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
摘要：加强对越南安全合作是日本对东南亚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安倍政府通过开展积极的首脑外交，构建并完善安全对话机制，“软”“硬”两手结合助越南提升军事力量，通过军演、舰机战略性停靠等多种途径，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合作的背后有着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力，联手越南制衡中国崛起，巩固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等多重战略考量。日越安全合作的深化推动了日越关系的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大了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不过，尽管日越存在一定的利益交匯点，但双方战略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在深化安全合作方面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应注意掌握战略重心和战略资源的投放重点，坚定战略信心，与越加强合作，挫败日本的战略图谋。
关键词：安倍政府；安全合作；战略外交；日越关系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17-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3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2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在加紧“摆脱战后体制”、启动全面大国战略、伺机突破安保政策禁区、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下，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其突出特征是对东南亚安全合作逐步被纳入日本亚太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嵌入亚太地区多边博弈框架内。安倍政府将东盟视为“占据日本海上通道要冲的传统伙伴”，进一步明确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的战略定位。东盟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排序居于美、韩、澳之后的第4位。日本还将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各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作为构筑“统一机动防卫力量”的组成部分[1]。随着中日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安倍政府更着重将南海声索国视为战略支点，积极开展防务外交，致力于提升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在南海问题上一贯态度强硬的越南日益受到日本的战略倚重。随着日越两国在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加，日本拉拢越南，谋求合纵“制华”的战略驱动力明显增强，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造成复杂深刻影响。
一、安倍政府对越安全
合作的主要路径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追求，是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在驱动。受此影响，战后日本对越外交逐渐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安全领域，对越安全合作态势也随之变化。纵观战后日本对越安全合作政策，可分为如下4个阶段：一是以经济外交为主的探索阶段（冷战期间），二是开启
收稿日期：2018-03-2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新时代中国对日国际传播战略研究”（GJ08_2017_SCX_3564）
作者简介：常思纯（1978—），女，北京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外交、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研究。政治外交研究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定期双边交流的转型阶段（20世纪90年代），三是以非传统安全为切入点加强军事安全影响的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2012年），四是以富含军事要素的防务外交，加速推动合作的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底至今）。近年来，日越安全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逐渐从21世纪初的反海盗、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向更加广泛且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综合安全领域发展。安倍政府不仅通过积极的首脑外交，力促与越南双边防务关系从简单交流上升到机制化合作，还通过武器装备出口与援助、军事培训和联合演习等多层援助体系，在大力助越提高海上安保能力的同时，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军事互动。
（一）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奠定安全合作政治基础
近年来，不仅安倍及其内阁成员多次访问越南，而且越南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实现了对日访问。2012年底就任首相后的第三天，安倍就与时任越南总理的阮晋勇举行电话会谈，一致同意加强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此后日越首脑接触不断，安倍将越南选为其上任后的首个出访地，于2013年1月访问越南。2017年初，安倍第2次访问越南，而这也是安倍新年伊始首访亚太四国的最后一站。2013年12月和2015年7月，越南总理两次访问日本。此外，时任越南国家主席的张晋创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访问日本，并受到日方高规格接待。2016年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换届后，新任总理阮春福于2016年5月和2017年6月先后两次访问日本。此外，四年多来，日越首脑还利用各种多边场合举行多次会谈，安倍本人也频繁接见越方高级代表团，日越副部级以上高层交流更是异常活跃。
受首脑外交的直接推动，日越双边关系迅速升级。日越首脑会谈议题设置中大量涉及安全、军事等内容，双方一再确认将加强安全保障及防卫领域的合作，这为两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加强防卫领域交流，构建安全对话机制
近年来，安倍政府不仅利用现有多边机制加强与越南安全对话，还积极构建日越双边对话机制，深化安全合作。
在多边层面，日本利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东盟地区论坛（ARF）、日本与东盟防长会议和以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为代表的具有15轨性质的防务对话机制，与越南在安全、防务领域加强对话与交流。在2016年的第2届日本与东盟防长会议上，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发表了对东南亚安全领域合作新倡议——“万象愿景”，将促进东盟与日本共享海空领域国际法认识、为东盟在海空领域加强能力建设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东盟“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等方面作为未来日本与东盟深化安全合作的方向[2]。这也将成为今后日本加强对越安全合作的指导方针。
在双边层面，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高官与越南国防部门、军方高层互访的频度和密度都大大加强，推动日越防务、安全对话层级提升，频度加大和领域扩大。日越还相互支持对方在地区安全格局中提升地位，推动双边安全对话走向机制化。双方在原有的外交与国防副部级“日越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框架（“2+2”）下，又分别搭建副部级防务政策对话和警方副部级磋商机制，并谋求开启由外交、防卫、海洋安全相关部门官员共同参加会谈的“3+3”机制。在一系列的铺垫和互动的基础上，日越“3+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呼之欲出[3]。
（三）“软”“硬”两手结合，大力助越提升军事力量
