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后美国户外生活的流行与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
赵万武
关键词 美国，户外生活，资源保护运动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34-10
内战后，以狩猎、垂钓、野营、登山和科学考察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户外生活在美国迅速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户外生活不同于美国早期的野外探险和具有明显经济目的的野外考察，它要求以一定长度的闲暇时光和丰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深入理解并享受自然，在户外进行休闲和娱乐，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性和可复制性。户外生活在美国的流行是对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主流生活方式的一次丰富和完善，为美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更多的人，尤其是具有一定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中上阶层白人深入地接触自然并了解自然，从中欣赏到了“自然之美”，看到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萌生了保护自然及资源的情愫与需求，成为推动资源保护运动诞生与发展的有生力量。户外生活爱好者也是最早提出保护自然或资源的群体之一。可以说，内战后，户外生活在美国的流行是美国社会转型的表现之一，对之进行研究能在深入理解这一现象的同时，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模式进行思考，有助于探索资源保护运动的起源问题。
学界对内战后美国户外生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生活形式上，其中狩猎和垂钓最受关注，也有学者对户外生活爱好者进行专题研究。①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对户外生活参与对象的考察最为深入，涉及参与对象的族群、阶层归属、性别等问题。由于文化或社会等原因，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忽视或者轻视女性在户外生活中的地位，更为强调户外生活對男性形象，尤其是对男性品格和气质的塑造作用。②对此，学界最近提出异议，一些学者考察了女性在户外生活中的参与和贡献等问题。③
关于户外生活爱好者对资源保护的认知和参与问题，早期学者关注较少。大都会州立大学的托马斯·L.奥尔特等人以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美国环境史上的主要问题》（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等为例，认为相关研究“会使读者误认为……猎人缺席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讨论”。①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户外生活爱好者，尤其是户外狩猎爱好者对资源保护的积极影响。奥尔特从户外运动精神的角度阐释了狩猎爱好者对自然资源问题的关注并称他们是“猎人-资源保护主义者”（Hunter-naturalist）。②伊洛斯·布雷弗曼初步考察了狩猎与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认为猎人既是破坏者，又是保护者，有一定特殊性。③约翰·F. 赖格尔介绍了户外运动爱好者对资源保护运动起源的推动作用。④
总体来说，上述研究涉及户外生活的部分形式以及参与对象等问题，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户外生活的议题关联性较强，具有复杂性，而且在户外生活与资源保护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也仅是重点探讨了狩猎爱好者的作用，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同时，对户外生活爱好者推动和参与资源保护的目的及实质缺乏理性分析。因此，本文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相关文献，从时代背景出发，整体上考察内战后户外生活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并分析户外生活爱好者保护自然和资源的理念、实践及内涵，为理解美国资源保护运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内战后美国户外生活的开展
近代意义上的户外生活诞生于17世纪的欧洲，是贵族和社会中上层人士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白人移民北美大陆时，一些户外生活方式与理念跨越大西洋，成为新大陆中上层人士的一种追求。美国著名资源保护人士吉福德·平肖在《渔说》中曾指出：“内战前，用鱼叉猎杀魔鬼鱼成为南卡罗莱纳种植园主闲暇时热衷的一项运动。”⑤在发展与进步观念的主导下，美国人对物质财富的极度渴求，加上对新大陆自然环境的认知存在偏颇，内战前开展户外生活的人数量有限，社会接受度较低。内战后，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科学技术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解放”，以及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社会对美国“荒野”认识的变化⑥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户外生活的参与度迅速提升，参与的方式也渐趋多元化。