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池筑防技术与思想考论
摘 要宋代城池筑防技术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有很多改良和提升。《梦溪笔谈》《守城录》《武经总要》等著作，以实战为基础，进行了很多城池筑防技术的讨论。城墙防护思想方面，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城池的城墙结构见解，并有对城墙四角防御的思考与改进，而且充分认识并发挥羊马墙在守战中的作用。射击设施的创新方面，一是平头女墙及移动女墙的创制，二是对传统马面的大胆改进。城门防御思想方面，提出了“城门不可依旧制”，“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的理念，创造了城楼的两层三重门形制，取消钓桥与悬门。
关键词宋代，城池，筑城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0-0052-07
中国古代筑城可以分为城池筑城、长城筑城和炮台式要塞筑城等三种体系。宋、辽、金时期，战争异常频繁，夺取大小城池是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两宋城池筑防技术及其思想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城池筑城体系在城墙（壕）防护设施、射击设施、城门防御设施、指挥观察设施、外围关堡设施等五部分均有较明显的改进，而前三种设施的筑造技术、防御思想的发展则更为突出。
多年来，经过国内和国外、军队和地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军事科技史专著。其中，既有全面叙述中国古代军事科技辉煌成就的通史著作，也有专门探讨某一方面军事技术发展概况的专题性研究。然而，专门论述宋代城池筑防技术及其思想的成果则比较欠缺。相对而言，王兆春先生用较多笔墨总结了《武经总要》《守城录》《北征录》等几部重要宋代兵书的军事技术思想，其中包含了陈规对“德安城技术改造”及“善守”“因敌而变”思想的运用，以及《武经总要》“运用守城器械合理部署”等守城思想的阐发。①此外，何平立对带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防御体系及其思想作了有益探索，②徐新照总结了陈规变城郭旧制以御敌、以炮抑炮等防御思想。③然而，学界较少对城池筑防思想进行系统总结，至于将这些思想置于军事技术发展背景之下，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则更待加强。本文试图结合宋代军事技术大发展的客观实践，探究宋代城池筑防思想的发展历程、特点和规律，并认真总结这些思想对当时战争实践所起的指导作用，从而为深化、细化军事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城墙是城池筑城体系的主体，为了使敌人难以攀越和破坏，多构筑得又高又厚，十分坚固。宋、辽、金诸政权的都城城墙，莫不如此。宋代军事技术家以实战为需要，对待城墙建造与改建，有过深入的思考，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技术思想水平。
（一）关于城墙结构的见解
城墙的高厚比例结构受武器威力的制约特别明显。一般而言，将城墙加厚，可以提高池防御能力，但并不是说城墙越厚越好。
沈括就曾以北魏时期夯筑的赫连城为例，说明如果城墙质量过硬，马面设置合理，“则城不需太厚”。他进一步解释说：“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④沈括认为，修筑城墙时应该首先考虑能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只有想办法使敌人侧背暴露，无法在城脚停留，城防才能坚固，否则，即使城墙很厚，由于本身有很大的死角，不能给接近城脚的敌人以最大的杀伤，对守城一方而言，仍是相当危险的。南宋著名军事技术家陈规也反对筑城墙时一味求高求厚的做法：“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积雨摧塌，修筑费力。城面不可太阔，太阔则炮石落在城上，缓急击中守御人。”他认为，即使是沿边大郡城壁，“高亦不过五丈，阔不过二丈而已”。①
（二）关于城墙四角防御的思考与改进
