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北方奴隶制的缩影：宾夕法尼亚黑人奴隶生存状况研究
摘 要宾夕法尼亚黑人奴隶生存状况是美国北方奴隶制演变的一个缩影。黑人奴隶在宾夕法尼亚经济生产中，尤其在城市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黑人奴隶始终是一种可替代的非核心劳动力。当地黑人的生活在奴役与自由之间挣扎，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忍受各种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利用“残余权利”，通过构建黑人的文化认同和社区纽带，抵制奴隶主的控制。美国革命期间，宾夕法尼亚黑人通过渐进废奴法案逐步获得解放。
关键词宾夕法尼亚，北方奴隶制，黑人奴隶，渐进废奴法案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0-0022-08
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弗吉尼亚等英属殖民地先后通过立法确立奴隶制的合法性。17世紀末18世纪初，南北方奴隶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研究多集中于规模庞大又形式残酷的南方奴隶制，对于北方地区奴隶制的关注较少。①而北方奴隶制的发展历程更能体现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中奴役与自由、利益与道德之间激烈的博弈，这种博弈在南方殖民地常常被残酷的种植园经济的支配性作用所掩盖。如果找一个典型案例的话，宾夕法尼亚奴隶制的演变可以说是美国北方奴隶制的缩影。美国学术界对于宾夕法尼亚奴隶制的发展有不同看法，早期的一些黑人史学者，如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认为宾夕法尼亚奴隶人口增长不那么快是因为教友会居民抵制奴隶制。②这种观点遭到了新近学者的质疑，琼·索德朗等人的研究表明，教友会居民曾广泛地买卖和使用奴隶，他们的反奴隶制运动在18世纪后期才全面展开。③加里·纳什认为，影响宾夕法尼亚奴隶制演变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的供给关系。④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宾夕法尼亚黑人奴隶生存状况为视角，通过考察黑人奴隶的引进、黑人的劳动和待遇，以及黑人追求自由的过程，管窥美国北方奴隶制的面貌和特征。
非洲黑人进入北美大陆的历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主导下的强制性非自愿移民。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奴隶制的起源，美国学术界有“模仿论”“生产方式论”“劳动力供给论”“种族主义论”等各种角度的解释。⑤然而，这些解释多侧重于南方奴隶制。如果说南方奴隶制的兴起是种植园经济的产物，那么北方奴隶制的起源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特点在宾夕法尼亚黑人奴隶的引进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现。
奴隶制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起源同教友会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教友会兴起于英国，因长期遭受宗教迫害，很多教友会教徒选择前往美洲传教和避难。西印度群岛成为教友会移民在美洲的第一个聚居地，其发达的奴隶贸易给教友会移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教友会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开始顺应和接纳奴隶制。1680年，巴巴多斯岛上教友会居民在种植园中使用奴隶已成为普遍现象，大约80%的教友会家庭至少拥有1名奴隶。①因此，教友会移民在移居北美前，对奴隶制已经非常熟悉。
教友会移民很快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经验移植到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1682年，英国教友会领袖威廉·佩恩在特拉华河谷地区建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前来定居的教友会移民部分来自英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印度群岛，其中不乏大商人和种植园主。②他们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时，很自然想到通过引进黑人奴隶来补充劳动力。一些教友会商人在从英国移民北美前，就开始通过在西印度群岛的代理人订购奴隶。1684年，教友会商人与英国布里斯托尔奴隶贸易公司合作，通过“伊莎贝拉号”商船将150名黑人奴隶运抵费城。③这是宾夕法尼亚成体系的奴隶贸易的开端。