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出版人才教育改革
【摘要】中国出版业正在经历着一场以“互联网+”为动因的深刻转型。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还存在着供需脱节的矛盾，需要不断地推进数字出版教育改革：一是明确数字化传播的专业理念，加强学生专业精神的培养；二是加强课程改革，打造复合型出版人才；三是改革教育教学方式，培养实践导向型人才。
【关键词】数字出版；专业理念；教育教学改革
【作者单位】段乐川，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当前的中国出版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之中，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承受着改制、兼并重组和资本运作等一系列的出版体制机制改革的剧痛之外，中国出版业同时迎来了数字革命的浪潮。电子书、数据库、有声读物、APP和云出版等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数字出版形态接踵而至，不仅刷新着传统出版的编辑、发行模式，而且影响到出版的管理、盈利，甚至组织形态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出版业正在经历着一场以“互联网+”为动因的深刻转型。这场转型能否取得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出版机构推动转型变革的决心和战略，也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新型数字出版人才。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编辑出版学正是因应出版业的发展之需而出现的。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全国现在已有七十多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并且形成了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但是，与变革中的出版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相比，不得不承认，现有我国编辑出版的人才培养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专业设置不能因时而变，与数字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相脱节。我国七十多所院校中有十二家开设数字出版本科专业，相当一部分院校还停留在传统专业的设置上。二是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也远远没有达到出版业的实际要求。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方面出版界在不断招聘数字出版人才，另一方面是本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无门，甚至在求职的过程中还不如其他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受出版行业欢迎。这种供需脱节的矛盾说明，我国数字出版专业教育还存在很大问题，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在笔者看来，“互联网+”时代的编辑出版教育和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应该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晰“互联网+”的数字出版专业定位，强化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专业定位是在对一个学科本质属性和价值属性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设计和战略思考。它是专业人才培养最核心的东西，规定着从事某一专业的人的职业规划、素质要求和价值取向，影响着他们从事工作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人们在制定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时大都要考虑其培养人才的专业定位，包括专业性质、专业理念和专业目标等。
专业定位是人才培养目标质的规定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定位的具体表述。两者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一个是内，一个是外，是专业发展的两个方面。专业定位的思考和设计影响着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路径和方法。数字出版专业教育也是这样。我们要准确把握数字出版专业教育的定位，就必须首先理清数字出版产业业态和发展模式的本质、性质和特征。学者李频曾经指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是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和数字传播时代两类不同的信息与知识传播方式，具有本质不同的传播属性。他说：“在理性认知上，我们要把数字出版和数字时代的出版清楚地区别开来。数字时代的出版是指数字传播时代依存的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的信息与知识传播方式，数字出版的本质和时代的核心含义是数字传播。”[1]数字出版是不同于传统出版的一种出版形态，无论是在出版产品的生产方式上，还是传播方式上，甚至盈利模式上，都是对传统出版的颠覆和革命性重构。数字出版专业的理念首先要在认识上确立这样的观念，即数字出版是因为数字传播技术革新而形成的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的出版形态和出版模式。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专业理念，学生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互联网+”时代的出版本质和出版业态，深刻地感知互联网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书报刊的“高维媒介”。如同学者喻国明所言：“借用这一理论，我们也可以认为互联网是‘高维媒介。换言之，互联网比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那些传统媒体都多出一个维度，因此，能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和价值空间。”[2] “互联网+”不同于“+互联网”。“+ 互联网”的概念是指“我们在做好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开拓数字出版等新的业务领域”。“互联网+”则意味着，“传统出版社的品牌、理念、团队以及各种生产要素要从‘纸的载体向数字网络平台转移，充分利用高速度的移动通信网络，大数据的存储、挖掘、分析能力和智能感应能力，形成全新的业务体系、商业模式和产品”[3]。换言之，数字出版产品和业态是不同于传统出版的全新出版模式和出版平台。
