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与流
武智 鲁东海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新青年,陈独秀,历史解释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9-0042-10
现行中国历史教科书多把“新文化运动”放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文化史板块中,而把五四运动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政治史板块中。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曾经认为:把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等事件分割开来谈,“固无不可,却不足说明整个时代的潮流与趋势,也不能窥见整个时代的全貌”。①北京大学罗志田教授撰文时,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②笔者认为这种称法有利于学生通透理解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的历史发展逻辑。
历史解释是历史学习的重要素养,如何培养呢?高中历史新课标强调了两个关键点:一是“以历史理解为基础”,二是“以史料为依据”。从本质讲,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历史的解释,但是,任何历史叙述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解释,而应该从开阔的历史视野去理解,立足于切实可靠的史料去解释,所谓“大处着眼,细节入手”。《新青年》杂志伴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个过程,陈独秀是杂志的主编,也是它的灵魂,所以,本文拟以陈独秀的文章为线索,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努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起与流向做出合理的解释。一、青年革命
阅读陈独秀《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可以从1920年他的一篇《隨感》开始: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③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之后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究竟想通过这份杂志发表什么主张呢?《新青年》杂志上曾经发表过很多外来文学作品,以及鲁迅等人创作的白话文小说和新诗歌,陈独秀是要传播当代东西方文艺?杂志上也曾发表大量有关教育的文章,陈独秀是要倡导教育改革和推广新教学法?杂志上所载最多的,大概要数批判封建旧思想、旧习俗、旧礼教的文章,《新青年》是一本普通的思想伦理类读物?显然,这样解释都不准确、不完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赞同戊戌变法到参加辛亥革命,再到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陈独秀早已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了。民国初年,国家政治日益败坏,陈独秀忧心忡忡,1914年所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表达了自己的某些不满与期望:“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①用什么办法唤起大家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呢?陈独秀在以前的革命生涯中,曾参与或主编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和《甲寅》杂志,办报刊、写文章是他的拿手戏,所以,这一回他又如法炮制,企图通过办一份新报刊补上辛亥革命落下的课。尽管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初明确声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掩盖不了其政治目的和革命动机。他希望通过这份新杂志唤起民众,振奋精神,为将来实现社会根本变革奠定基础。
那么,陈独秀为什么把读者群主要定位于青年呢?他所希望的青年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继续阅读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②
作为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寄托了陈独秀对青年的最大期望,蕴含着他的办刊宗旨。青年是一张白纸,易于接受新知识、新思想;青年精力旺盛,朝气蓬勃,期盼革新和发展。陈独秀将宣传的对象集中于青年,思考和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从第二卷开始,陈独秀更直接把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以激励青年爱国志趣和进取精神。他向青年们提出了“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和“科学”六大标准,即要求青年完全抛弃封建的伦理旧道德,拥有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眼光,这就给青年指出非常切实而鲜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里的六条标准初步蕴含了后来所概括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
在陈独秀的带领下,《新青年》杂志形成了一股对青年问题和青年人生观探讨的热潮。翻阅《新青年》杂志的目录,约有20多篇直接与“青年”主题相关,牵涉青年人生修养和婚姻恋爱问题的篇章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青年》确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青年杂志。民国初年旧思想未去,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青年人正处在彷徨无路、徘徊不前之际,陈独秀就好像为人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促使青年们奋起向前。当代著名学者欧阳哲生认为《新青年》杂志关于阅读对象的定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培养了骨干力量。③二、教育革命
仅靠一份杂志当然无法系统化地造就一代新人,陈独秀认为学校教育必须革新。翻阅《新青年》杂志,可以看到陈独秀有10多篇关于教育的专论或演讲稿。阅读《今日之教育方针》片断:
居今日之中国而谈教育,无贤不肖将共非之……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吾则以为皆非也……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
……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针,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依此方针,说其义于下方:(一)现实主义;(二)惟民主义;(三)职业主义;(四)兽性主义。①
陈独秀的教育目的是什么?由此他提出了怎样的教育方针?
