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光：从将军到城市奠基人

    呼东方

    

    

    

    说起赵锡光，如今许多人都不知其名其事。但在建国前后的新疆，他却是无人不晓的知名人物。

    陶峙岳将军曾撰文道：“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赵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象的。”陶峙岳所说的赵，就是赵锡光。

    无论是作为建国前夕新疆“9·25”起义的重要策划人，还是后来成为新疆军垦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锡光为新疆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在新疆石河子市南郊的红山烈士陵园里，有一座墓地引人注目，这就是赵锡光将军墓。

    1950年8月，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带领陶峙岳、张仲翰、赵锡光等人开始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设石河子新城。此后的四年间，赵锡光从第九军军长升为兵团领导人之一，但一直兼任建设石河子工程处处长。

    1955年，一座美丽的新型城市石河子新城矗立在万古荒芜的戈壁滩上，而赵锡光却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抗战英豪

    赵锡光，号重华，1901年7月10日出生于云南保山横山乡河湾村。其祖父赵之定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前往北山河湾依亲开荒，后定居于此。

    横山位于高寒山区，赵锡光的父亲弟兄三人，以务农为生，勉强维持生计。1916年，赵锡光由河湾私塾考入设在保山的云南保山师范学校，与陆人耀、李尚品等同窗，开始接触新文化。

    1919年，赵锡光从保山师范学校毕业，放弃当小学教师的机会，在二叔赵和祥的资助下，得到其亲属驻粤滇军旅长包国材的引荐，直奔广东韶关入李根源主持的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也有直奔云南昆明陆军讲武堂的说法），后转入昆明陆军讲武堂。

    1920年，赵锡光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军。他被李根源推荐到驻桂赣军第二旅，任实习排长、排长等职。1922年，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北伐战争中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务。

    因为不是国民党嫡系的黄埔系，赵锡光的晋升是完全靠他在枪林弹雨中打拼获得的。1938年，赵锡光任国民政府三十六军第五师副师长驻扎重庆时，奉部署武汉保卫战总指挥何应钦之命，重组国民政府军一六七师。当时因抗战形势所需，何应钦把新组建的一六七师暂划归胡宗南指挥，而胡宗南并不愿接受不是嫡系的赵锡光的部队，后经何应钦详细解释后，胡宗南才勉强接受。

    开战后不久，胡宗南的第十四兵团战败转移，胡宗南便命令赵锡光的部队死守鹦鹉关24小时后才能撤退。在坚守24小时后，赵锡光和部队又坚持与日军激战了一昼夜，才带领部队撤退，追赶胡宗南的大部队。待两天后追上胡宗南的大部队，胡宗南却是大吃一惊，原来他已在转移的第二天即上报：新编一六七师已全军覆没。

    此役后，胡宗南令赵锡光部队到潼关整训，并提拔赵为三十六军军长一职，命其在整训的同时，兼负陕东河防任务，使日军不得从潼关侵入大西北。

    赴任新疆

    如今，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斜镇，有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本刊上期有详细报道），碑系1939年所立，碑文上可见“一六七师师长赵锡光”字样。据考证，此碑应为赵锡光率部在陕西休整、驻防期间所立。

    赵锡光与陶峙岳的关系也始于此。1939年初，陶峙岳任国民政府军第一军军长，一六七师调归第一军建制，赵锡光由此成为陶峙岳的老部下和挚友。

    后来，赵锡光能到新疆任职，也缘于陶峙岳。陶峙岳和张治中在保定讲武堂学习时是同窗好友，这个看起来不搭界的“讲武堂”和“第一军”，把张治中、陶峙岳和赵锡光三个人划到了一个“圈子”里。

    1940年5月，赵锡光升任第三十六军中将军长，1942年6月，又升任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3年1月，调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1944年11月，新疆各族人民先后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掀起民族革命，史称“三区革命”，致使国民政府在新疆原拥有的10个行政区只剩下了7个（北疆3个、南疆4个）。

    随后，国民政府委任张治中为西北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到任后，立即与“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协商，于1946年春夏之交达成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成立各民族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提出“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这一协议，缓解了新疆民族军与国民政府军对峙的紧张局势，新疆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

    国民政府军在新疆一直有两个主要派系，即马步芳系和胡宗南系。为了平息民族军与国民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1946年6月，张治中以调换军中职务为名，撤换了胡宗南系的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及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杨得亮的职务。

    接替宋希濂职务的正是陶峙岳。但陶峙岳深知，新疆部队指挥权全在西安的胡宗南和青海的马步芳手里，新疆警备司令部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机构。于是，他推荐自己的老部下加挚友赵锡光担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一职，获张治中同意。 赵锡光赴任南疆警备司令后，为了整顿部队，便开办民主训练班，教材是从当时解放区得来的毛泽东所著《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书。

    1948年春，国民政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第四十二军奉命改编为整编第四十二师，赵锡光继续担任南疆警备司令兼任第四十二师师长。