安倍政府已确定将进一步利用政府开发援助，（ODA）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向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4]。一方面，日本积极助越提高装备水平，强化越南的“硬”实力。截止2017年2月，日本赠送的的7艘二手巡逻船和海上安保监视器材（总价值7亿日元）已全部交付越方，用于越南人民军海上警卫队及渔业监视局等机构的海上巡逻和执法。2017年1月，安倍访越时又宣布，将以01%的年利率向越南援助38482億日元，用于为越新造6艘巡逻船[5]。这是日本首次向越南提供新造巡逻船，将大大有助于越南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此外，为帮助越南警方提高执法能力，2016年11月，安倍与越南新任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时，宣布将向越南公安部水上警察免费援助价值3亿日元的水上警备艇[6]。2017年6月15日，日本防卫装备厅长渡边秀明首次与越南等东南亚五国的国防部门官员就日本防卫装备与技术的出口与援助举行会谈，展示出日本进一步加大对越南等国武器出口与援助的决心。同年8月，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国参加“2+2”会谈后对记者宣称，日本将在今后三年向印太地区多国提供约5亿美元（55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用于帮助这些国家提高海上安保能力。其中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将是援助的重点对象[7]。可以预见，今后除巡逻船、巡逻艇外，日本自卫队的二手P-3C反潜巡逻机和二手军用运输车、越野车都有可能成为日本对越援助的重点。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开展对越“能力建设”支援，从“软”实力方面着手，加大对越提供军事培训的力度，助越提高军事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2012年10月至2017年6月，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共向越南派出包括陆海空自卫官在内的13批共68人次的培训人员，占到日本对东盟派遣总数的近30%，内容主要涉及潜水医学、飞行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国际航空法和航空医学等项目，培训内容大都与海洋安全有关[8]。此外，日本还邀请越南军方人员赴日观摩、研修自卫队在航空医学和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等方面的教育训练。2017年6月19日，日本邀请越南等东盟各国国防官员登上正在南海航行的“出云号”护卫舰，首次在航行中的舰艇内对越南等东盟各国国防官员开展救灾方法与海洋法培训[9]。在网络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为提升越南相关人员技能，2017年10月，日本为越公安部专门举办相关研修班。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联手域外大国，共同开展对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的“能力建设”支援。在2015年举行的日美澳三国防长会议上，三国确认将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2013年5月、2015年3月及2016年3月在越南举行的由日本组织的潜水医学研讨会上，美澳两国都派专家参会。2016年2月，日英在菲律宾共同主办了面向东盟十国的救灾培训，越南也派员积极参会。2017年2月，稻田朋美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致同意，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援，借此实现对南海的介入[10]。
（四）通过军演、舰机战略性停靠，强化安全合作
近年来，日本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双边或多边军演，加强舰、机对越重要港口的战略性停靠，强化日越安全合作。
举行联合军演是强化双边安全合作的有效方式。目前，日本通过开展“防灾外交”，以“人道主义救援及救灾”的名义，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多次举行联合搜救演习。此外，日越还共同参加了美国海军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人道主义救援演习。借演习之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多次停靠越南港口。如，201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栖运输舰“国东”号搭载日、美、澳三国军队抵达越南岘港，进行有关医疗救援等方面的演练。2016年7月，日本两栖运输舰“下北”号抵达越南岘港，与越南军方在医疗、设施维修等方面开展交流。2017年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护卫舰“涟”号及美国海军高速运输舰同时停靠越南金兰湾国际港，进行海上灾难救助演习。这也是日美舰艇首次同时在金兰湾靠港。
此外，根据2015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越南海上警察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日本海上保安厅于2017年6月派“越后”号巡逻船到达越南岘港，与越海警举行打击违法作业的共同训练，以提升越海警海上执法能力。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援助越南的巡逻船也首次参与了此次共同训练[11]。
除军舰的战略性靠港不断增加外，日本自卫队飞机也以各种借口多次在越南停降。如，日本海上自卫队P-3C反潜巡逻机在2014年首次停降越南胡志明市后，又于2015年5月和2016年2月两次在结束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任务后停降越南岘港。而在2016年2月的停降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机组人员还“顺便”与越南海军联合举行海上搜索桌面演练，并邀请越南军方参观了P-3C巡逻机[12]。
二、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
合作的动因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合作的背后，既有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影响力及联合越南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也是出于其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
（一）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力
2012年底安倍上台后，全面启动日本的大国化战略，立足于强化日美同盟，以全球视野开展“战略外交”，并着重从政治安全领域谋求突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留下自己的印记”[13]。安倍抓住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之机，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桥梁”自居，欲与美共同主导亚太地区安全新秩序。安倍还极为重视向周边国家宣扬“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先后提出了旨在加强日美澳印安全合作的亚洲“菱形安保圈”构想，重塑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加强与“海上东盟”全面合作的“安倍主义”，加强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洋安全合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以看到，近年来，日本越来越强调其“海洋国家”的身份属性，从宣传本国是海洋资源的受益者变为争当海洋权益的守护者，并以“维护海洋安全与繁荣”“确保航行自由”“贯彻法治”等言论争夺海洋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日本正试图“作为一个在地区与全球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展现自己的声音和行动”[14]。
