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反对日本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应对
摘 要：武昌起义爆发后，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具有强烈军事封建性色彩的日本企图出兵干涉辛亥革命。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出于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加上欧战一触即发的牵制，反对日本出兵干涉辛亥革命。英国牵制日本的武器主要有三个：日英同盟条约的限制；“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的牵制；促成南北议和，断绝日本出兵干涉念头。
关键词：日本；出兵干涉；英国；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席卷中国南方各地。革命初期，日本想用武力手段镇压革命，威压清政府。日本侵略中国是在和列强尤其是英国的争夺中侵略的，势必给英国带来强烈的危机感，它在对外进行殖民侵略、争夺权益时，又多了一个强有力并且极具野心的家伙。因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英国反对并干涉日本出兵。
1 英日同盟的限制
英日同盟由来已久，1902年英日订立同盟条约，1905年又修订一次。随着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的发展，1911年英国要求与日本重订盟约。英日第三次同盟条约于1911年7月13日订立，条约在序言中说明“英日具有同一之目的，即：维持东亚及印度之和平；保全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等主义，以保持各国在华之共同利益。”[1]条约中第一条说：“英国或日本国任何一国认为本协定序言中所述之任何权利及利益发生危害时，两国政府应互相竭诚尽情通告，并考虑所应采取之共同方策，以保卫此种受威胁的权利或利益。”[2]第二条表示：“缔约之一方若非衅由已开，因他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行动为防卫其在本协定序言中所述之领土权利或特殊权益而至于开战，不论此项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另一缔约国应立即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治愈媾和亦以相互之同意行之。”[3]从英日第三次同盟条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下，是倾向于一致行动的。而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保持中立，观望事态进展，日本提出出兵干涉而被英国拒绝。这使得日本始终未敢贸然行动。[4]至于条约中所说，如果缔结双方其中一方受他国之攻击或侵略，另一方应立即援助协同作战，由于辛亥革命中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清政府，都没有对日本做出攻击，所以日本就算想援引此条款也师出无名。同样，此时英国正面临欧战的威胁，与日本不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矛盾一触即发，若英国遭受攻击，那么根据英日同盟条约要求，日本应当施以援助。条约第五条说：“在本协定所述之情形下，次缔约国应对彼缔约国作兵力援助之条件及实行赴援之办法，应有两缔约国海陆军当局商定。”[5]日本需对这一可能的出兵援助做出准备，这也牵制了日本对辛亥革命出兵的干涉行为。
2 “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的牵制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大体划分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后大体保持相对稳定。这时期各国为了继续保持稳定，同时相互牵制对方，自然而然地形成互相制约的“各国协调一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也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一面，同样也有列强间互相牵制的一面。在辛亥革命时期，“各国协调一致”关系就对列强之间起到了牵制的作用，尤其是牵制想要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日本。
美国同样也反对日本出兵干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就中国最近的革命提出五点建议：“一、由美国亚洲舰队保护长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将边远地区的美国人转移到外国租界加以保护；三、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四、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五、遵守《辛丑条约》签订时列强达成的协商一致的原则。”[6]由此可見，美国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十分明确：保持中立、反对单方面军事干涉、各国协调一致。美国驻日代理大使斯凯勒认为，“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请其以武力扑灭革命。非至日本利益遭严重损害时，日本将拒绝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列强促使日本动作，骚乱将任其继续发展。日本政府准备采取迅速有效之动作，俄国将不反对……若革命及于满洲，日、俄两国将不与列强相商，立即出兵。”[7]因此，他于10月15日会见外务省次官石井菊次郎，提醒日本未经和美国磋商，不得采取行动。[8]
除此之外，法国和德国同样也赞同“各国协商一致”原则，领事团做出不进行军事干涉，保持中立的决定。[9]包含英、法、美、德、俄、日领事在内的领事团的决定报经各国驻华大使同意后，于10月18日向汉口租界居民发出正式布告，表示：“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10]日本迫于压力，不得武装干涉。
另外，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日本想要出兵干涉，那么按照“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的要求，日本不可能单独出兵，它至少得联合一两个国家共同出兵。而当时可能和日本联合采取行动的只有俄国。俄国当时又是个什么情况呢？俄国当时也是有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企图的。同日本一样，俄国也是军事封建性色彩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对中国北部地区一直虎视眈眈，妄图侵占。而1907年日本和俄国订立第一次日俄协约后，两国关系大大改善，这为日本和俄国联合出兵提供了可能性。10月12日，俄国总理大臣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刺探日本的态度，企图和日本采取共同行动。[11]他说：“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态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革命军的胜利，较之现政府的存在是否更为可惧？换言之，革命成功以后，日、俄两国在满洲、蒙古的利益是否将陷于危险之中？”