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观众共同经历实用的阅读
杨 阳
2004年，开办了8年的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在历经多次改版后走到尽头。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开卷有益》、浙江有线电视台的《书情手册》、广州电视台的《书讯》、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青岛电视台的《一味书屋》等电视读书节目也相继停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依然在播出的河北卫视的《读书》节目俨然成为中华大地读书节目中仅存的果实。
自2000年6月开播以来，时长30分钟的《读书》栏目始终与文化和时代同步，以作家访谈为主，兼顾图书动态信息，雅俗共赏、文娱皆宜，颇受观众喜爱。在我国文化类节目整体衰微的大环境中，这样一档看似平常的读书节目却能一脉尚存，其原因何在？它能给读书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观众定位：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
首先，《读书》栏目的成功在于它准确的定位。一般的读书类节目的策划人都将节目定位在思想性、学术性上，从电视形象化的表现形式来看，这样的节目难免显得枯燥而且过于严肃，自然大多数普通观众都不喜欢。央视的《读书时间》，曾因其较高的文化品味受到部分文化层次较高的观众的好评，但辉煌是短暂的，在激烈的竞争中，几经改版还是没有逃脱被淘汰的危机。正是由于它的文化品位过高，这种定位导致了其受众面过于狭窄，把相当多的普通观众排斥在外，其市场基础就越来越弱。
读书类的节目毫无疑问主要是办给文化人看的。但什么是文化人？显然，在大众文化时代，不是那种“万卷纵横眼欲枯”的陆游们和“寒夜读书忘却眠”的袁枚们，《读书》把“文化人”解读为：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尽可能地扩大节目对观众的覆盖面，《读书》的制片人对其标准定位在以下两个方面：通过对读书、写书、出书现状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把镜头的焦点始终落在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之间，让这三者互为观众、互相沟通。此外，避开纯学术的单纯的某一专门领域的知识，尽量做到雅俗共赏、兼容并蓄。
根据这一定位，《读书》栏目的观众对象就有了其特定性。第一，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进行精神上的消费。目前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已经从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样良好的物质基础，使得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余，可以进行物质以外的消费，因此，这些年来我国文化消费占日常消费的比例不断地上升。第二，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国民文化水平普遍提升，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越来越多。第三，有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欲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只追求物质文化，各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决定了人们对自我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度在加大。这些因素的存在，为《读书》栏目提供了庞大的目标观众群，并且拥有成长中的潜在观众群。
题材内容：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读书》之所以还能够在当前几近荒漠的纯文化节目中绽放，与它贴近普通观众、关注时下生活是分不开的。
从选题看，《读书》贴近时下生活，关注现实。观众喜欢看的一定是贴近自己生活的，《实话实说》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该节目讨论的话题就是一些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现实问题。例如：孩子教育、婚姻家庭、见义勇为等等。这样的话题让大多数观众都听得懂，可以参与其中，融入其中，并从中获取某种认识、启发、思考。
在题材选择上，《读书》节目始终把握“为大众、慎精英”的原则，尽量为普通观众提供更加实用的书籍。
始终密切关注现实和社会的热点，并通过一本书找到交结点，对现实和热点进行评说。它涉及范围广，内容深刻，播出的节目囊括出版物所能涵盖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政治等，时间跨越古今。在2007年古典文学热兴起的时候，《读书》推出了：一部奇书一种奇谭，马瑞芳诙谐点评《聊斋》。节目以独特的视角解读《聊斋志异》，与现代很多热点问题结合，引人入胜。在2008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奥运会的召开又让我们为国人的礼仪担心，“《带出最好的一面》，美籍华人欲重振礼仪之邦”，这一期节目的播出为国人敲响警钟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标准，引起观众深思。教育一直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到孩子考试放假的时候，家长们谈及孩子学习的情况就更多了。所以在2008年初始，连续三期节目都是与教育有关的。在“六子女培养四博士，畅销书《我的事业是父亲》”这期节目中，通过采访因培养出4个博士而被称为“人才魔术师”的作者蔡笑晚先生，来探讨父母应该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应该做些什么。关于教育的节目还有：剑桥母亲《和孩子一起成长》，解析孩子教育的最佳期和教子经：《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等等。这些书都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来讨论当今的社会如何教育孩子，怎样与孩子沟通等社会热点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读书》栏目无论谈古论今，无论谈文学还是论教育，都与当前的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读书》节目很重视给人以新的视角和观点，给观众提供认识问题的新思路、新启发，这种新思路会让读者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从书中人物或故事中提取出来，新理念不知不觉就渗透到观众的脑中。