正因为如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越南成为日本极力拉拢的对象。越南不仅拥有长约3 400公里的海岸线，掌握金兰湾（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深水良港之一，是军事力量进入南海的绝佳基地）和岘港等重要战略港口，还是中南半岛的重要大国，地缘优势极为明显。这使得越南成为日本与其他大国争夺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国家。一方面，日本将越南视为强化海上安全合作的重点对象。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正处于安倍构想的“钻石联盟”和“印太两洋”的内部区域。安倍将越南定位为与日本通过“自由的海洋”相连接的邻邦，日越共享太平洋这一“开放的海洋”，并共有基本价值观[15]。安倍政府积极迎合越南的战略需求，强化与越南的战略互动，借深化对越安全合作，扩大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问题中的发言权和行动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将越南视为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的重要支点。2015年7月，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通过了促进双方合作的“新东京战略2015”，加速对这一地区的重点经营和战略谋划。越南是湄公河流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日本希望通过强化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在该地区各国中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拉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加强与日本在各领域的合作，提高日本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二）联手越南制衡中国崛起
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合纵连横”，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联手制衡中国，是安倍政府对越开展“战略外交”、加强安全合作的重要战略考量之一。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关系步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各界对华产生严重的“战略焦虑”。日本既担心中国崛起挤压自身的战略空间，削弱日本在地区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主导作用，也担心中国海上实力的快速增长，将加大对日在东海方向的压力，甚至影响日本南海“海上生命线”的通道安全。因此，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对手和现实威胁，利用各种双边或多边国际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意图联合国际上各种力量，对华加强戒备与防范，从战略上牵制中国，减轻自身对华博弈压力。2013年底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近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都一再以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胁”，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影响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
越南与日本一样，在海上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越南更是南海主权的主要声索国之一。近年来，越南利用美、日、印等大国积极介入南海的机会，加强与各大国互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力求遏制中国在南海行使主权，保住本国在南海攫取的既得利益。因此日越双方在防范中国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契合点，联手制衡中国已成为两国加强安全战略互动的重要出发点。在对越关系中，安倍政府将越南视为制约中国的重要棋子，力促越南成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战略支点和共享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拉拢越南在各种国际场合共同发声指责中国威胁，并从多渠道助越加强在海洋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方面的能力，意图推动越南在制约中国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巩固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
安倍再次执政以来，借美国在亚洲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16]。同时，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大旗，加紧推动本国防卫政策的“自我解禁”。如，创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并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统筹日本外交及安全政策；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出口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为“开发合作大纲”，解禁对外国军队“非军事目的援助”；正式通过《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与《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即所谓的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现实。2017年5月，安倍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又抛出了“力争在2020年将自卫队加入日本宪法第九条中”的宣言[17]。
为了巩固上述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并推动“自卫队入宪”，在“军事力量的动用、军援军贸手段的尝试以及日美联合行动的摸索”[18]等问题上，日本都将越南为首的南海声索国视为其落实改革成果的“试验田”。为此，2017年4月，日本海上保安厅总务部新设“海上保安国际合作推进官”的职位，致力于帮助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机构的执法能力。同年5月，日本又通过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允许自卫队将所持二手防卫装备以免费或低价转让他国，为日本向越南等国援助二手防卫装备大开方便之门。
三、安倍政府加强对越
安全合作的影响安倍政府加强对越安全合作提升了日越关系的水平，有助于两国利益诉求的实现，但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加大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形成挑战。
（一）对日越两国的影响
首先，提升了日越关系的水平。2009年日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明显提速，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展開，其中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得到双方的重视。2014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的张晋创访日，这是日越1973年建交以来越南国家主席第2次访日，对日越关系意义非凡。访问期间，安全领域合作的议题成为日越高层会谈的重点内容，最终双方就共同推动2011年达成的《日越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的有效实施、继续副部长级防卫对话、加强不同级别的安全对话与交流以及促进日本自卫队与越南军队的合作等多项合作内容达成一致，这显示出两国的合作重点开始向政治与安全领域加速拓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日越将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升级为“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19]。对于此次访日，张晋创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现在是越南和日本历史上关系最好的时期”[20]。2015年9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日，双方发表《日越关系共同愿景声明》，决定全面深化两国关系，并将加强政治、安全保障与防卫领域合作视为日越关系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双方还签订了《海上保安机构合作备忘录》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备忘录》等旨在加强安全合作的文件[21]。2017年6月，越南新总理阮春福访日期间，日越双方决定进一步深化“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在防卫及安全领域，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对话，确认今后不仅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还将进一步强化两国在海上保安机构交换情报、搜索救助及反海盗等海上综合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22]。对于2017年日越关系的发展，2018年1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2017年是日越关系史上高层互访最多的一年，日本首相、天皇及国会众议院院长先后访越，越南总理也率团访日，两国关系已进入新阶段”[23]。诸多事实证明，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已经成为推动日越关系提升的主要力量。
