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广播电视研究的九个关键词
陈力丹 孙江波
2008年的中国广播电视研究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前行。传统的一面是指这一年的广播电视研究没有实质意义的学术创新;创新的一面是指传统问题孕育、积累着发展的能量,一些认识得到澄清,一些尝试正在进行。
关键词一:50年/30年
这年正值中国电视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历史节点上,进行电视发展阶段性回顾和反思的文章引人瞩目。时间段的划分未必具有重要意义,但50年的回顾可以勾勒电视发展的完整过程,而30年的总结,则描绘电视发展中最重要的时间段,因为电视的普及以及发挥实质性影响主要发生在这30年。《南方电视学刊》组织了一个“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从节目形态、发展节点、体制变迁等角度进行历史回顾。①
电视节目的变迁是考察中国电视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涉及的文章既有节目总体的梳理,也有经典个案的分析。节目总体的梳理,勾勒了电视节目“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在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探索和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如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直面挑战与机遇,正在探索媒体融合。②
经典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电视节目的走向。纵观中国电视收视王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30年的发展,显现出一种隐约、渐进的变化线索,即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这种靠拢,表现为观念和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如新闻主播由一个变为两个,由手持稿件到使用新闻提读器,由录播变为直播,领导人的活动由平均5条减为3条,这些都是浅层变化。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如何落实尚待破题。③
用标志性事件为传媒的发展历程树界碑,是一种描述传媒业30年发展节点、逻辑的方法。有的研究者选取了七个具体事件,并指出其意义所在,分别是:1.“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变迁;2.“周末版大潮的兴起”标志着传播模式“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型;3.“《东方时空》的开播”标志着“环境守望”功能开始成为新闻媒介“元功能”;4.“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传媒业进入到按照产业逻辑发展的快行线;5.非典传播与新闻频道开播标志着传媒业面临着制度重建的重任;6.“芙蓉姐姐”“馒头血案”“恶搞”的流行标志着微内容的崛起与多元力量、平权价值的建构。7.“藏独事件”“奥运火炬接力”“地震大考”以及胡锦涛与网民在线聊天,标志着新媒介的主流化进程呈现加速趋势。④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方面亦有探讨。广电体制改革基本与整个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并因意识形态属性而出现某种停滞或反复。总体而言似乎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1.宏观改革基本走向是“自上至下”,微观改革的基本走向是“由下及上”。整个体制改革与局部机制变革两趟车对开,相互补充。2.先行者率先吃螃蟹,后来者依样画葫芦。3.体制改革表面上高歌猛进,内部动力不足。4.改革进程上大方向明确清晰,具体目标雾里看花。⑤
关键词二:公共服务广播
我国试行公共服务广播的时机基本成熟。从公共电视到公共服务广播,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至少有10年的历史,最近两年该领域文章和以往相比成倍增加。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迅速推进;二是因为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理念和实践遭遇新困惑,值得关注。研究成果中,多数文章仍以介绍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的情况为主。
这一年,对欧美公共服务广播的研究,使得“公共服务广播”的内涵在某些方面得到深化。多数研究揭示了各国公共服务广播遭到三种力量的冲击,即政府干预、商业利益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对竞争格局的冲击。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广播的性质,从三个层面来体现:节目、频道/频率、制度。因此公共服务广播的提供者不仅包括公共广电,也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广电。无论怎样,稳定的财源是维持公共广播自主精神的重要保障,而财源的获取方式自然成为判断一家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否为公共广播的重要参数之一。现存公共广播的财源可分为四种形式:1.以收视费为主要财源;2.收视费+广告费;3.政府预算+广告费;4.政府预算+社会捐款。经费的来源显示出不同力量对公共广播施加的实际影响。⑥
新媒体的出现,激化了电视面对的媒体竞争,成为公共电视不得不面对的语境。英国通信办公室2003-2005年进行的一次公共广播机构评估认为,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之后,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广播的商业化筹款方式将无法持续下去。让商业广播机构实行公共服务义务的要求,也将变得愈加站不住脚。⑦日本公共放送也承受着政治干预和商业集团的双重压力。研究者搜集了2005年来NHK迫于政治压力删改节目引发的信任危机和生存危机,开始重新讨论“公共放送”的理念。日本学界普遍抱有一种基本观点:NHK作为公共放送拥有的公权力应该属于视听民众,体现“公权在民”的意识,这种权利应该以“公共资金”和“独立编辑权”作为保障。业界则提出提高节目质量、保证收视费的公平负担和合理使用,同时强化经营理事会的职能,对拒缴收视费的案件导入惩罚机制。⑧
