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所藏十九世纪中国音乐教材述略

摘 要：基督教赞美诗无论在西乐东传的过程中，或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开创及发展上都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图书馆现存的赞美诗集（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有谱赞美诗）却极其有限。本文就目前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有谱赞美诗集做一简述，除希望引起国内学界对此珍贵资源的注意外，凸显一些有乐理介绍及有曲谱赞美诗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之价值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关键词：赞美诗集；曲谱赞美诗；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中西音乐交流；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前 言
2011年，笔者曾在《黄钟》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缩微胶卷资料初探》①的文章，旨在阐明无论是在西乐东传的过程中或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开创及发展上，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都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有乐谱赞美诗有限，该文只略略提到了1856年和1858年宁波华花书房刊印的《赞神乐章》 《圣山谐歌》、1871年和1876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刊印的《童子拓胸歌·榕腔》 《谢年歌》、1877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的《福音赞美诗》、河北通州潞河书院1895印行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以及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印行的《福州奋兴会诗歌》和《圣诗乐谱》。特别是对其中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爱德华·科勒门斯·罗德（Edward Clemens Lord， 1817—1887，汉名罗尔梯）编辑的《赞神乐章》、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应思理（E.B.Inslee，1822—1871）编辑的《圣山谐歌》只是简单提及，未能详述其具体内容。本文就目前牛津大学“饱蠹楼”（Bodleian）图书馆②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有谱赞美诗集做一简述，旨在引起国内学界对此珍贵资源的注意。此外，凸显这些曲谱赞美诗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史上之价值也是目的之一。
一、基督教新教有谱赞美诗集
如果不将“祈祷书”算在内的话，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包括罗马拼音）“圣歌”（即赞美诗集，饱蠹楼图书馆的分类为：西人著书— 耶稣教—圣歌）至少有67种，共约80余册。这些圣歌集绝大多数为新教来华传教士1835～1931年近100年间编纂刊印。其中最早的赞美诗集是由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镌”的《续纂省身神诗》，最晚的是由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赵紫宸（1888—1979）作歌、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范天祥（Bliss Mitchell Wiant， 1895—1975）配曲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的《民众圣歌集》。
在叙述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保存的基督教新教中文赞美诗集之前，有必要提到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的收藏。伟烈亚力早在1847年8月即受英国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初期在该会在上海开办的上海印书馆（即“墨海书馆”）担任印工与监督，一直到1860年为止。③ 除了印刷书籍外，他还广泛搜集各类藏书。特别是对自马礼逊1807年来华后到其1877年回国之间出版的基督教新教赞美圣诗有详尽的搜藏。在其1867年由上海基督教美华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回忆录》④一书中，伟烈亚力对自马礼逊来华后出版的基督教圣诗、编纂者、体例及基本内容还有较详细的记录与说明。1876年5月至11月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建国百年大庆万国博览会（The Centenni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上，伟烈亚力收藏的诸多汉文书籍得以展示，这些参展的书籍后来被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收购。1882年伟烈亚力又将他的珍贵藏书（包括圣诗集搜藏）售予饱蠹楼图书馆。本文以下所重点介绍的应思理、范约翰、杜嘉德、狄就烈的带有乐理介绍的圣诗著作及绝大多数赞美诗集即来自于费城万国博览会的饱蠹楼馆藏。
