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与思路

    聂锦芳

    [摘 要]在新时代的境遇下进行马克思研究，要真正超越过去的工作，就需要把其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即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二是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包括文本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宏观研究。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同时需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再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文本研究；思路；图景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2-0003-05

    距离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构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必须看到，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不用说还有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更为复杂的情形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少有论者是把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上，一种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并不鲜见，但对于远未穷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变的。我们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的主张及其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活动，正是为改变这一种状况而做的一种努力。

    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我们发现，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这种情况不仅使得这种研究缺少学术传承和积累，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情形更是如此。不可否认，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确实意识到了文本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意义，还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中的一种策略选择和介入方式，就是说，与其他同道相比，只是手段与路径不同而已，它还没有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来进行探讨，突出表现在对作为其解读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选择上显得比较随意，很难看出其有什么贯穿一致的标准和逻辑依据，有怎样总体的考虑和方略。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目前在新的时代境遇下进行的马克思研究，要真正超越过去的工作，就需要把其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图1所示几个方面的工作：

    

    具体说来，我所理解的完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包括了三个重要的方面：

    1.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即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前者包括对马克思重要著述的手稿、笔记的保存、流传和版本情况进行梳理，从总体上对其著述进行比较清楚的甄别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对一百余年文本解读史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出现过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等状况了解和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的是，我们是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的，特别是经过20世纪社会实践和哲学思维的纵深发展，现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如何迎应时代变迁和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的挑战，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超越。

    2.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包括文本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宏观研究。根据我自己的统计，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有1974部(篇)，其中马克思独著1660部(篇)，马克思与人合著314部(篇)，马克思所写书信有3099封。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要对其全部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然而就是这些经过过滤和选择的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庞大，需要我们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有的精读，有的泛读。

    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是对马克思代表性作品的精读，即按照“文本学解读”的一般路径，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那么，选择哪部作品作为精读对象呢?《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然而仔细考察《资本论》创作史就会发现，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部作品，而是有一个极为庞大的过程稿与手稿群，再加上其创作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而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其创作史、过程稿的甄别和梳理工作极为繁难，这类作品若抽象出来单独研究就有很大的难度。这样我们就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堪称表征其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它并没有被研究者归入“经典”之列，从而给予与它的思想分量相匹配的关注和重视。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解读这一论著的书问世。这样，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

    整体研究或宏观研究是选择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写下来的若干重要著述重新进行清理和研读。选择的标准，一是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是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是其中的有些著述虽然不成熟，但它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昭示了这些过渡性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

    3.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但落脚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评价。即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贯通梳理和总体把握，在比较的视野内评定其思想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工作包括以下一些环节：

    ——同一思想在不同文本中演变情况的梳理。文本的具体解读只是对某些作品的研究，从中梳理与挖掘的观点与思想在该文本中有其特殊的含义与界域。然而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是持续的、承接的，又是变化的。概括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对不同文本中关涉到的那些相同议题进行悉心地梳理，甄别出它们的具体含义的差别和变迁，寻求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一工作避免了单纯根据马克思某一文本中所阐述的思想就对其总体思想作出表述，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准确含义。

    这项研究深入开展将对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的现象形成解构。我们习惯的研究路数是离开一种提法的原始语境和意旨，把马克思针对特殊情况写下的一些想法、论点提升或夸大为他对世界、对哲学的一般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地解读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大纲”，将其11条内容集中看作其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其实通过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1844-1847年笔记》里《提纲》部分前后语境的甄别，表明它的写作与《神圣家族》有关，都是马克思要编篡“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1]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针对当时德国特定的思想形态而进行的阐述和评论，马克思之所谓“哲学”云云，绝不是指总体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而是特指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以观念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此外，诸如马克思毕生重视的“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人的本质等范畴和观念，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他对资本统治的分析和批判，由一种基于道义的、零散的谴责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批判理论和方法，而其观照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才达及一定的高度和水准。

    ——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词义辨析。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用最普遍的文本仍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这里绝不是对中文的翻译持根本否定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它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而且在目前翻译作品质量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水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由于马克思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用德文来写作的，而且从大的语系系统看，德、英、法甚至包括俄文大致属于同一种语系，概念之间的同构性相似，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核心概念含义的损益程度不大。但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用汉语或日语表述和诠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就有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用东方语言来表达是很困难的，很少能达到“言尽意”的程度。