如同出版界一些人士对“互联网+ ”环境下的数字出版的本质认识不够清晰一样，我国当前的数字出版专业教育也存在对数字出版专业性质、本质和特征认识不到位的问题。要做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确立这样的观念：一是数字出版业是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编辑、生产制作、传播和销售数字内容产品的出版业态；二是数字出版专业教育的定位应该紧紧以数字技术的研发和数字内容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传播为目标，培养学生从事数字内容产品策划、编辑、发行与营销管理、技术开发与服务维护的核心竞争力；三是突出实践导向的专业定位。数字出版专业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应用性，即学生进行数字内容产品创造的动脑、动手能力。数字出版教育者要将突出实践导向这一观念贯穿到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真正着力打造他们“互联网+”思维和数字技术运用创新的能力。
二、突出“互联网+”的跨界思维，打造复合创新型人才
当前，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被业界诟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培养的出版人才没有专业背景。《中华读书报》2003年在一篇名为《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中谈道：“记者专门搜集了近期各个出版社的招聘广告，几乎没有找到一家出版社点名要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而且很多出版社都只考虑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比如，北大出版社2003年的招聘计划中规定，应聘编辑职位的人员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而且是韩语、德语、计算机、生物和电子学等热门专业的毕业生，英语和计算机水平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否则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4]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的如此尴尬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如何才能培养出“互联网+”时代的适销对路的数字出版人才。
要做到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对数字出版人才素质的根本要求。一是我们要着重培养人才思维的“跨界”性和创新性。现在出版融合比较强调互联网思维。正如蒋建国所言：“互联网思维不是传统编书、印书和发书的思维，更不是要书号、分书号和卖书号的思维，而是在互联网新技术发展条件下，对出版业的市场、 用户、销售、产品、生产和企业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义的全新思维。”[5]他认为，“跨界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重要内涵，就是要“打破思维定式，打破行为惯性，打破路径依赖，按照全新的理念来谋划出版的生产经营服务”。笔者认为，跨界思维就是创新思维，就是要打破传统出版的产业边界，创新数字出版的业态和产品，以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数字内容产品来满足用户的增量需求。数字出版专业教育就是要鼓励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大胆地进行各种数字内容产品的“仿真”出版和融合实验。二是我们要重点加强对学生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培养。跨界思维离不开完善的知识结构。学生对不同学科知识的涉猎越广泛，掌握越精通，越利于他们跨界创新思维的训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出版产业，横跨各种学科、各个领域，整合了出版学、传播学、营销学、管理学，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学科知识。在此背景下，数字出版人才必须具备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而且做到 “一专多能”，即我们所说的“T”字形知识结构。近些年，出版界倡导的学者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正是基于编辑出版工作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而提出的真知灼见。而我们反观当下诸多高校数字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校通用的通识课程，二是以出版业等为主的专业课程，而鲜见为学生提供跨学科方向性的课程。很多人认为，不同于传统出版专业，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就要强化技术导向，要注重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重视了技术而忽略了数字出版的“跨界性”和内容产业的本质属性，毕竟数字出版的本质仍然是内容产业，是为用户提供以精神消费内容为主的数字内容产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数字出版产品的竞争力，固然有产品用户体验、数字产品的媒介形态创新等制约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数字内容的创新力和影响力，以及跨界整合的产业价值运营力和开发力。实际上，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在于培养学生的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有具体操作的困难，即面对专业方向、兴趣不一的学生，教育者如何为他们提供一门专业方向的选择和多门学科的知识储备。对此，学者吴平在《数字环境下的编辑出版教育》一文中早就指出，教育者充分利用学分制灵活的教育教学手段可以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手段。她提出了主辅修制的方法，四年里学校让学生主修编辑出版专业外，辅修另一专业。学校可以规定辅修专业必须跨一级学科，以学生自行选课方式进行，毕业时达到辅修专业方案30分以上者，即可获辅修证书[6]。 笔者同意这一看法，建议采取主辅修制，改革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行“跨专业+ 出版”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即学校在学生专业学习的前两年淡化专业认知教学，强化学科融合知识培养，学生可在经济学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向、社会学方向和文学方向中任选一个或两个方向，并按上述不同方向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完成辅修专业课程结业之后，方可在第三四个学年进行数字出版专业课程学习。
三、改革教育教学方式，探索开放式教育教学实践
教育教学过程是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教育教学的质量水平既取决于数字出版专业教师队伍的水平，也受到教学理念、方式的影响，还有课程设置、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等方方面面的制约。