关于教育目的与方针,陈独秀说得直截了当:目的是“救国新民”,即为救国培养一代新国民,方针是让学生了解“人生真相”“国家意义”“个人与社会经济关系”和“未来责任”。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努力,“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具体说来,从四个方面加以培养:第一,现实主义,就是希望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理解人生实际意义;第二,惟民主义,就是要培养学生民主的观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第三,职业主义,就是要培养有经济头脑和生产技能学生,改变“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第四,兽性主义,就是要求学校重视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培养能够担负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
1920年南方军阀陈炯明占领广东后,想把广东办成全国模范省,延请陈独秀前来主持教育。陈独秀南下至武汉时,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的意义和实现新教育的关键:
教育为国家的命脉,故诸君的责任,实在非轻。……
我所谓新,非绝对除去一切經史诗书考据……之谓,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譬如研究经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则,则昔日读圣经,考训诂,讲道学,仍然是新。若不能,那怕日日读ABCD,习数学,习理化,还不能够算得新,甚至比较旧的,还要差些呢!
……故今日要学新教育有几个要点:1.宜注意社会方面,2.当以学生为主体,3.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②
陈独秀认为什么是“新教育”?怎样实现“新教育”?
陈独秀曾说自己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③这一回因为即将要去南方直接举办教育了,所以,陈独秀把所谓的“新教育”及实现方法说得更加具体。他认为“新教育”在内容上要注意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不过关键还是在于学习的方法和对学习意义的理解,即必须关注现实,服务社会。
1920年12月陈独秀千里迢迢到达了广州,主持广东教育会,不久就拟定了一份分期推广义务教育的计划,使300多万儿童能够免费入学。他还打算筹办西南大学和市民大学,组织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幼稚园等社会教育机构。一时间,广东似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试验田,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由此激发了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新希望。《新青年》的一位青年读者,曾写信给陈独秀说:“如孙(中山)、陈(炯明)及先生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广东来的了!”④陈独秀并不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常常发表关于教育言论,主要目的应不在于传播什么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其根本在于通过教育造就一代新青年、新国民,为将来根本改造社会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所以,心情极其迫切,等不得现行教育慢慢的进化,一旦有时机,他就会立即披挂上阵,从一个思想宣传家变成教育革命家。三、伦理革命
应该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大政治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合理反思,也是对民族危机的及时回应,却为什么失败了呢?作为这两场运动的支持者或参与者,经过深沉的思考,陈独秀指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问题。正如胡适后来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①阅读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五常之说,为吾国伦理政治之大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证明已有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②
陈独秀所谓“最后之觉悟”指什么呢?为什么陈独秀称这一点是最后之觉悟呢?
陈独秀认为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非常密切,单纯追求政治的变革而不革新伦理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某一社会变革暂时获得成功,如果深层次的伦理思想没有变化,社会必然会很快恢复旧的面貌。民国初年中国虽然进入了共和时代,但人们满脑子还是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旧观念,所以,陈独秀希望对中国的旧伦理、旧道德来一次彻底革命。自近代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引进了西方的机器,现在又把皇帝赶下了台,唯独封建旧思想没有根除,因而,在陈独秀看来需要通过一场伦理的革命,解决“最后之觉悟”。梁漱溟读了该文后深受启发,明白了“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的道理,于是,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到了这时才发现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是不对的……我们也不能不叹服陈先生头脑的明利!”③很有意思的是,胡适似乎又从梁漱溟的语言中读出了味道,评论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要革命的。”④
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很快失败,但大大小小的军阀及康有为等保守顽固势力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专制的逆流。国家前景仍然一片迷雾,怎么办?为了促成“最后之觉悟”,陈独秀和他的同伴们纷纷撰文,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儒家思想,希望从根本上推翻其在中国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可指导学生阅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⑤