（一）有谱赞美诗集
在牛津大学饱蠹楼的这些基督教新教“圣歌”收藏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有曲谱的赞美诗集。
1.《赞神乐章》（Hymns and Tunes），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 1817—1887）编，线装一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56年刊印。
2.《圣山谐歌》（Sing-saen-yiae-ko），美国长老教会传教士应思理（E.B.Inslee， 1822—1871）编，线装一册，宁波华花书房1858年刊印。
3.《宗主诗章》，英国伦敦宣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编诗，湛约翰（John Chalmer， 1825—1899）选曲，线装一册，广州惠爱医馆1860年刊印。
4.《曲谱赞美诗（上海土白汉字版）》，美国长老教会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 1829—1917）编，线装一册，上海美华书馆1868年刊印。
5. Tsan maes， lau cok-poo， zong-hae too-bak（上海土白罗马字版），美国长老教会教士范约翰编，平装一册，上海美华书馆1868年刊印。
6.Sin fui khyon thyau-Melodienbuch zum Gesangbuch der chinesischen Christengemeinden [Tune Book for the hymn book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客家话罗马拼音版），德国崇真会（巴色会）传教士娄士（G. Reusch）编，精装一册，1868年刊印。
7.《西國乐法启蒙》，线装一册（二卷），美国长老教会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7—1898）编，上海美华印书馆1872年刊印。
8.《救世教诗歌乐谱（福州土白）》，福州美华书局1894年刊印。
（二）西人著述—音乐类
在该类中，除了重列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1872年版外，还列有以下三种。
1.《乐理颇晣》，英国长老教会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撰，厦门新街拜堂1870年刊印。
2.《西国乐法启蒙》，美国长老教会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rown Mateer， 1839—1898）编，上海美华印书馆1879版。
3.《小诗谱》，英国浸信会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著，太原1883年刊印。
二、藏书详析
（一）《赞神乐章》（宁波，1856）
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所藏基督教新教最早的有谱圣诗集为《赞神乐章》（英文副题为Hymns and Tunes）。此赞美诗集由1846年底来华的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罗尔梯编辑，线装一册，开本尺寸为23 cm ，共26叶（1叶=2页），1856年在宁波由华花圣经书房（上海美华书馆的前身）刊行。其中有赞美诗24首，加总赞词。赞美诗音调用标准的五线谱，赞美诗歌词则既用汉字也用罗马拼音宁波方言。中文用文言文。歌词不是直接列在乐谱之下，而是与歌词分开排列。左边印乐谱（四部和声），右上边列汉字歌词，右下方列罗马拼音宁波方言（见图11）。《赞神乐章》虽然没有关于西洋乐理的章节，但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却不可低估。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实用五线谱印本。”[1]359
《赞神乐章》的编者罗尔梯毕业于纽约汉密尔顿神学院，1846年底受美国浸信教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847年6月携新婚妻子露茜抵达宁波，并于同年10月与比其更早到宁波的同会医疗传教士玛高温（Denial J.Mcgowen， 1814—1893）一道在宁波成立了华东地区最早的浸信教会。1851年，因妻子健康的原因，罗尔梯被迫回美国。但1853年5月露茜病逝后⑤，羅尔梯再婚，并与新婚的妻子于同年11月再抵宁波。1863年罗尔梯因与浸礼会美国国内差会理念不同，脱离差会成为独立传教士，同年就任美国驻宁波领事职。1881年和浸礼会恢复关系，继续传教及教育工作。1887年染时疫死于宁波。⑥
（二）《圣山谐歌》（宁波，1858）
目前所见的新教最早的有谱且有乐理说明的圣诗集为1858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应思理（Elias B. Inslee， 1822— 1871）在杭州刊行的《圣山谐歌》。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藏有《圣山谐歌》两种，均为宁波华花书房1858年刊印。线装一册，70页有曲谱圣诗（115首）加5页乐理介绍（“唱言缕晰”）、1页图示（“唱谱图”，见图12）、2页“曲谱目录”；另有宁波话罗马拼音封面、“唱言缕晰” “曲谱目录” “唱谱图”等共11页，“主音嗖乏”（Tonic Sol-fa）记谱法图例2页。