私营体制主导下美国的公共电视也面临相似的生存危机。研究者对美国公共电视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格温·艾菲尔的访谈显示,坚持相对独立性的美国公共电视生存不易,在日益发达的商业电视冲击下,其公共性的基础正在削弱。公共电视不一定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有的商业电视也提供了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虽然公共电视制作的节目未必比商业电视更能体现公共利益,但公共电视的存在本身,就是媒体背后不同利益得以体现的表征,因此公共电视的存在是整个电视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⑨
我国的公共频道具有不同的理念和历史过程。研究者认为,我国“公共频道”重点在“共用”,似乎是为了加强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的权威性,实际上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内部资源调整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我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一直未分开,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电视很难保证不降低文化品位以求得生存。“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中国电视的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不剥离开来,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竞争。”⑩
关键词三:收视率
电视界对“收视率至上论”还是“收视率万恶论”,已经多年争论。这年的研究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继续收视率批判,主要涉及收视率的缺陷、收视率的样本分布和指标构建、收视率与低俗化的关系、收视率与国家文化安全等等。不少研究者将电视低俗化的原因归结这个电视经济体系中的“通行货币”;另一类则研究提高节目收视率的途径。显然在收视率批判蔚然成风的同时,电视界依然摆脱不了对收视率的依赖,收视率仍作为节目评价的重要标准得到引证。
有研究者指出,部分批判收视率的文章存在局限性,他们没有深入探讨经济对电视传播机制的作用原理,对收视率的批判只触及表层,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才算切中时弊,电视领域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正是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展开的。{11}另一位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收视率导向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意识形态诉求。收视率提供了电视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标准。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全力促成收视率样本结构的调整,消除“收视率歧视”,促进调查方法的改进,建立分众定性研究分析,组建国有调查公司,建立科学、统一的节目评价体系。
对于收视率与满意度或节目质量关系的争论,这年有了初步收获。有研究者回应批判方提出的“收视率无法表现节目质量”的质疑。作者承认,在收视调查中,收视率与满意度没有显著的相关,同时提出解释框架:收视率和两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即节目品质因素和播出环境因素,两者的贡献度各占50%。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将节目收视率中播出环境的影响成分去除之后的收视率,与节目满意度之间表现出高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消除播出环境影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线性权重法和非线性权重法。{12}
关键词四:故事化倾向
“故事化”风潮全面席卷中国电视,媒体从信息的提供者发展为娱乐的制造者,2008年对“故事化”进行研究的文章有上百篇,从娱乐节目到新闻节目,从电视新闻到纪录片扩张,都在探讨“故事化”。
电视新闻的故事化成为故事化风潮扩张的典型代表。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电视面临转型,从单一的宣传工具转为内容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生存要依赖于市场空间的大众媒体,此时政治性因素和商业性因素同时主宰中国电视的命运。在这种境况下,中国电视小心翼翼地找到了生存的办法——故事化倾向。为矫正故事化失序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中国电视故事化的前提:找寻叙事方式与深刻的人文内涵的契合点。{13}“故事化”成为近年来纪录片创作中流行的叙事手法。研究者认为,纪录片的“纪实”原则与“故事化”手法之间存在矛盾,表现为:叙事封闭性与记录开放性的矛盾;追求戏剧效果与介入过度的矛盾;屈从商业利益与追求文化品格的矛盾。因此,纪录片运用故事化手法只有把握适度原则,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4}
关键词五:观众忠实度
研究者把“观众的忠实”视为看的频次多或者每次持续时间长。2006年我国城乡电视观众每天人均收视段数为13.9次,人均每段收视时长为14.7分钟。也就是说,平均关注的频道不超过14个,收视容忍时间在15分钟以内(“15分钟法则”),这两个数据勾勒出观众对于某个频道来说是否是忠实观众。因此,挤进前十几位频道集群,对电视频道来说非常重要;“15分钟法则”则要求电视节目板块节奏和广告插播窗口的安排,必须与之相适应。当然不同类型或形态的节目,其节奏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谈话类节目的节奏经常表现出5分钟,而综艺娱乐类节目则更多表现出15分钟。{15}
