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战略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方案

    王海洲

    摘要：迈入“新时代”的中国亟需将国家形象塑造行为提升至战略层面。象征政治学理路基于国家形象的象征本质，可为该战略提供合宜的、具有框架性的理论解释。首先，战略的实施环境是一种政治象征系统；其次，战略的三种基本角色（规划者、受众和形象载体）以象征意义为核心处理彼此间的关系；第三，战略基本图式的构建以象征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主脉。国家形象战略的中国方案应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要求：1）中国需在全球性的象征系统中与各方展开象征资本的交易；2）中国遴选的象征载体不可引发任何受众的伦理之忧：3）中国国家形象战略需满足“真实”“良善”和“完美”这三种兼具递进性和系统性的诉求。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方案；象征政治学；认同

    引言

    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但不是一种新颖的现象。在人类的悠远历史中，包括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类型的政治共同体，都会在其内部成员和外部受众前展现为某种或某些特殊的形象。这些形象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如简单的共同体名称、鲜明的共同体图腾、显赫的共同体领袖、复杂的共同体行为，或虚幻的共同体神话等等。它们作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直接结果，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以偏概全”：任何形象都只能通过某个或某些属性映射一个囊括无尽属性的、整体化的共同体，所以无法做到事实完备。二是“非此即彼”：一切形象都被作为好恶有别的类型化处理以表征敌我之分，所以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两个特征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形象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着竞争性认同的事物，这正是其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的主要原因所在。它们能否在实践中充分地发挥出这种重要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和具体环境。仅就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经验来看，列强崛起与重视国家形象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变量关系。确如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多年前所言，富裕和發达的现代国家必须支付维护其“尊严”的必要费用。鉴于这种尊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意义上被理解为现代文明的标记，将国家形象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注重外在表现的“面子工程”便着实是一种浅见。国家形象是“内外兼修”的国家所流露出的一种综合气质，而气质有高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腾飞在四十年间画出了一条美妙的“中国曲线”，不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容置疑地陈述出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在举国上下学习和探索“如何做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国家形象变成了中国政界、学界和民间的一个热门概念。对中国何以为“大”的所有反思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对中国“应该”呈现出何种形象的回答。在国家层面，这种“应然”的思考逐渐明晰起来：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开始重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初步建设，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系统性设想。时至今日，国家形象不再是一种模糊的远大期望，而是已经凝练出清晰的构架和明确的目标，十九大报告将之表述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有所对应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正是此宏伟设想真正地让“国家形象战略”这一概念名副其实。也就是说，至此才首次形成国家形象战略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空间意义上充分地深入考虑全局情况，将诸多方面集成在一个复杂系统之中，单纯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等方面的国家形象构建只是零散的各自为战；二是在时间意义上承认并强调进行动态的、长程的谋划，既提出针对变动的环境及时进行调整，也要求不执拗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总之，国家形象战略虽然是十余年来不断为各方所提及的一个旧概念，但就其本身所对应的实质性需求而言，它又的确表现为一种新面貌。所以，在理论上重新省察国家形象战略，适逢其时。

    一、回到形象本身：象征政治学视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不少学者针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即便他们受时代所限，无法在如今天这般成熟的条件中完整地把握国家形象的战略意义，但切实地推动了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践。特别是他们相当务实地基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实际境况，或在战略的操作层面提供各种具体的形象塑造建议，或在战略的目标层面勾绘出诸多期许中的国家形象，对我们细致观察和深入反思国家形象战略的新面貌大有裨益。由于这些文献属于起步阶段的探索，因此多为描述性的工作，为更深层次的诠释和反思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些工作有的关注国家形象的各种经验性材料，尤其是以政府行为、传播媒介和文艺形式展现出的大量文本，从某个或某些侧面勾勒出具体国家形象的外在表现。另一些工作则立足于国家领导人或政府高层的相关权威表述，为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注解。这在形式上似乎是一种解释，但并未达到格尔茨所言的“深描”要求，更像是一种“强描”。

    毫无疑问，这两类描述性工作有助于澄清国家形象及其战略的真正面目，但诠释和反思的不足使之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提出的是一些片面的、甚至武断的决策，或是重外塑轻内塑，重塑造结果轻形象成因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意味着此类研究难以科学地反映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基于具体经验材料的个案描述各自精彩，但特殊性强于普遍性，在国家形象战略的演绎推理方面说服力较弱。针对权威表述的注解视野宏阔，但普遍性强于特殊性，在缺乏归纳的前提下所得出的结论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直接后果是，将一系列未经细致检验的状况或观念当作一种无需证明的“既定”：国家形象“已然”出现的诸多表现和国家形象战略“已然”面临的情境成为此类研究的“出发点”。