其次，日越得以相互“借力”，实现各自利益诉求。日越加强安全合作有助于日本确保海上通道安全、谋求地区安全主导地位和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特别是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南海局势有所降温，日本在各种国际场合鼓动菲律宾不要搁置南海仲裁的举动也相继受挫。因此，日本更加倚重在南海争端上态度仍然较为强硬的越南，为今后或配合美国、或单独介入南海做好准备。而越南与日本的合作背后，同样有着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24]。对越南而言，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既可以借外力帮助本国提升维护海洋权益的能力，又能够借此机会，增强自身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二）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除了少数国家内部出现过动荡以外，国家之间和地区层面上总体保持着和平与稳定。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下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除了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传统安全威胁外，恐怖主义、能源矛盾、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也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和平的“脆弱性”，也给某些别有用心的域内外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改变现状、挑起争端提供了借口。有学者认为，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支持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增强军事力量，这很可能带来各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为地区安全局势增添更多不稳定因素[25]。此话不无道理。据瑞士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17年最新统计数据，越南等东南亚五国2016年军费与五年前相比的增幅达到2位数，其中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增幅都超过六成。特别是越南军费开支已经连续五年增长，2016年的军费开支达到50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614%[26]。东南亚相关国家军费开支的强劲增长，无疑将使整个地区的安全环境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三）对中国的影响
日越深化安全合作无疑将加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安倍政府加强对越安全合作具有牵制中国的明显意味，因此也给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倍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游说越南等国共同牵制中国海洋行动，这很可能导致越南等东盟国家对华疑虑增加，不仅不利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很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态度与立场，导致中国在东南亚方向的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将增大中国南海维权的难度。近年来，日越领导人会谈频繁提及南海问题，以中国加快岛礁建设等威胁地区安全为由，共同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积极对华施压。据媒体报道，在2017年8月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越南试图在东盟的联合公报中加入对中国措辞强硬的表态，还要求公报中写入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以约束中国在南海的行为[27]。越南此举背后很可能不乏日本的推动。类似举动，必然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南海维权行动。
四、结语
由上可知，日越安全合作关系的拓展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相互需求，也是双方相互借重的结果。对此，中国在保持警惕的同时，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尽管日越存在一定的利益交汇点，但双方战略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在深化安全合作方面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首先，日越社会制度迥异，意识形态对立，完全不是安倍所称的拥有“共同价值观”。两国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中国强化战略合作。因此，双方安全合作的深化将因政治理念、外交目标的巨大差异而受到制约。
其次，日越战略诉求存在差异。日本的目标很明确，欲以越南为“棋子”，通过加强安全合作，拉拢越南联手制衡中国，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而越南实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即在中、美、日等各个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从中谋取最大利益，并非想与其中任何一个大国进行直接对抗。在对日关系上，越南更希望的还是从日本手中获取经济利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越南并不会甘心仅作为“棋子”被日利用。尤其是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美对亚洲政策出现极大不确定性。越南更加避免在中国和美日之间“选边站”，而是谋求借南海问题盘活越南外交，实现本国的主张和利益。
再次，日越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温差”。安倍上台以来，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对手和现实威胁，以“中国威胁”作为改变日本外交防务政策的最重要理由，在政治、安全领域凸显“抑制中国”的意图。相比之下，越南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但近年来中越高层互訪仍然频繁，经贸关系也日趋密切，人文交流持续升温。在对华关系上，越南会在中越关系的大背景下寻求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会违背中越关系发展的大局[28]。
