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中国中间阶层
陆元兵
摘要要使中国中间阶层发展与壮大，必须重视农民收入的增加，使他们逐步进入中国中间阶层。因此现实中农民进入中间阶层的障碍，包括农民自身所致的障碍和政府政策层面的障碍都必需得到铲除，
关键词农民；中间阶层；收入：对策
中图分类号C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5-0062-02
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离不开中间阶层的发展与壮大。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改革开放以来，中间阶层在我国社会中出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是，中国的中间阶层仍然处于幼年时期，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中间阶层目前占社会粹阶层人数总量，最乐观地估计，也只有15％。并且，在中间阶层内部，公务员等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生成的群体成为了中国中间阶层的主体，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因此，离开农民这个“母体”，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中国中间阶层的健康成长与壮大永远也只能是一句窄话，可是，许多人认为，农民进入社会的中间阶层，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真的如此吗?本文试图就此进行探讨。
一、农民进入中间阶层的可能性
一是客观上，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大量农民转向城市和第二、三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8-2007年，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70.5％下降到40.8％。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为第一、三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农业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农民增加收入、改善自身状况、进人中间阶层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主观上，农民有进人中间阶层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安于自身的生活现状。从广大农民工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职业虽然还是农民，但是他们的梦想却是留在城市，甚至有更高的期望，尽管在他们自身一代一时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惜流汗流泪，努力向社会的中上层流动。
三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已经进入了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实现了由追求解决温饱问题到追求小康生活日标的转变到2000年末，中国农村居民整体上进入了小康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内部随之发生了巨变，原来较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人企业主、乡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个阶层。从阶层外部而言，一些农民精英及时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快速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顺利融入到市场经济中，逐步跻身于中间阶层行列。据研究，改革开放前，大约有超过10％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最初职业为农民；私营企业主阶层有78.1％出身于农民家庭，29％的私营企业主之前为农业劳动者；办事人员阶层中有19％先前职业为农业劳动者；个体工商户中有35.8％原来为农业劳动者阶层。也就是说，农业劳动者中部分成员进入了社会的中间阶层。这就足以说明，农业劳动者并非一成不变地、永远是农业劳动者，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同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向中间阶层甚至更高阶层流动。
二、农民进入中间阶层的障碍
农民完全可能进入中国的中间阶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存一些障碍，只有扫除了这些障碍，中国中间阶层的主体才可能真正发展壮大，真正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中流砥柱。
障碍一：陈旧的思想观念。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是他们成为中间阶层的无形阻力。小农意识是小农经济中农民身份和地位的体现，它充分反映着农民为生存而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必然导致农民安分守己的思想观念。因为，“家”的小农经济，其生产的收获与支出都是相对固定的，如何增加收入和减少支出，是家庭生活的原则。对于无权无势的小农来说，就得以精打细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精打细算一旦过了头，就很容易变成自私自利或者患得患失的思想：这种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思想观念必然表现为目光短浅和思想保守，因而致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难于主动挺立潮头。
障碍二：有欠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总体上发育还不够健全。因而缺乏一个十分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农民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本来就处于劣势，再加上竞争环境的不公，导致农民进入社会中间阶层的道路就要曲折得多，艰难得多。反之，一旦农民拥有一个好的环境，他们同样能够脱颖而出，同样能够迅速进入社会的中间阶层。据报道，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是一个穷乡村，但从这个穷乡村出来的1100多位农民却牢牢控制了北京中关村CPU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资产积累多的农民已经达到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激励竞争的市场中，这就让他们的积极性与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障碍三：落后的管理机制。社会的管理决定了社会的运行效益。现行的管理制度上对农民的保护和服务是原则、软性的，对他们的管理限制是具体、硬性的，农民因此缺乏长期有效的收入机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增收的基础不牢。气候条件、天气状况、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突发事件等都对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刘中央制定的优农惠农政策落实不力，阳奉阴违行为突出：税赞改革后仍有一些地方在搭车收费。这一现象虽不是多数，但至少也是违抗中央三令五申的“减负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缩影。甚至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继续得到好处，不惜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利用极为恶劣的手段，谋求农民经营的利益，人为阻挡农民进入社会中间阶层的脚步。
三、农民进入中间阶层的对策
一是加强教育，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加强教育是提高农民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发展农民的技术、能力，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和长久之计；任何失去以农民内在知识、能力、素质提高和转变作为依托的措施，都不能长期奏效，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从我国农民的现状来看，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比较贫乏，据统计，目前我国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绝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而贫困地区还有很多文盲，即便是北京，
还有60万文盲(相比之下，美国有20％的农民为大学学历，200万农民中有48％拥有互联网接入技术)，这样就必然导致他们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缺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发家致富的本领。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变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为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直接的动力。
二是创新体制制度。长期以来，农业发展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充裕的、丰富的食物和工业原料，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要素资源，包括劳动力、土地甚至资本。这种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内含一种不公，最终导致“三农”问题这一顽疾的出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需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通过改革创新，逐步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平等的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和户籍管理体制、实现土地灵活流转、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最终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激活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结构单一，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农民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和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科学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实现农村经济尽快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转变。近几年的实践证明，通过结构性调整，农民收入摆脱了持续下降趋势，取得了恢复性增长。
四是加速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推进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必然产物，符合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为转移的农民提供工作之处，安身之所，给转移的农民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素质的提高。降低农民转移的生活成本和工作成本，有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农民工”群体，而且他们的队伍正日益庞大，但是他们在城镇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正日益处于“边缘化”境地：他们一方面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财富，另一方面又没有获得相应的城市市民待遇；一方面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又缺乏进一步施展才能的宅间；一方面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基本的权利又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城镇化和城市化，又不利于农民向社会中的更高一级合理流动。面对这种情况，各级政府必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农民工融入城市，自主创业，进入社会中间阶层提供保障和服务。
五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生产经营方式，也是农民从农业部门获得收入增长的重要举措。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降低生产成本，改变农产品在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从而让农民从农业部门中获得平均利润，实现收入的增长。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及时鼓励农民组建新型的产业组织，可以是公司、企业、合作组织以及一些灵活多样的合作体等，变革旧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销售为主要内容，解决生产和经营中遇到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以及物质资本投入不足、技术缺乏更新、小规模不经济等一系列问题。
责任编辑杜福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