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教学分析
王叶军+王英
关键词 大萧条，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自由放任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1-0015-09
自今年5月开始，笔者着力研究《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一课，不期在《历史教学》2017年第7期读到唐朋老师为主的一个设计和两篇短评，有意犹未尽之感，故草就此文，希望有一鳞半爪触发读者感觉。
在处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两块内容的方法上，人教版和人民版的教材均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主题下分列两节，岳麓版则在“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和调整”主题下整合为一节。对于习惯按节分课教学的教师来说，《历史教学》对这一课题的关注，有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两个历史事件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对选用人教版和人民版地区的历史教师进行“单元设计”更具借鉴意义。
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合在一起，甚至把“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拖入，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病因—药方—疗效”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策史知识逻辑。基于这一点思考，笔者认为做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的教学设计，要考虑以下几个部分。
一、分析：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
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是现代化的三大基石，罗斯福新政是这三大基石砥定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事件。它对传统资本主义的“修补”，开创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方向：“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构建市场。罗斯福新政之重要不仅在于当时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在于其历史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从社会制度的视角予以关注，比较多地突出其局限性；在20世纪90年代，则多从现代化道路的视角予以关注，将其与德国法西斯道路进行比较来分析原因；而在新世纪推行课改以来，则有从文明史的视野，诸如确定“公平与效率”的主题引导学生进行主题学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材、课堂在不同的时代呈现着不同的面貌。
在“病因—药方—疗效”这一逻辑中，“病因”——“大萧条”的原因——既是这一逻辑的起点，也是师生认知的难点。目前三个版本的教材在“病因”的分析中大同小异：均从基本矛盾、社会结构、经济政策、国际环境诸方面指出了经济崩溃的多种原因；均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不足以挽救危机，而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境地。
我们发现，相当部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病因”分析的重点仍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传统观点上，不但與时势发展和历史研究成果相去甚远，而且也妨碍了将“病因—药方”的贯通。唐朋等老师的设计更重视对当时经济社会结构的把握，更多地聚焦在当时财富过于集中、经济过热、疯狂的股票投机等具体的经济环节上。应当说，如此处理更有力地强调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弊端，非但能突出中心，而且符合当下国家意志所需，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正如G. R. 埃尔顿指出，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容易受“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的影响。我们看到，唐朋等老师删除或忽略了他所不需要的东西，认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受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启发。从而，以一种历史必然性代替了另一种历史必然性——研究历史只是为了证实已经确定的立场。
一方面，“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学习中的假设性和个性化非常重要。再说，我们需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必然性，但更需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可能性；需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实然，但更需要让学生探讨历史的应然。因此，我们历史教师必须熟悉两种语言——过去和现在，“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①这样，既可引导学生参与历史过程理解他们的生活圈子，又能引导学生逐渐用古人或未曾用过的思想和方法去解释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习得历史的智慧，彰显历史学习的价值。
二、回到历史现场：为引导学生参与历史过程奠定基础
（一）找到美国的DNA，接近当时的形势，理解那个时代的声音。
“美国历史是一部政治奇迹和经济奇迹的历史，它们的产生正是因为美国把1776年的这两套思想付诸实践。”②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两套思想”分别汇聚于《独立宣言》和《国富论》，显而易见就是自由主义。这就是美国的DNA。崇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就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它渗透到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美国人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抵制、对政治人物的警惕是强调集体主义嵌在体制中的我们很难理解的。