鉴此，面对日越安全合作深化态势，中方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综合应对。中方要注意掌握战略重心和战略资源的投放重点，避免被日方引入无谓的纠缠和对抗，消耗中方战略资源。中方应坚定信心，看到中方是影响日本与越南安全关系走向的重大干预变量，中方综合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提高是制约日本对华遏制战略的根本因素。此外，中方还应该看到，中越尽管在海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态势依然可控。2017年5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利益[29]。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并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这意味着中越高层对于推动“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有效对接达成共识。今后，中越不仅可依托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多边合作机制，还可通过“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的对接，努力加强双边合作以提升政治互信。如此，日本欲拉拢越南制衡中国的图谋未必能够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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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关键词：安倍政府；安全合作；战略外交；日越关系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17-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3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2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在加紧“摆脱战后体制”、启动全面大国战略、伺机突破安保政策禁区、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下，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其突出特征是对东南亚安全合作逐步被纳入日本亚太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嵌入亚太地区多边博弈框架内。安倍政府将东盟视为“占据日本海上通道要冲的传统伙伴”，进一步明确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的战略定位。东盟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排序居于美、韩、澳之后的第4位。日本还将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各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作为构筑“统一机动防卫力量”的组成部分[1]。随着中日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安倍政府更着重将南海声索国视为战略支点，积极开展防务外交，致力于提升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在南海问题上一贯态度强硬的越南日益受到日本的战略倚重。随着日越两国在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加，日本拉拢越南，谋求合纵“制华”的战略驱动力明显增强，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造成复杂深刻影响。
一、安倍政府对越安全
合作的主要路径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追求，是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在驱动。受此影响，战后日本对越外交逐渐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安全领域，对越安全合作态势也随之变化。纵观战后日本对越安全合作政策，可分为如下4个阶段：一是以经济外交为主的探索阶段（冷战期间），二是开启
收稿日期：2018-03-2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新时代中国对日国际传播战略研究”（GJ08_2017_SCX_3564）
作者简介：常思纯（1978—），女，北京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外交、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研究。政治外交研究常思纯：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定期双边交流的转型阶段（20世纪90年代），三是以非传统安全为切入点加强军事安全影响的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2012年），四是以富含军事要素的防务外交，加速推动合作的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底至今）。近年来，日越安全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逐渐从21世纪初的反海盗、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向更加广泛且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综合安全领域发展。安倍政府不仅通过积极的首脑外交，力促与越南双边防务关系从简单交流上升到机制化合作，还通过武器装备出口与援助、军事培训和联合演习等多层援助体系，在大力助越提高海上安保能力的同时，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军事互动。
（一）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奠定安全合作政治基础
近年来，不仅安倍及其内阁成员多次访问越南，而且越南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实现了对日访问。2012年底就任首相后的第三天，安倍就与时任越南总理的阮晋勇举行电话会谈，一致同意加强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此后日越首脑接触不断，安倍将越南选为其上任后的首个出访地，于2013年1月访问越南。2017年初，安倍第2次访问越南，而这也是安倍新年伊始首访亚太四国的最后一站。2013年12月和2015年7月，越南总理两次访问日本。此外，时任越南国家主席的张晋创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访问日本，并受到日方高规格接待。2016年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换届后，新任总理阮春福于2016年5月和2017年6月先后两次访问日本。此外，四年多来，日越首脑还利用各种多边场合举行多次会谈，安倍本人也频繁接见越方高级代表团，日越副部级以上高层交流更是异常活跃。
受首脑外交的直接推动，日越双边关系迅速升级。日越首脑会谈议题设置中大量涉及安全、军事等内容，双方一再确认将加强安全保障及防卫领域的合作，这为两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加强防卫领域交流，构建安全对话机制
近年来，安倍政府不仅利用现有多边机制加强与越南安全对话，还积极构建日越双边对话机制，深化安全合作。
在多边层面，日本利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东盟地区论坛（ARF）、日本与东盟防长会议和以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为代表的具有15轨性质的防务对话机制，与越南在安全、防务领域加强对话与交流。在2016年的第2届日本与东盟防长会议上，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发表了对东南亚安全领域合作新倡议——“万象愿景”，将促进东盟与日本共享海空领域国际法认识、为东盟在海空领域加强能力建设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东盟“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等方面作为未来日本与东盟深化安全合作的方向[2]。这也将成为今后日本加强对越安全合作的指导方针。
在双边层面，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高官与越南国防部门、军方高层互访的频度和密度都大大加强，推动日越防务、安全对话层级提升，频度加大和领域扩大。日越还相互支持对方在地区安全格局中提升地位，推动双边安全对话走向机制化。双方在原有的外交与国防副部级“日越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框架（“2+2”）下，又分别搭建副部级防务政策对话和警方副部级磋商机制，并谋求开启由外交、防卫、海洋安全相关部门官员共同参加会谈的“3+3”机制。在一系列的铺垫和互动的基础上，日越“3+3”海上安全磋商框架呼之欲出[3]。
（三）“软”“硬”两手结合，大力助越提升军事力量