这年收视行为研究从单纯强调观众规模,发展到兼顾观众规模和观众忠实的阶段。于是,我国电视观众的收视频次和持续时间得到更清晰的描述。研究者分析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1997-2006年的数据,发现从1997-2004年观众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5年转为稳中有升,并持续到2006年。而2004年以来观众到达率并无显著变化。研究者认为,显然是观众的忠实度提高了人均收视时间。另有研究者考察了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消费取向和收视渠道,分析结果显示,电脑已经成为这个人群电视节目收视渠道,主要节目形态为影视剧和娱乐节目。研究表明,明星或名人代言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影响有限,未成年人在购物的过程中个人意识越来越强,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倾向于“需要啥买啥”或者“不相信任何明星或名人推荐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地区未成年人的电视消费行为趋向“理性”。{16}
关键词六:广电节目规范
这年关于广电节目规范的研究提上日程。通过借鉴国际上20多种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性文件,研究者发现:对广播电视内容管理的规范,强制性的法律不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由行业组织或媒体自身制定并执行的准法律或准自律。这些规范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可操作性,可称为“行业规范”。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规范,主要是强制性强、操作性差的他律,以及强制力弱的自律,“行业规范”尚属空白。这种情形容易出现“他律挤压自律”的现象,三者之间的规范力量此消彼长,即缺少自律,他律必然强大,如果他律无所不在,自律必将丧失殆尽。因此建立行规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7}
这年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委托的一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广播电视节目审议规则》(建议稿)公开发布(共六章48条)。它对于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建设意义重大。该文件涉及节目的审议内容包括:真实、公正与公平、被采访者的知情同意、未经预约的采访、以礼相待、当事人的名誉、当事人的隐私、隐性采访、灾害报道、暴力内容、裸露与性、国家秘密、民族问题、尊重科学、尊重家庭、维护健康生活、保护未成年人、批评性报道、语言和文字、改编问题、著作权问题等21个方面。
关键词七:电视真人秀
电视真人秀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节目类型。有的研究者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归纳为综艺类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益智博彩类节目、真人秀节目四个阶段。在2007年广播电视总局反低俗化的大环境下,2008年选秀类真人秀节目风光不再,但关于真人秀的研究文章仍然大量涌现,多数文章停留在对国内克隆节目的跟踪解读上。
选秀真人秀已经衰落,为何还要探讨这种节目类型?有研究者认为,选秀不过是真人秀之一种,它的衰落伴随着其他真人秀种类的兴起和扩张,当今已进入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如《创智赢家》《绝对挑战》等职场真人秀节目、《交换空间》等装修真人秀节目、《相约新家庭》《成龙计划》等教育真人秀节目、《我是当事人》等法制真人秀节目、《为您服务——完美假期》等旅游真人秀节目纷纷展现荧屏。不仅电视娱乐节目,其他电视节目也进入到了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18}
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娱乐根源是什么,它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是这种娱乐需求的根源,娱乐节目满足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大众化、无中心、消费主义、多元化的需求。另一种则指出,现代语境下的社会才是其根源。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涌动和扩张的过程,而十几年媒介娱乐文化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起到巨大作用,媒介娱乐文本与受众的关系经历了从“教你玩”——“为你玩”——“带你玩”——“你来玩”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受众的主体性在“不敢玩”——“看别人玩”——“和别人玩”——“自己玩”的过程中得到发展。{19}
关键词八: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不是新话题,这年一喜一悲的两件大事提供了检验广播电视现场直播能力的试金石,一是汶川地震,一是奥运会。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研究者普遍认为,两件大事见证了我国广电面对突发事件和重大赛事,现场直播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电视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在现场”成为崇高名词,电视的社会动员力量得以凸显。广播以其便捷的接受终端,打造迅速互动的信息平台,成为“最好的抗灾媒体”。{20}业务上的讨论,基本上是对已知广电媒体功能优势的再认识,或者提出业务操作建议。理论上值得关注的,一是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进步;二是技术上的发展。制度方面,研究者认为,汶川地震中电视直播迅速展开,意味着电视直播报道进入常态化,常态化的新闻直播不仅适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也将成为当前及今后我国电视新闻的主体形态。这种进步是在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不久实现的,信息公开逐渐从突发事件的临时应对变为社会常态。{21}奥运会期间的媒体表现,值得圈点的首先是“去掉30秒的直播延迟”,与国际惯例接轨。高清信号传输体现了电视技术上的进步。但奥运版权被央视垄断,版权的制度壁垒使得地方台基本充当了旁观者。{22}
与直播相关的技术,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6月9日直播卫星“中星9号”的发射,这是中国第一颗直播卫星。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直播卫星时代来临的标志。中星9号一旦开禁,有线电视网络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技术发展摆脱不了利益导向的政策纠缠,国家广电总局圈定的中星9号的服务定位,是解决我国偏僻农村接收广播电视的问题。它能提供200套标准清晰度和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目前仅使用47套。中星9号免费提供对农电视节目的效果,得到相关调查的支持。
