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的现象学考察

    赵泓

    现象学是20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现象”一词源于希腊文phainomenon,意为显现出来的东西。现象学方法主要有三种:“还原”“本质直观”以及“描述法”。简言之,现象学的方法就是通过还原对现象进行描述,找到事物的本质。现象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与电影批评的关系也密不可分。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现象学可以促进对电影的认识,因为现象学近似电影。”[1]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贾樟柯的电影带有浓厚的现象学色彩。他曾说过“摄影机面对物质却审视精神”,他的电影消解了传统电影宏大叙事模式,用客观、冷静的镜头展现了时代变革中的普通人,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这与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如出一辙。他曾说过:“当一个社会急匆匆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到的人。”①不难看出贾樟柯电影中打动人的真正力量,正是來自于导演对当下社会的纪录和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

    一、“还原”当下中国社会现实

    作为现象学独特的原理,胡塞尔指出,还原是指“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为存在和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作为有效性现象”。[2]也就是说将超越之物“悬搁”起来以得到“现象”。贾樟柯曾表示,当下电影的问题是长期没有“日常”生活,而且当电影里出现日常生活之后,它也并不是很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在电影里出现生活中真实的境况,对当下社会直接真实地反映,是所有电影工作者要坚持的事情。因此他的还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日常“还原”。

    贾樟柯作品的日常还原主要在物的层面。典型的有《三峡好人》中的三峡、大多数影片中都有的县城、饭馆、厂房等。《三峡好人》中多次出现三峡的自然风貌:江面烟波浩渺,山峰郁郁葱葱、层峦叠嶂。县城多采用景深镜头全景展现城市面貌,虽然不是同一座,但整体感觉都是破旧——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屋,简陋而嘈杂的饭馆,居民楼的墙面涂料斑驳脱落,小广告随处可见。破产多年的国营厂厂区长满杂草,机器零件锈迹斑斑,只能从厂房外粉刷的标语依稀想象当年的盛况。

    没有布景,没有修饰,就这么把当下中国粗粝的一面直接展现给观众。“对现实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将许多复杂的东西不作表层评述,不作来龙去脉的交代,就那么做出不动声色的直接呈现……从中感到电影本身的能量和深邃。”[3]

    为了把导演对演员及环境的人为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影片大量使用长镜头。《三峡好人》一开始就用一个约4分钟的长镜头展现了船上乘客的不同状态。在《小武》中,小武最后一次行窃被抓后,被拷在警察局里,这里运用了一个非常连贯流畅的长镜头:小武背对镜头蹲着,老警察郝老师进门,解开小武手铐,镜头抬高;小武起身,镜头跟着升高变为平视;郝老师走出画面,小武坐下请求看呼机信息;得知是天气预报后,有个持续20秒的固定镜头,表现小武失望和惆怅的表情;接着是电视机播放小武被抓的新闻,镜头随着小武侧身过去看的视线移动至电视机入镜,而后是40秒的固定镜头播放新闻;郝老师过来关掉电视,镜头跟着郝老师又摇回小武的近景半身侧面;郝老师再次出镜;小武的呼机再响,郝老师又入镜,镜头稍微抬高对准郝老师,在念完信息后,郝老师再次从右至左出镜,镜头还原为小武近景半身。此长镜头到这里结束。

    除此之外,导演多选用非职业演员,部分作品直接面对真实的街头人群取景,因此影片中经常出现好奇地看着镜头的路人。这也许是为了达到一种间离效果,提醒观众看到的是假象,是演戏,让观众保持理性,使其在观影的同时进行思考。这些都与长镜头和固定镜头等拍摄手法一道使影片产生了“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具有了“还原”的现象学效果。

    二、“直观”变形的真实背后的“本质”

    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的“第一方法原则”。“现象学的‘本质,指的是在丰富多样的意向经验行为和内容中保持不变的东西——‘艾多斯,即对象的内在普遍性。”[4]比如红纸、红太阳、红色花朵等事物中的“红”。艾多斯,即“纯粹本质可以直观地在经验被给予性,在感知、回忆等等的经验被给予性中示范性地表现出来,同样也可以在纯想象的被给予性中示范性地表现出来。”[5]简言之,现象学是通过感知、想象等意向行为将本质“如其所是”的“直观”呈现。贾樟柯电影的本质直观,在于他将主观意识融入到客观影像中,超越了真实与虚构、荒诞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提醒观众去把握变形的真实背后的本质,从而“回到事物本身”。