关于《圣山谐歌》中所介绍西方乐理的基本内容、编纂形式以及其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价值，史学界已有数位学者著文讨论过，其中介绍最详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黄时鉴教授2005年《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的“《赞神乐章》、《圣山谐歌》和五线谱在华的早期使用”一节。⑦但遗憾的是，黄教授的文章收入《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很少为音乐学界人士所注意。
和罗尔梯的《赞神乐章》一样，《圣山谐歌》中的115首有谱赞美诗均用文理和拼音化了的宁波话。但与罗尔梯不同的是，汉字和拼音歌词是直接印在歌谱下面的。汉字印在第一声部旋律下，罗马字母翻译的宁波方言印在第二、第三声部的音符下面（见图13）。应思理的《圣山谐歌》在篇幅上也比罗尔梯的《赞神乐章》要大一些。重要的是，除了赞美诗72首有谱（四部）赞美诗之外，《圣山谐歌》增有“唱言缕晰”一节，介绍西洋乐理，其内容几乎包括了现代读谱法所有的内容。
应思理介绍了五线谱的唱名法（“八字令”），用“佗、雷、米、弗、琐、赖、西”代表大调音阶的七个音，与同会传教士狄就烈1872年在《西国乐法启蒙》中所采用“多、类、米、乏、所、拉、替”的汉语音译法非常相似。在其他音乐术语的翻译上，应思理除用“全备、半开、四开、八开、十六开、卅二开”来分别表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用“歇”来代表“休止符”外，他还用“五画四空”的“班眼”来解释五线谱表，用“声”来表示声部。此外，他还介绍了调号、谱号、节拍号、升降号、附点音符、速度、表情记号、大调、小调、和谐音程与不协和音程等。圣诗谱之后，还附有两页“主音嗖乏”（Tonic Sol-fa）记谱法的图例（见图14）。
有学者猜测，《圣山谐歌》“可能是首次在中国出版的五线谱课本”。[1]361 应思理1868年初在杭州创办男女书塾时，都曾设立过音乐课程，⑧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圣山谐歌》很有可能曾被用作音乐课教材。⑨
对熟悉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人来说，《圣山谐歌》的编者应思理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822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应思理，1856年受美国长老会外国差会派遣来上海，后来又被转往宁波。在宁波时，他编辑过“宁波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中外学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1854—1861）”。[2]后来因为与差会有摩擦，1861年美国差会终止了他的任命。应思理不得已举家回美，但3年后受朋友资助作为独立传教士再次来华传教，也曾短期地隶属于伦敦传教会。1867年他与美国南长老会接触，同年6月被派赴华，所以，他也被称为第一个被美国南长老宗派到中国的传教士。⑩
（三）《曲谱赞美诗》（上海，1868）
《曲谱赞美诗》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rnham， 1829—1917）B11用上海土话编辑的有曲谱及简单乐理介绍的赞美诗集。该书共148页，其中包括“赞美诗序头” “赞美诗各类题目” “讲究声音” “唱谱图” “曲谱目录”及赞美诗156首。1868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刊行。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藏有《曲谱赞美诗》上海土话汉字版（见图15.1）和罗马拼音化了的上海土白版Tsan maes， lau cok-poo， zong-hae too-bak（见图15.2）两种。
范约翰《曲谱赞美诗》中的“讲究声音”（即乐理介绍）一节，显然深受应思理《圣山谐歌》中“唱言缕晰”一节的影响。如他用应思理的“八字令”，即“佗、雷、米、弗、琐、赖、西”代表大调音阶的七个音，用“全备、半开、四开、八开、十六开、卅二开”来分别表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用“歇”来代表“休止符”等（见图16）。
（四）《养心诗调》 《乐理颇晣》 《西国乐法》（厦门，1868，1870）
英国长老会的苏格兰人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B12在19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曾刊印一系列乐理教科书。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藏有他在厦门用文言文出版的音乐著作三种：1868年刊行的《养心诗调》、1870年刊行的《乐理颇晣》 《西国乐法》（1870年代初，具体时间不详）。但这三部书在饱蠹楼的藏本是三部合订在一起的，笼统地归在《乐理颇晣》名下。B13杜嘉德很可能完成于1868年底或1869年初的《乐法启蒙》却不在其收藏中之中。B14
1. 《养心诗调》（1868）