关键词九:视听新媒体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广电在数字新媒体领域的战略布局构架基本完成,研究者认为,其核心特点有:1.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包括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B(数字音频广播)/DMB(数字多媒体广播)在内的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要得到综合发展。2.涵盖所有人群的数字化。以涵盖所有人群的数字化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信息化为目标,实现广电从模拟到数字的全面转型,实现所有人口、所有状态下的广电的全面数字化。该作者还认为,视听新媒体的发展,不仅受制于技术进步,也受制于管理规范。从规范的角度上说,既有行业主导权的冲突和运营主导权的冲突,也有市场行为和监管政策的冲突。如广电系统全面推进数字电视之时,电信系统则力推IPTV。IPTV的高性价比对数字电视构成了很大压力,为此广电总局采取了不给电信运营商发放IPTV牌照的方法应对。但发展趋势是,行业的“特殊性”将让位于技术和市场的普遍性。一旦实力雄厚的电信企业介入视频传播市场,将彻底改变电视媒体和媒体产业的格局。{23}
技术与制度壁垒之外,内容的版权是视听新媒体面对的重要挑战。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得到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授权,央视网得益于此次授权。央视网与搜狐、新浪、网易、腾讯、悠视、PPLive、PPS以及酷6等9家新媒体网站,签订了奥运视频转播协议,而后者每家都向前者支付了千万元的转播费。据业内估算,央视网在售卖这项转播权上收益超过4亿元。{24}
小结
2008年广电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还有: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纪录片、电视民生新闻、电视讲坛的话语权等等。这年广播电视界伴随社会的重大事件,表现得颇为抢眼,广电媒体与广电人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既获得较高的公众评价,也收到更多的道德审视和责任追问。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广电研究领域没有形成基于理论问题而聚焦的学术关注,实践引导理论的情形比较突出,研究文章多数处于描述、总结、感悟、译介的状态。
(第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第二作者系该校博士生)
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 释:
①参见《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的“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专栏。
②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现代传播》,2008年4期。
③陈力丹,焦中栋:《向“以新闻为本位”渐进靠拢》,《声屏世界》,2008年11期;陈力丹,江 凌:《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角色认知的变迁》,《当代传播》2008年6期。
④喻国明:《中国传媒业三十年:发展的节点与逻辑》,《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⑤任陇婵:《第N只眼看30年广电体制改革》,《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⑥卢迎安:《欧美近年公共服务广播研究述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年 5期 ;崔亚娟,俞 虹《以财源为核心的公共电视运营模式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4期 。
⑦侯红霞:《英国公共服务广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4期。
⑧王婷婷:《从NHK信任危机案看日本放送》,《新闻大学》,2008年2期。
⑨沈国麟:《美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号。
⑩高峰等:《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现代传播》,2008年1期。
{11}郑维东:《全球化与媒体利益》,《新闻大学》,2008年春季号。
{12}时统宇:《收视率导向批判》,《现代传播》,2008年3期;郑维东:《收视率与电视节目研究》,《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年1期。
{13}李伟名,姚雪岚:《简析中国电视节目的故事化倾向》,《电视研究》,2008年1期。
{14}王惟红:《“故事化”技巧至上?》,《现代传播》,2008年4期;周东元:《纪录片的故事化品质》,《现代传播》,2008年5期 。
{15}郑维东:《观众忠实与电视媒体竞争新趋势解析》,《电视研究》,2008年1期。
{16}黄会林等:《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现代传播》,2008年2期。
{17}徐 迅:《探索“第三种规范”:行规》;周 俊:《试析我国现行新闻职业规范》,《国际新闻界》,2008年8期。
{18}曾 鸿,戴巧玲:《泛真人秀时代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当代电视》,2008年1期。
{19}方 晚:《后现代主义式的娱乐》,《艺术百家》,2008年2期;宋 妍:《十年媒介娱乐文化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新闻大学》,2008年秋季号。
{20}周小普:《更好发挥媒体在灾害中的组织作用》,《中国广播》,2008年4期。
{21}高晓虹:《电视直播报道常态化的重大进步》,《现代传播》,2008年3期。
{22}{24}李兆丰:《2008奥运版权格局与地方电视媒体生存逻辑》,《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23}黄升民等:《发展·冲突·创新》,《现代传播》,2008年5期。
