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培育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力军”。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关于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文献，总结在培育对象选择、培育模式、培育途径以及培育政策等四个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未来关于社会组织培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建议，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助力。
关键词 社会组织 培育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崔晗，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5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069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创新的推进，社会组织在完善居民自治、拓展社区服务、维护社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力军”。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愈发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在这一趋势下，社会组织培育问题逐步成为我国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梳理了我国近些年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的研究。根据知网检索的结果，从时间分布上看，对社会组织培育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2017年，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培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育对象选择、培育模式、培育途径以及培育政策等四个视角，梳理有关社会组织培育的现有研究成果， 可以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培育对象选择方面的研究
目前，有关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如何选择、选择何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观点：一是顺应国家改革趋势，培育政府所急需、同时也是社会之所需的社会组织；二是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培育满足社区自身需要的社会组织。
关于培育政府及社会所需的社会组织，陈友华等（2014） 认为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类型的复杂与多样性，政府不可能动用大量资源培育每一类社会组织，而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培育的掌舵者，会把资源首先给予那些既能服务于社会所需要人群与领域，又能维系社会稳定，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中雪中送炭，协助政府保基本的社会组织。因此，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为重点培育对象，至于维权类、政治类、宗教类社会组织则在限制发展之列。
关于培育满足社区自身需要的社会组织，王景彪（2010） 指出可以根据社区类型的不同、社区居民收入的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的不同，结合社区骨干的分布和动员情况，有侧重地培育相应的社会组织。这种选择方式，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自身条件，分类指导，实现资源整合效益最大化。
二、培育模式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孵化器”模式上。
谭志福（2014） 指出公益孵化器模式，即为初创期或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平台和能力培训的支持型公益组织，因其可以解决一揽子当前社会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目前成为各地社会组织培育实践中的首选。这其中，又可根据孵化主体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为民间主导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吴津等，2011） 。民间主导模式的典型代表有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特点是完全由民间孵化组织自身决定孵化对象及流程，无政府参与；而政府主导模式采用的是政府与NGO联合运营，具有“强政府”和“培育中心非独立”的特征，如南京爱德公益组织培育中心。目前，在各地的实践过程中，绝大部分都是采用政府主导的孵化模式。
此外，李培志（2017） 等其他学者通过个案分析，指出我国还存在其他不同的培育模式，如天津市正在探索的通过“伙伴式”社会组织联合会进行培育的新模式，认为该模式构建起了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支持作用。但仔细分析，这一模式本质上只是把原来的第三方孵化机构替换为了社区或街道自己成立起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整个培育过程仍带有政府主导的色彩，因此仍把它归类于孵化器模式。
与孵化器模式相类似还有赵小平等（2014） 提出的U+B模式（U是精英组织，B是社区社会组织），即引进社区外的精英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居委会合作，共同建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网络。所不同的是，U+B模式下的精英组织，并不一定要求是支持型社会组织，而是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和专业能力的组织即可，这一模式更加尊重被培育社會组织的自主性，并且，在这样一个双向学习、促进的过程中，参与主体双方都将受益。
三、培育途径方面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社会组织培育途径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基本都是基于个案分析基础上的总结概括，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代表观点如下：
赵罗英（2014） 根据支持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的工作关系特征，将具体培育途径总结为以下三种：第一，以“技能传授”为主师徒模式。通过提供资金、原材料、专业工具等，将培训与提升技能作为主要方式，旨在培育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技能型社会组织。第二，以支持类社会组织为主导的专家向导模式，即支持类社会组织主要扮演专家的角色，指导社区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其实现独立自主。该模式更加偏重宏观意义，如组织的发展规划等问题上的指导，而非帮助其运营具体事务。第三，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本的同伴模式，强调共同参与、并肩成长。支持类社会组织协助被培育组织开展活动，后一起反思问题，并提供相应建议支持，可以说是前两种模式的一种综合。
凌珍等（2014） 根据社会组织成长主要经历的四个阶段（草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多元发展期），提出要根据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的阶段特点和主要问题，差异性地制定符合组织发展规律与建设环境的成长策略。
杨继龙（2016） 从资源输入的视角入手，认为资源对组织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认为在培育社会组织时可以从权力、体系、制度、技术、社会和信息六个方面对社会组织进行资源输入，保证社会组织在内力发展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外力赋权增能继续发展。
四、培育政策方面的研究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政府在培育社会组织时采用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和完善注册、备案制度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合法性上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资金、人力资源和信息交流平台等资源。在各地实际培育过程中，表现为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运用。