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以个人、家庭乃至团体为单位的户外生活参与者逐渐增多。据官方资料显示：“1855年至1864年，赴约塞米蒂峡谷参观的游客为653人。到1874年，随着第一批驿车道路的修筑完成，每年的游客超过2700人。”⑦从绝对值看，这一数字还很有限，但从发展趋势看，这充分展现了户外生活发展的迅猛势头。相关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美国出现了一波关注环境问题的户外运动者，他们……日益壮大，强烈地反对当时流行的野蛮狩猎行为。”⑧斯蒂芬·福克斯通过研究发现，参与户外生活的人数正在快速增长：“国家公园的游客由1908年的6.9万人增至1910年20万人，到1915年达到33.5万人。”⑨可见，到20世纪初，户外生活参与者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增长的速度来看，均相当可观。参与人数的快速增加是户外生活在美国发展与成熟的最直接表现。
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美国户外生活网络总体上以自东向西的态势发展。平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除了太平洋沿岸，夏秋季节携带家人搬进森林的户外环境中居住数周乃至数月进行休息或试图变得强壮成为美国的一种风尚，谢天谢地，这一良好的风气自东向西传播。”①平肖在关注到这一趋势时，未曾预料到其发展之迅猛，太平洋沿岸很快就迎来了大量的户外生活爱好者。厄尔·波默罗伊写道：“19世纪80年代，以家庭为单位的旅行者占据了前往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火车，以及前往欧洲的轮船。”②同时，“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狩猎爱好者无处不在”。③格林教授也指出，自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杂志出版商詹姆斯·梅森·哈钦斯（James Mason Hutchings）等人的著述促使诸如旧金山、斯托克顿、萨克拉门托的人们对约塞米蒂峡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批来到约塞米蒂的旅行者就是对这里独特美景心生向往的读者。④可见，户外生活爱好者的足迹已经遍及美国领土的绝大部分区域，户外生活的影响力辐射全美。
户外生活流行的同时，各类旨在开展或服务于户外生活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持续增加，其中既有地方性的，亦有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资源保护主义者约翰·B.伯纳姆（John B.Burnham）曾写道：“在1874年和1875年之交的冬季，全国范围内组建了将近100家户外运动组织，其中有10～12家州一级的，1家全国性的。”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继续上升，更具影响力的团体也开始出现，诸如阿巴拉契亚山俱乐部（The Appalachian Mountain Club，1876）、旧金山自行车协会（The San Francisco Bicycle Club，1879）、美国鸟类联盟（The American Ornithological Union，1883）、俄勒冈阿尔卑斯山俱乐部（The Oregon Alpine Club，1887）、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The Boone and Crockett Club，1887）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1892）等。这些团体往往由社会中上层人士组成，以参与推广户外生活为主要目的。其中，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因组织体系较为完善，以及对户外生活的影响较为广泛深远而颇具代表性。1886年，在组建了以保护鸟类为主要目的的奥杜邦协会（The Audubon Society）之后，著名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乔治·伯德·格林奈尔（George Bird Grinnell）建议西奥多·罗斯福组建以关注大型哺乳动物为要旨的俱乐部，后者欣然应允。1887年12月，在一次家庭晚宴上，西奥多·罗斯福公开提出了这一设想，并得到了J.韦斯特·罗斯福（J. West Roosevelt）、阿奇博尔德·罗杰斯（Archibald Rogers）、托马斯·佩顿（Thomas Paton）等诸多纽约社会名流的积极响应和支持，遂成立了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格林奈尔和西奥多·罗斯福等人为俱乐部制定了五大目标，其核心就是开展户外生活和保护野生动物：1.推广使用来复枪的富有男子气概的运动;2.推动在美国的荒野、未知区域或半了解区域开展旅行和探险;3.努力保护美国的大型野生动物，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此目的立法并推动现有法律的实施;4.推动对各类野生动物生活习性及自然史的研究;5.组织会员之间开展有关狩猎、旅行和探险经验的交流等。⑥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的纲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彰显了诸多户外生活团体的基本行动目标与价值取向。大量户外生活团体的存在，为户外生活爱好者提供了联系纽带，使得户外生活更富组织性和规范性。