不少的谈话节目就如何教育孩子而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其模式无非是专家讲坛、家长提问。而《读书》的《和孩子一起成长》《我的事业是父亲》这两期节目却是站在一个普通家长的角度来探讨教育孩子的问题。在《和孩子一起成长》中通过采访杨文，让她谈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心得，她认为最生动、最有力量的教育是成为孩子志同道合的旅伴，经历风雨、迎接彩虹，在一起成长当中感受奋斗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言传身教，家长执着向前的背影，才是孩子最信服的航标。
在马瑞芳诙谐点评《聊斋》这期节目中，记者通过采访马瑞芳多年来研究《聊斋志异》的心得，诠释了一个全新的蒲松龄，一部全新的《聊斋志异》。马瑞芳说到，《聊斋志异》中所体现的道德观，是一种老百姓实用的道德观。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惩。这样一种道德观被马瑞芳解读为古代的“八荣八耻”。小说中，花鸟鱼虫都化作美丽的少女，因此这部作品被马老师誉为中国最好的绿色环保小说，因为它表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通过马瑞芳的阐述，蒲松龄和他的作品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些新鲜的解读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价值体验：解读作品，体悟人生
读书类栏目自然离不开图书，但也不能一味地陷在图书里面。这样就会使节目单调乏味，不能被广大的观众所接受。《读书》不是就书论书，而是由书及人，由书里到书外，从书籍透视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强调跳出书本看社会，这样自然就会与观众产生共鸣。在某一阶段，人们关注一部文学作品，绝对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有的是通过书中的主人公来观照自身，有的是想获取某种经验，有的是想探视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在《读书》中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是《读书》为什么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
《读书》栏目不单纯讲述书的内容，而是从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目的展开，结合对作品中故事和内容的评论，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作品。《和孩子一起成长》这期节目中，作者杨文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她原来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但她不甘这样生活，于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又通过努力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再到出国留学，又回国创业，这样不凡的经历使她有了不凡的成就。在节目中杨文提到了她在教育孩子中遇到的很多小故事，并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来与家长们分享教育孩子的经验，仿佛让观众看到了一幅幅真实的图画。《带出最好的一面》的作者路勤是一位美籍华人，她介绍说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吐痰的现象，让她觉得自己应该为国人做些什么，她说自己愿意做国人的一面镜子，她以在海外多年的见闻和亲身体验的中外文化的差异，通过一件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情，引发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行为的重新审视。正是这样生动的展现，让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读一本书，而是在与书的作者、书中的主人公对话，共同探讨现实问题，从而更加深刻的领悟作者的意图。就像《读书》的广告语说的那样“解读作品，体悟人生，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
在当前读书类节目整体萧条的形势下，《读书》节目坚持下来，探索着读书类节目的生存之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读书》栏目也透露出纯文化类节目在表现形式设计、营销方面的粗糙，这无疑会影响其传播效果。作为电视产品的读书类节目，也应该增强互动性和可视性。节目中可以加入现场观众讨论，也可以开通场外热线，调动起观众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变交谈为讨论，让写书人与读书人碰撞，这样的话，信息、解读、观点就会更加深入，书就会读得更透彻，节目的传播效果会更好。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