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对于黑人奴隶的需求量并不像南方殖民地那样巨大，不必组织专门的运奴船进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更适合以小规模定量的方式引进奴隶。随着宾夕法尼亚以小麦出口为主导的海外贸易的兴起，奴隶贸易逐渐成为宾夕法尼亚和西印度群岛之间大宗货物贸易的一项附属业务。④宾夕法尼亚居民需要购买奴隶时，会委托那些前往西印度群岛出售小麦的商船，在返航时顺便带回若干名奴隶。通过这种“托运”的方式输入的黑人奴隶，大多已在西印度群岛生活过一段时间，基本适应美洲的气候，对于疾病有一定的抵抗力，较熟悉劳动内容，能听懂主人的命令，比直接从非洲掳掠的黑人奴隶，更受北方奴隶主的欢迎。1684年到1718年，平均每年近150名黑人奴隶被输入宾夕法尼亚。⑤他们被投入到建设房屋、开辟道路、垦殖土地等初期建设工作中。在殖民地白人移民有限，人口自然增长尚未开始时，黑人奴隶成为殖民地早期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各种史料表明，黑人从进入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之初，其身份就是奴隶。在教友会移民的书信和日记中，“negros”“blacks”与“slaves”都是同义词。⑥当地黑人的身份并未经历17世纪弗吉尼亚黑人从契约仆到奴隶那样的过渡。这是北方奴隶制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政府框架》等宾夕法尼亚基本法并未明确提及奴隶制问题，但是奴隶制的正当性获得了多数教友会移民的默认。据考证，威廉·佩恩本人的庄园中前后共计拥有12名奴隶。他的亲信及那些活跃于宾夕法尼亚政界和商界的教友会精英人物，大多都有买卖和拥有奴隶的历史记载。1682年到1705年，教友会高级教会组织——“费城年会”当中，奴隶主占教会领导人的比例超过70%。⑦1701—1710年，费城有630名黑人，约占城市人口的17.4%，这个比例相当高，接近于同时期南部的马里兰殖民地。⑧
宾夕法尼亚黑人数量的快速增长令白人感到不安，白人政治家认为有必要从法律上加强对于黑人的控制，明确黑人的身份。1700年到1726年，宾夕法尼亚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共同构成“黑人法典”。其主要内容包括：成立由两名治安官和六名地产拥有者组成的特殊法庭，负责审理涉及黑人的案件;黑人犯有谋杀、入室盗窃、强奸白人妇女等罪行将被判处死刑;黑人强奸白人妇女未遂，抢劫、偷窃和欺诈获得价值5英镑以上的财产，将被处以鞭刑、烙印和驱逐的惩罚;奴隶外出旅行必须携带主人的许可证;禁止奴隶购买酒类和持有武器;奴隶主解放奴隶必须首先缴纳30英镑保障金，以防奴隶沦为社会救济的负担;自由黑人没有工作时必须签订学徒契约;禁止种族通婚，自由黑人与白人通婚将被贬为奴隶;自由黑人未经奴隶主人许可不得同其奴隶进行贸易和聚会。①
显然，这些法令赤裸裸地体现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奴隶主的利益，防范奴隶叛乱，同时划清种族界限，确保社会权力牢牢掌握在白人手中。但是，相对于南方殖民地，宾夕法尼亚的法律并未将黑人彻底“物化”。在一些法不禁止的领域内，黑人作为“人”，还是保留了一些“残余权利”，例如，允许黑人读书识字，允许黑人信仰基督教，允许自由黑人持有财产，等等。宾夕法尼亚黑人依然保留“人”的法律地位的直接证据是，当黑人奴隶被白人杀死时，白人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在南方殖民地则只需赔偿其主人的财产损失。南方殖民地规定，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必须离开本省，即当地不允许自由黑人的存在，而宾夕法尼亚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允许自由黑人生活。②总之，这些有限的“残余权利”是北方奴隶制下黑人所特有的，对于黑人捍卫他们的文化和家庭意义十分重大。
18世纪以来，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廉价土地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各个族裔和教派的移民前来定居，教友会居民所占殖民地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不单教友会居民，英裔、爱尔兰裔、德裔等各个族裔和教派的居民都开始卷入奴隶制。宾夕法尼亚居民对于黑人奴隶的需求和使用方式，与南方种植园主存在显著的差异。黑人奴隶在乡村和城市两种区域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宾夕法尼亚乡村农业不存在展开大规模奴隶制的基础，而且就生产效率而言，黑人奴隶对于中小农场主来说，性价比并不高。不同于以大地产制为基础的南方种植园，宾夕法尼亚小麦产区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单位。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成立之初曾盛行大地产制，后来移民的增加使大地产逐渐分割，形成平均规模在100到150英亩之间的中小土地所有制。③在这样的家庭农场中，通常春夏季需要分配五到六名青壮年劳动力，在秋季收割繁忙时最多临时补充一到两名劳动力，冬季劳动力便得到休息。④小麦生长的季节性特点使得农场主不必像南方种植园主那样将大量劳动力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一般情况下家庭成员足以完成基本的生产劳动。