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展示户外生活的理念与成果，寻找志同道合之士，推广户外生活方式，户外生活爱好者还创办了一批以户外生活及相关事宜为主题的杂志。如《美国户外运动爱好者》（American Sportsman，1871）、《森林与溪流》（Forest and Stream，1873）、《美国垂钓者》（American Angler，1874）、《美国荒野》（American Field，1881）⑦和《户外生活》（The Outdoor Life，1904）等。户外生活类杂志的创办意义重大。一方面，作为户外生活的宣传平台和传播媒介，促进了户外生活理念的交流，鼓励和推动了户外生活的开展。《森林与溪流》杂志在其《创刊宣言》中称：“本刊的宗旨是致力于培养户外休闲参与者一种健康的兴趣，并养成对待自然事物的高雅品味。”⑧《森林与溪流》总编辑查尔斯·哈洛克在致读者的信中写道：“期刊的目的在于成为美国全体有绅士风范的户外运动爱好者（Gentlemen Sportsmen）一个有益且值得信赖的信息交流媒介。”①《户外生活》在申明办刊宗旨时指出：“永远致力于如何最大可能地或更好地为获得愉悦或健康提供建议，并探索如何实现室内生活和户外生活的有机结合。”②博物学家乔治·A.博德曼曾致信《森林与溪流》，其中特意提到这份杂志在户外生活和自然史等方面的教育功能。③户外生活类杂志的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1886年，奥杜邦协会在创办之初，格林奈尔就通过《森林与溪流》发布通告征募会员，以壮大协会的力量并扩大协会的影响力。④斯莫莉在研究后发现：“这些杂志为‘狩猎组织（Hunting Fraternity）提供了一个论坛，以便他们可以明确地阐发男子气概这样的观点并以‘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身份组建一个政治团体。”⑤另一方面，户外生活爱好者为了更好地对抗破坏大自然的商业、盗猎以及繁殖期狩猎与垂钓等行为，将这些杂志作为游说乃至斗争的阵地。赖格尔指出，这些杂志“有助于汇聚户外运动爱好者对于林地消失的愤怒，并将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抵制”。⑥斯莫莉认为：“这些杂志不仅仅是开始提升资源保护目标的公共关注度，还提出野生动物保护法案和传播请愿书，并组建户外运动俱乐部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游说。”⑦可见，户外生活類杂志的创办为推广户外生活提供了平台，促进了资源保护行动的兴起。
在美国户外生活发展如火如荼之时，户外生活爱好者对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讨论了户外生活的目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等基本问题，其中平肖的看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首先，户外生活以休闲娱乐（Pleasure or Recreation）为主要目的。平肖曾明确表示喜欢垂钓不仅仅是为了捕鱼：“我们每一个男男女女乘小船入海共同去追寻我们的快乐，无论大小。我们喜欢搜寻鱼类及这一过程，喜欢抓捕前的焦急期盼，喜欢过后的紧张兴奋，喜欢长时间的艰难搏斗和心灵拷问，喜欢身与心的考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那些金光闪闪的鱼浮出水面落入你手中以及随后的那一段时光，去掉鱼钩，随后情绪会低落，但再次经历这一过程后心情随之变好，并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和捕获。”⑧在另一篇文章中，平肖进一步写道：“钓鱼是一种几乎可以满足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需求的娱乐消遣方式。”⑨平肖这种“钓不在于鱼而在于钓”的心态以及对过程的享受，充分展现了户外生活爱好者的追求。其次，户外生活爱好者将自身的行为同攫取经济效益的行为明确地区分开来。《美国户外运动者》的编辑威尔伯·F. 帕克（Wilbur F. Parker）曾引用他人观点对户外生活爱好者猎杀野生动物的原则进行阐释：“为了消遣而狩猎……其成功不计经济利益，分享给朋友的多于自己所拥有的，仅仅射击翅膀，并且从不卑鄙地利用鸟类和人类。以优美、科学和仁慈的方式猎杀鸟类为荣。数量不是他们的追求，从未猎杀超出他们需求的动物。”⑩1882年8月10日，《森林与溪流》对“真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True Sportsman）进行了界定：“不在繁殖季节猎杀鸟类、鱼类和野兽，不采取有失公允或残忍的方法，猎杀时不违背法律……不因嗜血而杀戮，不因同别人攀比而杀戮，不只因钱财而杀戮。”？輥？輯？訛可见，户外生活爱好者将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同等视之，杀戮并非第一目的。平肖也指出：“在所有捕捉性的运动中，钓鱼是最为仁慈的。没有必要宰杀钓到的鱼，除非你选择这样做。”？輥？輰？訛狩猎和垂钓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主要的户外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理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户外生活爱好者的原则。再次，户外生活爱好者切实地将走进自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去经历或完成一件事情。在一次垂钓之后，平肖写道：“这是我最成功的垂钓之旅之一，虽然鱼获很少……在德赖托图格斯群岛（Dry Tortugas）的日子里充分享受了简单的生活和深度的思考，这是在我以往的生活里所没有的。”①平肖不仅仅将户外生活作为其他生活方式的有益补充，甚至有着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在南部海域垂钓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还是一门艺术，一次探险。”