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实践与概念:成人教育研究的未来
【摘要】成人教育实践的繁荣是成人教育研究不断进步的条件,然而我国成人教育的实践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既有体制和政策的限制。基于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有必要在观念上明确成人教育的使命,并由此发展出一种超然于既有成人教育体制因素的成人教育新观念和成人教育研究新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丰富而卓有成效的成人教育研究,促进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与进步,从而实现成人教育在社会发展及民众福祉方面的各种功能。
【关键词】成人教育研究;体制、实践与概念;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9)12-0001-06
【收稿日期】2019-09-30
【作者简介】窦刚(1975—),男,昆明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认知、成人发展与成人学习。
一、前言
新中国的成人教育肇始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那个时代的成人教育研究已经很难考证了,而国内实质性的成人教育研究应该开始于改革开放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向国内介绍和引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成人教育研究观点和理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初补偿性成人教育的巨大扩张也促使一些成人教育实践者及相关学者针对成人教育开展不同层面的探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或者趋势,需要一个关于成人教育的学科。进入到21世纪以后,由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以及强大信息传播渠道的效应,各种新的成人教育实践形式、成人教育观念大量涌入国内,极大地促进了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成人教育研究。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成人教育研究的文献资料相对地集中讨论几个较为流行的主题。这些文献中相当一部分,或者属于针对实际问题的套路式写作,或者对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再或者则属于对枝节问题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其中有些甚至呈现出臆造性色彩。实证性的、深入的研究相对较少,即便是存在着一些实证性研究也存在着表面化和片面化的问题。综合来看,虽然同行们将成人教育研究当做一个学科来看待,但这个学科远远未达到成熟学科的形态。
一个专业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出现、形成或建立,与这个领域的实践、人员、组织、标准、问题、概念、观点、理论等各个方面的丰富和繁荣具有密切的联系。[2]概括来讲,稳定的且规模足够的研究人员、由研究人员组成的专业组织或学术组织、稳定的研究主题且从中产生了足够丰富的实质性研究成果、具有巨大影响且学术地位尊崇的重要学者、重要而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及理论观点,当然还有就是学术界或社会公众对此学科的承认和接受,对于学科建设都是不可忽视的。应该说,我国的成人教育研究或成人教育学科在这些方面依然存在不能忽视的劣势。当然,所有这些方面的探究、讨论和相应的建设并不是很容易开展和完成的,在本文中主要针对成人教育的核心概念、研究观念和研究问题进行相应的讨论。
国内的成人教育研究者们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設方面的努力。[3—4]在这些努力中,学者们努力地构建起学科结构体系,并且描述了这些体系中各种不同次级结构的特征及内涵,并且以之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和概括。实际上,这种结构体系并非没有价值,这种结构更多的是参照成熟学科建立起来的一种理想化愿景,其价值和意义指向于未来的成人教育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的未来,这种分类结构体系是否还适用于彼时的成人教育实践及研究的形态就不可知了。再者,在这种分类结构中建立起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心理学之类的学科术语体系并不现实,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内的研究并没有丰富到足以系统地建立并支撑起自身的体系结构。
凡此种种,考查和解释成人教育学科的学科建设难题的角度很多,本文选择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人教育体制及政策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成人教育研究的关系来展开分析。
二、成人教育体制及实践的演变
前文中已经提及,新中国的成人教育事业肇始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在这项关于学制的制度设计中奠定了我国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分列的学校体制,其中成人教育序列中包括了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业余初等学校、业余初级中学及业余高级中学。
实际上,早在1950年政务院即已经就农民业余教育、职工业余教育、在职干部学习、工农速成学校及工农干部补习学校等工作发出了指示,[5—7]并且在1950—1951年两年中就上述各方面工作颁布了相应的配套规章和实施办法。[8—9]然而,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1955年教育部及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10]要求各地停止工农速成学校的招生;停止招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速成方式不易取得效果以及脱离工作进行学习的困难,此外还存在着许多学员无法完成学习任务带来的障碍;通知要求工农干部学习应该采取业余方式进行。在当时,主要的业余学习形式,则是从1949年冬季即开始的利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的年度性业余学习运动,[11]这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做法,其中的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对象包括农民和干部。