[1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俄国的确是想联合日本出兵干涉的。可是接着他又说：“吾人所担心的是第三国的干涉。日本国已经早有准备，可以随时派出大军到清国去占领本国所需要的地方。俄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俄国与清国的国境线非常之长，俄国若想占领北满和对俄国来说更为重要的蒙古，则需付出异常巨大的努力。日本在远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俄国则必须经常顾虑来自西方的德国干涉。而且近来德国又每事必与俄国作对，陷俄国于困难的境地。况且，俄国的准备还不能说已经完成。”[13]由此可见，出于自身准备不足和德国的牵制，俄国并不敢贸然出兵干涉辛亥革命。这就使得如果日本想要出兵干涉，它是没有伙伴的。而日本如果单枪匹马出兵的话，是与“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相悖的。这种牵制虽然不是直接来自于英国的牵制，但却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协同一致”原则互相牵制的产物。
日本就是在英国这样的多重牵制下未能达到其出兵干涉的目的的。11月18日，伊集院对袁世凯的谈话中就谈及这一点。他说：“贵国之对外关系若仅限于日本一国，帝国政府可立即采取措施，援助贵国，镇压变乱。但目前各国间之关系极为复杂，我国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造成各国干涉之端倪，故帝国政府严守中立。”[14]“严守中立”当然不是真正的中立，而是暂时不出兵干涉的意思。日本至此还没有完全放弃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企图。
3 促成南北议和，断绝日本出兵干涉念头
日本虽然表示会“严守中立”，但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了武装干涉的念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性显现，南北议和被提上议程。英国出与其自身利益考虑，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希望积极促成南北议和。从十二月初，英国积极表示和日本合作，拉日本一起促成停战和南北议和。另一方面，因为停战和南北议和的破裂可能引起日本的武装干涉，所以英国对日本的这种政策，与其说是合作或改善关系，不如说是牵制日本不许单独出兵干涉。于是，积极促成南北议和的实现，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就成了英国牵制日本出兵干涉釜底抽薪的一个手段。日本驻美代办关于英、日共同操纵南北议和和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英国政府曾于日本帝国政府所表示的前述看法（即南北议和——笔者）之外向后者建议，要其帮助袁世凯与革命党进行议和谈判。帝国政府对于是项建议已经表示同意，今后对南北议和问题将由日、英两国政府共同给予协助。”这说明，日本一开始是赞同南北议和的，这为英国促成南北议和省了许多功夫。然而好景不长，英日之间又出矛盾。
英国与日本在中国政体问题上不和。英国反对君主立宪，希望通过南北议和建立“共和”。当南北议和会议即将召开时，12月16日，英国提出：“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迨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15]此时英国还只是将这一观点作为建议提出，表达对废黜清朝皇帝、推举袁世凯当总统的态度。而五天之后，即12月21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对日本公使伊集院提出：“此次和谈，如欲以保全满洲朝廷为基础达成协议，看来已全无希望。对此局面，究竟应采取何种措施？可否按莫理循所说，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求稳定于一时？”[16]英国认为，实行君主共和立宪制既能保存对列强侵略有利的封建帝制，又能给这一封建专制披上“立宪”的外衣，从而欺骗人民大众。这对控制中国、攫取更多利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而在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伊集院公使曾经劝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说：“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之历史遗迹各地实情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至若实行共和制或联邦制等主张，俱与当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适应，其后果，难保不招致灭亡之结局。”[17]
虽然日本同意南北议和，但在按照英国的设想促成南北议和方面又起分歧。辛亥革命期间，日袁关系冷淡，而英袁关系迅速升温，英国关于南北议和的构想也正是梦想做君主、渴望掌握大权的袁世凯所期望的。袁世凯忧虑日本的反对态度，认为日本是他搞假共和、当总统的一个障碍。这更使得日本不敢贸然出兵，否则便会被当做反对和平的罪人，引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反对。
英国方面告诉袁世凯，要建立共和，必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来自南方十七个省的代表此时云集南京，准备推选大总统，建立共和国。于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便提出将计就计、顺水推舟的解决办法。他向袁世凯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目前革命党方面拟议召开之国会只能代表局部地区，尚不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我方何妨趁此机会提议将此局部性机构改变为确能普遍反映全民意志之全国代表机关，然后讨论国体问题。”[18]唐绍仪在南下议和时曾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途于此也。”[19]由此可见，朱尔典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是既能迫使清帝下台，又能促成南北统一，使袁世凯窃夺总统宝座的一举多得的伎俩。拉拢袁世凯的同时也打击了日本，利用袁世凯与日本在政体选择上的矛盾，迫使日本此时更加不敢贸然出兵。
在英国和袁世凯共同的谋划下，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和共和问题负之公决。清政府发布《清帝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谕》：“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当兹新归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0]宣统皇帝退位后，十三日袁世凯致电南京政府索取大总统职位，十四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十五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至此，南北议和圆满结束，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一部分被窃取。在如今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哪怕日本再不甘心，也不敢轻举妄动，进行武装干涉。至此，从武昌起义爆发到袁世凯当选总统，日本纵使早就有出兵的企图，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出兵干涉的机会。而这种没有机会的局面，正是在英国的多方干涉下形成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内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3页。
