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变迁的理与路

    张婷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梳理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发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社会分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以及制度与生活变化依次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影响。通过“官本”“资本”以及“民本”将70年社会变迁历史脉络进行重新划分，并从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两个角度进行相关审视，由此为今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及社会发展提供经验遵循。

    关键词：新中国70年;国家与社会;社会变迁;分化与整合

    中图分类号：C91? ? ? ? ?文献标识码：A? ? ? ?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9.04.001

    文章编号：1009-6922（2019）04-05-05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权威集中到权力松绑、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建、从固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深刻变革。相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得到了巩固，人民共同治理国家的参与意识得到增强;由“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逐渐步入新常态;文化软实力、公共文化服务等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成为全民共识。

    纵观国内外社会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始终遵循一条基本路径：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旧有社会结构中的诸要素出现与国家发展建设不相适应的部分，原有要素分化并伴有新的要素产生，各新生要素与原有要素之间产生新的联系，新的社会结构获得孕育亦或原有社会结构获得发展，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整合并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对社会结构变迁进行相关研究必须将其与国家建设相结合，在“国家——社会”关系处理中，对社会结构相关要素的变化进行梳理，对社会变迁阶段进行合理划分，从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良性发展提供经验遵循。

    二、社会变迁的相关审视：文献回顾与阶段划分

    （一）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文献回顾

    对社会变迁进行科学审视，是研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起点。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以及社会变迁的作用机理三个方面。

    1.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一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说。何成学（2018）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为六个阶段，从新中国建设之初“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至土改完成之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变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的美好期待，从而助推社会变迁。二是“社会分化”说。郝宇青（2018）从社会系统内部着手，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分化。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特点总结为“整齐划一”，尤其体现在分配体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体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经历了从改革开放之初“打破整齐划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到体制外去”、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到体制内去”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组织再造”几个阶段的转换。三是“国家现代化建设”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与“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是社会分化”这一论断不同，刘应杰（2018）将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分化均视为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认为社会变迁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国家现代化助推了社会变迁。四是“制度与生活”说。现代化建设普遍强调制度建设，社会在迈向现代化建设中离不开宏观制度的支持。肖瑛（2014）指出，对“制度和生活”视角的建构和应用实质上是对研究社会变迁逻辑的一种微观尝试。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制度安排与生活需要相互渗透，一方面我们通过制度安排可以看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生活需求去反观中国社会变迁与得以稳定维系的基本機制和现实逻辑。

    综上所述，社会变迁的动力源具有多样性。如果说“社会主要矛盾”及“社会分化”是从宏观角度对社会变迁的把控，那么现代化建设可以视为中观层面的国家推动，而“制度与生活”的视角可以视为探索社会变迁的一种微观路径。

    2.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不同学者从“国家优于社会”“社会优于国家”以及“国家等同于社会”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有学者从替代性和补充性视角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形成“社会中心说”“国家中心说”“社会中的国家”三种学说。

    其一，“社会中心说”指的是社会变迁源自社会内部要素流动，国家对社会发展形成一种限制力量，二者在实际关系处理中应该有明晰的界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从侧面反映出国家逐步退出社会领域。其二，持“国家中心说”的学者认为，国家是社会治理、社会改革及变迁的核心力量与关键推力，社会变迁要遵循国家政权建设逻辑，社会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管控和延伸。其三，“社会中的国家”是指国家权威来自社会赋权。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复杂问题需要基于公共利益这一核心对其实施全面治理，对统一制度安排进行确立、对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精准供给。事关社会发展全局性与根本性的问题离不开国家担此重任，以及自主性的有效发挥。

    此外，也有学者从社会治理层面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论述。齐卫平等以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认为社会发展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冒进治理”转向伴随新兴社会阶层兴起带来的“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拥有多元化的主题，整个过程具有高度协商性，所采用的组织载体相对多样。

    3.社会变迁的作用机理。众多学者将社会变迁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进行考量，从而分析其在政治、经济及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价值理性与功能发挥。

    一是社会认同。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强弱、对执政党拥护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社会认同感。王可园（2014）选择农民的社会政治认同感这一视角展开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由土地改革和农民政治认同的萌芽产生阶段，逐步发展到人民公社大集体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化阶段，再发展到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直至当前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二是民主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林尚立（2016）以现代化民主为研究视角，认为伴随着社会发展，我国逐步探索与实践人民民主这一理念，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其中不仅仅包含人民当家作主，同时涵盖了个体的自主，展现出了新型特征，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民主发展路径。

    此外，苗庆红（2016）从经济建设的视角入手，分析了随社会变迁的财政制度变迁、绩效和问题，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李京丽（2018）也从社会变迁的文化角度出发，审视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

    （二）关于社会变迁的阶段划分

    梳理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对于在社会转型中协调各方利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同质”到如今国家倡导社会“自主性”培育，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经历着解构与重构过程。

    有学者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将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发展按照市场的纳入将社会变迁分为五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市場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以及市场化改革与调整（2000年至今）。如果按照这种划分，加上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之初的社会发展，那么社会变迁至少存在六个阶段。也有部分学者从社会管理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结构变迁可划分为四大阶段：社会管理思想的萌芽阶段（1949—1978年），社会管理思想的形成阶段（1978—2003年）;社会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2003—2012年）;社会管理思想的创新阶段（2012至今）。