城角处两面受敌，是城池防御体系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容易成为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历代军事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改进之策。《武经总要》中已经开始探讨一种新的做法，即将城墙四角砌成圆弧形，成为“角团”“敌团”或者“团敌”。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军器监上所编《敌楼、马面、团敌法式》及申明条约。诏行之”。②此后，团敌似乎成为筑城法式。南宋高宗时，京东路州军增修城壁楼橹，“增筑马面、团敌”，③仍是必做工程。据此可知，此法在宋代应该是较为流行的，与“团敌之法，实际上恐并未普遍实行”的观点，④不尽相同。
这一改建方法，在理论上能够解决城角处两面受敌困境，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守城者不能借助前出的角楼侧击城角处的敌人。沈括就明确反对这一做法：“今边城……更多刓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互城脚。”⑤文中“更多”二字，也进一步印证了“团敌”之法，至少在宋代的边城防御体系中是颇为流行的。沈括的否定态度十分坚决，可见当时边城筑城体系中太多的“刓城角”方式，已让他极度不满。沈括指出，城墙角楼在侧面射击敌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团敌”之法，使这一功能荡然无存。
宋代军事思想家陈规对这一问题也有极其深入的思考，他还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守城实践之中，但其观点与沈括却截然相反。陈规认为，城墙的主体结构，传统上多半是四方形，攻城的人往往先集中力量攻打城角，这是因为城角容易攀登。城角上之所以大都建有敌楼和战棚，正是为了重点防备敌人攻打城角。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对城角的结构加以改进，敌人终究还是会在攻打城角中捞到便宜。他举例说，敌方若只是对着一角（例如东南角）攻打，倒也无妨：敌炮力小，炮石会被城角上的敌楼、战棚挡住;力大，炮石必会越过城墙。但是，若敌人在城东方向架立炮座，则城角部位沿东西方向几十步内，无法站人;若在城南方向再添设一座炮，则城角部位沿南北方向几十步内，也不能站人。敌人可乘机推进登城器械。故而，不可继续沿袭传统城角制度。陈规建议，应将城角向里边收缩，使方角变成圆角。若此，前述诸多弊病或可避免。如果敌人从正东面攻打，守城人就在城内靠近北城墙的位置架炮;如果敌人从正南面攻打，守城人就在城内靠近西城墙的位置架炮。这样，对东面和南面的敌人，从城上都可以反击其后背。倘若敌方正对城角架设炮位，而城角上无敌楼、战棚，敌人就没有攻击目标了。所以，陈规强调，将方城角向里退缩，改成圆城角最为有利。⑥陈规将其城墙改建思想应用到德安城的防御实践中。在他主持下，德安城四角由直角改为弧形，东北角为内凹圆弧，其余三角为外凹圆弧，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并巩固了城池。
表面看来，《梦溪笔谈》与《武经总要》《守城录》的观点截然对立，从战术角度讲，该如何评判，到底孰是孰非？究实而论，沈括、曾公亮、陈规的思想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将城墙四角改为圆弧形的思想，主要是以唐、五代以来，大型抛石机等远距离攻城战具大量使用为背景的。弧形墙角因其被攻击面积小，且没有死角，在防御大型抛石机时是有利的。方形墙角尤其是前突的角楼，非常有利于从多个角度近距离直接阻击城墙附近的敌人。《武经总要》《守城录》重点论述的是都城大邑的防守，敌方动辄使用成百上千座抛石机攻城，自然应多采用弧形墙角的结构;《梦溪笔谈》谈论的是西北边城等较小城邑的防守，敌方的攻击多以跨壕攀墙等短距离攻击为主，自然应采用原有的方形墙角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人的观点都无问题。问题或许出在西北边城方面，因其守将不问具体情况，跟随都城大邑的筑城模式，亦步亦趋，沈括故有此论。
（三）充分认识并发挥羊马墙在守战中的作用
羊马墙，又称羊马城，是筑于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一圈矮墙。起初仅供城外居民撤入城内时蓄养羊马之用，故名，后亦用于阻击敌军。如唐代李光弼驻军河阳，自将于中潭，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①后唐安金全守并州，数百人夜出北门，击贼于羊马城内。②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刘锜与陈规守顺昌（今安徽阜阳），于城外筑羊马墙，布阵拒敌，大败敌军。这些都是依托羊马墙击退攻城之敌的典型战例。