栏目责编：曾鸣
2004年，开办了8年的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在历经多次改版后走到尽头。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开卷有益》、浙江有线电视台的《书情手册》、广州电视台的《书讯》、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青岛电视台的《一味书屋》等电视读书节目也相继停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依然在播出的河北卫视的《读书》节目俨然成为中华大地读书节目中仅存的果实。
自2000年6月开播以来，时长30分钟的《读书》栏目始终与文化和时代同步，以作家访谈为主，兼顾图书动态信息，雅俗共赏、文娱皆宜，颇受观众喜爱。在我国文化类节目整体衰微的大环境中，这样一档看似平常的读书节目却能一脉尚存，其原因何在？它能给读书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观众定位：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
首先，《读书》栏目的成功在于它准确的定位。一般的读书类节目的策划人都将节目定位在思想性、学术性上，从电视形象化的表现形式来看，这样的节目难免显得枯燥而且过于严肃，自然大多数普通观众都不喜欢。央视的《读书时间》，曾因其较高的文化品味受到部分文化层次较高的观众的好评，但辉煌是短暂的，在激烈的竞争中，几经改版还是没有逃脱被淘汰的危机。正是由于它的文化品位过高，这种定位导致了其受众面过于狭窄，把相当多的普通观众排斥在外，其市场基础就越来越弱。
读书类的节目毫无疑问主要是办给文化人看的。但什么是文化人？显然，在大众文化时代，不是那种“万卷纵横眼欲枯”的陆游们和“寒夜读书忘却眠”的袁枚们，《读书》把“文化人”解读为：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尽可能地扩大节目对观众的覆盖面，《读书》的制片人对其标准定位在以下两个方面：通过对读书、写书、出书现状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把镜头的焦点始终落在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之间，让这三者互为观众、互相沟通。此外，避开纯学术的单纯的某一专门领域的知识，尽量做到雅俗共赏、兼容并蓄。
根据这一定位，《读书》栏目的观众对象就有了其特定性。第一，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进行精神上的消费。目前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已经从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样良好的物质基础，使得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余，可以进行物质以外的消费，因此，这些年来我国文化消费占日常消费的比例不断地上升。第二，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国民文化水平普遍提升，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越来越多。第三，有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欲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只追求物质文化，各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决定了人们对自我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度在加大。这些因素的存在，为《读书》栏目提供了庞大的目标观众群，并且拥有成长中的潜在观众群。
题材内容：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读书》之所以还能够在当前几近荒漠的纯文化节目中绽放，与它贴近普通观众、关注时下生活是分不开的。
从选题看，《读书》贴近时下生活，关注现实。观众喜欢看的一定是贴近自己生活的，《实话实说》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该节目讨论的话题就是一些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现实问题。例如：孩子教育、婚姻家庭、见义勇为等等。这样的话题让大多数观众都听得懂，可以参与其中，融入其中，并从中获取某种认识、启发、思考。
在题材选择上，《读书》节目始终把握“为大众、慎精英”的原则，尽量为普通观众提供更加实用的书籍。
始终密切关注现实和社会的热点，并通过一本书找到交结点，对现实和热点进行评说。它涉及范围广，内容深刻，播出的节目囊括出版物所能涵盖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政治等，时间跨越古今。在2007年古典文学热兴起的时候，《读书》推出了：一部奇书一种奇谭，马瑞芳诙谐点评《聊斋》。节目以独特的视角解读《聊斋志异》，与现代很多热点问题结合，引人入胜。在2008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奥运会的召开又让我们为国人的礼仪担心，“《带出最好的一面》，美籍华人欲重振礼仪之邦”，这一期节目的播出为国人敲响警钟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标准，引起观众深思。教育一直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到孩子考试放假的时候，家长们谈及孩子学习的情况就更多了。所以在2008年初始，连续三期节目都是与教育有关的。在“六子女培养四博士，畅销书《我的事业是父亲》”这期节目中，通过采访因培养出4个博士而被称为“人才魔术师”的作者蔡笑晚先生，来探讨父母应该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应该做些什么。关于教育的节目还有：剑桥母亲《和孩子一起成长》，解析孩子教育的最佳期和教子经：《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等等。这些书都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来讨论当今的社会如何教育孩子，怎样与孩子沟通等社会热点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读书》栏目无论谈古论今，无论谈文学还是论教育，都与当前的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读书》节目很重视给人以新的视角和观点，给观众提供认识问题的新思路、新启发，这种新思路会让读者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从书中人物或故事中提取出来，新理念不知不觉就渗透到观众的脑中。