2008年的中国广播电视研究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前行。传统的一面是指这一年的广播电视研究没有实质意义的学术创新;创新的一面是指传统问题孕育、积累着发展的能量,一些认识得到澄清,一些尝试正在进行。
关键词一:50年/30年
这年正值中国电视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历史节点上,进行电视发展阶段性回顾和反思的文章引人瞩目。时间段的划分未必具有重要意义,但50年的回顾可以勾勒电视发展的完整过程,而30年的总结,则描绘电视发展中最重要的时间段,因为电视的普及以及发挥实质性影响主要发生在这30年。《南方电视学刊》组织了一个“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从节目形态、发展节点、体制变迁等角度进行历史回顾。①
电视节目的变迁是考察中国电视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涉及的文章既有节目总体的梳理,也有经典个案的分析。节目总体的梳理,勾勒了电视节目“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在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探索和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如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直面挑战与机遇,正在探索媒体融合。②
经典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电视节目的走向。纵观中国电视收视王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30年的发展,显现出一种隐约、渐进的变化线索,即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这种靠拢,表现为观念和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如新闻主播由一个变为两个,由手持稿件到使用新闻提读器,由录播变为直播,领导人的活动由平均5条减为3条,这些都是浅层变化。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如何落实尚待破题。③
用标志性事件为传媒的发展历程树界碑,是一种描述传媒业30年发展节点、逻辑的方法。有的研究者选取了七个具体事件,并指出其意义所在,分别是:1.“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变迁;2.“周末版大潮的兴起”标志着传播模式“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型;3.“《东方时空》的开播”标志着“环境守望”功能开始成为新闻媒介“元功能”;4.“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传媒业进入到按照产业逻辑发展的快行线;5.非典传播与新闻频道开播标志着传媒业面临着制度重建的重任;6.“芙蓉姐姐”“馒头血案”“恶搞”的流行标志着微内容的崛起与多元力量、平权价值的建构。7.“藏独事件”“奥运火炬接力”“地震大考”以及胡锦涛与网民在线聊天,标志着新媒介的主流化进程呈现加速趋势。④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方面亦有探讨。广电体制改革基本与整个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并因意识形态属性而出现某种停滞或反复。总体而言似乎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1.宏观改革基本走向是“自上至下”,微观改革的基本走向是“由下及上”。整个体制改革与局部机制变革两趟车对开,相互补充。2.先行者率先吃螃蟹,后来者依样画葫芦。3.体制改革表面上高歌猛进,内部动力不足。4.改革进程上大方向明确清晰,具体目标雾里看花。⑤
关键词二:公共服务广播
我国试行公共服务广播的时机基本成熟。从公共电视到公共服务广播,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至少有10年的历史,最近两年该领域文章和以往相比成倍增加。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迅速推进;二是因为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理念和实践遭遇新困惑,值得关注。研究成果中,多数文章仍以介绍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的情况为主。
这一年,对欧美公共服务广播的研究,使得“公共服务广播”的内涵在某些方面得到深化。多数研究揭示了各国公共服务广播遭到三种力量的冲击,即政府干预、商业利益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对竞争格局的冲击。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广播的性质,从三个层面来体现:节目、频道/频率、制度。因此公共服务广播的提供者不仅包括公共广电,也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广电。无论怎样,稳定的财源是维持公共广播自主精神的重要保障,而财源的获取方式自然成为判断一家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否为公共广播的重要参数之一。现存公共广播的财源可分为四种形式:1.以收视费为主要财源;2.收视费+广告费;3.政府预算+广告费;4.政府预算+社会捐款。经费的来源显示出不同力量对公共广播施加的实际影响。⑥
新媒体的出现,激化了电视面对的媒体竞争,成为公共电视不得不面对的语境。英国通信办公室2003-2005年进行的一次公共广播机构评估认为,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之后,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广播的商业化筹款方式将无法持续下去。让商业广播机构实行公共服务义务的要求,也将变得愈加站不住脚。⑦日本公共放送也承受着政治干预和商业集团的双重压力。研究者搜集了2005年来NHK迫于政治压力删改节目引发的信任危机和生存危机,开始重新讨论“公共放送”的理念。日本学界普遍抱有一种基本观点:NHK作为公共放送拥有的公权力应该属于视听民众,体现“公权在民”的意识,这种权利应该以“公共资金”和“独立编辑权”作为保障。业界则提出提高节目质量、保证收视费的公平负担和合理使用,同时强化经营理事会的职能,对拒缴收视费的案件导入惩罚机制。⑧