    1949年4月，西北战场上，国民政府军节节溃退，胡宗南、马步芳退守西安，企图负隅顽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为挽回局面，一边让张治中等人到北平谈判，一边电令陶峙岳留下一个旅担任边境防务，将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以解西安之危。

    接到电令后，陶峙岳密电赵锡光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面商对策，得到全力支持后，陶峙岳心中有了底，于是召集各军长、旅长到新疆警备司令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传达李宗仁的电令，并让各将领讨论部队入关与否等问题。

    马步芳系和胡宗南系的军官们主张按李代总统的要求，尽快将部队拉出新疆，但赵锡光表示反对。他说，新疆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给行军作战带来不少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万一我们把部队拉出新疆，新疆这块大好河山必定会被外人乘虚而入。那时，我们军人就要成为千古罪人。我们军人守土有责，应该以当年左宗棠为楷模，保疆卫国才是。”

    会议开到最后，陶峙岳只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赵副总司令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同路人。”入关一事，议而未决，这一拖，迎来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焉耆密晤

    从1947年至1949年，赵锡光始坚持向支持新疆和平解放的核心人物张治中提出在新疆实行和平、安定、进步、建设的方针。

    1949年8月间，中共方面得到情报，陶峙岳和赵锡光已有秘密活动，有意起义。而毛泽东已知晓张治中、陶峙岳、赵锡光三人之间的关系。于是，1949年9月8日，毛泽东约见了以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身份留在北平的张治中，对他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劝他们起义最好。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

    张治中高兴地回答道：“主席，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5月间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后，音讯就断了，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其实，中共方面早有安排，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新疆的情况，确如中共得到的情报一样。1949年8月15日，陶峙岳与新疆警备司令部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处长梁客浔，以检查后勤为名，前往南疆焉耆的一二八旅。赵锡光也从疏勒的四十二师师部赶到了焉耆。

    这是起义前的一次意义非凡的密晤，赵锡光与陶峙岳密谈了数个小时，双方约定：南疆的一切行动由赵锡光负责，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待解放军接近后，派员接洽，把部队如数交给解放军;部队交妥后，陶、赵两人解除一切职务，解甲归田;请求解放军不要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新疆国民党部队，避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酿成祸乱。

    这次密会后，赵锡光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南疆起义工作。

    1949年9月10日，陶峙岳向赵锡光通报了张治中的来电。看到电报，赵锡光除了高兴外，还提醒陶峙岳，现在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这三人会给起义带来阻力。

    陶峙岳其实早与此三人进行了交涉，他们同意交出兵权，条件之一是带走黄金白银，安全通过南疆去巴基斯坦或印度。陶峙岳告诉赵锡光：“这些瘟神由你照顾放行，以免新疆起义出纰漏。”

    就在赵锡光准备送“瘟神”出境之时，却发生了阻碍起义的“莎车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赵锡光曾多次在军官会议上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起义的意图，得到了许多中下级军官的私下拥护，驻莎车骑兵第四旅一团团长洪亚东是其中之一。9月20日，他贸然率先起义，以野外演习为名，把部队拉出来，并攻取了莎车外围8个炮台。胡宗南系的旅长唐井然派出旅部所属九个连反扑，但这九个连一听说是讨伐洪亚东团长，便全部反水投向洪亚东。

    赵锡光带副官亲自处置“莎车事件”，他命令洪亚东即刻解除对莎车城的围困，又命唐井然打开城门。进城后，又令唐井然火速离开莎车，另有任用。“莎车事件”就此得到平息。

    这边事件刚刚平息，那边送“瘟神”过境又生风波。9月24日，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三人按原先约定交出兵权，带着金银财物经南疆离开新疆去印度。马呈祥、罗恕人先离开迪化，但叶成因妻子嫌翻越蒲犁去印度沿途艰苦不肯走而留在迪化。9月25日，胡宗南催促叶成带兵去南疆，逼得叶成不得不赶紧出发，去追赶马呈祥和罗恕人，可是，到了阿克苏，就出事了。

    驻阿克苏的六十五旅下级军官获悉马呈祥、罗恕人、叶成携带金银财宝去国外，非常气愤，安排士兵埋伏在路边，准备截留他们的财产。马呈祥、罗恕人、叶成进行反抗，一个士兵开枪打伤了叶成的臂膀。

    赵锡光得知消息后，急忙带领副官赶到了阿克苏，亲自把马呈祥等人送出了疏勒城。

    新疆起义

    新疆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冯达曾回忆说：“二军军部到达焉耆时，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派他的参谋长韩际隆前来焉耆表示欢迎。韩际隆除了汇报四十二师及南疆军情外，还谈到了轮台、库车发生的抢劫骚乱。说军心民心不稳，急盼解放军迅速前进，以稳定南疆局势。二军首长对赵锡光等爱国将领的起义行动和维护地方秩序的努力给予很高评价。”

    1949年9月25日，送走“瘟神”的当天晚上，陶峙岳在新疆全军中宣读了事先拟好的起义电：“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这封通电有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等14人的签名。