[2]《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內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3页。
[3]《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内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3页。
[4]宋效峰，石彩霞：《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学术探索》，2006年第1期。
[5]《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内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4页。
[6]”Miller to Knox（memo）”， October 14 1911， Knox Papers see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5.
[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50页。
[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50页。
[9]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11]俞辛焞，李埰畛：《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摘自《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1981年。
[12]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142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99-500页。
[13]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142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501页。
[14]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540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378页。
[15]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686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19页。
[16]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715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38页。
[17]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540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379页。
[18]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720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51页。
[19]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第79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匯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作者简介
杜霄（1992-），女，汉族，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方向。
关键词：日本；出兵干涉；英国；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席卷中国南方各地。革命初期，日本想用武力手段镇压革命，威压清政府。日本侵略中国是在和列强尤其是英国的争夺中侵略的，势必给英国带来强烈的危机感，它在对外进行殖民侵略、争夺权益时，又多了一个强有力并且极具野心的家伙。因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英国反对并干涉日本出兵。
1 英日同盟的限制
英日同盟由来已久，1902年英日订立同盟条约，1905年又修订一次。随着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的发展，1911年英国要求与日本重订盟约。英日第三次同盟条约于1911年7月13日订立，条约在序言中说明“英日具有同一之目的，即：维持东亚及印度之和平；保全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等主义，以保持各国在华之共同利益。”[1]条约中第一条说：“英国或日本国任何一国认为本协定序言中所述之任何权利及利益发生危害时，两国政府应互相竭诚尽情通告，并考虑所应采取之共同方策，以保卫此种受威胁的权利或利益。”[2]第二条表示：“缔约之一方若非衅由已开，因他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行动为防卫其在本协定序言中所述之领土权利或特殊权益而至于开战，不论此项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另一缔约国应立即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治愈媾和亦以相互之同意行之。”[3]从英日第三次同盟条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下，是倾向于一致行动的。而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保持中立，观望事态进展，日本提出出兵干涉而被英国拒绝。这使得日本始终未敢贸然行动。[4]至于条约中所说，如果缔结双方其中一方受他国之攻击或侵略，另一方应立即援助协同作战，由于辛亥革命中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清政府，都没有对日本做出攻击，所以日本就算想援引此条款也师出无名。同样，此时英国正面临欧战的威胁，与日本不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矛盾一触即发，若英国遭受攻击，那么根据英日同盟条约要求，日本应当施以援助。条约第五条说：“在本协定所述之情形下，次缔约国应对彼缔约国作兵力援助之条件及实行赴援之办法，应有两缔约国海陆军当局商定。”[5]日本需对这一可能的出兵援助做出准备，这也牵制了日本对辛亥革命出兵的干涉行为。
2 “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的牵制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大体划分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后大体保持相对稳定。这时期各国为了继续保持稳定，同时相互牵制对方，自然而然地形成互相制约的“各国协调一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也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一面，同样也有列强间互相牵制的一面。在辛亥革命时期，“各国协调一致”关系就对列强之间起到了牵制的作用，尤其是牵制想要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日本。
