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响起源考
黄艺鸥
摘 要： 方响以其独特的乐器特质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是“古代宫廷音乐中唯一可以演奏曲调的铁制乐器”，唐宋时期在宫廷与民间得到广泛的应用，明清时期仍出现在宫廷宴飨仪式音乐中，至19世纪末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方响的起源问题探讨为先决，尝试对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的三个方响起源问题，包括起源时间、是中原乐器还是传入乐器以及与“金石之乐”的关系进行梳理、考证与阐释，以期厘清乐器方响的源流及其文化属性。
关键词： 方响；宫庭音乐；金石之乐；打击乐器
中图分类号： J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3 - 0009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02
引 言
乐器是音乐的物质载体，也是音乐史的标尺和“化石”。 {1} 在乐器中凝结着音乐、文化、历史、社会、科学等诸多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乐器的生存与发展。方响，是中国古代编悬类的打击乐器，属敲击类体鸣乐器。方响以其独特的乐器特质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是隋唐时期除钟磬外，唯一运用于俗乐中“有序列音律”的打击乐器；它是“古代宫廷音乐中唯一可以演奏曲调的铁制乐器” {2} ；它具有“以代钟磬”与“体金应石”的文化功能与属性，这些特质使得其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于对方响的研究，如洛秦《方响考——兼方响所体现的唐俗乐音响审美特征》、郝毅《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方响》、贾嫚《唐代拍板、箜篌、方响在五代的流变——以冯晖墓彩绘砖雕为例》，以及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古乐发隐》、[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张振涛《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等论著对方响从音律、图像、产生年代以及其背后所呈现的审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
然而，对于方响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尚存争议。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方响起源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大致出现了“晋代”“南北朝梁”和“南北朝北周”三种观点；二是方响究竟是中原乐器还是外来传入乐器；三是史料记载中常有“以代钟磬”与“体金应石”的记载，那么方响与金石之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本文将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尝试将方响起源问题进行梳理、考证与阐释，以期厘清乐器方响的源流及其文化属性。
一、 方响起源时间
关于方响起源的时间，由于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方响起源于晋代、方响起源于南北朝梁、方响起源于南北朝北周。
第一种观点主张方响始于晋代（公元265—420年），牛龙菲先生在《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世说新语·文学》载有庾阐《扬都赋》之句：‘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这也是有关方响之‘体金应石特性的文字。庾阐其人，约晋元帝建武初年（公元317年）前后在世。其所描写之‘方响，比梁朝铜磬要早约200年。……” {1} 根据《世说新语》中这则新发现的史料，可以将方响产生的年代推前至少200年。然而，这一观点尚有存疑之处：首先，这是一条孤证，就笔者目前查阅到的史料和音乐图像资料中，没有关于晋代方响的记载；其次，在这首赋中，出现了“方响”二字，也就是说方响出现时就叫做方响，而不是由铜磬到方响的过程，但是田边尚雄先生认为“方磬及方响之名，至唐始用之” {2} ，且大多相关史料记载中亦认为方响源自铜磬，其名字不是一蹴而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提到的“方响”是否指乐器方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段资料的记载，此句出自于[南朝宋]劉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第77条，原文如下：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3}
