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的编校质量探析

    【摘要】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的译者翻译水平固然重要，但图书的编辑体例规范和质量也同样不容忽视。文章指出当前外国文学图书出版在编校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前言、注释及译名进行实例剖析，结合传播学和出版学的相关理论，提出相应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编校质量

    【作者单位】温哲仙，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自从1899年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素隐书屋刊本问世后，作为“笔述”的林纾开始了他卷帙浩繁的翻译生涯，也拉开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大幕。一个世纪以来，从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汉译世界文学名著”，到郑振铎主持的“世界文库”，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到首次由中国为外国作家颁发奖项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可以看出，外国文学图书在中国的出版从未间断，它既拓展了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文化的视野，也丰富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传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争相涉足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掀起了新的出版热潮，仅以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例，根据当当、亚马逊及京东网站数据汇总，《安娜·卡列尼娜》的在销版本达88种，《复活》更高达149种。近十年来，随着许多经典作家的版权进入公共领域，文学类畅销书引进力度进一步加大，书店里不同版本的外国文学名著大型丛书铺天盖地，封面千姿百态，犹如出版界的狂欢，为读者打造了一席阅读的盛宴。

    在市场竞争的时代，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已然打破了旧有的格局，让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理应是读者的福音时代。然而，当翻阅图书时，我们却发现，除了译文质量良莠不齐，各种版本图书的编校质量也存在不同的问题，这既造成了出版内容的混乱，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很大困扰。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前言

    前言，又称序言，通常放在目录和正文之前。很多时候，外国文学著作的作家、时代背景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前言作为作品的辅文，介绍作者的生平和创作，分析作品的背景和内容，进行提纲挈领的介绍，对吸引读者，指导他们进行深度阅读尤为重要。但目前图书市场有些外国文学名著并没有前言。比如，读者对某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充满了好奇和期待，然而当他们翻开作品扉页就是正文，好比一位游客去到异国观光，得不到导游的指引，这种现象在当代畅销书的翻译出版中尤为普遍。

    有的作品虽有前言，也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但文章内容与作品关联得并不紧密，失去了前言本身应有的辅助意义。例如，有些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类图书的前言，封面上署明是全译本，但此译本与以往出版的译本有何不同，前言中却未做任何说明。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的前言对编选作品的原则和编选内容缺乏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很多篇目只是在分析作家的创作特点时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缺少与作品内容有机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前言的导读作用。因而，外国文学翻译图书正文之前或译文之后应当有一篇前言或后记，可以是译者撰写，也可以是其他学者代写，但无论是随笔性质，还是学术风格，都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概况，对图书的内容做出综合评价，这样才有助于读者认识作者，理解作品。

    二、注释

    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做介绍、评议的文字。它包含的内容很广，凡是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中涉猎的社会生活极其广阔，上述的注释对象在作品中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注释的存在是很必要的。然而，纵观市面上很多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几乎没有注释。以普希金的名著《黑桃皇后》为例，该书涉及黎塞留、圣热曼伯爵、卡沙诺瓦、佐里奇、列布朗夫人等众多欧洲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对表达作者的意图有很重要的辅助作用，但多数出版社的译本中对此无一处做注，这不但增加了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的难度，也是译者和出版人传播异域文化的责任缺失。同样，带有注释的译本，也因缺乏统一的规范而格式各异，给人以无章可循的印象。同一内容在不同的版本中，注释格式有多种形式。以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普希金《射击》中亚历山大·伊普西兰基的注释为例。

    正文：听说，在亚历山大·伊卜西朗吉①起义时，西尔维奥曾率领一支希腊独立运动战士的队伍，在斯库良诺战役②中牺牲了。

    注释：①伊卜西朗吉，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率领民众反抗土耳其统治。

    ②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次战役，发生在1821年6月。

    正文：听说，在亚历山大·伊普西兰基①起义的时候，西尔维奥率领一队希腊民族独立革命运动战士作战，在斯库良诺城下的战役中牺牲。

    注释：亚历山大·伊普西兰基（1792—1828），俄国少将。1812年卫国战争参加者，1820年参加并领导希腊秘密革命组织，号召希腊人民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821年，伊普西兰基的支队被土耳其军队击败于普鲁特河上的斯库良诺。

    从上面的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名的注释中，姓名是否同时出现，生卒年代是否必须标注，都存在差异。另外，有些版本的注释中用原文标注，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格式。

    正文：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①悬疑小说……

    注释：①Mike Hamme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Mickey Spillane，1918—2006）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

    注名中是否需要附上原文，究竟采取哪种形式，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个出版社通常只是按照内部的规定来编排。对于原著正文中夹杂的异国文字，不同的版本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正文：她看到我打定主意要走，就马上索取son argent①。