    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法权”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义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的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研究方向和领地。

    ——重要观点的提炼、概括和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reconstruction)。应该做的工作是基于具体文本思想的原始状况的解读、不同文本中思想的演变历程的梳理而对其思想观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者还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勾勒、提炼，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述出来。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提炼和阐释时，我们要特别强调对马克思文本的总体性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时上述几个步骤中对具体细节、过渡阶段的重视应该让位于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上进行的考虑和抽象，必须剔除偶然、枝节和非主旨的方面及其内容，概括出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观点的马克思的形象。否则，前面所进行的细致工作就没有结果，没有归宿。我们注意到，新近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发生了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的争论，沿袭国外在相关问题上“对立论”与“一致论”的分野，双方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佐证其观点的正确。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差别。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不能说恩格斯是有意偏离甚至与马克思的思想对立，但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在哲学思维所达及的深度、理论视野所展示的领域以及表述方式的侧重点方面是有重大的差别的。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成年之后一直到生命的黄昏都在从事写作，但鉴于他理论创作的主旨、思想展示的领域以及著述计划执行的特殊际遇和结果等复杂情形，使他未必把自己的所有的思考，包括已经成熟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的哲学构架和体系，都一一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从宏观上看，他独特的思想、观点甚至体系或架构无疑是存在的。这就要求文本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根据自己的概括和抽象，把这些分散的观点和思想通过“重构”(reconstruction)的方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结构系统。文本阅读和思想提炼过程，会对解读者原有思想产生程度不同的触动或影响，那么是将解读所得纳入自己的思想构架和解释系统，还是在作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将表征文本与作者思想的最终命运。可以通过引入一种“严格明晰的方法”消除散见于同一作者不同文本中的“论据的模糊性”；也可以基于原有思想和“学说是以不系统、不集中的形式公布于世的”而尽力“完成使其更严密、更系统的工作”；也可以“把一种理论拆开，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便更充分地达到理论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目标”；[2]还可以“找到原有理论的断裂处，以便使它能够或者更替原有理论中各种要素的平衡，或者排除不适合的原有结论”；[3]等等。

    ——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思想的比较。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囿于自己的领域内思考问题，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作出判断。即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就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而言，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一是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的复杂纠葛及思想差异。二是与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背景或阴影的黑格尔思想的关系。终其一生，黑格尔哲学都是马克思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他早年就把黑格尔哲学比喻为“大海”，纵身“钻到”里面，之后又屡进屡出，他通过《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了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但即使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哲学”、其思想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之后，他也没有彻底告别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前驱的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在写作《资本论》的漫长岁月里，处理卷帙浩繁的思想材料以及寻求对更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解和透视时，马克思不得不一再回味黑格尔之于他的意义，毅然“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4]可以说，迄今为止，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二者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询，还是从整体上对后者的实际影响作出程度和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他与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完全不同，把“孤独的个体”看作世界上的唯一实在，把存在于个人内心的东西——主观心理体验看作是人的真正存在，看作是哲学的出发点。他非常憎恨黑格尔哲学，认为这种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记了每个人自有其主观性。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叔本华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处于鼎盛时期的黑格尔哲学，指向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他认为世界的本质、内核是人的意志。至此叔本华把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意志置于本体的地位，建立了一种非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建立了一种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开启了一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而我们知道，处于同一时代，饱受欧洲人文经典熏陶，有洞悉时代发展大势的马克思，却被培育出另一种截然有别的哲学倾向和人生态度。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不同的思想类型?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通过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路径，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二、文本解读中两种不同的探究路径

    以上阐述的只是我自己所构想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我无意扩展这种理解的普适性，要求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者都这样做，只是我感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研究的基础相当薄弱，历史上“欠债”太多，不做这样精细的研究，不可能提升这种研究的水准。我非常清楚，就目前来说，文本解读中论者普遍采用的是如下一条思路(图2)：

    

    具体说来，这种研究方式凸现的是“问题意识”，它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在这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来自文本中，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文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是如此的“功利”，那么解读者在解读时就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在选择文本时，他一般不会对作者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选择表征其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包括手稿、笔记、札记、书信等材料，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作品。像马克思，他留下来的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就会被弃之不顾；同时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他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这必然严重地肢解文本思想的完整性。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就只能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