私营体制主导下美国的公共电视也面临相似的生存危机。研究者对美国公共电视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格温·艾菲尔的访谈显示,坚持相对独立性的美国公共电视生存不易,在日益发达的商业电视冲击下,其公共性的基础正在削弱。公共电视不一定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有的商业电视也提供了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虽然公共电视制作的节目未必比商业电视更能体现公共利益,但公共电视的存在本身,就是媒体背后不同利益得以体现的表征,因此公共电视的存在是整个电视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⑨
我国的公共频道具有不同的理念和历史过程。研究者认为,我国“公共频道”重点在“共用”,似乎是为了加强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的权威性,实际上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内部资源调整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我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一直未分开,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电视很难保证不降低文化品位以求得生存。“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中国电视的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不剥离开来,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竞争。”⑩
关键词三:收视率
电视界对“收视率至上论”还是“收视率万恶论”,已经多年争论。这年的研究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继续收视率批判,主要涉及收视率的缺陷、收视率的样本分布和指标构建、收视率与低俗化的关系、收视率与国家文化安全等等。不少研究者将电视低俗化的原因归结这个电视经济体系中的“通行货币”;另一类则研究提高节目收视率的途径。显然在收视率批判蔚然成风的同时,电视界依然摆脱不了对收视率的依赖,收视率仍作为节目评价的重要标准得到引证。
有研究者指出,部分批判收视率的文章存在局限性,他们没有深入探讨经济对电视传播机制的作用原理,对收视率的批判只触及表层,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才算切中时弊,电视领域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正是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展开的。{11}另一位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收视率导向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意识形态诉求。收视率提供了电视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标准。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全力促成收视率样本结构的调整,消除“收视率歧视”,促进调查方法的改进,建立分众定性研究分析,组建国有调查公司,建立科学、统一的节目评价体系。
对于收视率与满意度或节目质量关系的争论,这年有了初步收获。有研究者回应批判方提出的“收视率无法表现节目质量”的质疑。作者承认,在收视调查中,收视率与满意度没有显著的相关,同时提出解释框架:收视率和两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即节目品质因素和播出环境因素,两者的贡献度各占50%。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将节目收视率中播出环境的影响成分去除之后的收视率,与节目满意度之间表现出高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消除播出环境影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线性权重法和非线性权重法。{12}
关键词四:故事化倾向
“故事化”风潮全面席卷中国电视,媒体从信息的提供者发展为娱乐的制造者,2008年对“故事化”进行研究的文章有上百篇,从娱乐节目到新闻节目,从电视新闻到纪录片扩张,都在探讨“故事化”。
电视新闻的故事化成为故事化风潮扩张的典型代表。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电视面临转型,从单一的宣传工具转为内容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生存要依赖于市场空间的大众媒体,此时政治性因素和商业性因素同时主宰中国电视的命运。在这种境况下,中国电视小心翼翼地找到了生存的办法——故事化倾向。为矫正故事化失序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中国电视故事化的前提:找寻叙事方式与深刻的人文内涵的契合点。{13}“故事化”成为近年来纪录片创作中流行的叙事手法。研究者认为,纪录片的“纪实”原则与“故事化”手法之间存在矛盾,表现为:叙事封闭性与记录开放性的矛盾;追求戏剧效果与介入过度的矛盾;屈从商业利益与追求文化品格的矛盾。因此,纪录片运用故事化手法只有把握适度原则,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4}
关键词五:观众忠实度
研究者把“观众的忠实”视为看的频次多或者每次持续时间长。2006年我国城乡电视观众每天人均收视段数为13.9次,人均每段收视时长为14.7分钟。也就是说,平均关注的频道不超过14个,收视容忍时间在15分钟以内(“15分钟法则”),这两个数据勾勒出观众对于某个频道来说是否是忠实观众。因此,挤进前十几位频道集群,对电视频道来说非常重要;“15分钟法则”则要求电视节目板块节奏和广告插播窗口的安排,必须与之相适应。当然不同类型或形态的节目,其节奏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谈话类节目的节奏经常表现出5分钟,而综艺娱乐类节目则更多表现出15分钟。{15}
这年收视行为研究从单纯强调观众规模,发展到兼顾观众规模和观众忠实的阶段。于是,我国电视观众的收视频次和持续时间得到更清晰的描述。研究者分析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1997-2006年的数据,发现从1997-2004年观众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5年转为稳中有升,并持续到2006年。而2004年以来观众到达率并无显著变化。研究者认为,显然是观众的忠实度提高了人均收视时间。另有研究者考察了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消费取向和收视渠道,分析结果显示,电脑已经成为这个人群电视节目收视渠道,主要节目形态为影视剧和娱乐节目。研究表明,明星或名人代言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影响有限,未成年人在购物的过程中个人意识越来越强,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倾向于“需要啥买啥”或者“不相信任何明星或名人推荐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地区未成年人的电视消费行为趋向“理性”。{16}