    起义通电发出后，赵锡光立即召集驻南疆部队连以上军官到喀什开会，宣读起义电文的同时，约法三章：所有部队官兵严守以待，不准出营区;加强岗哨和巡逻，疏勒和疏附两城实行戒严;维护好两城的社会治安，军队官兵如有不规者，以军法处置。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人代表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向毛泽东、朱德等发去了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反动政府，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新疆省政府复电，希望起义军能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疆而奋斗。

    赵锡光看了复电后，抑制不住兴奋，又单独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毛泽东和朱德：“毛主席、朱总司令：锡光率领南疆二百万军民，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断绝一切来往，接受共产党领导，并遵守八项二十四款。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毛泽东收到赵锡光的单独电报后，再次回电嘉勉。

    有党史专家后来在对新疆和平起义的分析中称：赵锡光以国民党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的身份率部参加和平起义，使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和平回到人民中来。当时新疆处于西有分裂势力和外国势力的干涉，中有国民党叶、马、罗驻军，南疆有赵锡光控制的多种势力互相制约平衡的复杂状态之中，哪一方稍微出差错，就会失去力量平衡，就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危险。由于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赵锡光将军深明大义，在新疆的和平起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和平起义的胜利进行。

    奠基新城

    1991年8月17日，83岁的国家副主席王震抱病视察新疆，来到石河子。这一天，恰好也是四十一年前他和陶峙岳、赵锡光第二次来石河子荒原踏勘，决定以石河子老街南两公里处为中心创建军垦新城的日子。

    王震心里明白，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回新疆回石河子了，于是他托请有关部门，再修葺一下赵锡光的墓地，“要修得好一些”，还说这是他能为赵锡光做的最后一件事。

    王震和赵锡光的友谊始于1950年8月17日。当时，王震率陶峙岳一行出迪化，经呼图壁县九军军部，邀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赵锡光和九军政委张仲瀚同行，最后确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设一座新城。王震说：“我们要扎根边疆，做屯垦戍边事业的‘开基始祖，在石河子这片万古荒原上创建一座现代化城市。”

    王震把建设石河子军垦新城的重任交给赵锡光，并成立了二十二兵团建设处，赵锡光亲任处长，张仲翰任建设处政委。接受任务后，赵锡光号召全军官兵要树立“屯垦军”、“劳动军”的思想，努力建设石河子新城。

    赵锡光戎马生涯大半生，根本不懂基建，为此，他专门从北京买来书籍废寝忘食地自学建筑学方面的知识。

    1952年3月，第九军军部撤销，所属部队归二十二兵团直接领导。已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的赵锡光，仍兼任石河子工程处处长，全身心地扑在石河子新城建设上。

    在建设石河子第一座大型建筑兵团办公大楼时，赵锡光亲自下到连队做动员。1952年5月2日，兵团大楼按计划准时破土动工，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在9月25日这一天，即新疆和平解放三周年纪念日顺利竣工。

    石河子建城序幕拉开后，施工部队由原来的20个连队增加到30个。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赵锡光把工作会议全放到晚上召开。这样一来，每当战士们进入梦乡时，赵锡光还要召开工作会议。次日清晨，军号一响，赵锡光又照常起床，深入工地巡视检查工程质量。

    1953年秋，兵团医院大楼破土动工。此时，赵锡光的胃病已十分严重，陶峙岳和张仲瀚多次催促他到乌鲁木齐住院治疗，但他总是说：“我的病不碍事，把医院盖好了后再治也不迟！”

    当时，在工地上，战士们常常看到赵锡光胃病发作时，吃一两块随身带的干馍片以缓解疼痛。但时间一长，干馍片也不起作用了。几年中，王震数次催促赵锡光住院治疗，并亲自选择医院和医生，赵锡光却不舍得离开刚动土的工程。二十二兵团办公大楼竣工了，他不走;军垦俱乐部盖好了，他依然不走。直到兵团医院从玛纳斯县搬到新落成的大楼里后，他才去看病，却为时已晚，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1954年春，赵锡光病情恶化，住进兰州总医院。王震派专机把北京协和医院最好的医生接到兰州给他做手术。手术后不久，王震又从北京赶赴兰州探望赵锡光。一踏进疗养室，两人紧紧拥抱，失声痛哭。赵锡光的女儿后来回忆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哭。同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王震伯伯哭，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哭。”

    王震和张仲瀚建议赵锡光最好去苏联疗养，不愿出国就去青岛，赵锡光却坚持回到了石河子。

    1955年10月，赵锡光在石河子病故。按照赵锡光的遗嘱，他的遗体埋葬在他亲自开拓的新城土地上。张仲瀚遵王震嘱托，亲自在石河子南郊确定了赵锡光墓地。在此处向北眺望，石河子新城尽在眼底。

    多年后，王震与陶峙岳、张仲瀚曾商议，拟将石河子第一座公园命名为“锡光公园”，赵锡光家人得知后说：“这样做有违锡光初衷。公园在城西，就叫西公园好些。”如今的西公园，已成为石河子重要的旅游风景区。

    （本刊记者杜尚儒对本文有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