据《太白阴经》，羊马墙筑于护城河内，高八尺，上置土女墙。③《武经总要》说，羊马墙高介于八尺至一丈之间，门偏开，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则羊马墙门在右。④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上防止敌人窥视城内。至南宋时期，许多城池无羊马墙，即便有，亦流于形式，全然不顾旧制，在防御上无可用处。“羊马墙旧制，州郡或无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过六尺，厚不过三尺，去城远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⑤鉴于此，陈规认为应该重视羊马墙在城池守御中的作用。
首先，恢复羊马墙的旧有规制。陈规强调，构筑羊马墙要合乎标准。墙基要选在大城之外城壕之里，距城二三丈的地方。不能太远，“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能太近，“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先筑高二尺，宽四尺鹊台。台上再筑羊马墙，墙高八尺或一丈，墙脚厚五尺或六尺，墙顶厚三尺。每一丈留空眼，呈“品”字形，以备觇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头墙。这一规制，与《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所记相同。
其次，充分发挥羊马墙的作用。有合乎规制的羊马墙为基础，加之措置有方，就可以将其守御作用发挥出来。如果敌军攻至城脚下，我伏于羊马墙内，加上大城内守军齐射矢石，四面开花，敌军断无脱逃之理。陈规认为，“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济用，使敌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在当时，能从如此高度去认识羊马墙的作用，仅陈规一人。他进一步认为，有了这样的羊马墙，原布置在城外的鹿角木可以不用，只在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就可以了。⑥
再次，构筑独特的二壕三墙防御体系。在愈发先进的攻城器械和手段面前，以城墙和羊马墙构成的防御体系尚显单薄。为此，城池防御体系应该向纵深发展。可贵的是，陈规没有单纯在城墙、羊馬墙的高度、厚度上做文章，而是在大城墙里面开掘又深又宽的内护城河，向里再筑一道内城墙，以加大防御层次和纵深，这样就形成了两道城壕三重城墙的城郭防御体系，敌人很难攻破。陈规还补充说，构筑这样的防御体系，所需费用不会很多，如果要作长久的防御打算，则不可或缺。⑦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代著名军事技术家强伸驻守洛阳时，“筑战垒于城外四隅，至五门内外皆有屏，谓之迷魂墙”。⑧在破蒙军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处之迷魂墙与羊马墙一样，都是布置在城墙外围的防御设施。
在城池防御体系中，射击设施是指沿城墙顶部外缘构筑的女墙（又称垛口等）以及沿墙构筑的敌台、马面，供戍卒观察、射击用。
（一）平头女墙及移动女墙的创制
女墙是指城墙顶部两侧的挡墙，又称作堞，《左传·襄公六年》记齐灭莱之战，齐军“堙之环城，傅于堞”，是指环城堆土台，即以攀登城堞。女墙亦称俾倪（埤堄），《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攻郑，郑都城被围多日，郑军“守俾者皆哭”，其中的“俾”，即为俾倪。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城上已经有了女墙。女墙的设置，增加了城墙的高度，使攻城者难于攀登，又可遮蔽守军行动，防止敌方箭矢，守军还可以据此射击。《墨子》云：“俾倪广三尺，高二尺五寸。”⑨而考古资料显示，秦汉时期的女墙高度为外城七尺，内城四尺。①可知早期女墙并无统一规制。《武经总要》云：“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三尺。”②《守城录》亦云：“女头墙，旧制于城外边约地六尺一个，高者不过五尺。”③据此，宋代女墙的高度大致在四五尺左右。
与前代比较，两宋时期的女墙有两大发展。