在“个人主义咆哮的二十年代”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一开始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冲击，他们相信“供给创造他自身的需求。③这一“萨伊定律”，仍认为这次崩溃是由于经济局部地、偶然地失调，不用政府干预，也不会持久，与以前不会有什么不同。但危机愈演愈烈，“自由放任主义似乎使人看不到希望，提不出解决问题方案”，④美国与世界进入了“大萧条”，对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形成了严重的冲击。
无论是罗斯福还是胡佛，在辩论中都把自己塑造成“自由”的化身，把对方的政策则斥为“奴役”。面对正在发出“迷人的微笑”的法西斯主义，舆论场中没有第三条道路。“‘计划经济意味着‘奴役，‘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此二者必居其一。”⑤“自由还是奴役”在当时是一个“生还是死”的问题。
因此，当罗斯福以保障自由为目标在一片废墟中以“炉边谈话”为先导进而实施“百日新政”的时候，得到了人民和国会的支持：联邦政府在监管华尔街、发放农民救济物资、实施地方经济计划、加大公共项目开支方面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并增设了联邦紧急救济署、民间资源保扩队、公共事业振兴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民间工程署等新职能机构，教会等民间慈善机构和州等地方政府的力量也多被联邦政府取代。但罗斯福一旦提出经济的规划、支出、干预，甚至公有制的尝试等“长远方案”就受到人民和地方州政府的抵制，福特、杜邦等企业反应消极，特别是当形势有所好转，人民对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由国会向政府转移的趋势的抵制日益强烈。1935年《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两项最主要的改革法案先后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1937年，在参议院就罗斯福扩大政府权限的提案的表决中，在民主党人拥有76%席位的情况下，却只获得了20%的票数；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22条修正案，对美国总统实行两届任期的限制。
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可以运用心态史学方法发展学生的“共时态”思维：如引用罗斯福“富人和穷人”与胡佛“自由和奴役”的辩论材料，使学生进入“时光隧道”，体悟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心理，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基础。
（二）梳理罗斯福及其支持者的逻辑，理解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方向。
在教学文学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们往往有做一个“百科全书式”教师的偏好，但却又多引用后人的评论，而忽略当时人的说法。我们要深入到罗斯福的逻辑，了解新政的改革方向。
罗斯福及其政策的支持者对“病因”的分析的逻辑是：（1）事实认定：经济崩溃前“有效需求不足”的证据；（2）逻辑梳理：“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崩溃；（3）事实认定+理论解释：“有效需求不足”是当时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果。从而形成“自由放任政策及其经济社会体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崩溃”的逻辑链条。
罗斯福认定在经济崩溃前充斥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在1929年以前，这个国家完成了一个建设与通货膨胀的大轮回。十年间，我们说的是修复战争造成的伤害，但事实却大大超过了我们自然和常规的增长极限。人们使用的每件物品和器具上进行过度投机和过度生产……期间企业的利润大大增长，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价格则几乎没有下降……数百万人被送去工作，但他们的双手制造的产品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钱包的购买力。”罗斯福在此基础上推论道：“根据无情的供求关系规律，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将被迫终止，结果出现失业和工厂关门现象。1929～1933年的悲剧就此发生了。”①罗斯福在举了棉制品行业为例进行分析后，指出造成过度生产的原因概括为“完全缺乏规划”的社会生产状态，而且认为这种状态存在于“1929年前的若干年”及“联邦政府成立以来更长的历史时期”。他强调，正是这种“完全缺乏规划”的社会生产状态使公司获得的巨额盈余“主要有两大流向：其一，流向现在已徒有躯壳的不必要的新工厂；其二，直接通过公司，或间接通过银行，流向华尔街的活期借贷市场”，“接着便发生了崩溃。”②
找到罗斯福的原话进行编排，可见他清晰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链，其“药方”也是呼之欲出的。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能发现他的改革方向之一是要改变“完全缺乏规划”——自由放任——的社会生产状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阅读罗斯福抨击当时企业在用工、工资、工时及规划、管理、支出方面的“乱象”，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确罗斯福要避免企业“过度投机和过度生产”，要使消费者提升“购买力”，改革的核心措施在于政府对企业生产、销售的管控。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是财政和金融，而非西欧那样的国有化路径，再联想到《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在1935年被判违宪的事实，我们难道还不能对长期以来认识到的新政“疗效”起疑吗？还能认同“罗斯福本该做得更多”的责难声吗？我们需要听到另一种声音。
（三）了解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观点，理解历史的另一种声音。
在历史事物发展过程中，有着强弱不同的多种声音，我们只有对他们多方考察，从不同的侧面讲述同一个故事，才能比较明确历史演变的起点、脉络、变迁。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做一些冲突性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人教版教材就在“探究学习总结”中嵌入了一个冲突性设计，我们还可以设置诸如让马克思、亚当·斯密等“发声”，与罗斯福进行辩论这样的“穿越时空隧道的对话”场景，或者提供新政时保守派与大商业领袖、激进的左派、多数民众等不同利益集团的“反应场”。唐朋等老師也设计了“哪位总统对美国的贡献最大”这个较有价值的问题，但正如李稚勇和王继平两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进行必要的拓展，殊为遗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除了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干预主义者，还有自由放任主义者，他们由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组成。这非但人所共知，而且也是课标所要求教材所呈现。问题是我们在讲授罗斯福新政的时候没有对他们的观点给予必要的重视，或者说没有以“单元”来着眼进行教学安排。