    在这些既定经验之前，实际上还存在着更原初的出发点，即国家形象的本真状态。要想充分地缓解、甚至一劳永逸地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冲突，必须回到国家形象本身。依照这种现象学思维，国家形象的既定应该被打上括号悬置在一旁、等待检验。也就是说，要重构国家形象研究的基石，从此前的国家形象外在之“表现”，转换为其内在之“所是”。即便十九大报告已经凝练地提出了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应该基于何种方面构建何种形象，此项基础性工作仍然极有必要。

    回到国家形象本身的关键是合乎逻辑地准确定位国家形象的范畴。国家形象的概念虽然众说纷纭，尤其在细节上各有侧重，但大致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国家形象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对国家的意向性行为的结果；第二，这种意向性行为的直接对象是某种形象载体，它充当主体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第三，这种意向性行为的结果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综合。从中可以引申出，国家形象是主体借助形象载体对国家意义的表达。我们正是基于此推论寻求象征政治学的解释。首先在形式上，形象载体与国家之间作为两种绝对的相异之物，是一种象征性关系，即基于具体属性的类比，形象载体实现了对国家的替代。其次在结构上，形象载体与国家分别作为象征物与象征本体，基于主体的判断完成象征性行为。最后在内容上，受主体、形象载体和国家的具体状况所限，后两者之间的表达产生的是象征性意义，即具有凝聚性、多变性和模糊性等特征。统而论之，在范畴上，政治象征与国家形象构成了种属关系，后者是前者的特殊类型，这使得基于象征政治学视角对国家形象进行观察兼具可行性和必要性。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详细地梳理了这一点，本文在其基础上转向对国家形象战略的讨论。

    国家形象与政治象征之间的密切关联为其战略的象征政治学考察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时，国家形象战略本身的特殊性也是这一路径有其必然性的重要原因。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国家形象战略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首先来看时间维度。对于作长程规划的战略而言，其时间状态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重心有序后移的连续统。在国家形象战略中，历史资源、现实要求和未来取向都与政治象征息息相关。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和记忆以象征的方式运作几乎是一种常识，早在两千多年前，无论是西方大哲苏格拉底坦然饮鸩，还是东方前贤孔子立志从周，他们为之献身的目标便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象征的方式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在国家象征战略能够调集的历史资源中，是否含有强大的象征意义这一标准至关重要。一是因为符合此标准的历史资源通常也是强大的传统合法性资源；二是因为在时间长河中，往往不断有各种事件及其解释介入到这些历史资源的象征意义之中，从而扩展其在多种领域内发挥广泛影响的能力。总之，充分理解和阐发历史资源的政治象征意涵，是制订国家形象战略的必要前提。

    现代民族国家并没有将象征视作非理性之物或者过时的遗存，它们热衷于在重大仪式性活动中展示具有深远意义的象征物，设立专门法律维护国旗或国歌等重要国家象征，以及不遗余力地投入大量财物建设旨在唤起共同体认识和情感的“记忆之场”等。象征在当下时间中是人们建立和维系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稳定关系的重要依靠。现代政治科学自诞生之初就发现了这一点，从沃拉斯、梅里亚姆直至拉斯维尔等政治学巨擘，都对象征的政治意义青眼有加。即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时，穆雷·埃德尔曼等人依然在政治象征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而颇具影响力的工作。到新制度主义复兴之际，勃兴政治象征研究的呼吁虽然应者有限，但各方学者延绵不绝的努力使得象征政治学的建构终成现实。在这些理路之中，现实的国家生活如何通过象征呈现和巩固其当下的合法性，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议题。

    国家形象战略预设着一个从过去到现在都未曾实现的目标，它必须借助于文字、图像或行为等符号系统显现出其丰满的图景。诸如大政方针、法律规范、政治学说和宣传媒介等都成为未来目标的载体。这些载体虽然在内容上追求确切的表述，以实现其“意欲”和受众之“理解”间的一致，但是，它们也会广泛地借助象征的手法削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时间沟壑，以表现或增强主体对未来目标的信心。可以说，没有想象就没有未来，而想象普遍且必然地使用着象征的形式，以实现当下和未来这两种异质化时间的代换。回到国家形象战略的议题中，如果战略目标的文字或图像表达无法引发丰富的想象力，势必导致其政治意义的干涸，最终令人失去对战略本身的兴趣和信心。