②这是平肖对户外生活意义的升华，足以彰显户外生活爱好者对之的理解和认知。户外生活爱好者对户外生活的理性思考不仅引领和约束了参与者的行为，而且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户外生活的接受度，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内战后，户外生活在美国的发展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而且随着户外生活团体和杂志的出现，以及对户外生活的理性思考，使其更具组织性和思想性，标志着户外生活开始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流行。户外生活的流行吸引了更多的人深入自然并感悟自然，对自然的理解逐渐加深，进而开始反思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尝试建构新型人与自然关系，以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二、发现“自然之美”及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诞生
建国后，被誉为美国首位自然作家的威廉·巴特姆开始在荒野中旅行并书写“自然之美”，③他被认为是使用“壮美”（sublime）一词描写美国自然的第一人。④自此，“自然之美”逐渐为美国社会所认知。19世纪上半叶，受浪漫主义思潮或是喜爱“壮美”自然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涌现出了诸如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乔治·卡特琳（George Catlin）、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一批作家或画家，他们通过登山、远足甚至是长期的户外生活，了解自然，书写自然，竭力展现“自然之美”，并初步实现了这一目的。内战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以约翰·缪尔（John Muir）⑤和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⑥等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作家和其他一些博物学家深入自然进行旅行或科学考察，进而系统地发掘自然的价值体系。此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他们的呼吁和引导下，美国社会开始关注大自然的“美学价值”与“内在价值”，进而产生了自然保留主义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
长期的户外生活经历以及深入的思考，使得自然文学作家和博物学家善于发现和展示自然的美学价值。在缪尔笔下，大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1868年7月26日，缪尔到达约塞米蒂地区后写给卡尔夫人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到：“峡谷（圣何塞峡谷）周围的山线条和坡度十分漂亮，上面覆盖着大量的草，而且光线十足，并装点着大量各色的鲜花，主要是紫色和金黄色;数以百计的清澈小溪与百灵鸟一起歌唱，使整条山谷就像音乐的海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伊甸园。”①在缪尔笔下，圣何塞峡谷流光溢彩，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和享受。“自然之美”不仅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奥斯汀欣赏因纽县的荒野后写道：“那片崇山峻岭是丰富多彩的，它变化多端的色彩、不拘一格的俊逸外表、时而恬静时而猛烈的氛围以及那不时展现出来的柔弱与温婉，总是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②可见，美是自然的固有属性，并非人类所赋予，而且“自然之美”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无论何种自然，在自然文学作家的眼中和笔下，皆包含美的因子，具有美学价值。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自然之美”是治愈人类“异化病”的良药，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因此，户外生活爱好者呼吁人们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并获得健康。缪尔在《西部的野生公园与森林保护》一文中指出：“成千上万精疲力竭、精神高度紧张而又过度文明化的人们开始发现，到大山中去就是回家，荒野是一种必需品。山间公园和保留地不仅仅是木材和灌溉河流的来源，还是生命的源泉。”③缪尔的言论说明人类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自然关系密切;自然是人类力量的源泉和有力支撑。同时，回归自然可以愉悦心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位病人在阿迪朗达克木屋疗养院修养期间参加了特鲁多鸟类俱乐部并爱上了观鸟活动，他在回到费城郊区后继续观鸟并致信《户外生活》杂志称，希望人们能够从鸟类世界中发现兴趣和快乐，如果愿意，美丽的大自然所带来的乐趣将属于你们。④还有人称：“鸟类迁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一个拥有闲暇时光的人很值得投身于这项令人愉悦的户外休闲活动中进行研究。”⑤此外，观察植物同样可以体会到认识周围的树木、灌木和蕨类所带来的愉悦。⑥可见，在用浪漫主义视角审视自然的同时，博物学的知识和方法开始参与“自然之美”的发现，并为人类提供精神力量。无论如何，自然作为人类的诗意栖居地，把美学价值馈赠给了人类，回归自然也就成为工业化时期人们寻求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