一是平头女墙的创制。传统女墙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墙体“山”字样垛口防御效果不佳。即便在女墙上立狗脚木条，挂搭皮、竹篦篱牌，可遮隔矢石，然若防御大炮，仍全不济事。二是女墙低小，城外箭凿可中守御人头面。鉴于此，陈规根据德安城防御需要及对金军作战特点，提出平头女墙设想。他主张，在城上先筑高二丈，宽五尺的鹊台。鹊台上再筑墙，高六尺，厚二尺。从鹊台向上一尺五寸，留宽一尺，高八寸的方眼一个;相离三尺，又置一个;两眼之间，向上一尺，又置一个，状如“品”字，向上作平头墙。如果敌人登城，只在方眼中施枪刀，自可刺下。平头墙上不再施以篦篱牌、挂搭之类，而是在鹊台上靠墙位置，每相距四寸处，立排叉木一条，高出女墙五尺，横用细木夹勒两道或三道。攻城者即使能过“品”字眼，也不能到平头墙上。加之墙上又有排叉木作为限隔，敌军若要越过排叉木，必须用手攀援，守城者可用刀斧斫之，枪刃刺之，则无不颠仆。④经过改造的平头女墙，既能有效抵御金军矢石，又可通过射孔射击敌军，达到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的效果。
二是移动女墙的发明。女墙是守城体系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又是敌军重点攻击的环节，虽屡有加固增筑，仍难免破损。可移动女墙，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现的。如果敌人攻破女墙，即可用木女墙代替。最为典型的移动女墙就是木女墙，又叫木女头，首见于《武经总要》：
木女头，形制如女墙，以版为之，高六尺，阔五尺，下施两轮轴，施拐木二条。凡敌人攻城，摧坏女墙，则以此木女代之。⑤
实战中，未必一同史书所记，若没有现成的木女墙，只能用其他器械代替。例如，建炎元年（1127年）春正月，陈规守御德安府，时府城坏。陈规就地取材，植竹编木，横门扉于上，代女墙以抵御敌军飞石。⑥这些竹木、门扉之类，起到了与木女墙同样的作用。另一事例发生于绍兴十年，南宋刘锜守顺昌，时守备一无可恃。刘锜于城上躬自督战，他命令将伪齐所造癡车，加以轮辕，埋在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⑦借以抵御敌军炮石，最终取得顺昌守御战的胜利。《东京梦华录》云：“又有载巨石大木，只有短梯盘而无轮，谓之癡车。皆省人力也。”⑧据此可知，癡车是两宋时期常见的运输工具，本无车轮。旧式癡车经刘锜改创，形制和功用基本上等同于移动木女墙了。
（二）对传统马面的大胆改进
马面在中国出现的很早。学者们甚至推测，《墨子》中提及的“行城”“台城”，即是马面。⑨若此，则马面的出现至少可上推至战国时期。马王堆西汉守备图“箭道城”亦绘有马面。马面，即在城墙的外侧，每隔一段距离就筑一座大墩台，突出于城墙之外，作为城防杀敌据点。守城士兵，可以从这里射杀逼近城墙的敌人。当攻城敌人冲击到城墙脚下时，从城墙上正面纵向射击，往往难于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但是，站在马面上进行侧面的横向射击，却可以有效地杀伤冲击到城墙脚下的敌人。
宋代筑城，马面已经非常普遍。举凡政治、军事地位突出的都城大邑，马面的设置，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诏令“专一管勾制造军器所，度僧牒千五百，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帮筑团敌、马面，并给役兵官吏餐钱”。⑩地处安徽东南部的当涂虽居于水陆之冲，但素无城壁，建炎三年八月，得旨筑城。“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门楼、月城、马面、敌楼悉备，开壕阔十二丈，深二丈。”？輥？輯？訛马面成为当涂城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面在宋代城池防御体系中被普遍采纳，表明其在守城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建造马面的初衷是更好地阻击敌人，保护自己。但是，如何设置马面，才是检验其实战效果的核心。据文献记载来看，在宋代城池防御体系中，马面的设置还是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和反复思考的。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一段话谈到马面的设置，其曰：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斫之皆出火。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为）[其]马面密，则城不需太厚，人亦难攻也。予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①