    其次，国家形象战略的空间维度也与政治象征高度相关。国家形象塑造依目标受众的不同，可以被简单地分成外塑和内塑两种类型。外塑面对的是国际情境，其主要空间特征是全球化；内塑面对的则是国内情境，其主要空间特征是地方化。全球化是国家间交往依靠技术创新以时间换空间的结果，但交往的频繁和便捷并不意味着交往的平和通畅。随着全球化中行动主体数量的增加、交往程度的提高和交往方式的复杂化，彼此之间的理解也越发依赖象征的参与。作为衡量一国之外塑效果的重要表现，原产国效应、旅游目的地效应以及国家品牌效应等都是以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内容为代表性载体，他国依其以便捷的方式对该国进行“窥斑见豹”的整体性评估。这种国家形象判断的“快餐化”对国家形象战略的影响极大，特别是造成国家在美化其形象时，往往会钟情于对某些代表性载体进行外部包装，而忽视了扩大代表性载体的“种群数量”和挖掘代表性群体的深刻内涵的重要性。国与国之间的形象判断，从传统时代的“敌意想象”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以貌取人”，即便是一种进步，也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地方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对立面，因为自十九世纪中后期第一个全球化浪潮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和衰退一直是一个“共时的格局”。地方化作为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副产品，在时间意义和具体表现上与各种全球化的反向趋势（如“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等）相似，具有自闭和排外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行动倾向。这促使国家形象塑造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本国国民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成为国家形象战略的首要考虑内容。虽然地方化对于当今的国际社会而言存在着诸多弊处，但就国家形象战略本身而言，地方化并非没有益处。例如，它能够有效提升国家形象战略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地位。在现代民族国家因其在国际社会中受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家间联盟等挑战而产生主权风险之时，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既是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又是国家认同得到强化的明证。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竞争也影响到了国家形象战略中象征资源的选取和象征手段的运用。在制订国家形象的对内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本国国民与外国受众的区别，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差异。

    与民族一样，国家作为具有长久历史和广阔疆域的政治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想象的共同体，而那些使个体和群体能够在想象中对国家进行实体化之物便是象征物，这些象征物成为勾勒国家形象的主要载体。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载体实现国家形象的塑造，正是其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标。象征政治学作为一种关注象征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分析理路，从而成为在理论上反思国家形象战略的可行之选和必然之选。

    二、象征的再生产：国家形象战略的理论框架

    国家形象战略的传统研究主要聚焦于战略的各类基本属性，如研究其目标、宗旨、方针、环境、资源、决策、实施或评估等。它们在具体内容上多属于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将国家形象当作一种整体概念和既定经验来处理，往往在具体内容的分类上表现为条块化的形式，如着眼于形象傳播过程的不同阶段，或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形象。象征政治学的反思与条块化的传统分析有显著区别，它寻求对国家形象战略的框架式解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范畴上将国家形象战略的实施环境视作一种政治象征系统；二是以象征意义为核心，处理规划者、受众和形象载体这三种国家形象战略的基本角色之间的关系：三是围绕象征的生产和再生产构建理解国家形象战略的基本图式。这种象征政治学框架的目标是为国家形象战略提供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支撑，充当其制订、实施和评估的相对独立的理论工具。

