术界关于犹太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答：20世纪以来，犹太史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犹太民族中心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面临的挑战。从19世纪末开始，犹太民族主义史学得到快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以“耶路撒冷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观在犹太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对犹太历史进行浪漫化解读，将之划分为流散与故土的两极化状况，强调民族与土地的联系，强调以“以色列地”“巴勒斯坦”为核心的历史观念。他们把犹太史视为具有“民族精神”或“民族灵魂”的有机整体。纳粹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是20世纪犹太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对这些时代主题的回应也成为犹太历史学家的主要使命。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史学依旧致力于再现犹太民族以及身份认同的同一性，在此过程中，犹太民族中心主义史学成为犹太身份认同构建的重要手段。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来源于欧美的文明文化理论与史学思潮不断解构着犹太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民族主义史观遭遇到来自欧美犹太世界、以色列国内的文化精英以及少数族裔的强烈質疑，史学反思浪潮不断出现。学者们强调要建构完整意义上的犹太历史，主要从以下方面拓宽了犹太史研究的视域：第一，文明史观使犹太历史进一步从宗教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第二，吸取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以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角度，来多层面考察犹太社会的变迁;第三，广泛运用欧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概念与方法研究犹太历史;第四，大屠杀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不仅超越了早期的问题意识与单一化学术路径，而且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犹太裔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记忆的场所》出版以后，有关民族历史记忆的研究便成为一项国际性议题，“大屠杀研究”作为一种典型的“创伤性遗产”，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记忆。“记忆史学”的转向与“民众视角”的引入，为大屠杀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问：中国学术界关于犹太-以色列研究的现状如何？
答：当代中国的犹太-以色列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兴起，1992年两国建交后快速发展。世纪之交兴起的全球性文化反思也助推了犹太研究的热潮。根据《以色列发展报告》课题组的统计，近5年国内学术界共出版著作110余部，其中学术专著约33部，学术译著28部，文学作品38部，研究报告集5部，发表期刊论文近230篇，硕博学位论文近150篇。研究内容涉及以色列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创新、安全、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诸多领域。
如今，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与较高的学术水平，朝着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更多地走进了大学课堂，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相结合的学者群体。国内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2015年10月，由南京大学牵头，联合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7所高校，共同组建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2017年在教育部国际司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有：南京大学的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等。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不少研究机构都在经历转型发展，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为国家的现行政策，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议提供咨询服务。以我们的团队为例，就是以做以色列蓝皮书为目标，打破现有的学科界限，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开放性学术平台，凝聚力量形成协同攻关的新团队，督促研究人员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把关注点也转向现实问题，立足于国家的现实需求。蓝皮书也成为博士生、硕士生学术训练的重要舞台。截至目前，已出版了《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15卷、2016卷、2017卷、2018卷、2019卷，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总报告、专题篇、创新篇、外交篇、中以关系篇等，我们每年都要收录以色列当年发布的主要统计数据，以此为基础聚焦每一年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政治局势以及社会状况，对以色列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本报告对了解当前以色列及中东局势，进一步深化中以交流合作、推进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有着重要的资讯作用及参考价值。
问：您为什么在多种场合谈史学家的“情怀”，能够跟读者分享吗？
答：家国情怀是历史教育的核心元素，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最打动我的是这样几句话：“一个法国人谈到他的祖国，回想起他的时代时，如果无动于衷，那将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我得说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特征时，我从未把当下的法国放下心头。”我在学习、研究犹太历史的过程中常常被犹太人的那种浓厚的家国情怀、学术情怀所打动。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Jerold Gotel先生（汉语名杰瑞德）生于纽约，早年就读于犹太宗教学校，接受了系统的犹太传统教育。他青少年时期叛逆，不愿拘束于充满清规戒律的犹太宗教生活，只身来到欧洲，辗转于伦敦、巴黎，曾经端过盘子、当过服务生、做过调酒师，也留宿过车站码头。一边打工、一边求学，终于从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 Oxford）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杰瑞德在伦敦成功地经营几家美国餐馆，事业有成之后又回归学术，成为素养颇深的教育者、犹太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积极投身于大屠杀教育与犹太历史教学工作，曾担任伦敦犹太文化中心纳粹大屠杀与反种族主义教育署海外部主任，欧盟大屠杀教育、纪念与研究国际合作行动委员会（Task Force）下属教育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他先后10次在南京、开封、上海、西安、昆明、成都、济南等地举办大屠杀教育与犹太历史国际研讨班，参与师生累计上千人。2002年以来，他一旦有假期就要抽出时间从伦敦飞到开封给学生们集中上课。据统计，杰瑞德至少35次自费来开封，带领学生学习原始文献，一丝不苟地研读《现代世界的犹太人：文献中的历史》《金色的传统：东欧犹太人的生活和思想》等著作，先后讲授了“为什么学习犹太历史与文化”“圣经时代的犹太历史”“东欧犹太思想”“犹太神秘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德国社会与大屠杀”等专题。学生从杰瑞德的课堂上不仅学得了知识，更体味到他那敏捷的思维与独特的犹太意识。
在我和很多学生的心目中，杰瑞德是来自犹太世界的使者，总是给我们以启迪、鼓励与支持，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历史与文化的魅力，并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不断丰富着对犹太人的印象与记忆。