关键词六:广电节目规范
这年关于广电节目规范的研究提上日程。通过借鉴国际上20多种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性文件,研究者发现:对广播电视内容管理的规范,强制性的法律不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由行业组织或媒体自身制定并执行的准法律或准自律。这些规范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可操作性,可称为“行业规范”。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规范,主要是强制性强、操作性差的他律,以及强制力弱的自律,“行业规范”尚属空白。这种情形容易出现“他律挤压自律”的现象,三者之间的规范力量此消彼长,即缺少自律,他律必然强大,如果他律无所不在,自律必将丧失殆尽。因此建立行规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7}
这年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委托的一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广播电视节目审议规则》(建议稿)公开发布(共六章48条)。它对于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建设意义重大。该文件涉及节目的审议内容包括:真实、公正与公平、被采访者的知情同意、未经预约的采访、以礼相待、当事人的名誉、当事人的隐私、隐性采访、灾害报道、暴力内容、裸露与性、国家秘密、民族问题、尊重科学、尊重家庭、维护健康生活、保护未成年人、批评性报道、语言和文字、改编问题、著作权问题等21个方面。
关键词七:电视真人秀
电视真人秀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节目类型。有的研究者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归纳为综艺类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益智博彩类节目、真人秀节目四个阶段。在2007年广播电视总局反低俗化的大环境下,2008年选秀类真人秀节目风光不再,但关于真人秀的研究文章仍然大量涌现,多数文章停留在对国内克隆节目的跟踪解读上。
选秀真人秀已经衰落,为何还要探讨这种节目类型?有研究者认为,选秀不过是真人秀之一种,它的衰落伴随着其他真人秀种类的兴起和扩张,当今已进入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如《创智赢家》《绝对挑战》等职场真人秀节目、《交换空间》等装修真人秀节目、《相约新家庭》《成龙计划》等教育真人秀节目、《我是当事人》等法制真人秀节目、《为您服务——完美假期》等旅游真人秀节目纷纷展现荧屏。不仅电视娱乐节目,其他电视节目也进入到了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18}
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娱乐根源是什么,它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是这种娱乐需求的根源,娱乐节目满足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大众化、无中心、消费主义、多元化的需求。另一种则指出,现代语境下的社会才是其根源。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涌动和扩张的过程,而十几年媒介娱乐文化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起到巨大作用,媒介娱乐文本与受众的关系经历了从“教你玩”——“为你玩”——“带你玩”——“你来玩”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受众的主体性在“不敢玩”——“看别人玩”——“和别人玩”——“自己玩”的过程中得到发展。{19}
关键词八: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不是新话题,这年一喜一悲的两件大事提供了检验广播电视现场直播能力的试金石,一是汶川地震,一是奥运会。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研究者普遍认为,两件大事见证了我国广电面对突发事件和重大赛事,现场直播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电视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在现场”成为崇高名词,电视的社会动员力量得以凸显。广播以其便捷的接受终端,打造迅速互动的信息平台,成为“最好的抗灾媒体”。{20}业务上的讨论,基本上是对已知广电媒体功能优势的再认识,或者提出业务操作建议。理论上值得关注的,一是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进步;二是技术上的发展。制度方面,研究者认为,汶川地震中电视直播迅速展开,意味着电视直播报道进入常态化,常态化的新闻直播不仅适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也将成为当前及今后我国电视新闻的主体形态。这种进步是在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不久实现的,信息公开逐渐从突发事件的临时应对变为社会常态。{21}奥运会期间的媒体表现,值得圈点的首先是“去掉30秒的直播延迟”,与国际惯例接轨。高清信号传输体现了电视技术上的进步。但奥运版权被央视垄断,版权的制度壁垒使得地方台基本充当了旁观者。{22}
与直播相关的技术,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6月9日直播卫星“中星9号”的发射,这是中国第一颗直播卫星。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直播卫星时代来临的标志。中星9号一旦开禁,有线电视网络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技术发展摆脱不了利益导向的政策纠缠,国家广电总局圈定的中星9号的服务定位,是解决我国偏僻农村接收广播电视的问题。它能提供200套标准清晰度和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目前仅使用47套。中星9号免费提供对农电视节目的效果,得到相关调查的支持。