安倍政府已确定将进一步利用政府开发援助，（ODA）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向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4]。一方面，日本积极助越提高装备水平，强化越南的“硬”实力。截止2017年2月，日本赠送的的7艘二手巡逻船和海上安保监视器材（总价值7亿日元）已全部交付越方，用于越南人民军海上警卫队及渔业监视局等机构的海上巡逻和执法。2017年1月，安倍访越时又宣布，将以01%的年利率向越南援助38482億日元，用于为越新造6艘巡逻船[5]。这是日本首次向越南提供新造巡逻船，将大大有助于越南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此外，为帮助越南警方提高执法能力，2016年11月，安倍与越南新任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时，宣布将向越南公安部水上警察免费援助价值3亿日元的水上警备艇[6]。2017年6月15日，日本防卫装备厅长渡边秀明首次与越南等东南亚五国的国防部门官员就日本防卫装备与技术的出口与援助举行会谈，展示出日本进一步加大对越南等国武器出口与援助的决心。同年8月，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国参加“2+2”会谈后对记者宣称，日本将在今后三年向印太地区多国提供约5亿美元（55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用于帮助这些国家提高海上安保能力。其中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将是援助的重点对象[7]。可以预见，今后除巡逻船、巡逻艇外，日本自卫队的二手P-3C反潜巡逻机和二手军用运输车、越野车都有可能成为日本对越援助的重点。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开展对越“能力建设”支援，从“软”实力方面着手，加大对越提供军事培训的力度，助越提高军事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2012年10月至2017年6月，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共向越南派出包括陆海空自卫官在内的13批共68人次的培训人员，占到日本对东盟派遣总数的近30%，内容主要涉及潜水医学、飞行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国际航空法和航空医学等项目，培训内容大都与海洋安全有关[8]。此外，日本还邀请越南军方人员赴日观摩、研修自卫队在航空医学和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等方面的教育训练。2017年6月19日，日本邀请越南等东盟各国国防官员登上正在南海航行的“出云号”护卫舰，首次在航行中的舰艇内对越南等东盟各国国防官员开展救灾方法与海洋法培训[9]。在网络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为提升越南相关人员技能，2017年10月，日本为越公安部专门举办相关研修班。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联手域外大国，共同开展对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的“能力建设”支援。在2015年举行的日美澳三国防长会议上，三国确认将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2013年5月、2015年3月及2016年3月在越南举行的由日本组织的潜水医学研讨会上，美澳两国都派专家参会。2016年2月，日英在菲律宾共同主办了面向东盟十国的救灾培训，越南也派员积极参会。2017年2月，稻田朋美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致同意，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援，借此实现对南海的介入[10]。
（四）通过军演、舰机战略性停靠，强化安全合作
近年来，日本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双边或多边军演，加强舰、机对越重要港口的战略性停靠，强化日越安全合作。
举行联合军演是强化双边安全合作的有效方式。目前，日本通过开展“防灾外交”，以“人道主义救援及救灾”的名义，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多次举行联合搜救演习。此外，日越还共同参加了美国海军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人道主义救援演习。借演习之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多次停靠越南港口。如，201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栖运输舰“国东”号搭载日、美、澳三国军队抵达越南岘港，进行有关医疗救援等方面的演练。2016年7月，日本两栖运输舰“下北”号抵达越南岘港，与越南军方在医疗、设施维修等方面开展交流。2017年5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护卫舰“涟”号及美国海军高速运输舰同时停靠越南金兰湾国际港，进行海上灾难救助演习。这也是日美舰艇首次同时在金兰湾靠港。
此外，根据2015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越南海上警察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日本海上保安厅于2017年6月派“越后”号巡逻船到达越南岘港，与越海警举行打击违法作业的共同训练，以提升越海警海上执法能力。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援助越南的巡逻船也首次参与了此次共同训练[11]。
除军舰的战略性靠港不断增加外，日本自卫队飞机也以各种借口多次在越南停降。如，日本海上自卫队P-3C反潜巡逻机在2014年首次停降越南胡志明市后，又于2015年5月和2016年2月两次在结束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任务后停降越南岘港。而在2016年2月的停降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机组人员还“顺便”与越南海军联合举行海上搜索桌面演练，并邀请越南军方参观了P-3C巡逻机[12]。
二、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
合作的动因安倍政府深化对越安全合作的背后，既有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影响力及联合越南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也是出于其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
（一）提升日本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力
2012年底安倍上台后，全面启动日本的大国化战略，立足于强化日美同盟，以全球视野开展“战略外交”，并着重从政治安全领域谋求突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留下自己的印记”[13]。安倍抓住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之机，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桥梁”自居，欲与美共同主导亚太地区安全新秩序。安倍还极为重视向周边国家宣扬“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先后提出了旨在加强日美澳印安全合作的亚洲“菱形安保圈”构想，重塑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加强与“海上东盟”全面合作的“安倍主义”，加强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洋安全合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以看到，近年来，日本越来越强调其“海洋国家”的身份属性，从宣传本国是海洋资源的受益者变为争当海洋权益的守护者，并以“维护海洋安全与繁荣”“确保航行自由”“贯彻法治”等言论争夺海洋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日本正试图“作为一个在地区与全球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展现自己的声音和行动”[14]。
正因为如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越南成为日本极力拉拢的对象。越南不仅拥有长约3 400公里的海岸线，掌握金兰湾（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深水良港之一，是军事力量进入南海的绝佳基地）和岘港等重要战略港口，还是中南半岛的重要大国，地缘优势极为明显。这使得越南成为日本与其他大国争夺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国家。一方面，日本将越南视为强化海上安全合作的重点对象。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正处于安倍构想的“钻石联盟”和“印太两洋”的内部区域。安倍将越南定位为与日本通过“自由的海洋”相连接的邻邦，日越共享太平洋这一“开放的海洋”，并共有基本价值观[15]。安倍政府积极迎合越南的战略需求，强化与越南的战略互动，借深化对越安全合作，扩大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问题中的发言权和行动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将越南视为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的重要支点。2015年7月，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通过了促进双方合作的“新东京战略2015”，加速对这一地区的重点经营和战略谋划。越南是湄公河流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日本希望通过强化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在该地区各国中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拉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加强与日本在各领域的合作，提高日本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二）联手越南制衡中国崛起
