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吹响全面抗战的号角

    陈小玮

    

    

    

    抗战，一段始终让中国人肝肠寸断而又壮怀激烈的民族记忆。

    即使经过了七十年，那曾经的苦难、曾经的牺牲、曾经的失败和胜利，依然那么清晰地在人们的脑海中闪现。即使是在当年被称为大后方的西部，也依然有那么多催人泪下的悲壮故事，一直被人们传颂着。

    七十八年前的那个八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延安南下关中，摘下八角帽，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年抗战，八路军浴血奋战，英勇抗敌，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1944年7月7日，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建立。八年时间，三百多万壮士出川抗日，经历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等几乎所有重大战役，伤亡64万人，谱写下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1944年的滇西反攻，是在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从松山到腾冲，再到龙陵，三场战役，成千上万名远征军战士壮烈牺牲。通往松山的一条1000米长的山路，被当地人称为“白骨大道”，仅牺牲在这里的战士就超过2000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客观。于是，从政府到民间，一场关爱抗战老兵的全国行动拉开大幕。

    2008年，著名媒体人孙春龙转身公益事业，发起“老兵回家”公益行动，致力于为战争中的个体士兵提供人性关怀，目前扶助的抗战老兵人数已超过7000人。2015年，孙春龙又发起了寻找在缅甸阵亡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的工作。“我希望找到所有长眠在缅甸的远征军烈士，哪怕十年、二十年，一个都不能少，把他们都带回家。”孙春龙说。

    抗战胜利七十年，我们为英雄、为历史做了很多，但还有更多没有去做。让老兵回家，说到底是让历史回家，让人性回家。2015年9月3日，当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方阵出现抗战老兵的身影，我们或许就可以这么说：这一天已经到来！

    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的两孔窑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面爆发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以及发布的命令，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崭新局面。“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的奠基地，八路军诞生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起源地”，是人们对洛川会议旧址的概括。

    夏日的早上，不到十点，洛川会议旧址纪念馆已陆陆续续有游人进入了。

    走进大门，越过一颗用红色石头铺成的大大的红星，就来到“全民抗战，走向胜利”雕塑前。这座高7.7米、宽11米、厚3米、底座长3.78米的巨型石雕包含了7月7日抗战爆发、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三次大捷和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召开等标志性事件。雕塑正面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四位伟人头像，周围环绕着表现全国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顽强抗战的情景。背面为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经过三座警卫队旧址的院落，才能进入到洛川会议旧址。在警卫队旧址院子的花圃里，立有一个标志牌，介绍警卫队如何保卫会议安全的，其中最后一句很有意味—“参加警卫的还有东北军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手枪排，负责外围保卫工作。”

    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为什么东北军居然能参加安保？

    这就不能不提到洛川会谈。

    洛川会谈达成秘密协定

    洛川会议史实展厅第一单元就是洛川会谈。展厅用雕塑再现了会谈的情景—一张八仙桌，左边是张学良，右边是李克农，中间打横站着的是王一哲。王一哲是当时驻守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军和东北军有过几次交手，东北军损兵折将。红军对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在瓦窑堡搞了一个学习班。

    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第六一九团悉数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经过在“解放军官学习班”学习后，他主动要求见李克农，承诺回去说服张学良在抗日的前提下同红军合作。

    李克农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洛川会谈的前前后后：经高福源的穿针引线，张学良答应和红军谈判。此前，张学良也多方面寻找与红军合作的机会。由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一哲会谈。

    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抵达洛川。第二天先期会谈是在李克农与王一哲之间进行的，达成以下六项口头协议：一、确立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富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六十七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四、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五、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六、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协议自3月5日起秘密执行。

    会后，王一哲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回西安，4日即赶往洛川。张学良和李克农会谈的内容主要围绕下面三个问题进行：抗日统一战线要不要将蒋介石纳入？红军为什么东渡黄河去东征？抗日战争怎么打以及中共对国防问题的看法。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法是“反蒋抗日”。张学良认为，提“反蒋抗日”是个很大的失策，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

    双方就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这个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争论。最后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

    最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再进行一次会谈，会谈地点选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

    5日凌晨四点，会谈方告结束。中共中央对这次谈判结果表示满意。

    1936年3月，东北军为方便张学良进行洛川会谈，在洛川县城东郊的安民村修建了一个临时的军用飞机场。纪念馆院子的合作亭里，展示了一个铁碌碡，据说是当时压跑道用的。

    洛川会谈，红军首先与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战略目标。

    “洛川会谈的成功，为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洛川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条件。”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对记者说。

    历史选择了冯家村

    “这里，是抗敌救国的决策源;这里，是打击侵略的鼓动坛……”这是冯国璋写的《洛川会议旧址赞》中的句子。

    冯国璋是冯建勋的小儿子。冯建勋在村里开有私塾，4岁的冯国璋已在私塾随父亲念书了。当年洛川会议就是在冯建勋的两孔私塾窑洞里开的。左边学生教室的窑洞，当时被用作会议室，右边老师办公用的窑洞，则被用作毛泽东开会时的住处。

    冯国璋生前曾回忆说：“据父亲讲，‘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天，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红军来到学校，提出借用小学校开会，时间不会太长，父亲就答应了，还替那人写了几幅标语，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肖劲光大将。开会期间，父亲还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他们就在我家灶房锅台上做饭，并分散住在村上老乡家的窑洞里，他们对人和蔼，很容易接近。会议开完后，他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在墙上放字纸的洞洞里还有一些已经烧尽的烟纸灰。”