    全球化和地方化既是国家形象战略实施环境的两种基本特征，同时也构成了国家形象战略的基本范畴。在其中，两者不再展现为具有冲突性的政治地理趋势，而是共同形成一个难以绝对区隔开的整体系统。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建立了一套基础性的话语体系：政治系统以政府组织、政治体制和政治团体为核心结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扮演着外部环境的作用。基于政治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输入和输出，人们通过决策行为得以实现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种理论最为突出的优点在于，从政治科学的特殊组件出发，重新构造了政治社会，至少在学术意义上形成了一套能够与社会学分庭抗礼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政治系统的确为国家形象战略所倚重，其核心结构是制订和执行战略的中枢，其外部环境是战略的内外背景，两者根据彼此之间的交往而适时地调整战略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不过，这种以权威性分配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系统只是结构化的政治世界的一种图景，其日常性的展开还有其它表现方式。埃德尔曼曾直白地指出：“不存在一种‘真实的政治系统。对于处于多元化情境中的人们来说，根据他们所处的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议题，有一两个方面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为了厘清这一系统，所有的视角都必须纳入考量之中。”象征政治学便是其中一种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或者非制度性的政治文化都包含着大量的象征性因素——它们要么以象征的名词形式表现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或事件，要么以象征的动词形式表现为一种象征的实践和过程。在广义上，任何参与政治生活的象征事物或实践都属于政治象征的范畴；在狭义上，格外关注的是以权力、政府和国家为三大焦点的政治系统中的象征现象。以象征为主脉来重新勾画传统的政治系统，便是象征政治学最基本的理论贡献之一。表现为政治象征系统的政治世界主要包括以政府为主导者的政治实践（简称为政府实践）和以非政府的社会主体为主导者的社会实践，无论是前者所关注的与政治共同体认同和行政系统运作相关的问题，还是后者所关注的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都与政治象征密切相关。象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保证该系统顺畅运作的基本动力，而国家形象战略正是其中重要的能源输送管道，它如同人体中的血管，连接到这个系统的各种组件和活动之中。

    在国家形象战略的管道中输送的核心物资是经由形象载体所表达出的关于国家的意义，其能否无损耗地得以传递和接受，主要取决于诸多角色的合力，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角色是战略的规划者、目标受众和择取的形象载体。国家形象战略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塑造不同，后者未必有通盘考虑或精心谋划，在某些情形中就是个体的偶然之举。国家形象战略是一项国家性行为，因此其规划者主要是能够代表国家政权开展合法行动的决策者，通常是政府。当然，依据不同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政治领袖或政党也可能在此类决策行为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规划者的战略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国内外的受众，包括个体、群体或者组织等。形象载体是规划者和受众之间交互意义的主要介质，这些交互可能引起共鸣，也可能诱发对抗。

    要避免规划者与受众之间爆发严重的象征意义争夺战，形象载体的责任重大，至少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形象载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牢固而广泛的联系，以使其经得住在战略意义上被全面和剧烈地使用。根据这一条件，那些能够为国家提供综合性合法性资源、且在历史事实及其观念上较少自相抵牾之处的形象载体便是较好的选择。第二，形象载体与规划者之间在核心信念方面能够融通甚至共振。这意味着两者即便在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产生一定的龃龉，依然可以通过边缘信念的变动来消解彼此间的对立。第三，形象载体不能引发受众的伦理之忧。形象载体寻求受众的积极评价自是不言而喻，来自后者的消极评价也是常有之事，但其必须被控制在伦理领域之外。“恶”对于形象载体而言是具有毁灭性的标签，不仅难以消磨，而且还会经过敌意想象的加持，不断深化。满足以上基本条件的形象载体是搭建象征能源输送管道的基础材料。

    国家形象战略的理论框架的中心问题是：它基于何种理解去处理其外在环境和内在对象。很多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回答，他们广泛引用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将国家在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展现出的实力视为维护其利益的重要手段。我们在此从象征政治学角度补充另一个角度。前文已经明确，国家形象战略的外在环境是一种政治象征系统，其中的战略规划者和受众以国家的形象载体为介质来传输和接纳象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象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可以说，国家形象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形象载体的象征意义持续性地征服受众的规划。在此，“生产”主要是规划者用载体来表达国家的行为，“再生产”则是受众领会了规划者的行为意图，从而延续形象载体与国家之间象征关系的行为。是否能够有效地实现再生产，是评估国家形象战略成败的重要标准。

    搭建国家形象战略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为把握它提供一种“诠释基模”。按照舒茨的理解，它是一种由过往经验脉络所形成的模式化认知，我们依赖其诠释当下和未来的某种新体验。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新时代，中国如何制订和实施其国家形象战略，可以基于象征政治学的诠释基模提供一种独特的理解。

    三、来自象征政治学的中国方案：新时代的国家形象战略

    中国方案是一个与全球治理呈对应关系的概念，它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举足轻重地位后的必然产物。所以，中国方案首先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诉求，要能在一个国际环境中履行对他国乃至全球的责任。中国方案的出现还在于目前已经存在的其他方案并未有效地解决困扰国际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因此它具有一种特殊性的诉求，要能提供一种来自于中国的、与众不同的应对之策。当然，中国方案作为中国责任的担当和中国能力的展现，必须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是我们讨论国家形象战略的中国方案的出发点。