自由放任主义者对“病因”分析的逻辑是：（1）事实认定：经济崩溃前“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的证据；（2）逻辑梳理：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导致了经济失衡，终致经济崩溃；（3）事实认定+理论解释：“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是当时干预主义的结果。从而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失衡—经济崩溃”的逻辑链条。
自由放任主义者认定“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是事实，“战争债务、高关税和失效的货币管理体制是构成经济崩溃的关键原因”，“全都是由于政府的愚蠢所致”。①弗里德曼提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因素就是20世纪30年代银行恐慌及随后美联储的不当应对所引致的货币紧缩。奥地利学派则说，萧条一开始，胡佛政府就是“干预”，说胡佛政府通过拓展政府的经济计划与干预——包括抬高工资率和物价、扩张信贷、扶持濒临企业和增加政府开支对失业人口进行经济补贴和为公共工程融资，等等。他们断言：“正是由于胡佛放弃了以往多次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自由放任政策而采取了干预主义政策来应对大萧条，才使这次本应该像往常一样迅速结束的经济收缩拖延日久。”②他们回顾历史说联邦政府成立后禁止雇佣童工、开发运河、推行强制保险计划均是政府干预，“纯粹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存在过”，③认为罗斯福们经济危机是由于自由放任引起的结论是缺乏依据的，也经不起推敲的。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放任主义者同样理直气壮地为“自由放任”的“药方”提供了依据。事实同样无可辩驳，逻辑同样清晰。我们也大致能推测他们对罗斯福新政“疗效”的看法，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让位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因，这种观点也需要在我们的视域内。但在这里仍不妨展开。与罗斯福的支持者们认为新政缓解了危机的观点相反，自由放任主义者首先认为美国走出危机比任何国家都迟，“1937年到1939年的平均失业率远远高于1931年。所有股票的价值几乎都贬了一半，同期汽车销售量也锐减到三分之一”。④继而认为工业复兴措施和农业调整措施使政府得以膨胀、公务人员权力扩大、民营企业受到压制、创新动力减弱、失业人数不减反增、国民性格遭到破坏等后果，特别是在“以工代振”项目中，认为可以用“罗斯福+联邦资助=连任”来加以概括。
三、回应现实生活：体认本块知识内容的教育价值
（一）更新历史认识观念，引导学生的学习天性，摆脱科学主义思维方式。
当前，形形色色的课改经验，无论说以生为本还是先学后教，无论是导学案还是课堂讨论，多局限于技术层面，导向是仍是课本的结论。“教什么”的问题没有突破，我们倡导的时空观念和史料实证两项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的实践中多数停留在“水平1”和“水平2”层面，难以引导学生理解历史的变化与延续、统一与多样、局部与整体。反而是对历史的解释陷入了科学主义的窠臼，在平时的教学和争论中，说“证据表明”说“让事实说话”却得出违背常识却又不容置疑的结论比比皆是。他们不承认“事实植根于概念框架之中”。⑤他们不知道“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实际上和“视而不见”一样，都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图式。人民版教材在“材料阅读与思考”栏目中有一则罗斯福在1937年总统就职演说的节选材料，明确反映了新政效果不彰。但我们教师往往因为新政效果良好的认知而对此忽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虽然说儿童天生的问题意识因我们的不当教育而逐渐流失，但当前的学生很容易从互联网等媒体中获得对教科书观点的质疑。正如我自己，以前看了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41）》，找出里面的数据、图片、文字等材料来印证我对罗斯福新政认知。但今天又看到了伯顿·W. 小福尔索姆的著作《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和谢立中教授所著的《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以“罗斯福新政”为例》，这样的书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罗斯福新政的认知。我们在本课教学实践过程中恰恰亲历了一群学生的反诘，他们在了解了“林毅夫—张维迎”的争论之后说：“张维迎、韦森两位教授主张的政府角色恐怕更符合未来中国”，“历史课无非通过眼花缭乱的方式让我们获得课本的结论”。因此，我们得在课堂教学中应当多尝试历史的假设性和个性化学习，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个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同的观点得到学科的支撑。
（二）追溯历史的脉络，发掘被屏蔽的历史低音，强调更多的历史可能性。
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声音，且在相互竞争，互有消长，交织成同一部历史。经过历史性的选择，有的声音流传下来，有的则一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更多的则会换个马甲一再出现。这个转换变迁主要取决于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因素，同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建构着具体的物质世界，再继续影响着我们的观念。
我们可以尝试着追溯历史的脉络，发掘被屏蔽的历史低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政府干预的声音成为主导性，凯恩斯主义风靡欧美，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会像联邦德国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对“企业家精神”只能进行婉转地“希望”，先得承认“国家必须有计划和有调节地为经济确定目标并且提出方向性的经济政策原则”，然后才说要避免“把企业家弄成官府意志的奴隶和单纯的执行机器”，“毁灭一切人格价值并剥夺经济界最宝贵的动力”。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困境，自由放任主义穿上了“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义”的新装卷土重来，特别是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自由放任主义重新成为国策。在东欧剧变之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在先，“华盛顿共识”于后，新自由主义裹挟着经济全球化推向世界；2008年以来，“过去”轮番“重出江湖”。
