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乡愁：一边逃离，一边眷恋
旷新年
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大转型，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即将被工业文明取代。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乡土中国”急剧解体，“熟人社会”转变成为了陌生人的世界，法理社会正在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降临，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如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日益衰败，不断受到侵蚀，故乡迅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近日，胡永良的文字触动了笔者的心绪和乡愁，他的文字记述了被现代化浪潮席卷和故乡消逝的过程。笔者曾离开农村到了城市，而且祖籍和胡永良的故乡江西也有过交集，我们有着类似的经验和记忆。旷姓源于黄，祖居河南南阳，唐中宗时，先祖黄贤为避祸，令二子改姓，长子旦改为“邝”，次子丞改为“旷”。天宝年间，丞因诤事谪徙江西吉州。元初由江西泰和迁居衡山九字八区高岭清溪桥，明永乐十年迁入湖南湘乡东冲。农业文明循环不已，安土重迁，似乎是静止、凝固和永恒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那种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长期定居的生活和清晰的迁徙线索即将中断和消逝，族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播撒四方。我们见证了一场历史巨变。我们应该以文字或其他方式记录下来。
19世纪，在工业化推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同古老的中华帝国的碰撞中，中国被惊醒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资本主义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代表着文明，乡村意味着愚昧，土地成为屈辱的象征。在现代，“土”由名词转变成为了一个侮辱性和污名化的形容词。现代土、洋的等级关系代替和扭转了传统的华、夷秩序。一百年来，在中国一个最重要的词，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离开土地和“消灭农民”的过程。
1980年，通过高考，笔者离开了充满苦难和屈辱的农村。很多年以后，一位和笔者同一年考上大学后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同乡在回顾农村的生活时说：“如果不能离开农村，我就一头撞死。”笔者从其他人那里同样听到过类似的说法。笔者充分理解他的这种感受，当时许多农村青年内心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极端的情绪。1981年，路遥在他著名的小说《人生》中描述了农村青年知识分子高加林在城乡之间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沉浮。城市和农村构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分界线。“文明和愚昧的冲突”成为了城乡关系的经典表述。
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数亿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除了老弱病残，农村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的家乡。在新世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拆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景观。农村的空虚和衰败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从保守的、传统人文的立场出发，没有迎合主流经济学的方案。他们主张维持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正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态度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一样，实际上，贺雪峰和厉以宁对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是，贺雪峰和温铁军的“小农”方案是让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传统“糊口农业”中苟延残喘，以维持社会稳定。如果中国是一列高速的现代化列车，那么“小农”则是让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的路基。人类有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式，资本主义曾经受到激烈的谴责和攻击，社会主义也受到西方的质疑和诋毁，唯有现代化的信念一直没有被动摇和怀疑过。与我们所处的普遍的知识氛围相一致，人们对现代化依然怀着强大的信念：“现代化是必须的，中华民族数代人的梦想，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
海子的自杀被许多人赋予了象征和寓言的意义。海子以巨大的预感和极其纯粹的天才唱出了对于即将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的诗中充满了麦地和村庄等传统农村的意象。海子诗歌中蕴含的乡愁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共鸣。从根本上来说，海子属于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他也像那些浪漫主义的诗歌王子一样彗星般从天空闪过。浪漫主义是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初反应，是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回到中世纪” 成为浪漫主义一种重要的想象方式，“返归自然”成为浪漫主义一个有力的口号。
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乡愁也是一种重要的情绪，同时它也可以打动许多人。人们对乡村有着爱恨情仇的矛盾和复杂的感情：乡村既是逃离的对象，又是眷恋的对象。乡村曾经遭受了诅咒，然而，当人们进入城市之后，乡村被对象化，成为了相对遥远的“风景”，转变成为了审美和抒情的对象。
乡村和城市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现代的病态和创痛。人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弋徘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任何片面地赋予城市或乡村优先价值都是偏颇的。只有当乡村和城市获得和解，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被克服，人类才能重建健全的人性和社会。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