通过回归自然丰富精神世界的同时，户外生活爱好者逐渐发现了各种生命形式的独立性及其内在价值。1896年，平肖准备杀死一只狼蛛时，缪尔就制止道：“它和我们拥有相同的生存权利。”⑦确实如此，任何生命形式的存在均应受到尊重，自然界也为其生存提供了独立的生态位。同时，这种独立性还表现在非人存在物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奥斯汀在拜谒了普埃尔克河和格兰德河之间的赛罗·德·拉·卡贝萨山之后写出了如下文字：“不仅是美，因为山脉知道每個时刻都有一种特别的美，人类不用参与就能感受到的美，让他自己感到很陌生的美。”⑧在工业文明视域下，受发展进步观的左右，非人存在物往往只被赋予工具价值，但必须承认的是，所有的有机体均会利用周边环境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并抵抗衰退死亡，表现出强烈的内在价值。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中，缪尔就指出：“无论是头还是尾巴，它们（响尾蛇）的一切都对它们自身有益，我们无须因为它们与我们共享生命而嫉恨它们。”⑨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是天赋价值，不会因人或其他生命形式的需要或偏好而改变，具有客观性。玛丽·奥斯汀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大多数情况下，大自然有它自己的法则，很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⑩自然事物遵照自然法则自主运行，超越了人类的设计，不以人类为参照，具备独立性和有序性特征。自然的独立性和内在价值是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户外生活爱好者对自然内在价值的阐释是自然保留主义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自然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和内在价值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体系，对它们的建构彰显了大自然价值体系的多元性，也是对实用主义和经济价值至上论等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有力回击和挑战，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亲近自然和回归自然，进而开展户外生活，并因此形成了自然保留主义理念。1832年，在亲历了西部屠杀野牛的场景后，美国著名画家乔治·卡特琳建议设立国家公园以保护野牛和印第安人。①为此，一些学者称赞卡特琳为提出国家公园理念的第一人。②梭罗也曾建议设立国家保护区，并希望被破坏的森林“重新回到那平坦但变化多端的景色之中”。③卡特琳和梭罗保护自然的思想是美国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发端。赖格尔就指出：“两人（卡特琳和梭罗）均设想保留整个国家，为了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为了特权阶层的享乐。”④孟宪平博士认为：“正是最初在艺术家和作家对荒野消退的哀叹中萌生了荒野保护的观念。”⑤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设置保护区或保留地的设想也就停留在了浪漫主义阶段，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内战后，面对日益加深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缪尔为首的一些户外生活爱好者继续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使之体系化。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的序言中，缪尔写道：“我已经竭尽全力地展示了我们诸多自然山林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美艳、壮丽及无所不能的用途，我认为鼓励民众置身其中欣赏、享受它们，并用‘心感受，这样才能保证对它们进行最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⑥在此，缪尔明确了保护的出发点是自然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公众的福祉，不仅如此，缪尔对自然保护有着更深层的见解，并形成了整体保留观。缪尔指出：“人们从整体上关心并保护森林及荒野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⑦至此，以自然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内在价值为出发点，以维护公众福祉为价值取向，从整体上保留自然的理念已经成熟，并成为以缪尔为首的一批户外生活爱好者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信条，指导了他们的资源保护实践。