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合纵连横”，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联手制衡中国，是安倍政府对越开展“战略外交”、加强安全合作的重要战略考量之一。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关系步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各界对华产生严重的“战略焦虑”。日本既担心中国崛起挤压自身的战略空间，削弱日本在地区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主导作用，也担心中国海上实力的快速增长，将加大对日在东海方向的压力，甚至影响日本南海“海上生命线”的通道安全。因此，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对手和现实威胁，利用各种双边或多边国际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意图联合国际上各种力量，对华加强戒备与防范，从战略上牵制中国，减轻自身对华博弈压力。2013年底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近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都一再以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胁”，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影响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
越南与日本一样，在海上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越南更是南海主权的主要声索国之一。近年来，越南利用美、日、印等大国积极介入南海的机会，加强与各大国互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力求遏制中国在南海行使主权，保住本国在南海攫取的既得利益。因此日越双方在防范中国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契合点，联手制衡中国已成为两国加强安全战略互动的重要出发点。在对越关系中，安倍政府将越南视为制约中国的重要棋子，力促越南成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战略支点和共享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拉拢越南在各种国际场合共同发声指责中国威胁，并从多渠道助越加强在海洋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方面的能力，意图推动越南在制约中国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巩固日本国内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
安倍再次执政以来，借美国在亚洲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16]。同时，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大旗，加紧推动本国防卫政策的“自我解禁”。如，创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并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统筹日本外交及安全政策；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出口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为“开发合作大纲”，解禁对外国军队“非军事目的援助”；正式通过《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与《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即所谓的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现实。2017年5月，安倍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又抛出了“力争在2020年将自卫队加入日本宪法第九条中”的宣言[17]。
为了巩固上述安全战略调整的成果，并推动“自卫队入宪”，在“军事力量的动用、军援军贸手段的尝试以及日美联合行动的摸索”[18]等问题上，日本都将越南为首的南海声索国视为其落实改革成果的“试验田”。为此，2017年4月，日本海上保安厅总务部新设“海上保安国际合作推进官”的职位，致力于帮助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机构的执法能力。同年5月，日本又通过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允许自卫队将所持二手防卫装备以免费或低价转让他国，为日本向越南等国援助二手防卫装备大开方便之门。
三、安倍政府加强对越
安全合作的影响安倍政府加强对越安全合作提升了日越关系的水平，有助于两国利益诉求的实现，但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加大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形成挑战。
（一）对日越两国的影响
首先，提升了日越关系的水平。2009年日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明显提速，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展開，其中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得到双方的重视。2014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的张晋创访日，这是日越1973年建交以来越南国家主席第2次访日，对日越关系意义非凡。访问期间，安全领域合作的议题成为日越高层会谈的重点内容，最终双方就共同推动2011年达成的《日越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的有效实施、继续副部长级防卫对话、加强不同级别的安全对话与交流以及促进日本自卫队与越南军队的合作等多项合作内容达成一致，这显示出两国的合作重点开始向政治与安全领域加速拓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日越将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升级为“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19]。对于此次访日，张晋创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现在是越南和日本历史上关系最好的时期”[20]。2015年9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日，双方发表《日越关系共同愿景声明》，决定全面深化两国关系，并将加强政治、安全保障与防卫领域合作视为日越关系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双方还签订了《海上保安机构合作备忘录》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备忘录》等旨在加强安全合作的文件[21]。2017年6月，越南新总理阮春福访日期间，日越双方决定进一步深化“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在防卫及安全领域，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对话，确认今后不仅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还将进一步强化两国在海上保安机构交换情报、搜索救助及反海盗等海上综合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22]。对于2017年日越关系的发展，2018年1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2017年是日越关系史上高层互访最多的一年，日本首相、天皇及国会众议院院长先后访越，越南总理也率团访日，两国关系已进入新阶段”[23]。诸多事实证明，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已经成为推动日越关系提升的主要力量。