谭志福（2012）认为孵化器模式下政府至少充当了管理者、伙伴及当事人三种不同的角色，角色身份的不同导致政府在培育社会组织时所提供的支持也不同。如身为管理者的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上予以被培育组织区别对待；政府作为伙伴及当事人角色时，在选择项目合作伙伴或进行服务质量评估时，总是更倾向于被培育组织，优先为他们提供资源。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府也存在角色冲突问题，谭志福指出，政府还需界定清楚自身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角色，调整相应培育政策。
车峰（2015） 借鉴综合台湾学者陈恒钧、黄婉玲及其他学者的观点，根据政策工具的直接性程度和本身特性，将我国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分为四类：基础性工具、直接性工具、市场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其中，基础性工具如政府职能转移、放松管制，是政府在法律制度条例等层面上对社会组织的支持；而直接性工具、市场化工具及社会化工具，通过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扶持、税收优惠，或开展政府购买、公益创投等，抑或是通过出台意见建议等动员公众参与，促进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等，都体现了政府在各方面资源上给予社会组织的支持。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培育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在研究思路上，由于目前对社会组织、专业社会组织及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界定上没有形成定论，因此不同的学者在进行研究分析时存在概念不分的情况，对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不加以区分，而是一概而论进行分析。其二，虽然学界在对已有的孵化器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提出了许多新型培育模式，但极少形成体系研究。其三，在问题对策研究方面，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整个培育框架下所出现的“顶层”问题，鲜有针对具体的某个培育环节的来自被培育组织自身的“声音”。其四，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定性分析，缺少以实际数据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这些问题，值得以后逐步加以改进。
注释：
陈友华、祝西冰.中国的社会组织培育：必然、应然与实然.江苏社会科学.2014（3）.90- 95.
王景彪.按照社区居住环境分类指导：行之有效的培育方法——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组织.2010（5）.28-31.
谭志福、TanZhifu. 公益孵化器：正确的诊断与错误的药方——兼论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培育中的角色.中国行政管理.2014（8）.
吳津、毛力熊.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兰州学刊.2011（6）.46- 53.
李培志.规范增能与协同治理：推动建设“伙伴式”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学习与探索.2017（12）.34-42.
赵小平、孔祥利、卢玮静. 精英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式特征与策略选择.新视野.2014（3）.100-104.
赵罗英、夏建中.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D区为例.学习与实践.2014（3）.101-107.
凌珍、魏晨.草根社会组织成长策略比较研究.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2）.63-68.
杨继龙.资源输入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以N市H区为例.社会科学家.2016（7）.156-160.
车峰.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5，31（4）.96-100.
关键词 社会组织 培育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崔晗，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5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069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创新的推进，社会组织在完善居民自治、拓展社区服务、维护社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力军”。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愈发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在这一趋势下，社会组织培育问题逐步成为我国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梳理了我国近些年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的研究。根据知网检索的结果，从时间分布上看，对社会组织培育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2017年，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培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育对象选择、培育模式、培育途径以及培育政策等四个视角，梳理有关社会组织培育的现有研究成果， 可以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培育对象选择方面的研究
目前，有关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如何选择、选择何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观点：一是顺应国家改革趋势，培育政府所急需、同时也是社会之所需的社会组织；二是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培育满足社区自身需要的社会组织。
关于培育政府及社会所需的社会组织，陈友华等（2014） 认为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类型的复杂与多样性，政府不可能动用大量资源培育每一类社会组织，而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培育的掌舵者，会把资源首先给予那些既能服务于社会所需要人群与领域，又能维系社会稳定，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中雪中送炭，协助政府保基本的社会组织。因此，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为重点培育对象，至于维权类、政治类、宗教类社会组织则在限制发展之列。
关于培育满足社区自身需要的社会组织，王景彪（2010） 指出可以根据社区类型的不同、社区居民收入的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的不同，结合社区骨干的分布和动员情况，有侧重地培育相应的社会组织。这种选择方式，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自身条件，分类指导，实现资源整合效益最大化。
二、培育模式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孵化器”模式上。
谭志福（2014） 指出公益孵化器模式，即为初创期或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平台和能力培训的支持型公益组织，因其可以解决一揽子当前社会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目前成为各地社会组织培育实践中的首选。这其中，又可根据孵化主体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为民间主导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吴津等，2011） 。民间主导模式的典型代表有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特点是完全由民间孵化组织自身决定孵化对象及流程，无政府参与；而政府主导模式采用的是政府与NGO联合运营，具有“强政府”和“培育中心非独立”的特征，如南京爱德公益组织培育中心。目前，在各地的实践过程中，绝大部分都是采用政府主导的孵化模式。