信奉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户外生活爱好者将其付诸实践，积极参与资源保护行动。1889—1906年间，缪尔同《世纪》杂志编辑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等人一起推动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设立与扩大。1897年，作为美国国家森林委员会成员，缪尔参与提议设立大峡谷（Grand Canyon）和雷尼尔山（Mt. Ranier）国家公园。在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初创阶段，缪尔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同时，在保留自然的完整性方面，缪尔还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1896至1897年间，缪尔同平肖关于西部森林保留地是否应该允许牧羊问题展开了辩论。20世纪初，缪尔联合一批主张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户外生活爱好者投身于赫奇赫齐争论当中，为整体保留赫奇赫齐峡谷奔走呼告。这两次斗争虽然均以自然保留主义者的失败告终，但通过全国性的辩论和宣传，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魅力，并唤起了一些民众的自然保护意识，自然保留主义理念也吸引了更多户外生活爱好者的关注和支持，进而引领了大量户外生活爱好者的自然保护实践。另外，随着资源保护形势的日益严峻，部分自然保留主义者希望通过组织社团来吸引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团结和加强自然保留主义者的力量，更好地推动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实践以及自然保留事业的开展。1889年秋，约翰逊建议缪尔成立一个“保留加利福尼亚历史遗迹和自然奇观——至少是保护约塞米蒂的组织”。⑧1892年，经过一番权衡之后，缪尔接受了约翰逊的建议，并以自然保留主义理念为理论支撑，同一些户外生活爱好者共同建立了旨在保护内华达山脉的塞拉俱乐部。该俱乐部因在自然保留事业上的卓越贡献，逐渐成为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主流环保组织，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总之，秉持自然保留主义理念的户外生活爱好者通过自身的体验为自然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和内在价值，并以此为出发点要求从整体上保留自然，进而参与了一系列实践活动，最终推动了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也成为资源保护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三、户外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与功利主义保护理念
内战后，与户外生活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野生动物数量减少，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开始恶化，这些变化给户外生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有学者指出：“令户外运动爱好者特别不安的是，曾经以为取之不尽的野生动物数量业已发生明显改变。”①同时，各类商业活动的开展对“壮美”自然造成了破坏，降低了户外休闲胜地的品质和吸引力，进而影响了户外生活爱好者的审美需求和体验。大量户外生活爱好者对商业性开发造成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及其栖息地被破坏的现象非常失望，对于户外休闲胜地品质下降的问题也难以接受。这种负面情绪的爆发和蔓延，使戶外生活爱好者萌生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并参与到保护实践当中。
面对这些问题，一些户外生活爱好者或著书立说，或奔走相告，呼吁保护自然及其资源。《森林与溪流》在其刊头上明确将保护野生动物和森林列为其追求的目标之一。②该杂志在其数十年办刊历程中也一直践行这一诺言。“自1873年到1894年，《森林与溪流》的专栏文章一直都围绕着市场应该为大部分野生动物的灭绝负责这一主题进行讨论。”③除了户外生活类杂志外，一些户外生活团体在推广户外生活时，也多将保护自然及其资源列为基本理念之一。1886年2月11日，格林奈尔撰文称：
我们组建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保护野生鸟类和它们的卵，它应该被称作奥杜邦协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以下几种情况必须予以阻止：1.非食用情况下猎杀任何野鸟;2.破坏任何野鸟的巢或卵;3.将羽毛作为衣服的装饰品或者配料。④
户外生活爱好者呼吁理性地猎杀，反对残忍的商业屠杀，这种保护自然资源理念的萌芽及其传播引起了一些人的响应，并迅速发展为保护自然资源的行动。
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户外生活爱好者开始积极投身于自然资源保护行动当中。19世纪80年代初，格林奈尔在纽约州发起了禁止追猎鹿⑤的行动。最初，行动遭到旅店主等利益相关者的强烈反对，禁令签而又废，反反复复，一度陷入僵局。1894年1月13日，时任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主席西奥多·罗斯福致信格林奈尔称：“在法案通过之前，我希望俱乐部能尽微薄之力。”30日，西奥多·罗斯福再次致信格林奈尔：“请会见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同他商讨看看俱乐部在阿迪朗达克追猎鹿的问题上能否参与其中。”⑥经过多番磋商，俱乐部最终参与了行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897年5月，纽约州签署相关法案并带动了其他一些东部州采取类似行动。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及众多户外生活爱好者的努力不仅保护了纽约州的鹿，也带动了野生动物保护行动在一定区域内的开展。