首先，院校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课程设置。院校要紧紧围绕数字出版专业的定位，突出人才培养的数字特色和素质提升，不断地调整课程体系建设，使得课程设置既突出知识结构的完善，又彰显数字技能特色，同时兼顾学生跨界创新思维的提高。除此之外，院校还要努力学习借鉴国外出版教育的长处。比如，美国佩斯大学的出版硕士学位的7门必修课中有5门就是实践性极强、有利于培养学生操作能力的课程（图书设计与生产、杂志设计与生产、出版财务管理、编辑原理与实践、出版营销原理与实践）。“课程设置都强调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适应出版业的需要”[7]，这是美国出版教育的特色。院校在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的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学生对数字出版前沿性、实践性内容的学习，比如《电子书制作》《数据产品研发》《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课程，都是反映当下和未来数字出版业发展走向的前沿课程。院校完全可以带领学生在数字出版实验室按照数字出版生产流程制作出数字出版产品的仿真作业。二是要提高学生实践课的比重，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不断地实习、实践，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动脑能力。当下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是在大四开始的，为期或为半年，或为一年。其实，院校可以尝试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让学生到数字出版企业去实习。比如，院校从大一、大二的暑期鼓励学生开始进行专业认知学习，到大三、大四则鼓励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实习实践，真正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其次，院校要全面深化教学方式改革。一些人有这样的误解，认为数字内容产品开发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该交给学生的实习实践。其实，教学过程才是让学生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的最重要途径。传统的教学方式注重知识的传授，强调教师课堂教学的主导性，造成教学过程中师生的互动性较差。在这方面，西方教育教学的很多理念和做法都值得参考。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例，他们十分强调教学中的研讨性和互动性。比如，在课型设置上，以英文专业为例，剑桥大学有三种基本课型：讲授课（lecture）、研讨课（seminar）和小组辅导课（tutorial/supervision）。后两种课型都是研讨性和互动性的，学生每周平均上课8小时，其余的时间要看完老师开列的参考书，并据此为seminar的presentation和小组辅导课的小论文以及讨论做准备。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就教师的讲解发表各种观点和看法。这种互动式和研讨性的教学方式应该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原创思想，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培养他们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因此，数字出版专业教学方式的改革要立足于专业本身，强化互动教学和引导式教学。
最后，院校要大力改善师资配置，走开放式办学之路。毋庸讳言，现在高校从事数字出版教育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缺乏数字出版这种新的出版形态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数字出版教育界与出版界的融合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如何构建校企融合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既让学校的专业教师“走得出”，又能够让业界的专家“进得来”，这是摆在出版界和教育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开放式办学模式上探索出一条路子来，数字出版专业培养实践导向型人才的目标则很难实现。笔者认为，数字出版业界和教育界可以以师资队伍建设为突破口，建立双向互动的合作机制。比如，院校可以建立人员“双挂”机制，一方面把数字出版业富有经验的出版家或出版工作者请到学校来挂职担任教师，给学生授课指导；另一方面，加强教师的实践经验积累，鼓励他们到出版实践中“挂职”锻炼学习，不断地充实和改善师资力量，实现课堂和实践的有效对接，增强学生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针对性、有效性。
以上笔者谈了数字出版专业教育应该重视的三个问题。专业理念、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三部曲”。专业理念是讲人才培养理念；知识结构是讨论课程设置；实践能力是思考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引领未来出版发展的战略方向。数字出版是人类出版发展历程的一场深刻革命。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给出版教育的转型提出了更大挑战和更高要求。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也只有因应这场“互联网+”革命，牢固地树立数字传播的专业理念，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断地探索融合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地与数字出版业发展“同频共振”。
[1]李频. 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和可能的实践路径[J]. 出版发行研究，2016（5）：21.
[2]喻国明. “平台型媒体”或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要模式[J]. 青年记者，2015（12）：4.
[3]陈昕. 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发展[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37.
[4]任羽中. 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N]. 中华读书报，2003-04-23.
[5]蒋建国. 加快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J]. 中国编辑，2015（1）：6.
[6]吴平. 数字环境下的编辑出版教育[J]. 出版发行研究，2001（2）：23.
[7]张志强，万婧. 美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略述[J]. 编辑学刊，2005（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