在编排上，《养心诗调》与之前出版的几部圣诗集大致相同，都是由简单的基本乐理介绍和谱例两大部分组成。《养心诗调》其中的理论解说部分又由“养心诗调叙”和“续叙”两部分组成，介绍的内容为大调音阶、男女老少所适合的音域、旋律与歌词之间的关系、节奏与节拍、调式与所表现的情感、轻重缓急、半音、转调、多声部歌唱等。后半部的圣诗谱例部分，杜嘉德将《养心诗调》中的赞美诗以每句字数的多少分为“七言诗调” “八言诗调” “八六言诗调”（即全曲四句，第一、第三句八个音节，第二、第四句六个音节）、“六六八六言诗调”（即全曲四句，第一、二、四句六个音节，第三句八个音节及“別样诗调”等类）。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收藏的《养心诗调》版本有手写的“三部赞美诗调：上声部、男高音声部、低音声部”之英文字樣（“Hymn Tunes in 3 parts Treble， Tenor and Bass”），实例曲调选自美国和英国的42首无歌词的赞美诗谱例。B15
在“养心诗调叙”一节，杜嘉德首先介绍大调自然音阶的七个音的唱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他既不像之前应思理那样采用“佗、雷、米、弗、琐、赖、西”的汉语语音译名，也不像之后李提摩太夫妇那样借用中国传统的“合、四、乙、上、尺、工、凡”或“宫商律吕”符号，而是独出心裁地采用“一、二、三、ㄨ、〥、丄、七”来表示七个音级，并用梯子的图式形象地表示音阶的走向。“一梯式”表示一个八度，表示这七音的高八度音时，就在字下方标以“上”字。表示低八度音时，则在字上方标上“下”字。“三层梯式”表示三个八度：
关于大调的七个音级和各音级之间的关系，杜嘉德是这样解释的：
盖乐之要者，有高低七音，自下至上，分为七级，各有广狭高低之别，如梯式中之一至二，二至三，四至五，及至六七，则依常级之广，顺韵吟起惟三至四之级，乃狭二减常级之半，故声宜稍约，而近于三之音，迨七转而至上一，亦狭而声近于七之音。[3]1
之后，他又谈到了音阶中每一级音所能表现的不同表情色彩：
然七音之异，乃非徒然，各有意义在焉，如一、三、五皆欢然毅然之意，惟五为最嘹亮之声，六含重忧之意，七藏感激之意，四怀敬畏之意，二则有深思冀望之意，假如一换七，抑四换三，非第次纷乱于调，且亦淡然无趣。[3]1
“养心诗调叙”的后半部分详细解释乐曲中的节奏和常用的节拍、小节线、节拍的长短、音节的轻重等基本乐理。
在“养心诗调叙”一节，杜嘉德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是“俾足使人知吟正调[主旋律声部]之法”。所以，他只简要地介绍了音阶、音程和二拍、三拍、四拍、六拍等常用的节拍及其强弱拍子的位置等乐理基础知识。而之后的“续叙”则“理为较深。”包括介绍中国教民难以掌握的半音。杜嘉德利用“半级梯式”图例，即全音半音在音阶梯式中的位置，试着解释半音的概念。他指出半音具有“或忧闷或感激”的表情特点。但他也深知半音的概念“其义深奥，难以剖析，故于此次不更详，倘吟似半，庶亦近焉，后有暇时，再著一本，以阐其义矣。”[3]1
《养心诗调》“续叙”中介绍的内容之所以难度较大，是因为这里所解释的是多声部歌咏。这里，杜嘉德把声部称为“股”，“单股”即单声部，“数股”即多声部：
夫乐法有二，有单股，有数股，单股者，乃或一人独吟，或数人同吟一音，或高低全层之差，譬一人吟上一，上二，上三，一人吟下一，下二，下三，此单股之乐，诚为美听，但有能吟数股之乐，或二人，或五六人所吟之音，虽不相同，然能相和，即乃更美焉。[3]1
与应思理不同的是，《养心诗调》中的谱例仅由三个声部组成：“所教有三股，曰正[主旋律声部]、曰中[和声声部]、曰下[和声声部]。”这三声部中，“其正为至要，乃单股之乐所吟者，至中下二调，乃以助正调。”[3]2
与应思理《圣山谐歌》另外不同的一点是，《养心诗调》用的是杜嘉德经过改动的中西合璧的“主音嗖乏”记谱法，为了易于分辨三个声部的主次关系，他特意用黑字写旋律，用红色记中低音声部（见图19）。
2.《乐理颇晣》（1870）
《乐理颇晣》刊印于同治庚午季冬，即1870年冬。牛津大学饱蠹楼版本有手写英文字样“转调练习”（Exercises on change of key）（见图20），表明此书介绍的重点是西洋音乐主调到属调和主调到下属调等的转化。
《乐理颇晣》篇幅不大，只有21页，属于未完成之作。杜嘉德在书的最后特意注明：“斯册仅数帙，于法尚未备足，缘暂回养，先此付刻，以俾暂学。俟余复来华时，则便增缉彚全。”B16 [4]10在此书的开头，杜嘉德就提到他此前的著述仅注重“全调维一律而已”，即仅涉及自然音阶。虽然他在《养心诗调》“续叙”中介绍过半音，但也“只略言未尽其义”。在他看来，要想真正明白半音的道理与功用，还得继续掌握调式调性的转变规则。并用他惯用的梯式，形象地图示主调和属调之间的互换关系（见图21）。
3.《西国乐法》（1870？）
《西国乐法》是上述两本乐书的延续。此书与前面两书最大的不同是它介绍的是五线谱。这里杜嘉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应思理等已曾有过把五线谱介绍给中国信众的尝试。如他把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分别翻译为“大圈” “柄圈” “单钩” “双钩”，而不是像应思理和范约翰那样用“全备、半开、四开、八开”来表示这四种音符。
与之前《养心诗调》、《乐理颇晣》不同，《西国乐法》讲解的是固定调。这里杜嘉德用地支表示音名（见图22）。
与应思理一样，杜嘉德在《西国乐法》中还介绍了调号的概念：“兹格式之首，或时有号，即，可称曰升。及，可称曰降。倘格首悉无此号则子字为一。”[4]2-3（见图23）
（五）《西国乐法启蒙》（上海，1872，1879）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就烈的《西国乐法启蒙》（后改名《圣诗谱》）是繼耶稣会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 1645—1708）《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续编》之后又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洋乐理的著作。B17 但国内学者常用的是后来经过增删的《圣诗谱》版，早期的版本并不为学者所瞩目。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藏有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1872官话版、1879文理版两种。