因此，当中小农场主需要补充额外劳动力时，通常更倾向于选择相對廉价的白人契约工，即使购买黑人奴隶，也很少拥有两名以上。只有少数拥有庞大地产，经营磨坊、制革厂、蒸馏厂、铁匠铺、客栈等乡村产业的大地主，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大，更多使用黑人奴隶。⑤根据切斯特县（Chester County）居民遗嘱单统计，1717年到1751年，当地去世者中拥有非自由劳动力的比例平均为21.1%，其中黑人奴隶占22.5%，白人契约工占77.4%。⑥可见，宾夕法尼亚农业生产并不依赖黑人奴隶，自由劳动力和白人契约工构成劳动力的主体，这也是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共同特点。
与乡村农业中黑人奴隶使用率较低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人奴隶在宾夕法尼亚城市经济生产中则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其原因在于，城市经济不受土地和季节的限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多元化，而城市劳动力的流动也比乡村更加频繁。1693年到1760年，费城城区人口从2100人增长到18756人。⑦1765到1766年，费城港口货物出口量达到39500吨。⑧此时费城已超越波士顿、纽约和查尔斯顿，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大城市。费城繁忙的码头、商铺、作坊和工场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费城以“商人和工匠之城”闻名于北美，商人和工匠掌握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他们的资本比农场主更充裕，愿意通过雇佣更多的自由和非自由劳动力来扩大再生产，也有能力承担投资的风险。①
那些富有的城市商人和工匠在经营他们的产业时，发现黑人奴隶比自由工和契约工，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18世纪初，黑人奴隶作为家庭仆役，相当受费城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男性奴隶充当门卫、侍者和马车夫，女性奴隶充当洗衣工、裁缝和厨子，都是城市生活的常见景象。黑人仆役成为富人奢华生活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费城富人留下的遗产单上，常出现的高档用品，包括印度枕套、黄铜壁炉、椅垫、香料盒、胡桃木椅、银皮扣，以及“人类财产”——奴隶。②到1730年，费城拥有200英镑以上财产的商人、专家和士绅阶层中，奴隶主的比例达到58.3%。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费城工匠阶层成为新兴奴隶主。③由于当时费城自由熟练工比较稀缺，且价格昂贵，白人熟练工平均年薪在35英镑左右，约等于一个黑人奴隶或两个四年服务期的白人契约工的价格。④于是很多雇佣不起熟练工的工匠，选择购买黑人奴隶，把他们训练成技术工人，这就形成了北方城市地区独特的工匠奴隶制。1722年，费城一些白人工人向宾夕法尼亚议会抗议，要求在作坊和工场中禁止使用奴隶，理由是过多黑人奴隶一起劳动时存在叛乱风险。⑤实际上他们的不满缘于黑人抢占其工作机会，压低其工资水平。
黑人奴隶在城市生活中的职能十分广泛，他们能胜任各种工作。1767年，费城所有奴隶主中工匠占30%以上，还有30%的奴隶主是商人，12%是酒馆、商铺、杂货店、客栈的老板，10%是船长和海员。⑥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年在费城以印刷工起家，到18世纪50年代，富兰克林夫妇至少拥有4名奴隶。⑦富兰克林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上经常刊登出售奴隶和追索逃奴的广告，广告上特别注明黑人的职业技能，包括制版工、理发匠、泥瓦工、箍桶匠、屠夫、点心师、水手、制革工、蒸馏工、木工、铁匠、造船工，等等。⑧费城黑人可承担的工作之丰富可见一斑。在费城的码头和船坞，还有部分黑人成为水手和造船工。黑人航海家奥拉达·埃奎亚诺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反映了费城航海业与黑人奴隶的密切联系。⑨
