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社会的文化实践与社会建设
蒋 平
［摘要］文化和文化实践受制于社会和社会的需要即文化是镶嵌于社会之中的，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制约着文化实践。由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S市广场文化单位社会和后单位社会时期的差异性可知：老工业基地社会长期的单位历史和断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文化实践阶层和群体的差异性。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应立足于社会建设，通过社会建设来改善和调整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拓展公共空间和培育公共活动，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缓和社会结构的分离倾向，使现代社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有机体。
［关键词］文化实践；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广场文化；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C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4－0058－03
一、从单位到后单位：广场文化的变迁
广场，作为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文化实践和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文化的产生，广场文化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广场作为一种社会性空间，其文化实践方式的改变恰恰表征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1．单位时代的广场文化。在单位时代，我国的工作单位是工作场所、居住场所和社会福利系统的结合。它不但发放工资，还分配住房，提供儿童保育，开办学校，提供医疗，甚至举行葬礼，很多时候还管职工的恋爱、结婚、离婚和计划生育。人们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情感心理空间都高度叠合，单位和单位社区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也限定了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网络空间。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和工作中的利益纷争都在单位和单位社区里化解，人们的日常休闲和娱乐也在单位社区中得到满足。大的国营企业一般都有专门的文化宣传和组织部门，进行一些企业内部或行业之间的文体活动。单位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者，因而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元单位文化体系。
S市在单位时代广场不是很多，主要有市府广场、中山广场、铁西广场、皇寺广场等几个大广场。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区设文化馆，各街道设文化站和居委会文化活动室，形成了三级文化活动网，以及兴建各种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工人俱乐部、电影院、茶社和艺术剧院等等，同时驻在各区的大型国企单位的业余文化也很丰富，如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沈阳机车车辆厂、沈阳第三机床厂等不仅拥有自己的俱乐部、电影院还有自己的文艺演出队和体育活动队，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在这种企业办社会的模式下，人们在单位之内基本上解决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部需要，故而形成了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人们很少以个体的身份参与文化活动，单位之外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少之又少。因而，单位时代的文化广场，只有在盛大节日时，才在政府和单位有序的组织下举办重要的大型文化活动。整洁的地面，美丽的绿化，醒目的标语，有组织的人群，高扬主导意识形态的文艺节目和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在场。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单位通过文化建设加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比如，文化部门的专业演出重在宣传国家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实惠，国家富强与个体幸福的一致性；单位组织的文艺活动重在宣传单位与个体命运的一致性，把敬业上升到爱国的高度；街道的文艺宣传重在日常生活秩序的和谐，把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和谐作为文明进步的微观基础来进行宣传。从而，在文化上国家、单位与个人高度一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的文化格局。一方面总体性社会的现实强化了一元文化格局，抑制了其他形态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权的一元文化体制又维系着总体性社会的存在。
事实上，由于单位对私人生活的限制，决定了单位时代广场文化的低度发展。一方面限制私营经济的国家发展政策取缔了个人在广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削弱了广场的市场功能；另一方面，一些以传统和习俗为主的文化实践活动，由于被视为封建迷信成为被改造和清理的对象。由是，以传统和习俗为主的文化实践活动和个体的经济活动淡出了广场文化的舞台，广场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一元化倾向，广场在数量上较少，在功能上也比较单一，文化实践活动高度意识形态化。
2．后单位时代的广场文化。自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从此便进入了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个人权利逐渐扩展，自主性日益增强。在社会治理上体现为，由政府主导向由多元社会主体自我治理、自我发展转变。这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渐退出社会领域的过程，而且是地方和民间社会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并参与社会发展进而形成社会发展秩序的过程。在社会结构上，单位时代的均质社会被打破，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各种民间组织方兴未艾，自由流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增加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在文化上，随着一元专制文化的不断消解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文化实践形式由单一向多元转变。但是由于长期的单位社会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总体的发展趋势之下，老工业基地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目前，S市拥有大型文化广场20个，中小型文化广场300余个，从200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举办的大型广场活动700余场，中小型广场文化活动近万场，参加演出的专业和业余单位近1000个，参与活动的群众达1000余万人次，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不同的文化广场，因其规模、地理位置、发展历史的不同，其文化表现形态也各不相同。
规模大且地理位置靠近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广场，参与文化实践的主体多元，文化实践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专业的文艺演出外，还有各种兴趣群体，如参与英语角和街舞的青年群体，练习轮滑的少年群体，跳迪斯科的老年人群体等。文化实践的意义在于审美能力的提升，业余生活的丰富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无论是政府组织的大型专业文艺演出，还是由企业组织的商业演出，大部分都选择在少数几个大广场举办，因为有事先的宣传，以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文化形式时尚、新颖且专业，参与者众多且异质性很强，积聚了广场上的人气，彰显了社会的现代性。但是，由于这种大广场数量较少，且侧重于城市的景观文化建设，管理严格，在设计上更注重追求形式美，倾向于中上阶层品位，位置一般远离普通居民社区，或者成为高档社区景观的一部分，致使作为公共资源的城市文化广场成为城市形象工程或者是中上阶层的私有资源；相反，那些规模较小且数量较多的文化广场，却真正成为大多居民自组织的文化共同体。