这些成人教育体制形态的主要功能和目的着眼于解决当时政府机关及基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的干部文化素质较低的问题,这种做法具有明确而强烈的补偿性,并且其惠及对象主要是维持社会机制运转的机关及工农干部,也包括了企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另外,一项长期持续的成人教育工作即文盲扫除,也是通过运动性的形式来开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就。此后,在1950年代后期出现了由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12]并且在1960年代早期出现了最早的电视大学。[13—14]
上述成人教育的体制及实践一直持续至1960年代与1970年代之间的“文革”之前,在长期的停滞之后,原有的成人教育体制被破坏殆尽;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成人教育的体制也由此重新建立起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5—16]函授大学及夜大学、[17—18]广播电视大学、[19]职工大学、[20]管理干部学院、[21]教育学院、[22]专业继续教育、[23]现代远程教育[24]等体制性因素建立起来。在1985年针对普通教育体系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5]之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在1987年发布,[26]在决定中确定了成人教育的五项任务:岗位培训、初等及中等教育补偿、中等及高等专业补偿、继续教育和社会文化及生活教育。随后在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再次对上述任务进行了确认,并且强调了各种证书的重要性。[27]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教育资源总体上的匮乏,成人教育依然具有强烈的补偿性,尤以成人高等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甚。并且,包括社会公众和相当一部分成人教育实践者在内的许多人,在观念上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同于成人教育,这是一种不恰当但却有一定现实基础的情况。
世纪之交,普通教育领域的社会教育资源在政策变化的驱动下极大地丰富起来,这种丰富花费了20年的时间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成人高等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补偿性任务在这20年中已经基本完成,相对的各种专门体制性要素纷纷发生改变。大多数诸如教育学院、职业大学等成人高校改为全日制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脱产成人学习形式被明确停止招生,传统的函授夜大学招生量急剧萎缩,广播电视大学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主要学习者群体也不再以成人为主,现代远程教育或开放教育得到了确立,如此等等。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发布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以领导讲话的方式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我们应该在目标的指引之下不断地强调成人教育的新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完善成人教育的政策和体系,以“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以及多种形式的扫除文盲活动来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围绕着“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大力推进职工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工作,在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以建设社会教育示范区为依托发展社区教育。[28]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以继续教育一词替代了成人教育一词,并且强调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29]一时之间,上述多个方面成为了公开发表的成人教育研究论文的热门话题。上述那种将成人教育等同于夜大学和函授教育等办学形式的不恰当观念也已经丧失了其现实基础,成人教育的实践也逐渐地突破了从由教育行政部分管理的体制,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样,不过距离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发展超然于成人教育体制的成人教育及其研究观念从整体上来看,成人教育研究的明显增长也就是在最近20来年当中发生的,这些增长主要反映了成人教育的主要体制性要素,并且局限于这些体制性要素。在此期间,当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反映或涉及非体制性因素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体系也缺乏足够的数量规模。这就呈现出成人教育研究被局限于成人教育体制,由成人教育体制为成人教育研究提供研究问题的现象。即使是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和实践性因素,研究者们也努力地将其与体系性因素联系在一起。譬如,在不算很长的时期之前,成人教育研究者中曾经掀起了一个关于学分银行的讨论热潮。