庾阐字仲初，约晋元帝时在世，九岁便能写诗文，以《扬都赋》而名扬天下，文中提到的温、庾是指当时的权臣桓温与庾亮，庾阐则是庾亮的族亲。据余嘉锡先生的笺疏，在《艺文类聚》中所载的《扬都赋》并非全篇，此段是由清代严可均将其收入《全晋文·卷三十八·扬都赋》中，也就是说这四句诗句是属于《扬都赋》中的内容。大体意思是，庾阐开始写作《扬都赋》时，赞颂桓温与庾亮：“温是伸张正义的榜样，庾是管理人民的优秀人才。像金石之乐一样的声音，像玉石一样的品德。”庾亮听说赋写好后，拜读了一番，并赠与庾阐赏赐。可以看出，这是称颂两位权臣品德的诗句，金石之乐与圆润之玉在古代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拿这两件事物来比喻他们的品德，可谓是至高的荣誉了。就诗句本身而言，这四句是对仗的，使用了排偶的手法，“方响”与“比德”是相对的，“方”与“比”都可作类似、比方、相当的意思，而“响”与“德”则是名词，指声音与品德。若把“方响”当作一个独立的名词来看，与它相对的‘比德却无法构成一个名词结构。这是与古代写作风格不相符的，特别在魏晋这个非常讲求文辞对仗、华美的时代，李泽厚先生评价这一时期文学审美特征时认为：“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均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做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 {4} 通观《扬都赋》，不仅文辞华美，且在押韵与对仗上的处理也相当地细致，由此可知，这里的“方响”并不是名词结构，不是指一件事物，而是与“比德”相对应的介词或动宾结构。由于作为乐器的方响也是由金属制作，“方响则金声”一句很容易想到这里所说的是一件乐器，但是如果把整个句子放在一起理解，此解就不通了。因此，笔者认为，这首诗中“方响”并不是指乐器方响，从而也无法由此证实方响产生于晋代。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方响产生于南北朝梁（公元502—557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萧友梅（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应有勤（《中外乐器文化大观》）等，这一观点主要是根据史料中“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也”的记载而提出的。从唐代的《通典》到清代的《律吕正义后编》，这期间的史料中常有这样的记载，如《通典》卷一百四十四：“方响，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也。”《旧唐书》志九：“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等。所以，此观点有较多的史料支撑。史料中虽未明确指出方响源于梁朝，可是它提到方响的前身是梁时的铜磬，也就是说，方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的梁朝。然而，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梁时铜磬的具体记载，无法对其形制、来源进行考证，也不免让我们疑惑：梁时铜磬究竟为何物？它与方响具体有什么样的关联？其产生的年代是否在梁朝时亦或是更早之前？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一观点也不能断定为方响起源的准确时间，只能依目前的史料，将方响的源头追溯至南北朝时梁朝。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方响起源自北周（公元557—581年），持这种观点的以杨荫浏为代表，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六章“三国、魏晋、南北朝”中提到：“方响，北周开始有这乐器；是由十六块定音的铁片放在分成两行的木架上构成。”随后，在廖辅叔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臧一兵的《中国音乐史》和郝毅的《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方响》中均使用了这一观点。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方响起源于北周的确切史料，按照杨先生的叙述，他对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乐器“传入”的时间，主要参考《隋书·音乐志》所载隋代“九部乐”中各部所用乐器的来源，但是笔者在《隋书·音乐志》的九部乐中并未找到关于方响或铜磬的记载。郝毅在其文章中的一段话，笔者认为可能是对此观点的一个解释：“据《隋书》记载，北周宫廷最重视《西凉乐》，将它奉为《国伎》。隋唐七、九、十部乐，其实都是由北周的宫廷伎乐发展而来。北周时《国伎》最为显赫，……因为方响最早运用于《西凉乐》中，所以今日见之于敦煌壁画是符合历史的。” {1} 根据《大周正乐》中“唐《西凉部》非特有方响，亦有编钟焉”的记载，认为方响最早用于“西凉乐”中，而北周特别重视“西凉乐”，北周与隋唐宫廷音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推断方响起源于北周。然而，此观点尚有存疑的地方。首先，尚未发现明确的史料印证；其次，北周与梁相差半个世纪的时间，北周之后紧接着就是隋朝，在隋朝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已有方响乐器的出现（见图1、图2），说明方响已流行于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中，若方响出现在北周时期，至隋代仅短短的20年，是否可以发展到如此完备的状态呢？因此，笔者对此观点持怀疑的态度。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应有勤在其《中外乐器文化大观》中提到：“方响的发音原理与现代钢片琴、铝板琴相同，而我们的祖先对这一发音方式的掌握要早得多，殷代妇好墓出土的近似于长方形的素面石磬和刻有鸱鸮纹的石磬，其振动原理同方响一样。” {3} 这块刻有“妊竹入石” {4} （见图3）的长方体素面石磬，其形制与方响音片甚为相似，“略呈长梯形，上窄下宽，……近顶端中部有直径1.8厘米的圆孔，其上侧两面有长期悬挂使用的磨损痕迹。通体无饰，表面磨光”。 {5} 从悬眼的位置看，它与方响的悬挂方式是一样的（见图4），“妊竹入石”磬長方体的结构与方响更为贴近；而与倨句、鼓股分明的磬制则相差甚远。