    由于國家形象战略及其中国方案都是新生事物，因此其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对未来状况的预测——这反而更加要求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坚实的理论奠基。目前有关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除了明显随意使用“战略”一词的研究之外，大多数研究是简单解读权威性政治话语后的呼吁，或是缺乏必要理论支撑的列举式论断。当然，“国家形象战略的中国方案”这项几乎全新的研究议题包罗万象，远超本文的承载能力。我们仅延续国家形象战略的象征政治学框架，从一个重要但未被关注的侧面展开一些基础性的反思。

    在象征政治学视野中，国家形象战略的中国方案要保持其普遍性，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将中国置放于全球性的政治象征系统之中。中国方案表现出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而责任曾被布迪厄视作一种“象征资本”。这种稍显生硬的联系当然不足以建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象征性联系，但如果将象征资本扩充为一种可以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资本可以产生汇兑的等价物，那么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与世界之间在象征意义上的普遍联系。如此一来，任何领域内的中国方案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象征资本的全球流动——这也是诸如经济全球化或政治全球化这样的单一全球化表述在现实里总是无法涵括更为多元而复杂的全球化状况的原因所在。第二，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必须基于形象载体的第三个条件即“形象载体不能引发受众的伦理之忧”来遴选中国的象征物。对于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相似的说法而言，这条原则是必要的附注。我们以“中国话语”为例，它在中国当前的国家形象塑造实践中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象征，是他国理解中国的关键介质。虽然中国话语本身是一种以言表意的形式，但它具有典型的象征多义性。如何吸引受众交流、获取受众认同以及防止受众误解乃至反感，一直是中国话语研究的重要选题。我们认为，对于在本质上具有竞争性的中国话语和他国话语来说，其底限是在伦理意义上达成共识，这是参与国际话语竞争的前提。只有先遵守这个前提，随后才能考虑如何在竞争中获胜的问题。

    国家形象战略的中国方案也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的表述，为我们把握这种特殊性提供了极好的进路。新时代的关键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这虽然是对国内状况的精准概括，但对指向外国受众的中国方案也能够产生直接影响，毕竟能够承担何种国际责任与国家本身的实际能力密切相关。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新时代不仅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它作为重要的政治理念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作为从当前到本世纪中叶之间数十年时间的一种权威名称，很可能会被长久地、广泛地使用。这一能够概括社会长程变迁的特殊象征不仅能够锁定国家形象战略规划者对时间的判断，从而保证规划的内容与新时代的理论保持高度一致：而且有助于在时间意义上稳定住外国受众对中国形象的判断：多样性的中国形象都归属于“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值得强调的是，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潜在地呼应普遍性的同时，“新时代”既保证了中国形象的特殊性，又以这种特殊性包容了普遍性。

    在国家形象战略的中国方案中要充分地保证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和谐共生，或许应该回到对国家形象的真正诉求之中。无论是规划者还是受众都必然要基于一种象征思维来处理形象载体及其所表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以下三种诉求便格外重要。第一，基本层次的诉求是构建“真实”的国家形象。阿尔弗雷德·怀特海曾说过，“真”是“现象与实在的相符”。在国家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受众在现实中感觉到的国家形象（“现象”），与国家在一种“共时事态”（受众与国家在形象塑造和认知中的共存和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的由过往经验所决定的“实在”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构建这种“真实”的关键任务是提高塑造者和受众之间的信任度。第二，核心层次的诉求是构建“良善”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强化形象本身所展现出来的伦理上的吸引力。反之，“无价值且邪恶”的国家形象会激发“去人性化”的“敌意想象”，从而诱发战争或屠杀等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当敌我关系作为政治的本质直接影响国家生活时，在常态化的国家竞争中如何避免这种伦理上的极端对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理想层次的诉求是构建“完美”的国家形象。与真实和良善相比，它要求的是程度最高的符合度。国家形象之美尤其谋求受众对之产生强大的情感冲动，由于这种情感冲动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机制，因此这种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形象载体在客观世界中对受众产生何种感官刺激。这三个层次既有难易之别，又不可分割地构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

    在新时代，制订和实施有效的国家形象战略，对讲好中国故事至關重要。象征作为实在的形式和抽象的意义的统合体，确是理解和表述国家形象之形貌和内涵的合宜概念。中华民族既拥有绚烂多彩、丰富无比的象征资源，也是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礼仪之邦，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如何将这些优势纳入到一种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塑造之中，前途光明，但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方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