沈括在文中对赫连城强调了三点。
其一，赫连城墙体“紧密如石，斫之皆出火”，质量极高。
其二，赫连城“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文中说沈括专门派人丈量，赫连城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陈规《守城录》卷2《守城机要》有“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之说，按宋制五尺为一步，六十步为三百尺，即三十丈设一座马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东都外城》说，开封外城“每隔百步设马面战棚”，则开封城每百步，即五十丈才设一个马面。另据考古资料，金上京外城每隔80～130米构筑一个马面，共83个。②辽上京皇城周围，残存马面45个，每一座马面之间的距离，约在110米左右。③其马面距离都相当于三四十丈左右。综合比较，赫连城的马面的确要比陈规所说“旧制”要“极长且密”。
其三，宋时所筑边城，一味追求城墙的“厚”，在马面的设置上则“极短且疏”。通过对赫连城和宋时边城相比较，各自优劣豁然显现。墙体“紧密如石”，才是守城作战的根本。赫连城位于今陕西横山县西，现仍相当坚固，有较完整的马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④足见史载不虚。马面长，便可“反射（倒打或侧射）城下攻者”;马面密，“则矢石相及（交叉衔接）”。这样，敌人便很难接近城墙。因马面排布紧密，在城墙不很厚的情况下，“人亦难攻”，既能有效地御敌于城墙之外，又大大降低了筑城成本。沈括在分析了赫连城的优长后，反观当时边城设计，十分忧虑：“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因此，他更加感觉，“赫连之城，深为可法也”。⑤诚如学者所说，赫连城还解决了当时筑城防御的侧射、侧打、控制战术间隙等一系列课题。马面的长度、间隔都经过一定的安排，考虑了兵器的性能，消灭了射击死角，从而使防御体系化，可谓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的古代要塞的典型。⑥沈括赞许赫连城马面设置合理高效，实际是对宋代城防体系的委婉批评。
宋代马面上设有敌楼，这种结构在《武经总要》等宋代兵书中都可以得到印证。通常，“敌楼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间阔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约容二十人，若城愈阔则愈深，上施榙头木，中设双柱，下施地栿，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间二柱，此用四柱，以备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灰泥之。被以濡毡及椽栿之首，并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⑦說明宋代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马面可以正面、侧面多角度射击来犯之敌的单一功效，而是更加注重城池的防御功能，更多地从守城士兵安全角度来考虑设计方案。然而这一理念在实战中的效果，同样受到了军事实践家的质疑。
例如，陈规指出，马面上所设敌楼，用木料很多，若欲加强防备，还需以毛毡或皮革挂搭于敌楼外。即便如此，仍不能抵挡敌之炮石，一旦被击中，敌楼必坍塌无疑，守城者无处躲避。有人说，当先备敌楼框架，敌楼倒时立即架起。此说纯属纸上谈兵。敌楼若倒，敌必集中炮石、弓弩攻城，在人员伤亡甚大之际，何论架立敌楼！
对此难题，陈规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今只要在马面墙上修筑一圈高大厚实的围墙，正中一面留下“品”字形孔眼，既可瞭望，又可施用刀枪。靠城墙两边围墙各开小门，功用与正面孔眼同。圈墙里面用瓦盖一间廊屋，平时遮蔽风雨。战时拆之，靠围墙树立高大的“排叉木”，用粗绳索横着编缠，如同编篱笆一样。这样，任凭敌人怎样攻击，可保守者无虞。①