学分银行本是在韩国一些非正式的教育机构或者正式教育机构开展的非正式教育,以商业化方式向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的一种形式。[30]而国内的讨论则努力将相应的学习结果存兑方式与政府管理的体制联系起来,并且实际建立的地方性“学习银行”则主要由与政府有关的机构进行运行和管理,与原有的商业化运行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由成人教育体制为成人教育研究提供研究问题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令人鼓舞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成人教育研究中,有相当多的问题既无法通过既有成教体制来加以解决,也不是来源于体制,有的甚至与体制没有直接的关系。诸如成人学习者研究、成人教育与文化因素的研究,以及成人教育与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中的研究问题即无法从由政府管理的成教体制中生成。还有一些属于成人教育的实践活动和对应的问题虽然与体系有关,但却与教育体制无关,譬如农业技术推广、民族文化传承和社区教育。由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来提供研究问题,则成人教育学科的学科建设就无从谈起。本文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索解决之道,一个方面则是发展出超然于既有成人教育体制的适应于社会条件的成人教育观念,以新的方式来看待和发展成人教育,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倡导与此相对的新型研究观念。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之下,可以倡导一种“广义成人教育”的观点,也就是向具有成人社会身份的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和机会的广义教育和学习形式,并以此观念来理解和建构所有与成人社会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学习活动。这种观点可以看做对各种相关概念和观念的概括理解,这种观点并不追求成为各类相关概念的上位概念,而是寻求一种相对宽泛的理解方式,避免研究概念、政策概念和政策主张之间的不当联系和错误理解。
成人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可以考虑从适应、成长和可持续角度来理解、发展和研究成人教育。[31]成人教育适应特性可理解为:世界持续变迁并不断提出要求,担任社会角色的成人学习者需要做出符合社会价值的回应。假若现有知识和能力无法应对,成人将通过自在、自发或自觉的学习来获取本身即为资源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习得生成新知识和新技能的知识和技能,习得获取和使用物质和社会支持的知识和技能,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成人教育机制为此提供所须内容、投资和人员等资源。成人学习者经由这些机制开展学习活动,使自身的知识、能力、技能和人生价值更具适应意义。对于成人教育的成长特性,林德曼指出成人教育的两个主要目标,其一为自我改善的短期目标,其二则是与持续变迁的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长期政策尝试及确认。[32]不断改变着的个体持续地调整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功能,这就是成人学习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目标的统一。诺尔斯则认为成人教育的使命在于满足个体、机构和社会的需求。成人教育有责任支持个体实现需要满足和目标达成,最终达到人类完满的终极目标。而机构则通过人员及公众基础的完善,操作效率的改善,公众理解和参与及建立等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社会的存续和进步对有效的改进措施提出要求,成人因此需要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并在持续变迁的环境中恰当地发挥其作用。[33]而成人教育的可持续性则是指,适应和成长均应着眼于未来,按事物原本的规律以及有利于未来的价值观念来规范发展途径和发展过程,并且发展方式本身也应该是能夠持续更新的,而不应剥夺将来的适应和成长可能性。概括地说,适应和成长是成人教育原生功能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体现,可持续则属于成人教育自身对时代发展的适应和成长。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服务于成人学习者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特性也将会成为成人教育主要功能的重要表现。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一样共同实现教育与培训事业的目标和意图的转变,重塑教育、培训及公众意识的价值观,并全面地改善教育与学习的质量。这样的成人教育观及成人教育研究观既能够适应于具体的时代特征,又不局限于时代中具体形势或事件,能够让成人教育研究免于从成人教育体制中寻找或获得研究问题,无疑是有利于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1972年的一项出版物中提出的成人教育定义被广为引用和讨论。[34]这一定义强调,成人教育属于一种有组织的教育过程整体,无论其内容、层次和方法,不管是否正式或非正式,被社会认为属于成人的人们借此发展其能力、丰富其知识、改善其技术性及专业性品质,或者由此带来个人发展方面的转向以及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这些改变还会影响个体在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方面的参与和疏离。梅里安基于对此定义的反思指出,成人教育属于一种由具有成人状态角色的人们实现的以知识、态度、价值观和技能等多个方面系统性及实质性改变为目的的过程。[35]由此,成人教育被属于有意于为那些从年龄、社会角色及自我知觉角度被定义为成人的人们带来学习的活动。这些定义主要从学习者及学习者的变化角度来解释成人教育的概念,这种角度更为一般化且并没有涉及更多的具体条件。上述定义显然属于一种在时间和场景方面的全面超然,其中并没有考虑具体的语境性因素,甚至也没有考虑语境性因素的变迁。本文所主张超然于成教体制的成人教育概念,并非完全对体制性因素不管不顾,因为体制性因素属于重要的语境性因素。本文所追求的超然,主张成人教育实践不应该被成人教育体制性的结构所限制,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成人教育体制的变迁。