不少的谈话节目就如何教育孩子而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其模式无非是专家讲坛、家长提问。而《读书》的《和孩子一起成长》《我的事业是父亲》这两期节目却是站在一个普通家长的角度来探讨教育孩子的问题。在《和孩子一起成长》中通过采访杨文，让她谈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心得，她认为最生动、最有力量的教育是成为孩子志同道合的旅伴，经历风雨、迎接彩虹，在一起成长当中感受奋斗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言传身教，家长执着向前的背影，才是孩子最信服的航标。
在马瑞芳诙谐点评《聊斋》这期节目中，记者通过采访马瑞芳多年来研究《聊斋志异》的心得，诠释了一个全新的蒲松龄，一部全新的《聊斋志异》。马瑞芳说到，《聊斋志异》中所体现的道德观，是一种老百姓实用的道德观。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惩。这样一种道德观被马瑞芳解读为古代的“八荣八耻”。小说中，花鸟鱼虫都化作美丽的少女，因此这部作品被马老师誉为中国最好的绿色环保小说，因为它表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通过马瑞芳的阐述，蒲松龄和他的作品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些新鲜的解读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价值体验：解读作品，体悟人生
读书类栏目自然离不开图书，但也不能一味地陷在图书里面。这样就会使节目单调乏味，不能被广大的观众所接受。《读书》不是就书论书，而是由书及人，由书里到书外，从书籍透视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强调跳出书本看社会，这样自然就会与观众产生共鸣。在某一阶段，人们关注一部文学作品，绝对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有的是通过书中的主人公来观照自身，有的是想获取某种经验，有的是想探视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在《读书》中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是《读书》为什么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
《读书》栏目不单纯讲述书的内容，而是从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目的展开，结合对作品中故事和内容的评论，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作品。《和孩子一起成长》这期节目中，作者杨文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她原来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但她不甘这样生活，于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又通过努力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再到出国留学，又回国创业，这样不凡的经历使她有了不凡的成就。在节目中杨文提到了她在教育孩子中遇到的很多小故事，并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来与家长们分享教育孩子的经验，仿佛让观众看到了一幅幅真实的图画。《带出最好的一面》的作者路勤是一位美籍华人，她介绍说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吐痰的现象，让她觉得自己应该为国人做些什么，她说自己愿意做国人的一面镜子，她以在海外多年的见闻和亲身体验的中外文化的差异，通过一件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情，引发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行为的重新审视。正是这样生动的展现，让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读一本书，而是在与书的作者、书中的主人公对话，共同探讨现实问题，从而更加深刻的领悟作者的意图。就像《读书》的广告语说的那样“解读作品，体悟人生，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
在当前读书类节目整体萧条的形势下，《读书》节目坚持下来，探索着读书类节目的生存之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读书》栏目也透露出纯文化类节目在表现形式设计、营销方面的粗糙，这无疑会影响其传播效果。作为电视产品的读书类节目，也应该增强互动性和可视性。节目中可以加入现场观众讨论，也可以开通场外热线，调动起观众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变交谈为讨论，让写书人与读书人碰撞，这样的话，信息、解读、观点就会更加深入，书就会读得更透彻，节目的传播效果会更好。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
栏目责编：曾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