关键词九:视听新媒体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广电在数字新媒体领域的战略布局构架基本完成,研究者认为,其核心特点有:1.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包括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B(数字音频广播)/DMB(数字多媒体广播)在内的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要得到综合发展。2.涵盖所有人群的数字化。以涵盖所有人群的数字化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信息化为目标,实现广电从模拟到数字的全面转型,实现所有人口、所有状态下的广电的全面数字化。该作者还认为,视听新媒体的发展,不仅受制于技术进步,也受制于管理规范。从规范的角度上说,既有行业主导权的冲突和运营主导权的冲突,也有市场行为和监管政策的冲突。如广电系统全面推进数字电视之时,电信系统则力推IPTV。IPTV的高性价比对数字电视构成了很大压力,为此广电总局采取了不给电信运营商发放IPTV牌照的方法应对。但发展趋势是,行业的“特殊性”将让位于技术和市场的普遍性。一旦实力雄厚的电信企业介入视频传播市场,将彻底改变电视媒体和媒体产业的格局。{23}
技术与制度壁垒之外,内容的版权是视听新媒体面对的重要挑战。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得到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授权,央视网得益于此次授权。央视网与搜狐、新浪、网易、腾讯、悠视、PPLive、PPS以及酷6等9家新媒体网站,签订了奥运视频转播协议,而后者每家都向前者支付了千万元的转播费。据业内估算,央视网在售卖这项转播权上收益超过4亿元。{24}
小结
2008年广电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还有: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纪录片、电视民生新闻、电视讲坛的话语权等等。这年广播电视界伴随社会的重大事件,表现得颇为抢眼,广电媒体与广电人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既获得较高的公众评价,也收到更多的道德审视和责任追问。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广电研究领域没有形成基于理论问题而聚焦的学术关注,实践引导理论的情形比较突出,研究文章多数处于描述、总结、感悟、译介的状态。
(第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第二作者系该校博士生)
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 释:
①参见《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的“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专栏。
②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现代传播》,2008年4期。
③陈力丹,焦中栋:《向“以新闻为本位”渐进靠拢》,《声屏世界》,2008年11期;陈力丹,江 凌:《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角色认知的变迁》,《当代传播》2008年6期。
④喻国明:《中国传媒业三十年:发展的节点与逻辑》,《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⑤任陇婵:《第N只眼看30年广电体制改革》,《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⑥卢迎安:《欧美近年公共服务广播研究述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年 5期 ;崔亚娟,俞 虹《以财源为核心的公共电视运营模式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4期 。
⑦侯红霞:《英国公共服务广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4期。
⑧王婷婷:《从NHK信任危机案看日本放送》,《新闻大学》,2008年2期。
⑨沈国麟:《美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号。
⑩高峰等:《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现代传播》,2008年1期。
{11}郑维东:《全球化与媒体利益》,《新闻大学》,2008年春季号。
{12}时统宇:《收视率导向批判》,《现代传播》,2008年3期;郑维东:《收视率与电视节目研究》,《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年1期。
{13}李伟名,姚雪岚:《简析中国电视节目的故事化倾向》,《电视研究》,2008年1期。
{14}王惟红:《“故事化”技巧至上?》,《现代传播》,2008年4期;周东元:《纪录片的故事化品质》,《现代传播》,2008年5期 。
{15}郑维东:《观众忠实与电视媒体竞争新趋势解析》,《电视研究》,2008年1期。
{16}黄会林等:《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现代传播》,2008年2期。
{17}徐 迅:《探索“第三种规范”:行规》;周 俊:《试析我国现行新闻职业规范》,《国际新闻界》,2008年8期。
{18}曾 鸿,戴巧玲:《泛真人秀时代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当代电视》,2008年1期。
{19}方 晚:《后现代主义式的娱乐》,《艺术百家》,2008年2期;宋 妍:《十年媒介娱乐文化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新闻大学》,2008年秋季号。
{20}周小普:《更好发挥媒体在灾害中的组织作用》,《中国广播》,2008年4期。
{21}高晓虹:《电视直播报道常态化的重大进步》,《现代传播》,2008年3期。
{22}{24}李兆丰:《2008奥运版权格局与地方电视媒体生存逻辑》,《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23}黄升民等:《发展·冲突·创新》,《现代传播》,200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