这一现象，让笔者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方响与磬乃同源，在磬出现的时代，已经孕育了方响的许多因素。在早期石磬发展时期，即磬制尚未定型成熟时，出现了不同样式的磬制，类似于后世方响形制的也在其中，这是磬类乐器在形制探索道路上的一次尝试，而最终石磬没有选择这种形制，“这种选择有音乐发展的需要，有能工巧匠的贡献，也少不了统治阶级在宗庙祭祀等礼仪上的追逐” {6} 。但是，这一尝试却在发音原理与形制上为后世的方响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方响形制上的一些因素，或许在其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综上所述，笔者对目前学术界关于方响起源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不管是由新史料而提出的“晋代起源说”，还是史料中多见的“梁代起源说”，或是由史料推论而来的“北周起源说”，无疑都是学者们迈向方响起源真相时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在这些观点中，笔者较倾向于方响起源于南北朝梁。就目前文献记载来看，方响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梁朝。那么，为什么几乎找不到梁时铜磬的具体记载呢？这个现象或许说明了铜磬在那个时代并未成为其音乐生活的重要事件而受到关注，此时尚处于雏形阶段的铜磬，在形制与材质上尚未发育成熟，如与制作材料都为青铜的编钟相比，它音量不及编钟洪亮，音色不及编钟浑厚、丰满；与形制相近的编磬相比，它音色不及编磬苍劲、清透，形制不及编磬华丽、壮观，明显的模仿痕迹使得铜磬还未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以此推测，这一时期的铜磬是较少使用的。因而，史料中未留下其过多的痕迹。
由此，笔者倾向于将这一“时间”放大为“时期”，虽然目前对方响起源的具体时间没有定论，但是方响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是可以确认的。一个事物的产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应是在一定的时期里，慢慢地孕育而生，而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方响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二、方响归属问题
方响究竟是中原乐器，还是由西域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器呢？关于方响归属问题的探讨也是其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学界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所持，主张方响是由西域或其他少数民族传入的，以杨荫浏先生为代表，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提到：“这时候新出现的乐器，较重要的，有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锣、钹、星、达卜和其他许多鼓类乐器。这些乐器都是在这时期中由各族地区和外国传入内地的。” {1} 在陈旸《乐书》中有“唐西凉部，非特有方响亦有编钟焉” {2} 的记载，证明方响在西凉乐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敦煌壁画上亦有隋唐时期大量的方响图片，这些现象说明方响与西凉乐有着重要的关系，是存在由西域或其他少数民族传入的可能性的。由于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较少，大部分论述中未提及这个问题，也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方响是中原乐器”的说法，那么方响究竟是中原乐器还是传入乐器呢？笔者试作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域音乐中流行的打击乐器以鼓类为主，如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等，或是铜钹类的单片打击乐器，却未发现有与方响形制类似的编悬类乐器的出现。这种情形在当时与中原交往甚密的其他少数民族中亦存在，如北方的匈奴、鲜卑族，它们多为游牧民族，其生活方式决定了所使用的乐器必然以轻便、简洁为主，像方响这样由16枚音片分上下两层悬挂的乐器，是否能够适应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方式呢？笔者认为，西域音乐环境并不是方响出现的最好土壤。
其次，“西凉乐”是魏晋以来兴盛于凉州地区的地域性乐舞，在隋宫廷中曾位列七部伎之首，亦被称为“国伎”，是文化交流的产物，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中说：
“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文化传统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 {3}