他认为,袁世凯敢于恢复帝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很多人相信帝制,相信封建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现在办法只有一个,以革命的手段予以彻底清扫。当时吴虞的声响最大,他大喊二千年来“吃人的礼教”和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所以,一定都“拿下来,搥碎,烧去”!⑥其实,新文化人真实的意图还是很清楚的,他们反对的只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捏造的孔子,以及那些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准则。不少人对此还是有误解,以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全盘性反传统”,“尽弃国粹”。陈独秀仍然走自己习惯性的革命逻辑予以回应,在《再答常乃悳》中这样说:“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①在他们看来,儒学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长期被压抑的代表社会底层百姓的墨学、老庄等皆为国粹,言外之意,就是要将儒、墨、道的地位来个大翻转。从这一段文字也可以充分感受到陈独秀的叛逆思维和革命性格。
将批判孔教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对国家政治产生震撼作用的主要是陈独秀。将批判儒家伦理道德与新文学结合起来,写出多篇白话文小说,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的主要是鲁迅。有学者将新文化学人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阶级尊卑制度”;二是批判儒家伦理束缚个性,压抑人性的“礼教”;三是批判儒家伦理重义轻利、讲究虚文的价值观。②四、文学革命
随着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很自然地发展到对传统思想文化载体和工具——封建旧文学的批判上来。首举文学革命大旗的是胡适。1917年初,陈独秀将胡适带有试探目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登载在《新青年》杂志上。胡适打算从哪些方面改良文学呢?下面阅读其中的一小段文字: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③
很明显,胡适希望从内容、写法、语言等方面,对旧文学进行改良。从内容上讲,要言之有物,写出真情实感;从写法上讲,不模仿古人,要有新意;语言上少用套话和晦涩的典故,不避民间俗话。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对文学革命已经有了比较透彻的思考,但是考虑到国内社会的接受程度,《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和表达还是比较婉转含蓄的。
陈独秀“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在《新青年》杂志下一期上,立即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予以支持。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④
陈独秀为什么会立即支持胡适?又怎样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陈独秀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初,就决定用白话文,用欧式标点符号,反映了他潜在的革命意识。因为与胡适“神交颇契”,当读到《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时,陈独秀似乎找到了一条进行思想革命和社会宣传的新工具,所以,立即撰文刊发予以响应。
陈独秀猛烈批判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从上述引文来看,陈独秀已经越过了文学的一般表现形式,开始深入思考文学的本质问题,即写什么内容和为谁服务的问题。胡适看到《文学革命论》后写信表示赞同,认为文章直抒胸臆,说出来了自己没有明说的观点,同时认为将来搞文学革命时态度还是应该要谦逊些:“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⑤但是,陈独秀并不同意胡适的观点,回信时特别明确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①这里又可以看出陈独秀坚决的革命性格。正是因为陈独秀坚定的革命性格,推动了新文学的传播。胡适1932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演讲中,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三个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②
鲁迅是五四新文学的旗手,还可以通过鲁迅的一些言行反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劳绩。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之前比较消极、彷徨,后来因作“遵命文学”,才有所改观:“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③这里的主将说的就是陈独秀。30年代,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来》中又回忆说:“《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④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批白话文小说,促进了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的结合与发展。论及鲁迅的经历和成就,陈独秀的督促和提携应是功不可没的。五、宗教革命
宗教问题也是陈独秀特别关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约有20多篇文章对此作程度不同的评论。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把宗教当做科学的对立面,向青年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第六项要求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⑤
陈独秀对宗教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陈独秀认为宗教属于想象的世界,无法实证,社会上信仰宗教,属于愚昧和迷信的表现,所以,他的基本态度是反对的。他希望青年多学习科学,多培养理性。后来陈独秀更明确表示。“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在批判宗教时,把主要矛头指向了什么?
中国人虔诚信仰宗教的情况并不普遍,所以,陈独秀涉及宗教的文章大部分是以批判孔教的意蕴体现的。1916年9月,康有为发表所谓的《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陈独秀非常愤慨,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宗教之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
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康先生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故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
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⑦
陈独秀批驳康有为尊崇孔教、祭拜孔子的理由有哪些?最根本的是什么?