    注释：①法语，她的钱。

    正文：我跟她不过是恋爱而已①——就是这样！

    注释：①原文为法语。

    另外译文中的注释，有的加“译者注”字样，有的没有添加，这种添加是否必要，也无章可依。针对以上情况，结合几家较为权威的出版社编辑体例，笔者建议可采取如下对策。

    （1）不常见的人名、典故、历史事件、费解的词句等，在书稿中首次出现时须加简明的注释，以后不必重注。注码用阳圆阿拉伯体（如①、②、③等）。注释一般采用脚注，排于页末，以便于读者查阅。每页注释编号均从①开始。注文力求简明扼要，准确贴切，服从理解正文的需要。

    （2）注释的格式。注释的格式建议为：注码，注名，注文；特殊情况下可不用注名。注名与注文之间用逗号，如注名加引号，则注文前用冒号。注一字、一词，正文中注码应紧接在注名的后面；注全句，注码则在句号外。如系作者或原编者所加的注，须在注末写上“——作者注”或“——原编者注”字样。中译本的注释则不必加“——译者注”字样。为减少排字、校对和阅读的困难，注释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一般不附外文，但理论稿中的人名必须附外文。原著正文中夹用的异国文字，可保留原文，另加脚注，译成中文。

    三、译名

    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曾对汉字进行过有计划、成系统、大规模的整理，其中包括对外来词语中的译名进行规范。随着近30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新的事物和现象不断涌现，体现在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图书中的译名问题也较为突出。

    首先是作品名，同一部作品往往有着不同的译名，如古希腊荷马创作的史诗《伊里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伊利昂纪》（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奥德修纪》（上海译文出版社），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鬼》（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其次是作者的译名，如《十日谈》的作者卜迦丘（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薄伽丘（作家出版社），《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花城出版社）和简·奥斯丁（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斯丹达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再次，如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历史人物和报刊等译名、《圣经》中的译名、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等，也都存在多种译法。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作品的普及造成了许多阻碍。例如，《基督山伯爵》中的主要人物在两家比较权威的出版社中就有不同的译名：爱德蒙·邓蒂斯、摩莱尔、邓格拉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埃德蒙·唐戴斯、莫雷尔、唐格拉尔（译林出版社）。而作品中对希腊神话中人名的处理，也各自不同，以第51章标题为例，就有3种不同的译法：巴雷穆斯和狄丝琵（人民文学出版社）、皮拉姆斯和西斯贝（译林出版社）、皮拉摩斯与提丝柏（译林出版社）。这3种译名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对于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普通读者而言，很容易被搞糊涂。

    对于经典著作的译名，究竟是以约定俗成为原则，还是以贴近原文为准，或是以译者的翻译习惯为绳，需要进行统一的规范，否则容易出现各家出版社“各自为政”的现象，这样一方面容易引起读者对作品的困惑，另一方面也不便于文学史的撰写。

    对于译名的处理，可借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执行办法：作品、作家、著名历史人物和报刊等译名，参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欧洲文学史》、《辞海》（新版）、《世界史编年手册》、《马恩选集》、《世界通史》等，求得大致的统一。《圣经》中的译名，以中国基督教协会新版中文《圣经》（和合本）译法为准。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以商务版《神话辞典》为准，也可以参照社科版《希腊罗马神话辞典》。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如已出版该作品中译本，通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本的译法统一。比较有名的，可按约定俗成的原则，如于连、浮士德、堂吉诃德等。现代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名录》为准，其他与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世界地图册》统一。现当代人名，与报刊上通用的译法统一，无据可查的，可参照辛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法、德、俄、意、西班牙、葡萄牙语等姓名译名手册。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关的小地名或街名，可以音译，也可以意译，在二者并存的情况下，最好使用意译词。音译词应尽量音义兼顾，这样更符合汉民族具象思维的特点。外来词的汉字书写形式应统一，上述译名虽然列举了相应著作以供参照，但上列著作中也有译名并不一致的情况，究竟以哪一种译名为准，需要由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有计划、成系统的整理。除前言、注释、译名外，外国文学翻译的编辑体例在引文、标点符号、版权页、字体及版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此外，笔者建议恢复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文学作品中附有主要人物表以及人名、地名下划线的传统。主要人物表有助于读者厘清作品中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而人名、地名下划线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些专有名词和正文混淆。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2005年6月曾修订公布《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对出版行业质量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细则第66条也指出，“本细则力求照顾到各个学科，但是，所列举的问题远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比如……外文、译名差错的判别依据……由于资料的不足和技术上的困难而暂缺”。一本外国文学图书的出版，从传播的过程来看，是由出版人和译者共同承担传播的角色，译者的翻译水平固然重要，但是图书的编辑规范和质量也同样不容忽视。仅以出版社自身之力，很难解决图书市场上外国文学出版编辑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这需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探讨，制定统一的规范，明确编辑体例的标准，供出版社和译者参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出版业也罢，文化产业也好，必须以文化为魂，以文明进步为魂，以供给人们良好的精神食粮为魂，以产业为体，阅读才是有意义的，出版才是有价值的。”

    [1] 普希金.黑桃皇后[M].杨瑜，翟卓雅，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普希金.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普希金[M].磊然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M]. 主万，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5]果戈理.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果戈理[M].满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6]聂震宁.舍不得读完的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