综上所述，在18世纪前半叶，黑人奴隶成为宾夕法尼亚劳动力的重要补充力量。相对而言，黑人在宾夕法尼亚城市地区更加集中，对于城市生产生活的贡献也大于乡村地区。根据居民遗嘱单统计，到1750年，费城人口只占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总人口10%，费城拥有的近800名黑人奴隶，却占到全省黑人奴隶总量40%以上。其他北方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城、纽波特等，也都表现出奴隶制与城市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①但是，这种格局在18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变化。英法七年战争爆发后，构成白人契约工主要来源的德裔和爱尔兰裔移民数量锐减，宾夕法尼亚开始大量引进黑人奴隶来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尤其在乡村地区黑人奴隶使用率迅速上升。1767年后，费城黑人数量逐步下降，而乡村地区黑人数量却在持续增长，到1790年，宾夕法尼亚90%的奴隶人口都转移到费城以外的乡村地区。②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哈德逊河谷、长岛、新泽西北部等乡村地区，这是北方奴隶制在殖民地末期呈现的新动态。
北方黑人的生存环境较南方黑人宽松一些，但是他们的待遇和生活究竟如何？根据《美国农场主信札》的记载，很多北方奴隶主声称，北方黑人不仅能够“吃饱穿暖”，“被主人精心照料”，“拥有几乎和主人一样的自由”，“与主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成为一家人”，其生活甚至比“很多下层白人还要幸福”。③这类说法流传甚广，是否符合北方奴隶制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行辨析。
在宾夕法尼亚，虽然白人颁布的黑人法典对于黑人的活动加以诸多限制，但是没有把种族界限泛化，白人与黑人的世界也没有严格地分割开来。作为人口少数的黑人会逐渐融入白人社会中，这是北方奴隶制的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黑人和白人在劳动分工上没有显著差异。无论是在城市的商铺和作坊中，还是乡村的农场中，黑人干的活，白人也一起干，白人并不会认为与黑人一起劳动是低贱和可耻的;其二，黑人和白人在居住空间上没有严格分离。只是黑人的居住环境相对于白人更加恶劣，他们被允许住在主人房屋的角落中，比如牛棚、谷仓、地窖和阁楼之类，其中最常见的住处就是厨房，但总归黑人和白人同住一屋。而在南方殖民地，黑人居住在环绕主人豪宅附近的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奴隶屋棚”中。④这样的分布既方便主人监视奴隶，同时也体现白人与黑人的等级秩序。
在一些殖民地时代白人的游记和见闻中，常常提到北方奴隶的生存状况普遍好于南方奴隶。其证据是北方黑人和主人同吃同住，衣食无忧。他们劳动时不会佩戴手铐和脚镣，旁边也没有拿着鞭子的监工。瑞典学者彼得·卡尔姆在他的北美游记中提到，“北方殖民地奴隶的待遇比那些西印度群岛奴隶好得多”，“他们不仅能吃饱，除了需要终生服务外，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待遇都与白人契约工相差无几，他们对于主人心怀感激”。⑤显然，各种证据表明，卡尔姆夸大了北方黑人的待遇。事实上，北方黑人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同样相当深重，很多黑人不堪忍受悲惨生活，通过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抵制奴隶主的压迫。以宾夕法尼亚为例，当地黑人抗争的方式包括逃跑、偷窃、装病、怠工等，杀人、纵火、起义等极端方式并不多見。本杰明·富兰克林经营的《宾夕法尼亚公报》从1728年到美国革命爆发，共计刊登了涉及783名逃亡奴隶的悬赏广告，还有193名被怀疑为逃奴的黑人监禁通告。这些逃亡奴隶中71%来自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及特拉华等大西洋沿岸中部殖民地，19%来自马里兰等南方殖民地。其中91%为男性，55%年龄在20到29岁之间，63%出生于北美，平均悬赏金额为3英镑。悬赏广告还记载了逃奴的基本特征，包括姓名、出生地、外形、语言、技能、习惯等。⑥这些信息不仅证明宾夕法尼亚黑人奴隶同样遭受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也反映了当地黑人奴隶生存状态的大致面貌。
通过对逃奴悬赏广告内容的对比分析，能大致判断出北方奴隶制的残酷程度还是逊于南方奴隶制。这主要体现在，南方逃奴身上多带有因鞭打和惩罚留下的疤痕，这类疤痕成为他们最显著的外貌特征，而宾夕法尼亚或新泽西的逃奴身上则较少有这种疤痕。另外，悬赏广告多详细描述那些北方逃奴出逃时的装束，有些黑人穿着相当体面，而很少提到南方逃奴的衣着，反映出两个地区的奴隶获得衣物水平的差异。很多北方逃奴能够讲流利的英语，而且会利用各种办法来掩饰他们的身份，寻找藏身之地。有的会伪造通行证，有的会宣称自己是自由人，有的宣称其母亲是自由人，有的会在白人的商铺、作坊或船队中寻找新工作。①在宾夕法尼亚，如前文所述，当地法律对于黑人叛乱和犯罪的刑罚同南方一样严厉，例如，教友会政治家詹姆斯·罗根的奴隶因涉嫌纵火被判处死刑。②但是在日常劳动和生活中，宾夕法尼亚奴隶主对于奴隶的肉体惩罚并不如南方奴隶主那样频繁和残忍。教友会更是明令禁止其教徒以暴力手段责罚奴隶，有些教徒曾因鞭打和虐待奴隶而遭到教会的警告。③然而，为了防止奴隶逃跑，特别是针对那些有过逃跑经历或企图的奴隶，一些奴隶主会给他们带上铁项圈、铁头套或铁耳环，宾夕法尼亚历史协会保存了若干类似的文物。④