著名学者尤德尔指出：“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成员为一代人树立了户外狩猎运动的标准，并为北美大型哺乳动物的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⑦不仅如此，户外生活爱好者对资源保护事业的参与具有较强的广泛性。1871年，明格罗夫公园协会（The Blooming Grove Park Association）推动建立了美国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以“保护、引进、饲养、繁殖野生动物、鸟类、鱼类为目标，并为来这里狩猎和垂钓的人提供装备”。⑧1891年，落基山户外运动者协会（The Rocky Mountain Sportsmens Association）开始参与推动立法，以保护鱼类和野生动物。⑨查尔·米勒指出：“狩猎者和垂钓者往往为保留黄石这样的地标而努力，这样的斗争使得阿迪朗达克的部分区域得以保留，并无数次地尝试保护一些栖息地，使其免遭工业世界的破坏。”①劳伦斯·雷克斯特劳也撰文写道：“户外休闲势力是反对在保留地牧羊的最大团体。”②户外生活爱好者的资源保护行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调和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维持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做出了贡献。奥尔瑟指出：“部分遵守有限猎取原则的精英人士在控制其狩猎能力之后，诸如白尾鹿、环颈雉鸡以及几种野鸭等物种的数量迅速增加。”③
戶外生活爱好者进行狩猎、垂钓、野营、登山等项目休闲和娱乐的同时，他们的保护理念和行动对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人认为：“对于西奥多·罗斯福来说，或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建立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对资源保护运动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了。”④尤德尔说：“当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成为了国家政策。”⑤奥尔特等人同样提到：“事实上，美国的猎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中上阶层‘绅士户外狩猎爱好者，他们组建资源保护协会为州以及稍后为国家政府工作，野生动植物法案的通过离不开他们的重要贡献，并推动了美国第一次资源保护运动的诞生。”⑥资源保护运动的诞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毫无疑问，户外生活爱好者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浪漫主义保护思潮和自然保留主义理念，户外生活爱好者的这种保护理念和实践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色彩，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保护活动对象和场所上，而非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参考。猎物是户外狩猎爱好者的第一追逐目标，也是他们施展“才华”的基础，因此，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户外狩猎爱好者的首要利益，也得到了他们的优先关注。格林奈尔称，他和西奥多·罗斯福均认为应该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是因为“美好的狩猎活动应该被一代代地延续下去”。⑦赖格尔在研究后发现：“户外狩猎爱好者仅仅对野生动物有兴趣，因为他们需要无限供应的猎物。”⑧斯莫莉也认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保护行动侵染着阶级利益。《森林与溪流》所提倡的针对狩猎和垂钓的法律限定代表了一种经济权力诉求，其设计是为了保护城市中上阶层娱乐需要的特定自然资源。”⑨同时，在这些户外生活爱好者看来，以森林为代表的荒野并非是实现“天定命运观”的阻碍，而是开展户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赖格尔指出：“抛开边疆居民、农民和伐木者的偏见，户外狩猎爱好者认为森林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印第安人的藏匿之地、耕犁的障碍以及财政收入的一种来源。森林是他们猎物的来源和业余爱好的审美背景，这种业余爱好更应该是一种非经济奖励，而不是一种使命。”⑩因此，保护森林也成了户外生活爱好者的重要追求之一，这是户外生活能够持续开展的基础。《森林与溪流》曾刊文称：“要保护我们那些正在迅速减少的森林，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战斗。”？輥？輯？訛
除了以猎物和森林为代表的活动对象和活动场所之外，对于同他们切身利益关联并不很密切的事物，户外运动爱好者并未有意识地予以保护。有人在1890年写道：“有一类被称作为‘野营者的人，相互结伴旅行，成群结队地进入峡谷。这个群体通过折、砍或者粗心大意地用火，破坏了大量的灌木和幼树，是十足的破坏者。”？輥？輰？訛罗切斯特市的W. W. 伊利（W. W. Ely）曾记述过他和朋友为了在阿姆波斯山顶修建一座供旅客使用的棚屋，清除了山顶的植被。①《户外生活》也曾刊文讨论户外生活爱好者所造成的破坏，其中指出，大量垂钓者在林间营地生火却不及时熄灭火苗引发了灾难性火灾，而林火不仅破坏了树木，也殃及兽类、鸟类和鱼类。②平肖本人在开展户外生活时曾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我们的所作所为减少了胭脂鱼的数量。”③由此看来，户外生活爱好者所保护的是他们进行户外生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也缺乏科学和长远的规划。