此外，李培志（2017） 等其他学者通过个案分析，指出我国还存在其他不同的培育模式，如天津市正在探索的通过“伙伴式”社会组织联合会进行培育的新模式，认为该模式构建起了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支持作用。但仔细分析，这一模式本质上只是把原来的第三方孵化机构替换为了社区或街道自己成立起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整个培育过程仍带有政府主导的色彩，因此仍把它归类于孵化器模式。
与孵化器模式相类似还有赵小平等（2014） 提出的U+B模式（U是精英组织，B是社区社会组织），即引进社区外的精英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居委会合作，共同建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网络。所不同的是，U+B模式下的精英组织，并不一定要求是支持型社会组织，而是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和专业能力的组织即可，这一模式更加尊重被培育社會组织的自主性，并且，在这样一个双向学习、促进的过程中，参与主体双方都将受益。
三、培育途径方面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社会组织培育途径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基本都是基于个案分析基础上的总结概括，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代表观点如下：
赵罗英（2014） 根据支持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的工作关系特征，将具体培育途径总结为以下三种：第一，以“技能传授”为主师徒模式。通过提供资金、原材料、专业工具等，将培训与提升技能作为主要方式，旨在培育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技能型社会组织。第二，以支持类社会组织为主导的专家向导模式，即支持类社会组织主要扮演专家的角色，指导社区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其实现独立自主。该模式更加偏重宏观意义，如组织的发展规划等问题上的指导，而非帮助其运营具体事务。第三，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本的同伴模式，强调共同参与、并肩成长。支持类社会组织协助被培育组织开展活动，后一起反思问题，并提供相应建议支持，可以说是前两种模式的一种综合。
凌珍等（2014） 根据社会组织成长主要经历的四个阶段（草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多元发展期），提出要根据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的阶段特点和主要问题，差异性地制定符合组织发展规律与建设环境的成长策略。
杨继龙（2016） 从资源输入的视角入手，认为资源对组织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认为在培育社会组织时可以从权力、体系、制度、技术、社会和信息六个方面对社会组织进行资源输入，保证社会组织在内力发展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外力赋权增能继续发展。
四、培育政策方面的研究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政府在培育社会组织时采用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和完善注册、备案制度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合法性上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资金、人力资源和信息交流平台等资源。在各地实际培育过程中，表现为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运用。
谭志福（2012）认为孵化器模式下政府至少充当了管理者、伙伴及当事人三种不同的角色，角色身份的不同导致政府在培育社会组织时所提供的支持也不同。如身为管理者的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上予以被培育组织区别对待；政府作为伙伴及当事人角色时，在选择项目合作伙伴或进行服务质量评估时，总是更倾向于被培育组织，优先为他们提供资源。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府也存在角色冲突问题，谭志福指出，政府还需界定清楚自身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角色，调整相应培育政策。
车峰（2015） 借鉴综合台湾学者陈恒钧、黄婉玲及其他学者的观点，根据政策工具的直接性程度和本身特性，将我国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分为四类：基础性工具、直接性工具、市场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其中，基础性工具如政府职能转移、放松管制，是政府在法律制度条例等层面上对社会组织的支持；而直接性工具、市场化工具及社会化工具，通过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扶持、税收优惠，或开展政府购买、公益创投等，抑或是通过出台意见建议等动员公众参与，促进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等，都体现了政府在各方面资源上给予社会组织的支持。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培育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在研究思路上，由于目前对社会组织、专业社会组织及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界定上没有形成定论，因此不同的学者在进行研究分析时存在概念不分的情况，对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不加以区分，而是一概而论进行分析。其二，虽然学界在对已有的孵化器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提出了许多新型培育模式，但极少形成体系研究。其三，在问题对策研究方面，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整个培育框架下所出现的“顶层”问题，鲜有针对具体的某个培育环节的来自被培育组织自身的“声音”。其四，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定性分析，缺少以实际数据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这些问题，值得以后逐步加以改进。
注释：
陈友华、祝西冰.中国的社会组织培育：必然、应然与实然.江苏社会科学.2014（3）.90- 95.
王景彪.按照社区居住环境分类指导：行之有效的培育方法——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组织.2010（5）.28-31.
谭志福、TanZhifu. 公益孵化器：正确的诊断与错误的药方——兼论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培育中的角色.中国行政管理.2014（8）.
吳津、毛力熊.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兰州学刊.2011（6）.46- 53.
李培志.规范增能与协同治理：推动建设“伙伴式”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学习与探索.2017（12）.34-42.
赵小平、孔祥利、卢玮静. 精英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式特征与策略选择.新视野.2014（3）.100-104.
赵罗英、夏建中.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D区为例.学习与实践.2014（3）.101-107.
凌珍、魏晨.草根社会组织成长策略比较研究.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2）.63-68.
杨继龙.资源输入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以N市H区为例.社会科学家.2016（7）.156-160.
车峰.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5，31（4）.9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