    贾樟柯的作品中除了写实,还融入了虚构、象征、荒诞的场景,通过变形的真实,寻找事物的本质。《二十四城》从近100位420工厂工人们的访谈材料中挑选了5段融会到电影之中。导演将真实的讲述和虚构情节相结合,在观众看来,真假似乎已不再重要,国营军工厂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裹挟其中的人的命运都是相似的。《世界》中成太生收到情人的短信后,为了表现其兴奋之情,出现了一段动画:太生骑着白马,嘴里飞出了许多粉色花瓣,飘散在空中,最后花瓣溶入一桶水。另外,世界公园里出现的埃菲尔铁塔、埃及狮身人面像与扛着矿泉水的保安以及主角那句貌似骄傲的“我在印度了”都给人一种荒诞不羁的感觉。《三峡好人》中王东明家挂有许多停止的钟表,当县教委大楼开始拆迁的时候,时钟停止在那一刻,暗示着奉节这座古城的生命被定格,从此将不复存在;天空出现了飞碟,这个匪夷所思的场景将不同命运的人的视线连在一起;韩三明回望古城时,看到一个人在两栋楼房之间走高空钢索,身上没有任何防护,这表明人的命运就如同走钢丝一般,虽然战战兢兢,仍然不得不走下去。此外,韩三明在小饭馆等小马哥的时候,另一桌川剧刘关张扮相的三人在各自玩着手机、三峡移民纪念碑突然如火箭般点火飞向天空等场景,也都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

    贾樟柯曾说:“(移民纪念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应该飞走,所以就有那个镜头。至于飞碟……想到人在自然面前多么渺小,说不定哪天真会飞来一个飞碟看着自己。如果要说它有一定隐喻,可能也会有一点。”[5]由此看来,导演是有意识地将现实与超现实结合,从而表现人精神的迷失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贾樟柯用荒诞、象征、虚构等场景表现了对当下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环境及精神世界的关注,并且将关注视线从早期的个人(以《小武》为代表)扩展到了群体(以《三峡好人》为代表)。

    三、“描述”时代变迁中的普通人

    现象学描述是以本质直观为基础的,与一般的描述不同的是,它并不对现象做解释,而是进行直观描述,“我们只能去观察,描述所有这些作为自在的本质的知觉、判断等等,去确定一切与本质相关的方面或在本质中的明证所予物”。[6]在对现象进行“如其所是”的呈现后,以达到对“现象学的所与物真正意义的把握,并最后达到一切本质关联体,后者使此先驗关系成为对我们来说先天可理解的”[7],即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贾樟柯电影中的现象学描述,主要在于他对时代变迁中中国人命运的关注。导演曾说过,在他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

    《世界》里打工者们带着希望来到大城市,却被现实碾得粉碎,有人煤气中毒,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城市也不属于他们,“现实生存的困境与精神梳理,才是他们当下正在经历且无力挣脱的宿命”。[8]《二十四城》通过几个人物的生活回忆,将昔日国营厂的热火朝天与如今的落寞衰颓相对比,透露出一种苍凉的悲情。影片提醒人们思考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普通人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站台》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尹瑞娟希望考上省歌舞团,崔明亮和张军希望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国家补贴取消后,文工团被私人承包,最终因为入不敷出破产。影片最后,张军剪掉了长发,崔明亮在沙发上睡着,手里还夹着烟头,尹瑞娟抱着孩子发呆,煤气炉上水壶在鸣笛。表现了“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时间是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在。”[9]《任逍遥》讲述2000年左右的大同,工人都被迫下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临终狂欢”的气息。《三峡好人》里人们想尽办法“讨活路”:跑摩的的司机、16岁找保姆工作的女孩、去广东的大婶、要求厂长解决生活问题的下岗工人们、为了挣黑煤窑一天200元的“高工资”,明知危险仍然跟着韩三明去山西的拆迁工友们。

    影片探讨了时代变革大潮中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在经历了体制的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冲击后,他们笨拙的努力着希望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事实上却被现实的浪潮狠狠拍下。正如《站台》的片尾所示,理想最终被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取代。

    结语

    贾樟柯的作品悬置了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将镜头对准普通人,使人留意到被主流视野忽略的边缘人群,留意到不曾关注的事物本质,通过对普通个人或群体的生命经验描述展示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无力、无助、无出路。小武被友情抛弃、爱情抛弃、亲情抛弃,最后连作为人的尊严都被抛弃;《世界》片尾,煤气中毒的成太生和赵小桃被人救了出来——“我们是不是死了?”“没有,我们才刚刚开始。”边缘人物仍然逃脱不了被现实放逐的命运。时代的车轮滚滚而前,每个人的命运似乎都身不由己,理想被消解、为生存而挣扎。社会需要更多的具有这样悲悯情怀的导演及电影。

    参考文献:

    [1](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影出版社,2006:50.

    [2]张玉能.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还原与德国文学思想[J].河南社会科学,2009(3).

    [3]李陀,崔卫平,贾樟柯,西川,欧阳江河等.三峡好人:故里、变迁和贾樟柯的现实主义[J].读书,2007(2).

    [4]王文斌.现象学对电影批评的方法论启示[J].哲学论丛,2013(1).

    [5]杨文火.贾樟柯《三峡好人》创作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4).

    [6][7](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0,222.

    [8]聂伟.从后<黄土地>到后“贾樟柯”时代[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9](法)Didier Peron.漂流的中国青春[EB/OL].张献民译.(2015-10-24)[2017-07-02]http://mt.sohu.com/20151024/n42405

    23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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