在这类户外生活爱好者的世界里，休闲和娱乐的破坏性同保护自然资源是并行不悖的，他们以户外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的保护观念和行动，具有浓厚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韵味。但无论如何，这类户外生活爱好者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其功利主义资源保护理念也成为资源保护运动时期重要的保护思潮之一，不容忽视。四、结语
内战后，户外生活在美国的流行是社会转型期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的表现之一，是对主流生活方式的有益补充，并逐渐受到追捧，户外生活的开展使得数以万计的社会中上阶层白人成为户外生活爱好者和参与者。进入20世纪之后，户外生活的参与对象更为广泛，其他阶层的人士也开始参与其中，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迎来了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同时，随着户外生活的开展，美国的户外休闲产业得以形成，户外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另外，户外生活爱好者群体内部因保护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而存在分野：自然保留主义者从自然的内在价值体系出发，要求从整体上保留自然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功利主义者则为了户外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的首要目标是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和户外休闲胜地。自然保留主义者和功利主义保护者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均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对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工业文明提出质疑，要求保护自然或资源。这既是对美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拷问，至此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协同进行，此举推动了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资源保护运动是美国第一次全国范围内保护自然资源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时，自然保留主义者和功利主义保护者并非格格不入，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与协商，甚至一些代表性人物同时持有这两种理念，诸如西奥多·罗斯福是“明智利用”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博物学家和娴熟的动物标本剥制大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Popularity of the Outdoor Life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on Movement
after the Civil War in the U.S.A
Abstract： After the civil war， a large number of outdoor life enthusiasts actively went into the nature for leisure， entertainment， recuperation and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hrough hunting， fishing， camping， mountaineering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Through the outdoor life， the participants discovered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demanded to retain nature for the intrinsic value，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wild animals and their habitats as well as various recreational attractions aiming to continue outdoor life in face of the problem of destroyed outdoor recreation places and the decreasing number of the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The Concepts to protected the Natural Resources among the outdoor enthusiasts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but they all pushed forward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Key Words： The U.S.A， Outdoor Life， Conservation 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