陈规改进传统马面、敌楼的设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马面上构筑高大厚实的围墙，代替耗费大量木料却不坚固的敌楼。二是在围墙上开设孔、门，用以瞭望、射击，加强防御的同时，增加马面的攻击性。这一思想显然与其在女墙上开设“品”字孔的设计交相呼应。三是增设临时房屋，给守城者提供遮蔽风雨处所。四是紧靠围墙树立高大的“排叉木”，代替笨重的敌楼框架和效果不佳的毛毡、皮革挂搭等物。陈规对传统马面、敌楼的改造，反映了在抛石机等大型攻城具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城池防御系统的应变措施。这种在新的城守形势下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进攻武器不断发展，尤其是抛石机射程增加与杀伤力增大，传统的城门修筑与防务方式受到了挑战。宋代的筑城思想及实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其中陈规的城门防御思想务实而有创新，代表了宋代军事筑城思想的最高水准。
（一）“城门不可依旧制”的思想
陈规敏锐地发现，那种“门外筑瓮城，瓮城上皆敌楼”的城门旧制，费用极多，用来抵御寻常盗贼尚且可以，若用来抵御敌人大炮，效果并不好。应拆除瓮城，只在城门前五丈以内，横筑一高大厚实的屏墙。墙基筑“鹊台”，台高三尺。墙体筑在“鹊台”上，墙高一丈三尺，墙脚厚八尺，墙顶厚度三尺，护门墙两头超过城门两三丈，以阻挡敌人向城门冲击。使敌人无法看见城门启闭，不敢轻易接近。若敌人向城门冲击，就在城上用炮石打击敌人。再于城门里面两边各离城墙二丈处，修一堵长五六十步的墙体，假使敌人猛然进入，无法窥探城中虚实，进退失据，等于是自投罗网。学者注意到，陈规除去外城而加强城门内部防御的思想，实际上“从理论上提出了设置内瓮城的构想”，②在古代筑城史上有突出意义。当然也应看到，陈规倡导拆除瓮城，代之以护门墙的做法，未必是城门守御的通则。在后来的筑城实践中，城门附带瓮城的格局仍然非常普遍，说明这种形式依然是有生命力的。事实上，决定城池守御战胜负的因素非常复杂，城门防御系统的改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城门外是否附建瓮城的需因地因时制宜，但是陈规“城门不可依旧制”③的变革思想，则是非常可贵的。
（二）“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的理念
宋靖康元年（1126年），号称“壕堑深阔，城壁高厚”，且有“禁旅卫士百万”的京城，竟然不日失守。陈规认为，死守不出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其重要原因。“当时敌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实者，只开三两门通人出入”，这样简直是“自闭生路，而为敌开其生路也”。④陈规指出，要想取得城池守御战的胜利，就要多设置城门，只要有机会，就出兵攻击敌人，也便于夜间偷袭敌人营寨和出城开掘护城壕。再于大城墙多设些暗门，在羊马墙多开些门洞，填平城壕，修筑道路。我方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方向出兵攻击敌人。使敌人昼夜都得不到休息，自然不敢在靠近城邑的地方安营扎寨。
陈规“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的理念，是其守中有攻，积极主动出击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贵开不贵闭”，而非一味地“贵多不贵少”。城门的多与少，只是问题表面，城门的开与闭才是关键，体现着守城将领的军事智慧与指挥艺术。把握了这一精髓，才能在守御战中争取主动，最终获得胜利。所以，如果拘泥于“贵多不贵少”的表面形式，则有失之偏颇之嫌。
开禧二年（1206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金兵二十万攻襄阳，赵淳以万余人与其周旋，措置多方，出奇制胜，取得了襄阳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同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金军十余万攻德安，王允初率领守城军民一万二千人，取得了德安守御战的胜利。无论是襄阳，还是德安，都没有增开城门。襄阳保卫战中甚至“将府城四门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无去志”，⑤更不用说“多置城门”了。但是，这两次保卫战共同之处在于，都能利用熟悉地形、民心可用等条件，积极主动地寻找机会打击、骚扰敌营，破坏敌军攻城设施，使敌人疲于应付，无计可施。这层意义上，陈规、赵淳、王允初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三）城楼的两层三重门形制