摘 要： 方响以其独特的乐器特质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是“古代宫廷音乐中唯一可以演奏曲调的铁制乐器”，唐宋时期在宫廷与民间得到广泛的应用，明清时期仍出现在宫廷宴飨仪式音乐中，至19世纪末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方响的起源问题探讨为先决，尝试对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的三个方响起源问题，包括起源时间、是中原乐器还是传入乐器以及与“金石之乐”的关系进行梳理、考证与阐释，以期厘清乐器方响的源流及其文化属性。
关键词： 方响；宫庭音乐；金石之乐；打击乐器
中图分类号： J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3 - 0009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02
引 言
乐器是音乐的物质载体，也是音乐史的标尺和“化石”。 {1} 在乐器中凝结着音乐、文化、历史、社会、科学等诸多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乐器的生存与发展。方响，是中国古代编悬类的打击乐器，属敲击类体鸣乐器。方响以其独特的乐器特质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是隋唐时期除钟磬外，唯一运用于俗乐中“有序列音律”的打击乐器；它是“古代宫廷音乐中唯一可以演奏曲调的铁制乐器” {2} ；它具有“以代钟磬”与“体金应石”的文化功能与属性，这些特质使得其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于对方响的研究，如洛秦《方响考——兼方响所体现的唐俗乐音响审美特征》、郝毅《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方响》、贾嫚《唐代拍板、箜篌、方响在五代的流变——以冯晖墓彩绘砖雕为例》，以及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古乐发隐》、[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张振涛《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等论著对方响从音律、图像、产生年代以及其背后所呈现的审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
然而，对于方响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尚存争议。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方响起源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大致出现了“晋代”“南北朝梁”和“南北朝北周”三种观点；二是方响究竟是中原乐器还是外来传入乐器；三是史料记载中常有“以代钟磬”与“体金应石”的记载，那么方响与金石之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本文将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尝试将方响起源问题进行梳理、考证与阐释，以期厘清乐器方响的源流及其文化属性。
一、 方响起源时间
关于方响起源的时间，由于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方响起源于晋代、方响起源于南北朝梁、方响起源于南北朝北周。
第一种观点主张方响始于晋代（公元265—420年），牛龙菲先生在《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世说新语·文学》载有庾阐《扬都赋》之句：‘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这也是有关方响之‘体金应石特性的文字。庾阐其人，约晋元帝建武初年（公元317年）前后在世。其所描写之‘方响，比梁朝铜磬要早约200年。……” {1} 根据《世说新语》中这则新发现的史料，可以将方响产生的年代推前至少200年。然而，这一观点尚有存疑之处：首先，这是一条孤证，就笔者目前查阅到的史料和音乐图像资料中，没有关于晋代方响的记载；其次，在这首赋中，出现了“方响”二字，也就是说方响出现时就叫做方响，而不是由铜磬到方响的过程，但是田边尚雄先生认为“方磬及方响之名，至唐始用之” {2} ，且大多相关史料记载中亦认为方响源自铜磬，其名字不是一蹴而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提到的“方响”是否指乐器方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段资料的记载，此句出自于[南朝宋]劉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第77条，原文如下：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3}