杰瑞德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记得有一次在大屠杀研讨班的闭幕式上，他以那磁性洪亮的声音饱含深情地讲：“大屠杀是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但却为全人类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大屠杀教育就要告诉世人，反对种族灭绝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旁观者、沉默者都有可能成为施暴者的帮凶。我不得其解的是，中国人为什么长期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都保持了沉默，有一种解释说是为了保全‘面子，难道面子真的比挑战人性的底线还重要吗？”那次会后，杰瑞德的声音多次回响于我的耳边，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和我的学生们一直致力于德国如何反思大屠杀研究、以色列如何以历史灾难来建构民族记忆与国家记忆、大屠杀教育如何走向世界等问题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的国民教育及文化发展有所启迪。在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期间，曾7次递交提案、建议，呼吁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难日，强化中国公民的灾难教育。2014年2月26日，当看到我和学生艾仁贵合作的学术文章《德国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与悔悟》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出现在同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时禁不住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2017年10月3日下午，杰瑞德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伦敦，享年71岁。可就在这一天我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封邮件，说他因身体原因不能去以色列接应我们参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学术研讨班的同学了，但他计划在12月或次年1月来中国授课，以及他准备讲授的主题。也就是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杰瑞德依然牵挂着这些远在中国的学生。这个邮件可能是杰瑞德留下最后的文字，同时也残酷地定格了我们关于他的记忆。
另一位感动我的犹太人是罗伯特·威斯屈奇教授，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期间，威斯屈奇教授是我的博士后联系导师。这位因专注于思考问题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在女儿的订婚仪式上才“突然发现她很漂亮”的学者，却记住了我的任何请求。他常常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不明白的事物、讲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纠正我的外语，并带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威斯屈奇教授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犹太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犹太人、反犹太主义与纳粹屠犹。18年前，我写的硕士论文《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中曾大量引用他的观点，我在教学中也曾长期使用他制作的电影教学片《反犹太主义：最长久的仇恨》（Anti-Semitism： The Longest Hatred）。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近距离聆听他的教诲。也正是在我的感染与影响下，威斯屈奇教授开始关注中国，认识中国，并有了2005年8月令他振奋不已的中国之行，他把2005年称作他学术生涯的“中国年”。威斯屈奇教授是一位十分纯粹的学者，有着独特的学者思维、问题意识。他最高的行政职务就是希伯来大学 “维达尔·萨森国际反犹主义研究中心”（Vidal Sasso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主任，但是他總是把学术研究和犹太人的现实处境联系在一起，世界上哪里有反犹主义，哪里就会有他的声音，他在很多国家的议会、联合国讲台为保护犹太人的利益而呼吁。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反犹的势头。威斯屈奇教授又去欧洲国家议会做巡回演讲，讲述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势力的危害。然而不幸的是，2016年5月，他在罗马议会演讲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70岁。在犹太历史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些像威斯屈奇教授这样的普通学者能够如此透彻地把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体的努力置于群体的现实需求之中，时刻准备着为犹太人的利益而付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与这个民族血脉相连，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国家观念。围绕国家理念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论从未停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塑造的国家所招致的批评与否定也此起彼伏。但是观察以色列国家70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这既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长历史，更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奋斗历程相互叠加，最终汇聚成了民族复兴的洪波巨流。以色列的历史与文学作品多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对生命的扭曲、对常识的颠覆;二是犹太人如何将个人奋斗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坚信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国家，自己的懈怠与恶行会损害国家。这样一种内化于心的国家情怀不仅是精英的共识，也是普通百姓的品质。也许正是特殊的经历使得犹太人对国家的涵义有着深刻的认知：国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而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与不同寻常的奋争取得的硕果。
问：您对历史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两点想法：一是我们的历史教学从中学到大学都很成体系，在传播历史知识、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脱节，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新前沿、新成果在教学环节中呈现严重滞后、严重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对中学以及大学本科的历史教学而言更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些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往往都是板着严肃的“学术面孔”写出来，缺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推介与表达。历史学从业人员不太愿意写通俗性的著述，担心这样的成果进不了科研评价体系，影响晋级。这样一来，学生很难找到能轻松阅读、赏心悦目也不失专业水准的课外读物。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读书、教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课外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历史小丛书”，部头很小，也不乏文学化的表达，但都是专业人士的作品，历史事实毫不含糊。今天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样就等于把大众史学的空间让给了那些非专业人员，导致历史被“戏说”“碎化”“滥化”。正如钱乘旦先生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所讲述的那样：“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
二是作为历史老师要着力于激发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2015年我们曾经得到一个数据，对三所大学的100名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你选择历史专业是出于兴趣还是其他因素？”只有30%的同学回答“有兴趣”，而“兴趣来源”的排序是：1.历史剧;2.百家讲坛;3.历史课本;4.网络上对国外情况的介绍。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高校的历史教育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排在前位的答案是：1.学历史出于无奈、缺乏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老师照本宣科;3.就业忧虑，即便找到工作也没有成就感;4.历史学缺乏灵魂，没有培养出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由此可见，历史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学生缺乏专业兴趣，如果没有兴趣，就谈不上专业自豪感，很多同学是被动选择，也不知道学了这个专业到底会有什么用，对未来很迷茫。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把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作为历史教育的第一课，要把学科使命教育、历史情怀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我们的历史教育就会更有成效。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