其次，日越得以相互“借力”，实现各自利益诉求。日越加强安全合作有助于日本确保海上通道安全、谋求地区安全主导地位和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特别是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南海局势有所降温，日本在各种国际场合鼓动菲律宾不要搁置南海仲裁的举动也相继受挫。因此，日本更加倚重在南海争端上态度仍然较为强硬的越南，为今后或配合美国、或单独介入南海做好准备。而越南与日本的合作背后，同样有着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24]。对越南而言，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既可以借外力帮助本国提升维护海洋权益的能力，又能够借此机会，增强自身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二）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除了少数国家内部出现过动荡以外，国家之间和地区层面上总体保持着和平与稳定。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下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除了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传统安全威胁外，恐怖主义、能源矛盾、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也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和平的“脆弱性”，也给某些别有用心的域内外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改变现状、挑起争端提供了借口。有学者认为，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支持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增强军事力量，这很可能带来各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为地区安全局势增添更多不稳定因素[25]。此话不无道理。据瑞士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17年最新统计数据，越南等东南亚五国2016年军费与五年前相比的增幅达到2位数，其中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增幅都超过六成。特别是越南军费开支已经连续五年增长，2016年的军费开支达到50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614%[26]。东南亚相关国家军费开支的强劲增长，无疑将使整个地区的安全环境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三）对中国的影响
日越深化安全合作无疑将加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安倍政府加强对越安全合作具有牵制中国的明显意味，因此也给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倍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游说越南等国共同牵制中国海洋行动，这很可能导致越南等东盟国家对华疑虑增加，不仅不利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很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态度与立场，导致中国在东南亚方向的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将增大中国南海维权的难度。近年来，日越领导人会谈频繁提及南海问题，以中国加快岛礁建设等威胁地区安全为由，共同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积极对华施压。据媒体报道，在2017年8月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越南试图在东盟的联合公报中加入对中国措辞强硬的表态，还要求公报中写入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以约束中国在南海的行为[27]。越南此举背后很可能不乏日本的推动。类似举动，必然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南海维权行动。
四、结语
由上可知，日越安全合作关系的拓展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相互需求，也是双方相互借重的结果。对此，中国在保持警惕的同时，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尽管日越存在一定的利益交汇点，但双方战略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在深化安全合作方面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首先，日越社会制度迥异，意识形态对立，完全不是安倍所称的拥有“共同价值观”。两国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中国强化战略合作。因此，双方安全合作的深化将因政治理念、外交目标的巨大差异而受到制约。
其次，日越战略诉求存在差异。日本的目标很明确，欲以越南为“棋子”，通过加强安全合作，拉拢越南联手制衡中国，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而越南实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即在中、美、日等各个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从中谋取最大利益，并非想与其中任何一个大国进行直接对抗。在对日关系上，越南更希望的还是从日本手中获取经济利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越南并不会甘心仅作为“棋子”被日利用。尤其是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美对亚洲政策出现极大不确定性。越南更加避免在中国和美日之间“选边站”，而是谋求借南海问题盘活越南外交，实现本国的主张和利益。
再次，日越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温差”。安倍上台以来，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对手和现实威胁，以“中国威胁”作为改变日本外交防务政策的最重要理由，在政治、安全领域凸显“抑制中国”的意图。相比之下，越南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但近年来中越高层互訪仍然频繁，经贸关系也日趋密切，人文交流持续升温。在对华关系上，越南会在中越关系的大背景下寻求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会违背中越关系发展的大局[28]。
鉴此，面对日越安全合作深化态势，中方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综合应对。中方要注意掌握战略重心和战略资源的投放重点，避免被日方引入无谓的纠缠和对抗，消耗中方战略资源。中方应坚定信心，看到中方是影响日本与越南安全关系走向的重大干预变量，中方综合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提高是制约日本对华遏制战略的根本因素。此外，中方还应该看到，中越尽管在海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态势依然可控。2017年5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利益[29]。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并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这意味着中越高层对于推动“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有效对接达成共识。今后，中越不仅可依托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多边合作机制，还可通过“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的对接，努力加强双边合作以提升政治互信。如此，日本欲拉拢越南制衡中国的图谋未必能够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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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