当前时代所具有的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学习型社会等趋势就是成人教育相对宏观的语境性因素。已经身处于社会运动和经济生活中,并且已经获得社会和经济生活角色的成人属于对此种因素必然做出直接反应的社会个体。对于在人口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成人,能否从处于自在学习状态转变到自发、自觉乃至自由的学习者,关乎自身的适应、成长和可持续,也关乎其所属社会的适应、成长和可持续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在当下,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会主张需要社会成员转变为自觉的成人学习者,并为此提供所需投资、人员、内容等资源,把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的机制和事业即可被理解为广义的成人教育。成人学习者在这些机制中的具体学习追求,也就是学习者在知识、技能和品质方面的改变,以及广义成人教育在促进学习者知识、技能和品质改变过程中在成人学习者身上实现的功能,将会在另外的语境中进行讨论。
四、成人教育学科的未来
正常、合理和恰当的成人教育学科建设是不应该被局限于既有的主要由政府管理的成教体制性因素中的,这是因为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体制性的成人教育无法容纳。在前文中曾经提及学科建设的几个条件包括:稳定的且规模足够的研究人员、由研究人员组成的专业组织或学术组织、稳定的研究主题且从中产生的足够丰富的实质性研究成果、具有巨大影响且学术地位尊崇的重要学者、重要而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及理论观点,当然还有就是学术界或社会公众对此学科的承认和接受。在这些因素中最为核心的即为研究人员和研究主题。
从研究人员来看,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成人教育实践者是否必然属于成人教育研究者,这一问题的合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成人教育实践者要成为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条件就在于其没有被体制性成人教育所限制,能够意识到或者发现成人教育体制性因素以外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且能够将这些问题付诸于产生实质性研究成果的研究项目中去;而体制性成人教育之外的成人教育实践者要成为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条件也是如此。在成人教育体制性特性最为强烈的且长期持续的扫除文盲主题之下,关于扫盲教学活动过程以及文盲者学习过程的研究及研究结果相对较少就很能够说明问题,难道扫盲活动中的教学及学习具有与儿童识字学习及教学相同的性质和过程吗?
正如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样,成人教育学科的学科建设不是主动地构建一个完备的体系主张就可以完成的。学科和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需要具体研究的丰富来支撑。虽然近几年来,向体制要研究问题或者将研究问题向体制靠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进一步的改善仍然是任重道远。在诸如女性主义的成人教育研究、成人发展取向的成人教育研究以及与成人生活内容相关的成人教育研究等一些主题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研究。
所以,对于成人教育研究或成人教育学科来说,以各种次级学科群的方式来展开相应工作是不现实的,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所以,有必要在成人教育研究中针对稳定的并且能够产生丰富研究成果的研究主题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中所包括的研究主题能够提供具体的研究问题,能够方便地结合实际的具体语境因素,并且还能够以某种线索相互建立联系。
本文认为,可以用以下一些主题来组织和引导成人教育的研究,为成人教育科学的建立和成熟开展基础性的工作,在成人教育学科的学科建设初级阶段完成研究成果的积累。这些主题包括:成人教育基本问题研究及成人教育形态研究、成人学习及成人学习者研究、成人教育者及以成人为对象的教学研究、成人教育与社会(社会体制、社会变迁、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社会文化)的研究、成人教育供给过程及机制研究、成人教育与政治经济语境研究、成人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研究等。这些主题并非次级学科,而是属于相当宽泛的研究问题分类,但是其内部存在着学理上的逻辑线索或逻辑联系,属于未来的次级学科的雏形。在研究成果获得充分积累之时,这些主题有可能发生分化,也有可能形成系统化独立的次级学科。
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未来,在于研究者们能够超越成人教育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本身,在成人教育体制性因素以外發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大量而持续的研究成果积累当中产生出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学者,并且还能够在这种积累基础上生成众多的具有影响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不但被自身所认可还能够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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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adult?education?research;?system,?practice?and?concept;?discipline?construction
(編辑/赵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