庾阐字仲初，约晋元帝时在世，九岁便能写诗文，以《扬都赋》而名扬天下，文中提到的温、庾是指当时的权臣桓温与庾亮，庾阐则是庾亮的族亲。据余嘉锡先生的笺疏，在《艺文类聚》中所载的《扬都赋》并非全篇，此段是由清代严可均将其收入《全晋文·卷三十八·扬都赋》中，也就是说这四句诗句是属于《扬都赋》中的内容。大体意思是，庾阐开始写作《扬都赋》时，赞颂桓温与庾亮：“温是伸张正义的榜样，庾是管理人民的优秀人才。像金石之乐一样的声音，像玉石一样的品德。”庾亮听说赋写好后，拜读了一番，并赠与庾阐赏赐。可以看出，这是称颂两位权臣品德的诗句，金石之乐与圆润之玉在古代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拿这两件事物来比喻他们的品德，可谓是至高的荣誉了。就诗句本身而言，这四句是对仗的，使用了排偶的手法，“方响”与“比德”是相对的，“方”与“比”都可作类似、比方、相当的意思，而“响”与“德”则是名词，指声音与品德。若把“方响”当作一个独立的名词来看，与它相对的‘比德却无法构成一个名词结构。这是与古代写作风格不相符的，特别在魏晋这个非常讲求文辞对仗、华美的时代，李泽厚先生评价这一时期文学审美特征时认为：“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均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做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 {4} 通观《扬都赋》，不仅文辞华美，且在押韵与对仗上的处理也相当地细致，由此可知，这里的“方响”并不是名词结构，不是指一件事物，而是与“比德”相对应的介词或动宾结构。由于作为乐器的方响也是由金属制作，“方响则金声”一句很容易想到这里所说的是一件乐器，但是如果把整个句子放在一起理解，此解就不通了。因此，笔者认为，这首诗中“方响”并不是指乐器方响，从而也无法由此证实方响产生于晋代。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方响产生于南北朝梁（公元502—557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萧友梅（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应有勤（《中外乐器文化大观》）等，这一观点主要是根据史料中“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也”的记载而提出的。从唐代的《通典》到清代的《律吕正义后编》，这期间的史料中常有这样的记载，如《通典》卷一百四十四：“方响，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也。”《旧唐书》志九：“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等。所以，此观点有较多的史料支撑。史料中虽未明确指出方响源于梁朝，可是它提到方响的前身是梁时的铜磬，也就是说，方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的梁朝。然而，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梁时铜磬的具体记载，无法对其形制、来源进行考证，也不免让我们疑惑：梁时铜磬究竟为何物？它与方响具体有什么样的关联？其产生的年代是否在梁朝时亦或是更早之前？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一观点也不能断定为方响起源的准确时间，只能依目前的史料，将方响的源头追溯至南北朝时梁朝。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方响起源自北周（公元557—581年），持这种观点的以杨荫浏为代表，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六章“三国、魏晋、南北朝”中提到：“方响，北周开始有这乐器；是由十六块定音的铁片放在分成两行的木架上构成。”随后，在廖辅叔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臧一兵的《中国音乐史》和郝毅的《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方响》中均使用了这一观点。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方响起源于北周的确切史料，按照杨先生的叙述，他对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乐器“传入”的时间，主要参考《隋书·音乐志》所载隋代“九部乐”中各部所用乐器的来源，但是笔者在《隋书·音乐志》的九部乐中并未找到关于方响或铜磬的记载。郝毅在其文章中的一段话，笔者认为可能是对此观点的一个解释：“据《隋书》记载，北周宫廷最重视《西凉乐》，将它奉为《国伎》。隋唐七、九、十部乐，其实都是由北周的宫廷伎乐发展而来。北周时《国伎》最为显赫，……因为方响最早运用于《西凉乐》中，所以今日见之于敦煌壁画是符合历史的。” {1} 根据《大周正乐》中“唐《西凉部》非特有方响，亦有编钟焉”的记载，认为方响最早用于“西凉乐”中，而北周特别重视“西凉乐”，北周与隋唐宫廷音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推断方响起源于北周。然而，此观点尚有存疑的地方。首先，尚未发现明确的史料印证；其次，北周与梁相差半个世纪的时间，北周之后紧接着就是隋朝，在隋朝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已有方响乐器的出现（见图1、图2），说明方响已流行于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中，若方响出现在北周时期，至隋代仅短短的20年，是否可以发展到如此完备的状态呢？因此，笔者对此观点持怀疑的态度。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应有勤在其《中外乐器文化大观》中提到：“方响的发音原理与现代钢片琴、铝板琴相同，而我们的祖先对这一发音方式的掌握要早得多，殷代妇好墓出土的近似于长方形的素面石磬和刻有鸱鸮纹的石磬，其振动原理同方响一样。” {3} 这块刻有“妊竹入石” {4} （见图3）的长方体素面石磬，其形制与方响音片甚为相似，“略呈长梯形，上窄下宽，……近顶端中部有直径1.8厘米的圆孔，其上侧两面有长期悬挂使用的磨损痕迹。通体无饰，表面磨光”。 {5} 从悬眼的位置看，它与方响的悬挂方式是一样的（见图4），“妊竹入石”磬長方体的结构与方响更为贴近；而与倨句、鼓股分明的磬制则相差甚远。