驳斥有关北方黑人“幸福生活”说法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对于北方黑人奴隶健康状况的研究成果。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费城既是商业中心，也是传染病的多发地。城市拥挤的社区和恶劣的卫生环境，使得欧洲新移民携带的病菌很容易传播。黑人对于麻疹、天花、胸膜炎、流感、百日咳等传染病的抵抗力尤其差。1730年，费城爆发了一次天花传染病，夺去了288人的生命，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记载：“其中有64人是黑奴，如果这些黑奴按照每人价值30英镑算，那么这次损失要超过2000英镑。”⑤在这次疫情中，黑人的死亡率大大高于他们所占人口比例。黑人奴隶因难以适应北方寒冷的冬季，患呼吸道疾病的概率也很高。根据美国学者苏珊·克里普的研究，1745—1774年波士顿和费城的黑人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分别为61‰和66‰，而当地白人的粗死亡率分别为35‰和47‰，北方城市地区黑人的死亡率普遍高于白人。⑥黑人食物以玉米粥为主，很少有面包和肉类，不足以补偿其劳动消耗。在费城即使那些有“仁慈”名声的奴隶主也不会让其奴隶吃饱。总之，营养不良、气候不适应和居住条件恶劣等因素，都是导致北方黑人身体衰弱和免疫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北方黑人生存艰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他们在维系家庭和繁衍后代上面临严重的障碍。18世纪，费城黑人因承担家务劳动较多，奴隶主有意同时引进男女奴隶，黑人性别比例大致均衡，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比例为109：100。⑦南方殖民地则更多引进男性奴隶，性别比例失衡严重。1735年，切萨皮克地区黑人成年男女比例大致为140：100。⑧然而，此时切萨皮克地区黑人人口已经实现自然增长，而费城黑人却长期无法实现人口自然增长。其原因在于，北方奴隶主在促进黑人组建家庭和繁育后代上，并不如南方种植园主那样积极。南方种植园的黑人夫妻，大多在独立的奴隶小屋中生活，有利于他们抚养孩子;而北方奴隶则多和其主人住在一起，当黑人家庭成员增多时，会增加衣食和住宿开支，新生儿常被主人视为累赘。⑨因此北方奴隶主经常随意将黑人夫妻拆散，他们的孩子也常被转卖或签订学徒契约，黑人家庭的完整性很难维持。费城的税单、遗产单、教会纪录等记载都显示，费城黑人家庭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住在同一个主人家中。父母分居、传染病等因素造成黑人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1767—1775年，费城只有100个黑人婴儿幸存下来，但同时黑人社区中有超过600人死去。⑩在这样的环境中，黑人人口无法通过自然增长维持，几乎完全依靠奴隶进口。在革命时期费城奴隶进口停止后，黑人人口出现大幅下降。
可见，北方奴隶所谓的“待遇较好”，只是相对于南方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奴隶而言，他们的劳动量稍轻，受到肉体刑罚较少。事实上，绝大多数北方黑人依然遭受着虐待、营养不良、传染病、家庭离散等折磨，有关北方奴隶“幸福生活”的说法完全是奴隶主虚构的神话。
在北方奴隶主的观念中，他们理想的社会秩序是自己扮演“仁慈的父亲”，黑人则扮演“听话的孩子”。但是，黑人拒绝接受这种角色安排，他们并不甘于从精神到身体都屈从于奴隶主的控制。北方黑人比南方黑人有更大的机会和更多的资源，去构建黑人的文化认同和社区纽带，争取属于黑人的独立空间和时间，为实现自由和解放创造条件。
非洲文化传统为北方黑人反抗白人的控制，构建黑人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持久的精神资源。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由于费城白人拒绝与黑人共同使用一座墓地，奴隶主也不愿花钱给奴隶下葬，当地黑人不断抗议其去世亲友无所归依。1699年，费城将一块墓地单独划给黑人，称为“异乡人墓地”，允许黑人自己组织起来安葬其同胞。葬礼成为黑人延续非洲文化传统和建立社区纽带的重要方式。根据白人旁观者的记载，黑人清早出发，成群结队，载歌载舞地来到墓地，使用各种非洲部族的语言祈祷和哀悼，下葬时留下朗姆酒、食物、珠子、护符等陪葬品。①在白人看来，整个过程完全是“荒谬的异教仪式”。然而，对于费城黑人而言，在他们出行和聚集都遭到严格限制的时代里，黑人墓园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合法聚会的专属公共场所，葬礼也成为当地黑人的重要节日，其习俗从殖民地时代一直延续到革命时期。类似的黑人节日在其他北方地区也存在，例如，新英格兰地区黑人的“选王日”，纽约和新泽西的黑人“圣灵节”等。②这些黑人节日活动都带有强烈的非洲文化特征，既表现出对于白人文化的抵制，也反映了黑人自主意识的萌发。