城楼之作，不只是标示入口，华壮人居，在军事上则具有警戒、指挥之用，当然也有利用其居高临下之势，在此射击来犯之敌之意，故城楼之于大小城池，例所必建。陈规说，旧制城门上皆置门楼，但门楼上无守御机关和器械，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这说明彼时城楼的防御设施很不完善。因此他认为，首先，门楼应建成两层，上层置强弓硬弩等射远兵器，下层安放刀枪等短兵器。再置一暗板，板上储木石等物，敌人冲城门，则抽去暗板，木石倾泻而下，砸击敌人。其次，对城门结构加以改造。他提倡将传统的一重城门修成三重：最里一重即原城门，要加厚;中间一重，由四五尺见方的石板拼接而成，石板足够坚硬，不必用铁皮钉裹;外面一重，为木栅栏，置于护门墙两边。这样的城门和门楼建筑，“比之一楼一门，大段济事”。①
陈规关于城楼及城门改造的思想是其城门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军事理论价值显而易见。然而，其价值不仅于此。据有的学者分析，“从文献和其它资料知，隋以前多层城楼是常见的”，“但单层城楼是唐宋城楼的通行形制”。究其原委，“正是因为唐宋最高等级的宫城正门城楼尚且一层，其余城门当然也就不得逾越了”。②如此说来，陈规站在加强城门防御的立场上，提出构筑双层城楼的思想，这在理学盛行、崇尚伦理等级的南宋，是需要勇气的。
（四）取消钓桥与悬门
钓桥，亦作吊桥，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连接城门和护城河对岸的交通。《武经总要》对其制作及用法有简要介绍，③通常钓桥的桥面为榆木或槐木制造，桥上施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于城楼之上，桥后去城约三步，立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有铁制转输槽以架铁索和麻绳，敌人迫近时，即可拉动桥身，使之翘起，阻敌于城壕之外。陈规的城池防御思想认为，在实战中钓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其中，最大问题是，如果平时将钓桥升起，则妨碍己方从城内快速出兵，因为当守方放下吊桥再出兵时，城外敌人必然已做好准备。还有，如果出兵后又升起钓桥，部队在情势紧迫时则难于撤回，时有守军掉进城河毙命之事。最佳方案是，在城门附近安置相应守护机关和器械的前提下，拆除钓桥，改用固定桥。若此，我方出入皆便利，敌方害怕袭击，也不敢轻举妄动。④
悬门又叫干戈板、兼板、插板，是悬置在城门门道以上的板门，战时方下之，以阻止外敌继续冲进城内并隔绝入城之敌的退路，同时也具有备用门的性质。《墨子·备城门》已有记载。《太白阴经》云：“悬门，悬木板以为重门。”⑤《虎钤经》谓其以铁钉包裹，悬于敌栅，“受敌之时则板起发矢”。⑥《武经总要》称作闸（插）版，“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傍施铁环，贯铁索。凡大城门，去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闸版于槽中”。⑦对于这种常用城门守御器械，陈规分析说，虽然悬门可以起到阻滞敌人冲击的作用，但它也像吊桥一样妨碍城内出兵。既然在城门里外都安设了机关和器械，自然就可以不安悬门，以便出兵快速便利。⑧
总之，以城墙防护设施、射击设施、城门防御设施为代表的军事技术及其思想的不断改进与提高，是北宋城池筑防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先进技术及可贵思想在宋代城池防御战中不断得到检验与推广，为元明时期城池筑防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实战經验与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宋代城防技术及思想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军事技术史、军事思想史宝库，是我国古代城池建筑史和城防军事史中值得重视和发掘的一笔遗产。当然，城池筑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非以上几个方面所能涵盖。但即便如此，从筑城技术、筑城材料、攻防战略、守城战术到城防设施和武器配备等诸多论述与记载之中，仍可看到宋代城防思想和技术在中古以后的显著提升和发展。
【作者简介】刘永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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