    事实上，计划与市场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此划分社会变迁阶段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而将社会管理思想作为划分基础，虽看似具有可取性，但是社会结构与管理思想皆属于上层建筑，容易陷入“形而上”的思想困惑。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梳理社会变迁历史脉络离不开以物质资本为基础、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资本要素基础。因此，笔者借鉴陈毅学者的“官本”“资本”“民本”等要素，认为社会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官本”主导的新中国初创时期（1949—1978年），二是“资本”主导的改革开放初期（1978—2012年），三是“民本”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2012至今）。与三阶段划分相对应的是社会公共性“塑造—流动—回归”的过程。

    三、社会变迁的历史演进：从官本到民本

    （一）“官本”主导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78）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用全能型治理模式。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国家强而社会弱”，或者说社会完全被国家所替代，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世情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外宣布主权独立，对内开始进行各领域的整合优化。此时国家两大难题亟需处理，一是调动一切力量完成国家主权独立与政局的稳定;二是从社会中广泛汲取资源，以此为国家发展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以基层社会为例，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在乡村开展扫黑除恶运动，重塑党在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将形如散沙的小农组织起来，实现对乡村的管理，国家与社会体现出高度的重叠性与同质性。宏观制度框架将政治发展、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三者合一，“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权威性资源高度集中。以单位制、整齐划一的行政隶属组织为载体，以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为基础，社会结构被有序严密、依赖性强的党组织网络覆盖，靠党委领导单位，靠单位管制社会。社会组织形式、类型单一。个体对社会组织（单位）有较强依赖性，政治运动及制度政策对社会公众有强烈的动员性。

    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对社会实现了高度整合与替代，在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政权得到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相信一个前所未有伟大时代正在到来，并坚定了社会主义信仰;在经济上国家财政经济得以稳定，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土地要求，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信仰来维持的这种热情是否可以持续下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否一直有效等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二）“资本”主导的改革开放初期（1978—201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国家通过派生出的“全能”单位建构起了简单但效率极高的社会结构体系，该体系的良性运转在短时间内成功完成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完全控制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制度逐渐让位于市场，“国家—全能单位—个人”的社会结构基础发生变化，加之国有企业转制，“全能单位”逐渐分化出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形式。原有结构基础的破坏导致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变迁，最终各项功能开始分化。

    具体来说，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我国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经济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取代计划经济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新型结构。二是制度层面上，为了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逐步构建了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公务员制度以及诸多更加具体的规章制度。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去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经济指挥权开始被削弱，再加上政府职权的不断下放，政府不再像以往承载着整个经济发展的中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作用逐渐由市场来代替，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开始分享权力。三是群体结构上，国家与社会发生微调，社会空间相对宽松，阶级不再明显，更多是因利益凝结在一起，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增加，各阶层利益出现了明显分化。此时最大特点为统而不僵，给予社会放权松绑，保留社会相对弹性，寻求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四是价值观念结构上，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作用减弱。

    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宏观顶层设计中，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过渡期”。中国在综合国力提升、高速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不容置疑，但随之带来的一系列不足需要后续发展进行补充和完善。

    （三）“民本”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2012至今）

    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仅是个体自由发展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由全体人民来掌握权力。在国家和个体、制度和人的有机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结构体系，直接决定了民众对国家所形成的价值认同能力，因此社会认同的形成也是国家结构体系不断设立和完善的過程。发展中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化能力，才能有效整合社会的不同力量，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和稳定。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曾经采用“严打”以及“运动式治理”方式，后来发展为“维稳式治理”，形成“稳定压倒一切”的格局。在实现社会稳定治理的基础上开始向维权稳定性方向发展，沿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最终构建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各级政府共同负责、整个社会协同管理、公众广泛参与以及社会法治保障的新型管理体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一新型管理称之为社会治理，并构建了多元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治理的内容不断创新和发展，新增了“共享、共建、共治”以及“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新时代内容，由此为社会治理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三层叠加时期：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二是实现了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再单纯追求速度，而是逐步向速度和质量同步发展，由此进入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三是国家长期基于基本国情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生活方式、生产技术、资源配置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制度都出现了明显的变革，由此引发了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变，最为突出的则是社会关系领域的变迁。

    四、社会变迁的发展趋势：由分化到整合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特别是代表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发展中，既有官方自上而下的权力松绑与主动回应，又有民众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与参与推动，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事实上，无论社会结构的要素转化和社会流动的常规与非常规性，其最终的动态社会分化最终走向相对静态的社会整合。

    通过上述分析，一方面，社会认同在社会结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它代表了自下而上的权利意识崛起。社会认同源于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和感知，同时也是推动社会不断变迁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变迁需要国家层面的方向指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行动：一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决定性的。此外，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变化，需要基于他们的需求来选择合理的社会治理方式。因此，在今后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流动、社会分化及社会结构整合无疑是社会变迁的关键要素，而真正引导社会发展与国家发展的一致，更需要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匹配，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最终为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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