北方黑人比南方黑人有更多机会融入白人的社会，他们十分善于吸收和利用白人的文化资源，把它们转化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有力武器。黑人一直对于皈依基督教兴趣不大，他们认为基督教就是白人驯服黑人的工具。18世纪30年代，“大觉醒运动”席卷北美殖民地，新兴福音教派的布道融合了非洲宗教的风格，通过呐喊、歌唱、舞蹈等活动，调动听众的情绪，广受黑人的欢迎。更重要的是，福音教派不再像国教会等正统教派那样，一味地强调让黑人服从于上帝和主人的命令，而是宣扬黑人的平等与救赎。受福音主义影响的黑人相信，在他们获得灵魂的救赎后终将有一天会实现真正的解放。著名福音派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数次到访费城，他的讲道吸引了大批黑人参加，他在日记中写道“很多黑人深受感染”。③福音教派的崛起迫使国教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吸引黑人参加教会。从1745年到1776年，国教会利用自身的官方背景，在费城为超过250名黑人洗礼，并为45对黑人夫妻主持婚礼，黑人以此作为保护其家庭完整的依据。在国教会和教友会的资助下，费城还建立了黑人儿童学校。④到美国革命时期，黑人很快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把教会变成构建黑人文化认同和社区纽带的重要机构。
北方黑人并不满足于精神的自由，美国革命为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提供了绝佳的契机。随着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关系的破裂，白人居民对于奴隶制的看法发生巨大转变，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本杰明·拉什等费城革命者，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政治自由同奴隶制度绝不兼容。费城成为美国革命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北方废奴运动的发源地。宾夕法尼亚黑人追求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第一，以教友会为代表的部分白人发起自愿解放奴隶运动。据教会记录，1772年到1790年间，费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教友会共解放了343名黑人;⑤第二，部分黑人通过逃跑或者加入英美军队的方式寻求解放。革命战争期间，《宾夕法尼亚公报》刊登的追索逃奴广告数量迅速增多;①第三，1780年宾夕法尼亚议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渐进废奴法案，承诺宾州所有黑人奴隶的孩子在为主人服务到28岁后将获得自由。另外法案还废除了奴隶法典，取消黑人特殊法庭，禁止奴隶进口。②尽管該法案设计的解放条件十分苛刻，没有一个黑人奴隶立刻获得自由，但法案在终止奴隶制的延续和促进黑人人权方面仍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从1777年到1804年，美国所有北方州都纷纷效仿宾夕法尼亚，先后通过渐进奴隶解放法案，北方奴隶制被全面废除。宾夕法尼亚与马里兰州的边界线——“梅森-迪克森线”，成为美国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分界线。美国建国后于1790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据统计，宾夕法尼亚境内有自由黑人6537人，奴隶3787人。1810年宾夕法尼亚境内奴隶人口下降到795人，1820年为211人，1860年之后再没有奴隶的记载。至此宾夕法尼亚奴隶制的残余彻底清除。③
按照美国著名黑人史学者艾亚·柏林对于美国奴隶制形态的划分，北方奴隶制体系下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是一个典型的“有奴社会”（societies with slaves）。④不同于以弗吉尼亚殖民地为代表的“奴隶社会”（slave societies），在“有奴社会”中，黑人奴隶并非经济生产的核心，他们只是众多劳动力形式的一个选项，而且奴隶是可以被替代的。更重要的是在宾夕法尼亚这样的“有奴社会”中，社会关系依然是相对传统的，并没有被奴隶制的法则所支配和扭曲。当地黑人的生活在奴役与自由之间挣扎，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忍受各种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生存状况绝对不像北方奴隶主吹嘘得那样美好;另一方面黑人运用他们所拥有的“残余权利”，通过构建黑人的文化认同和社区纽带，一直在抵制和反抗白人的控制。在美国革命爆发后，宾夕法尼亚黑人通过渐进废奴法案逐步获得了解放，但是当地黑人获得全面的自由和人权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者简介】赵文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北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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