主要有三条反对的理由:第一条是孔子所创儒家思想不属于宗教;第二条,人有信仰自由,不必独信孔教;第三条,儒家思想与帝制是魂与体的关系,祀孔主张是破坏民国的根基。关键是第三条。1918年陈独秀发表《偶像破坏论》更明确宣称:“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①在陈独秀当时的观念中,宗教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是密切联系的,之所以要反对孔教,主要是因为要打倒封建的旧伦理;之所以要打倒封建旧伦理,根本是因为要维护民主新制度。
陈独秀坚决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迷信,不过,其对于基督教的看法较为复杂。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拘禁了几十天,可读的书只有基督教的《圣经》,阅读后颇受感动,出狱后就写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宣称:“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感情,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②殷海光先生认为陈独秀“对科学的崇拜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由此演变发展成了“人生观、乌托邦思想、历史哲学,甚至于一种社会改革的动力”。③陈独秀把科学上升到“科学主义”,实际上体现了他对真理的崇拜和追求,之所以接受基督教,也是从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现了基督教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格方面的巨大价值。“以科学代宗教”体现了陈独秀的革命性格,借用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一样体现了他的革命姿态。六、人权革命
人权在陈独秀的革命化话语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研读有关文字,可以体会陈独秀对于传统社会的战斗姿态。这里还是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敬告青年》开始阅读,陈独秀向青年们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女]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④
从这段文字看,陈独秀所提“人权”思想来源于何处?他向青年提出了怎样的建议?
陈独秀早年学习法文,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其所提“人权”观念直接来源于欧洲启蒙思想。在与《敬告青年》同期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对人权学说推崇备至,并由此对法兰西人之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⑤陈独秀敬告青年,要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因为这是中国未来学习欧洲获取政治解放、宗教解放、经济解放和人权解放的前提和基础。其实,在陈独秀之前中国早已有人倡导“人权”或“民权”之说,为什么在民国初年,陈独秀又加以强调?因为北洋军阀治下的中国,民主体制被践踏,临时约法成为无耻政客渔利的工具,陈独秀发现“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⑥同时陈独秀又认为在中国“儒者三纲者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⑦因而,他向青年们大声疾呼,珍惜属于自己的一份人权,就是要冲破儒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思想解放。
不过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后,陈独秀却不怎么提“人权”,而更多地强调“民主”的概念了。下面閱读陈独秀于1919年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片断: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
这篇文章为新文化运动概括什么战斗口号?怎样理解陈独秀由“人权”到“民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篇文章把运动开始以来反对封建旧伦理,争取精神上独立、自由的历程做了简明概括,到此新文化运动有了“民主”和“科学”两大响亮的口号。不过,隨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陈独秀的内心日益纠结起来。自由与平等是人权的内在要求,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价值核心,那么说光有形式上的共和政制,没有个体人权意识的觉醒,共和国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正是因为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陈独秀当初高举人权大旗时能够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国家与政治一天比一天更坏,光有每个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我利益,而没有为争取实现真民主进行共同的政治斗争,社会又能进步吗?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陈独秀预感到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动,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以反问句的形式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②由此看来,新形势已经唤醒了陈独秀的政治斗争意识,不过,这一次陈独秀不肯让它仅仅作为意识而存在了。他在上述《答辩书》中斩钉截铁宣称:“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从这些言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陈独秀为追求人权的斗争,将不会仅仅局限于文章的宣传,义理的探讨,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走出书斋,走向实际的政治斗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注意力的转移必将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走向。不过,有学者遗憾地认为,人权的观念尚未在中国人头脑中扎根,便为民主的概念所取代,陈独秀注意力“过早转移导致的五四启蒙的不断弱化”。③七、阶级革命
《新青年》杂志几年的思想宣传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年轻人。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抗议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丑恶行径和北洋军阀的卖国活动,爆发了五四运动。因为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学生领袖罗家伦在五四周年纪念时说:“五四运动所以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事前已经酝酿许久了!大家有几年的郁积,几年的休息,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候,陡然一下暴发出来。”④他客观地表达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宣传对五四运动发生的巨大意义。五四前后,陈独秀始终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头,引领着运动发展和时代前进。阅读《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片断:
新文化运动……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一、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团体的活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影响到政治上,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①
陈独秀希望新文化运动向什么方向发展?他又用怎样的实际行动回应了自己的言论?