与大的广场文化相比，小的广场文化具有以下特征：就形成机制而言，它是自发形成的，带有鲜明的草根特色。就参与的群体而言，多数为下岗失业的中年群体和离退休的老年群体，他们是高度同质的人群，即年龄、身份、阶层相同甚至拥有相同的集体记忆。就文化形态而言，虽然参与人数众多，但表现形态却高度单一，比如唱老歌曲，扭秧歌，下棋等，由于参与门槛较低，外来者很容易参与其中。由于广场面积小，广场设施简单，加之参与者众多，所以广场环境较差。另外，小广场的文化实践还包括各种低成本的经济活动，流动商贩在这里出售便宜的日用品、二手工具、小孩玩具和风味小吃等商品，下岗失业人员把这里当成是临时的零工市场，为周围社区提供服务。所以，与大的广场侧重景观建设，文化实践形式多样不同，小广场的文化实践则与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联系在一起，参与者文化实践带有很强的情感取向和经济取向。
二、后单位时代广场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从功能主义文化分析的视角来看，近几年来，广场文化的勃兴是由于快速城市化，传统社区衰落，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机械的社会团结瓦解，城市病如孤独、人际关系疏离等现象增加。后单位时代广场文化实践的丰富性，表明人们通过参与广场文化，来加入陌生人的社会，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医治城市病的途径。随着城市化不断深入，按照功能论者的分析路径，广场文化将会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消闲和习惯城市生活的重要渠道。进入21世纪以来，S市的广场专业文化演出从2000年的400余场，100个演出团体，参与群众400多万人次到2007年飚升至1256场，600个演出团体，参与群众1800多万人次，而业余团体的文化演出则达到10000余场，1000万人次以上，恰恰表明广场文化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作为文化资源和设施的提供者单位的消解，使城市的文化广场成为人们交往的公共空间。
当然，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当事人与“不在场的存在者”的联系变得习以为常，社会越来越多地靠市场、法律等象征符号及专家系统来运作，而缺少熟人社会的人际沟通，人际互动也越来越少地受到地域限制。在这种意义上，虽然传统社区衰落，但是以兴趣和爱好为特征的心理社区的兴起替代了地域性社区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加入各种社团获取情感的支持和交往的需要。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使地域社区向心理社区的转换成为可能。
但是，老工业基地广场文化的实践主体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失业群体和老年人群体，他们由于缺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更不要说参与现代生活。他们不是消费社会的主体，高雅的音乐会、大型场馆的文艺演出、旅游、美容、健身、成为某俱乐部的会员等这些大众消费项目都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他们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依旧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仍旧依赖社区和邻里获得支持网络，而城市化的步伐破坏了他们的社会生态，单位福利不再，邻里支持消失，因此他们通过参加广场文化，在广场上重建熟人文化共同体，通过唱老歌曲、追忆辉煌岁月等形式来抵制城市病，驱除孤独。所以，S市的300多个中小型的文化广场无论在演出的场次和参与的人数上都远远超过20个大文化广场，因为小文化广场深入居民社区，为脱离单位且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下岗失业群体和老年人群体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而且只要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大量存在，这样的文化实践将不可避免。
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少数大广场的文化实践，体现了社会中上阶层的消费品位。中上阶层的文化实践活动更具有审美倾向，注重文化的技巧与形式，因此，美丽的景观设计，考究的服装道具，参与的技术性门槛等等所构成的对参与者参与时间、金钱、审美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强化了其在文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与其他阶层的区隔。我们目前的城市规划恰恰是以中上阶层的品位为理想而设计的。但是，在老工业基地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底层是庞大的下岗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为数众多的小广场上的文化实践体现了处在底层的人们的生存处境。他们高唱革命歌曲，追忆单位社会，通过对旧的文化形式的向往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境遇的不满。他们的现实处境越是难以改变，他们越执迷于单位文化。就像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对青年亚文化的判断一样，青年们通过践行着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地下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和主张，发泄对主流文化的不满，以文化的形式来抵制来自主流社会的规训。广场文化在空间上的差异，同时也表征着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的差异，也意味着精英与普通大众在文化实践上的区隔，并以文化的形式确定了阶层之间的分界。
三、和谐社会建设：应立足于社会建设
任何文化实践都镶嵌于其存在的社会之中，小广场和大广场上的文化实践的差异性是老工业基地社会结构的体现。大广场的文化实践的丰富性，文化参与的自主性，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体现了生活与工作分离之后，休闲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小广场文化实践的单一性则反映了单位社会的深远的影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群体大量存在，受其自身经济能力和社交网络的限制，他们社会参与不足，文化实践受到生存条件限制。而小广场交通成本低，简单、不需门槛的文化实践获得了老人和低收入群体的认同。小广场的文化实践在单位解体后成为社会底层获得生存机会、建立新的交际网络的重要渠道。这种文化实践在空间上的区隔是老工业基地社会断裂的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上，应该立足于社会建设，或者可以说通过社会建设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改善和调整社会结构，拓展公共空间和培育公共活动，塑造平等、参与、互惠、合作的阶层关系，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缓和社会结构的分离倾向，使现代社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下，文化对于社会整合的正功能才能有效地释放出来。很多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应该着眼于文化建设，实现文化的整合。他们虽然认识到了文化冲突和矛盾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副作用，却没有意识到文化上的冲突恰恰是由社会断裂导致的，通过文化建设来实现社会和谐是舍本逐末，须知文化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能够共享文明成果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安排的基础之上。
因此，广场作为城市空间不应是追求技术效率的，它更应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这种互动为城市环境注入了生活的血液，因为有助于人们频繁交往和活动的环境才会产生一切人所需要和向往的价值。只有在洞察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城市广场才能成为促进人们频繁交往和活动的文化场域。有些城市为了追求城市市容整洁和景观效应，往往忽略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的真实社会需要，尤其在面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大规模下岗失业群体的社会现实情况下，广场是其谋生和参与社会的场所，拓展他们文化实践的社会空间，加大文化广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其生存的基本环境，才是问题之根本，而不是以取消或取缔的方式加以遏制，因为促进人们的互动与社区生活是与追求效率的设计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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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福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