美国同样也反对日本出兵干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就中国最近的革命提出五点建议：“一、由美国亚洲舰队保护长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将边远地区的美国人转移到外国租界加以保护；三、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四、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五、遵守《辛丑条约》签订时列强达成的协商一致的原则。”[6]由此可見，美国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十分明确：保持中立、反对单方面军事干涉、各国协调一致。美国驻日代理大使斯凯勒认为，“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请其以武力扑灭革命。非至日本利益遭严重损害时，日本将拒绝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列强促使日本动作，骚乱将任其继续发展。日本政府准备采取迅速有效之动作，俄国将不反对……若革命及于满洲，日、俄两国将不与列强相商，立即出兵。”[7]因此，他于10月15日会见外务省次官石井菊次郎，提醒日本未经和美国磋商，不得采取行动。[8]
除此之外，法国和德国同样也赞同“各国协商一致”原则，领事团做出不进行军事干涉，保持中立的决定。[9]包含英、法、美、德、俄、日领事在内的领事团的决定报经各国驻华大使同意后，于10月18日向汉口租界居民发出正式布告，表示：“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10]日本迫于压力，不得武装干涉。
另外，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日本想要出兵干涉，那么按照“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的要求，日本不可能单独出兵，它至少得联合一两个国家共同出兵。而当时可能和日本联合采取行动的只有俄国。俄国当时又是个什么情况呢？俄国当时也是有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企图的。同日本一样，俄国也是军事封建性色彩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对中国北部地区一直虎视眈眈，妄图侵占。而1907年日本和俄国订立第一次日俄协约后，两国关系大大改善，这为日本和俄国联合出兵提供了可能性。10月12日，俄国总理大臣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刺探日本的态度，企图和日本采取共同行动。[11]他说：“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态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革命军的胜利，较之现政府的存在是否更为可惧？换言之，革命成功以后，日、俄两国在满洲、蒙古的利益是否将陷于危险之中？”[1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俄国的确是想联合日本出兵干涉的。可是接着他又说：“吾人所担心的是第三国的干涉。日本国已经早有准备，可以随时派出大军到清国去占领本国所需要的地方。俄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俄国与清国的国境线非常之长，俄国若想占领北满和对俄国来说更为重要的蒙古，则需付出异常巨大的努力。日本在远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俄国则必须经常顾虑来自西方的德国干涉。而且近来德国又每事必与俄国作对，陷俄国于困难的境地。况且，俄国的准备还不能说已经完成。”[13]由此可见，出于自身准备不足和德国的牵制，俄国并不敢贸然出兵干涉辛亥革命。这就使得如果日本想要出兵干涉，它是没有伙伴的。而日本如果单枪匹马出兵的话，是与“各国协调一致”原则相悖的。这种牵制虽然不是直接来自于英国的牵制，但却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协同一致”原则互相牵制的产物。
日本就是在英国这样的多重牵制下未能达到其出兵干涉的目的的。11月18日，伊集院对袁世凯的谈话中就谈及这一点。他说：“贵国之对外关系若仅限于日本一国，帝国政府可立即采取措施，援助贵国，镇压变乱。但目前各国间之关系极为复杂，我国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造成各国干涉之端倪，故帝国政府严守中立。”[14]“严守中立”当然不是真正的中立，而是暂时不出兵干涉的意思。日本至此还没有完全放弃出兵干涉辛亥革命的企图。
3 促成南北议和，断绝日本出兵干涉念头
日本虽然表示会“严守中立”，但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了武装干涉的念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性显现，南北议和被提上议程。英国出与其自身利益考虑，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希望积极促成南北议和。从十二月初，英国积极表示和日本合作，拉日本一起促成停战和南北议和。另一方面，因为停战和南北议和的破裂可能引起日本的武装干涉，所以英国对日本的这种政策，与其说是合作或改善关系，不如说是牵制日本不许单独出兵干涉。于是，积极促成南北议和的实现，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就成了英国牵制日本出兵干涉釜底抽薪的一个手段。日本驻美代办关于英、日共同操纵南北议和和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英国政府曾于日本帝国政府所表示的前述看法（即南北议和——笔者）之外向后者建议，要其帮助袁世凯与革命党进行议和谈判。帝国政府对于是项建议已经表示同意，今后对南北议和问题将由日、英两国政府共同给予协助。”这说明，日本一开始是赞同南北议和的，这为英国促成南北议和省了许多功夫。然而好景不长，英日之间又出矛盾。
英国与日本在中国政体问题上不和。英国反对君主立宪，希望通过南北议和建立“共和”。当南北议和会议即将召开时，12月16日，英国提出：“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迨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15]此时英国还只是将这一观点作为建议提出，表达对废黜清朝皇帝、推举袁世凯当总统的态度。而五天之后，即12月21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对日本公使伊集院提出：“此次和谈，如欲以保全满洲朝廷为基础达成协议，看来已全无希望。对此局面，究竟应采取何种措施？可否按莫理循所说，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求稳定于一时？”[16]英国认为，实行君主共和立宪制既能保存对列强侵略有利的封建帝制，又能给这一封建专制披上“立宪”的外衣，从而欺骗人民大众。这对控制中国、攫取更多利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而在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伊集院公使曾经劝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说：“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之历史遗迹各地实情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至若实行共和制或联邦制等主张，俱与当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适应，其后果，难保不招致灭亡之结局。”[17]