陈独秀通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分析了运动可能存在的误解,或者说缺陷。为了把运动推向深入,陈独秀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三点希望:要从书斋中走出来,关心公益,组织团体开展活动;要从自我陶醉中走出来,研究新文化,创新新文化;要从单纯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走出来,让运动努力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社会现实。陈独秀不是空头理论家,他总是用实际行动应和自己对于青年人的希望。他坚定地支持学生斗争,通过撰写文章、标语、口号等直接引导运动的发展走势,甚至还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和斯文,将自己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在闹市区屋顶向人群散发,被军阀政府逮捕。陈独秀的举止已经完全背离传统的读书人应该保持的温、良、恭、俭、让式的待人接物方式,但是,他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终于点燃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引领他们践行新文化的价值追求。从陈独秀的言行看,五四运动实际是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实践,也是新文化精神的升华,把它们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逻辑上讲是完全说得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丑恶嘴脸,一时证明了西方民主主义的破产,恰在此时,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处在苦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看到了希望。陈独秀在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便亲自投身到工人队伍中,进行演说和动员,还委托那些受《新青年》影响的年轻人,深入到上海、南京、香港、巴黎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并将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劳动节纪念号”上。下面摘引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片断:
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②
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是羞于去要求的。③
从材料看,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基本观点?这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劳动者底觉悟》表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以之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对于湖南女工问题的研究,表明陈独秀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即劳动者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取得主人的地位,才能最后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几个月之后,陈独秀又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进一步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④这表明陈独秀已经把推翻现存的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建立劳动阶级的新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陈独秀在1921年6月发表了《告劳动》一文,再把上述诸文中的思想概括为“两条大义”:“第一条是阶级觉悟;第二条是革命手段。”①由此看来,陈独秀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欧阳哲生认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陈独秀不及李大钊早,“但共产主义能够在中国兴起,陈独秀却是关键人物。没有陈独秀,李大钊的幾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有可能流为划破茫茫夜空的思想火花,稍纵即逝”。②五四前后,正是因为陈独秀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文化运动逐渐转向政治运动,再由学生运动转向了阶级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八、结论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标志性事件,如何理解和解释革命的变迁是个历史大问题。
理解历史事件,必须跳出事件,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落实现理解,以主导性人物为线索进行解释。李泽厚评价陈独秀时曾说:“从康党到革命党,从办《甲寅》到办《新青年》,从领导五四到领导五卅到大革命,他总是站在时代和斗争的主流和急流中。尽管他最后被急流冲刷到岸边,但他仍然在思考着流速和方向。”③确实如此,陈独秀一生都是以政治家、革命家姿态展现于人的。聚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段,阅读和研究陈独秀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没有脱离过“革命”的轨道。辛亥革命失败,民国名存实亡,痛定思痛,陈独秀决定发起新文化运动,意在给之前的革命“补课”,给之后的革命奠定新的基础。他的方法是从“青年革命”和“文学革命”进行突破,把“教育革命”和“宗教革命”作为辅助手段,追求“伦理革命”和“人权革命”的核心价值。当内外形势积聚,条件成熟,毅然决然,再以“阶级革命”为新理论、新动力把革命推向新阶段。
历史是多维的,每个人心中的“哈姆莱特”是不一样的。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五四就像“月映万川”那样因人而异,“虽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④从陈独秀的逻辑来解释,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更高的革命阶段。胡适作为留美博士,因对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开拓新文学感兴趣而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所以,他后来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作为“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⑤月映万川,历史学习时不仅应该知道所映出的不同面目,最好还能够理解映出不同面目的原因。胡适和陈独秀虽曾一道观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一轮明月,但是他们的人生境遇不一样,个人性格不一样,发动或参与运动的目的不一样,因而事后的描述当然也就不一样。胡适根据自己的定位作出如此表达,当然没有错。但是,今天在学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切不要把胡适的想法直接栽到陈独秀——“五四时期总司令”⑥头上。
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后来的学习者既需要站到高处,前瞻后顾,又需要走进当事人的立场,同情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作者简介】武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鲁东海,中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历史教师,扬州市历史“文心”读书会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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