    冯国璋老人两年前已去世，他的老伴袁花浪说，“当年只知道要开会，就给学生放假了，公公当时在私塾里教语文和数学，婆婆冯杨氏给参会的人做农家便饭。”

    洛川会议在当时算是保密会议，村民只知道部队在这里开会，但对会议内容却一无所知。只有私塾先生冯建勋知道些许情况。后来在旧址上建纪念馆时，会议室的布置情况，开会时的形式等很多具体细节，都是冯建勋老人提供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而大部分红军的主要将领已经驻扎三原、富平、泾阳一带，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条件艰苦，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也只能骑马。洛川地处延安和关中的中间地段，距离延安和关中各有一半的路程，骑马一天就能赶到，便于前方将领参加会议。”段志鹏说，还有一点就是，当地群众基础比较好。

    据洛川会议纪念馆馆藏文献记载：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肖劲光回忆，1937年8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交给他一个机密任务：“党中央准备在洛川开一个会，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要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

    接受任务后，肖劲光同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开着一辆大卡车跑了近一百公里，在一个紧靠咸（阳）榆（林）公路的村庄停了下来。

    这个村庄距离红区和白区交界的界子河和洛川县城各二十华里，位置适中。村口有庙宇和戏楼，可宿营;村旁有个大池塘，可饮马;村里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时的陕北就算得上是大村子了，可容纳较多的人员驻扎。冯家村周围有围墙和城门，便于防守;村里户户相连，巷巷相通，便于疏散隐蔽。村子南边有个私塾小学，桌椅板凳齐全，便于开会使用。小学后面靠村庄窑洞院落，前面是个打麦场，地势开阔，不利于敌人隐蔽接近。肖劲光觉得，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理想，于是便把会议地点选择在了冯家村。

    洛川会议在讨论什么？

    洛川纪念馆最南边的围墙上，分别有三段话：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的奠基地;八路军诞生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起源地。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洛川会议的意义。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与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

    7月9日，驻扎陕西云阳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战员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国共双方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的矛盾是，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吞并红军，把红军分散使用，置于正面战场借刀杀人;而共产党方面则要求独立自主地指挥，要求把红军作为战略游击队来使用。

    8月19日，在由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上，经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蒋介石终于同意了中共方面主张，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整编三个师，国民党不再坚持派遣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自师长至连排长军队各级主副将佐军官均由中共自行配备。此前，蒋介石虽然几次催红军出动，却拒绝给红军一个番号，拒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当天，张闻天、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贺龙、关向应等，发出召开洛川会议的正式通知，并告知会议的三项议题：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两党关系问题。

    早在二十多天之前，张闻天、毛泽东已给在泾阳的彭德怀、任弼时发了预告将在洛川开会的电报。

    从8月20日起，参会人员分别从延安、泾阳的云阳镇以及从南京经西安向洛川进发。此前，林彪、徐向前已到达了洛川。

    记者在纪念馆看到一本《洛川会议会议记录》，是一个19.8×15.3厘米的硬皮本，纸张较厚，在当时已算是非常高级的本子。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共中央对此次会议的重视。

    会议从22日持续到25日。

    第一天的议程是“军事外交问题”。毛泽东首先从“军事分区问题—战界问题”、“军委任务”、“巩固后方问题”、“军事教育—与前后方分工”等四个方面，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随后又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外交问题的报告。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

    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原则是游与击相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

    毛泽东还透彻地分析了当时抗战的形势。他指出，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

    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讨论发言中，与会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方针上。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回忆说：1937年在洛川会议召开前，父亲和他的政治委员张浩（林彪的堂兄），就抗日战争军事问题，一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其中建议“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尽量避免与日军阵地战”。

    “毛主席对这封信中的军事观点非常满意，并责成父亲说服与会同志接受这一军事观点。”刘蒙说。

    在争论中达成共识

    当时，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许多军事将领都主张打运动战，打几个大仗来证明红军的战斗力。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林彪认为，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彭德怀的观点与林彪相同，觉得既然是正规军了，都主张打运动战，打几个大仗来证明红军的战斗力。

    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在8月1日发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中就已经体现：“（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在讨论中，大家对这些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方针上却发生了激烈争论。

    “当时中央领导在游击战与运动战关系的问题上分歧很大，这本来无可厚非，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更好抗日，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段志鹏对讨论中有不同意见这样分析说。

    在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时，第二天休会，转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这个会议只有八个人参加，分别是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朱德和任弼时。议题由军事外交问题转变为党内的“人事问题”。对“前方军分会名单”、“各分部军政委”、“西路军问题”、“政治部问题”都作了详细讨论和安排。

    8月24日，张闻天做了政治形势与方针问题的补充报告，他在报告中再次指出：我们对日本既不应有过高的估计，但也不应做过低的估计。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

    毛泽东在报告后再次强调，“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指出实行“两个政策”，即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或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就会有“两个前途”。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也都分别发言讨论，表示赞同洛甫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观点。

    休会期间，南京政府来电督催红军改编事项，关于“游击战”还是“运动战”的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8月25日的会议，转而讨论建立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

    毛泽东发言指出：红军开赴前线的主要方向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创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实现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任务。他还提出，红军主力开赴前线以后，还要留下一支部队保卫陕北根据地，使得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红色大本营。这一观点得到大家的赞同。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

    8月26日，红军将领纷纷离开返回关中，主持部队改编和换装事宜。

    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在《解放》周刊上发表。

    随后几天，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研究了相关问题。会后，张闻天又主持召开统一战线座谈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先后发了言，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主导地位。

    改编后的八路军，除一部分人组成留守兵团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外，其他三万多人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自8月22日收到改编命令（25日正式发布）到9月2日出发，仅仅只用了十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