虽然日本同意南北议和，但在按照英国的设想促成南北议和方面又起分歧。辛亥革命期间，日袁关系冷淡，而英袁关系迅速升温，英国关于南北议和的构想也正是梦想做君主、渴望掌握大权的袁世凯所期望的。袁世凯忧虑日本的反对态度，认为日本是他搞假共和、当总统的一个障碍。这更使得日本不敢贸然出兵，否则便会被当做反对和平的罪人，引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反对。
英国方面告诉袁世凯，要建立共和，必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来自南方十七个省的代表此时云集南京，准备推选大总统，建立共和国。于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便提出将计就计、顺水推舟的解决办法。他向袁世凯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目前革命党方面拟议召开之国会只能代表局部地区，尚不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我方何妨趁此机会提议将此局部性机构改变为确能普遍反映全民意志之全国代表机关，然后讨论国体问题。”[18]唐绍仪在南下议和时曾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途于此也。”[19]由此可见，朱尔典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是既能迫使清帝下台，又能促成南北统一，使袁世凯窃夺总统宝座的一举多得的伎俩。拉拢袁世凯的同时也打击了日本，利用袁世凯与日本在政体选择上的矛盾，迫使日本此时更加不敢贸然出兵。
在英国和袁世凯共同的谋划下，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和共和问题负之公决。清政府发布《清帝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谕》：“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当兹新归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0]宣统皇帝退位后，十三日袁世凯致电南京政府索取大总统职位，十四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十五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至此，南北议和圆满结束，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一部分被窃取。在如今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哪怕日本再不甘心，也不敢轻举妄动，进行武装干涉。至此，从武昌起义爆发到袁世凯当选总统，日本纵使早就有出兵的企图，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出兵干涉的机会。而这种没有机会的局面，正是在英国的多方干涉下形成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内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3页。
[2]《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內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3页。
[3]《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内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3页。
[4]宋效峰，石彩霞：《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学术探索》，2006年第1期。
[5]《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840-1917）（内部参考），北京：外交学院，1957年，第124页。
[6]”Miller to Knox（memo）”， October 14 1911， Knox Papers see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5.
[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50页。
[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50页。
[9]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11]俞辛焞，李埰畛：《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摘自《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1981年。
[12]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142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99-500页。
[13]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142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501页。
[14]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540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378页。
[15]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686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19页。
[16]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715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38页。
[17]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540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379页。
[18]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 明治》第45卷别册（辛亥革命）第720号文书，日本：严南堂书店，2003年，第451页。
[19]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第79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匯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作者简介
杜霄（1992-），女，汉族，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