    我绝不否认文本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方式也不能无限地扩展，成为文本研究的唯一方式，实际上，它的局限性与它的合理性一样是很明显的。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现实问题左右和意识形态干扰，出现了邓小平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最后发现“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与这种路数的无原则扩展甚至一统天下绝对有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点上吃的亏是太大了。

    在我看来，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对文本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

    就是说，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警觉，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我国古代哲人早就注意到“言意之辨”，存在“言尽意”、“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它”等多种情况。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之外的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差池作出分析。包括“前文本”、“草稿”、写作方式、初始阶段的计划、前编辑阶段、编辑阶段、前出版阶段(手稿的定稿期、抄写者的手稿、修改的校样、清样)、出版阶段。科学鉴定的技术，甚至涉及“写本学”、“光学分析”和“信息分析”。[5]在此基础上再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至于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和问题、体现其历史意义和“当代性”，我将采取如下一些步骤(下页图3)：

    

    1.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此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2.比较关涉相同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部重要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抽象、提炼出很多思想和问题，这就需要对它们做层次上的区别，剔除那些关乎具体事件或方案的论述，而将从中所体现和表征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把哲学意义上的论题概括出来。这些论题虽然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但论题本身却不一定只归属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很多睿智的思想家曾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关注和探究；就是与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可能形形色色，作者的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和方式。这些情形的存在，提供了将作者与此前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的可能。有比较才有鉴别，最终凸现的将是作者的论述是否科学、到位。

    3.追踪该思想或问题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传承与变迁。就马克思当年的论域而言，后继者一方面承续了他的某些议题，但在新的时代境域下都作了深化和发展。“实践”范畴地位的彰显不必说了，对与其紧密相关的“劳动”、“生产”等概念，卢卡奇、本杰明、高兹等都作了新的诠释和理解。就是对学界争议很大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赖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1928)、列斐伏尔以《辩证唯物主义》(1938)、施密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等也作了与苏联不同的、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哲学当代进展的反省、诠释和发展；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马尔库塞以《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艾蒂安·马里马尔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1965)、哈贝马斯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9)等更作了精深的开掘和重建。此外，在马克思著述中耳熟能详的一些思想和概念，诸如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极大的拓展，并且增添了原来没有的很多内容。不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20世纪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这样做实际上无助于确立马克思的地位。

    4.甄别该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而外，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作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或唯一途径。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找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样一种循环对于这一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问题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马克思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

    相反，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把握了创新与重构，使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得以真实地呈现出来。更超越其他群体的意义在于，这种研究方式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现了文本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那种动机极为“功利”的、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取得的收获。

    在思想史的视域中给予马克思的历史定位，将超越那种对待马克思的非理性、客观的态度。根基于马克思的文本的论述，就其思维方式而言，可以说，从总体上它更多地带有19世纪的特征，显现出明显的近代性质。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关系。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即着重探讨影响经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而较少地涉及经济的内部机制和具体运行。这种研究范围和路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状况和特点是相适应的。而当代的经济学则更主要的是一种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要素之间的匹配、变化和更迭，这又与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的新状况和新特点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完全丧失其价值和意义，但较之它从前所主导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情形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把研究重点倾注在微观领域与运行机制方面，而始终纠缠于影响经济的外在因素和经济行为的政治性质，那么将偏离经济学的主流方向和创获领地。

    对于哲学来说也是如此，经过20世纪哲学的巨大发展，人类思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议题、思路等在层次、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先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整个哲学史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是错误的，之后也充满了谬失，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形态，独据当代哲学思维的“制高点”。我们注意到，近年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上挖掘出它所谓“被遮蔽”的“本体论变革”、“颠覆形而上学”、“终结哲学”等与当代哲学接轨的思想，甚至认为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开创者”，其实这些很难说是基于扎实的资料支撑和审慎的分析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结论，很多情况下是站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进行辩护的立场上而生发出的论断。其实，在20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看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属于传统哲学的视域。而我们知道，现代哲学的变革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诸多共同的议题，但即使如此，探讨的范围、层次和方向也发生了一如经济学研究中所实现的那种巨大的变迁。当然这里绝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全没有当代性，而是说应当恰如其分地估价这种当代性，明确它影响的界域、层次和限度。

    我们看到，这样的文本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和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凸现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之间适当的区分。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与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性佐证，是不同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2]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0.

    [3]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0、11、1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5]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