这一现象，让笔者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方响与磬乃同源，在磬出现的时代，已经孕育了方响的许多因素。在早期石磬发展时期，即磬制尚未定型成熟时，出现了不同样式的磬制，类似于后世方响形制的也在其中，这是磬类乐器在形制探索道路上的一次尝试，而最终石磬没有选择这种形制，“这种选择有音乐发展的需要，有能工巧匠的贡献，也少不了统治阶级在宗庙祭祀等礼仪上的追逐” {6} 。但是，这一尝试却在发音原理与形制上为后世的方响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方响形制上的一些因素，或许在其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综上所述，笔者对目前学术界关于方响起源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不管是由新史料而提出的“晋代起源说”，还是史料中多见的“梁代起源说”，或是由史料推论而来的“北周起源说”，无疑都是学者们迈向方响起源真相时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在这些观点中，笔者较倾向于方响起源于南北朝梁。就目前文献记载来看，方响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梁朝。那么，为什么几乎找不到梁时铜磬的具体记载呢？这个现象或许说明了铜磬在那个时代并未成为其音乐生活的重要事件而受到关注，此时尚处于雏形阶段的铜磬，在形制与材质上尚未发育成熟，如与制作材料都为青铜的编钟相比，它音量不及编钟洪亮，音色不及编钟浑厚、丰满；与形制相近的编磬相比，它音色不及编磬苍劲、清透，形制不及编磬华丽、壮观，明显的模仿痕迹使得铜磬还未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以此推测，这一时期的铜磬是较少使用的。因而，史料中未留下其过多的痕迹。
由此，笔者倾向于将这一“时间”放大为“时期”，虽然目前对方响起源的具体时间没有定论，但是方响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是可以确认的。一个事物的产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应是在一定的时期里，慢慢地孕育而生，而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方响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二、方响归属问题
方响究竟是中原乐器，还是由西域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器呢？关于方响归属问题的探讨也是其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学界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所持，主张方响是由西域或其他少数民族传入的，以杨荫浏先生为代表，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提到：“这时候新出现的乐器，较重要的，有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锣、钹、星、达卜和其他许多鼓类乐器。这些乐器都是在这时期中由各族地区和外国传入内地的。” {1} 在陈旸《乐书》中有“唐西凉部，非特有方响亦有编钟焉” {2} 的记载，证明方响在西凉乐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敦煌壁画上亦有隋唐时期大量的方响图片，这些现象说明方响与西凉乐有着重要的关系，是存在由西域或其他少数民族传入的可能性的。由于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较少，大部分论述中未提及这个问题，也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方响是中原乐器”的说法，那么方响究竟是中原乐器还是传入乐器呢？笔者试作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域音乐中流行的打击乐器以鼓类为主，如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等，或是铜钹类的单片打击乐器，却未发现有与方响形制类似的编悬类乐器的出现。这种情形在当时与中原交往甚密的其他少数民族中亦存在，如北方的匈奴、鲜卑族，它们多为游牧民族，其生活方式决定了所使用的乐器必然以轻便、简洁为主，像方响这样由16枚音片分上下两层悬挂的乐器，是否能够适应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方式呢？笔者认为，西域音乐环境并不是方响出现的最好土壤。
其次，“西凉乐”是魏晋以来兴盛于凉州地区的地域性乐舞，在隋宫廷中曾位列七部伎之首，亦被称为“国伎”，是文化交流的产物，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中说：
“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文化传统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