《西国乐法启蒙》1872年版篇幅较大，分上、下二卷，将近250页，上卷有中文序7页，“凡例”2页，“声调名目指点”4页，“圣诗首句指点”5页，“失错”（纠错）2页，“条理详解”45页18段，“演唱杂曲”（练习曲）43页，101首。下卷以“圣诗声调谱”为主，共106页，此外还有“讽刺歌”11页，17首。“词条索引”2页，“歌调索引”4页，英文序言4页。
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与之前传教士所编乐理教材的不同之处主要有四：一是它介绍的乐法更完善，“已更接近现代通用的乐理”[5]；二是它采用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记谱方式，也就是美国当时最为流行的记谱法 ——形状符号谱（seven-shape notation）记谱法；B18三是它为了“使学生同学问浅薄的教友便宜用”而“用官话，不用文理”；四是它的叙述方式为答问式的对话体。首调概念的形状符号记谱法是为了基督教会信众易于歌咏而设计的，最适合初学音乐的人，适合教授简单的调性不复杂的音乐，对大众音乐普及工作极为有利。但缺点是无法解决比较复杂的音乐问题，对从事专业音乐的人来说，作用不大，只能说是学五线谱前的一个铺垫。B19
《西国乐法启蒙》1879年版与1872年版非常不同，首先在篇幅上小了很多，从250页删减到了90多页；1872年版下卷的“圣诗声调谱” “讽刺歌” “词条索引” “歌调索引”、英文序言都悉数删去。在文字和读谱法的选择上，《西国乐法启蒙》1879年版用文理而不用官话，用标准的五线谱而舍弃形状符号记谱法。
结 语
基督教赞美诗无论在西乐东传的过程中，或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开创及发展上都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期的研究再一次证明，从公元7世纪景教（从希腊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最初进入中华国土开始，通过编纂赞美诗集与教授教徒唱圣歌就成了来华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B20以上本文就牛津大学博饱蠹楼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有谱赞美诗集的简述证明，基督教赞美诗集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传教士所教授音乐的具体内容，对他们在20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兴起之前介绍到华土的各种乐理体系（读谱法）及音乐教学法也可略见一斑。
责任编辑：钱芳
注释：
①宫宏宇：《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缩微胶卷资料初探》，载于《黄钟》2011年第4期，第323～329页。
②即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s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钱钟书先生将其译为饱蠹楼，本文采用此译名。
③关于伟烈亚力，见胡优静：《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生平与学术交往》，载《汉学研究通讯》25.2 （2006），第39～48页。
④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867）.
⑤“Lord papers， 1835-1854”. https：//asteria.fivecolleges.edu/findaids/mountholyoke/mshm050.html （Accessed： 11/13/2015）.
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第294页。
⑦参见黄时鉴：《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收入《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第360～361页。
⑧G. Thompson Brow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 1837-1952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7， p.96.
⑨同注⑦，第359～361页。
⑩Samuel Isett Woodbridge， Fifty Years in China . VA：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1919， pp.31-32.
B11范约翰和妻子玛丽1860年3月抵沪，当年在陆家浜创办清心男塾，次年又创办清心女塾。上海第一长老会的教堂长期在清心书院内，信徒也大多是清心书院的师生。直到1919年礼拜堂才从学校迁出，另在附近的大佛厂街建造清心堂，至今仍在使用。19世纪70、80年代，范约翰还在上海陆续创办《圣书新报》（1871年）、《小孩月报》（1875年）、《画图新报》等刊物。他还在《格致汇编》上发表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