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选择的历史。路徑选择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人为地把历史的“低音”屏蔽起来，得出所谓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很多教师也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自由放任”，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说成是他为了“炫耀军事力量，保证海上通道安全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把清代以来的中国描写成“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固然需要，但对历史认识来说，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取代。张耕华教授就指出：“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动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转换，这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②
（三）提升判断力，冲破现实的迷雾，强调历史的应然性。
我们发现，在强调历史必然性的课堂中充分强调历史的实然，充斥着具有意识形态霸权特征的语言暴力，而把历史的应然给消解了。现实的迷雾笼罩在人们头顶，我们是否能运用判断力来认识之、突破之，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现在不少人在谈论某些专制主义倾向严重甚至是反人类的历史事件时，只要遇到质疑，便有这样的反应程式：“这种行为有非凡的历史功绩，因为它换取了经济的飞跃式增长，也可能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成本—效益”被狭隘地、虚化地理解，包括“个体命运在内的历史代价”③在他们眼中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有些教师对罗斯福新政的认识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对以不当投资一次次累积、以资源一次次浪费、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机会一次次丧失这些干预效果的代价也是不计的。他们不会去思考，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上否将会变得更加富有效率，又更加平稳有序。
自西学东渐以来，“为我所用”始终是目的，“中体西用”影响既深且远。我们对亚当·斯密的了解，但知《国富论》，不知《道德情操论》。我们引进的“理性经济人”是形而下的，它没有在市场领域充分推行，却波及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领域。我们对凯恩斯的了解，不明白其自由主义底色，在应用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统制经济的味道。罗斯福新政发展出第三条道路的经验以及以后“计划与市场手段论”的传递并没有能促使我们的二元思维得到相应地改进，历史应然性被消解的课堂不利于我们形成“共同的底线”。
目前特别需要从人类的共同记忆、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角度，确认历史学习的价值，引导学生遵守普遍的“应然”规范。“以人性为共同基础那些是非善恶的元价值，可以构成‘应然标准的基石。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逐渐摆脱了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里显示出它的现实性。”①因此，我们认为本课的教学立意可以定在“公平与效率”的将来时，但切不可忽略“自由和奴役”的过去时。
四、找到思想支点：引导学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
（一）需要从历史事实的认知角度来理解对“病因”的认知分歧。
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是怎样的？西方史学理论主要有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三种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显学的解构论者认为历史是“被叙述的事实”，认为解释支配着事实。我们也因此认为，胡佛及之前的经济政策被不同定义源于定义者对自由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这两个概念上的分歧。
1.了解基本概念，明确他们分歧的焦点。
自由放任主义倡导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他们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政府角色应当限于“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规则的裁判者”。②干预主义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甚或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
自由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底色都是自由主义，他们主张“人身自由”“财产私有”一类的事项都需通过政府介入来制定规则、裁决纠纷。分歧在于像工时长度、工资水平、劳动保护、退休时间、用工性别和年龄这一類涉及供求关系有环节，政府应该介入到怎样的程度。因此，他们的分歧在于政府干预的范围界定，实际上是“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
2.把握时代特征，明确他们分歧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计划经济等同于奴役，市场经济等于同自由，第三条道路并不在人们的视野内。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自由放任主义者坚称他们的主张从自然权利的导出而“天生不能演化”，政府只能扮演“守夜人”角色。他们认为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联邦政府从来就是干预的，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干预主义者却认为，“明确、自觉、系统和有力是其最重要的特征”。③说罗斯福新政之前的国家经济政策即自由放任，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此，对胡佛及之前的经济政策如何定义就南辕北辙了，他们的政策分歧就成了非奴役即自由了。
“对于概念和范畴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和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述。”①时势变化使既有观念得到传播，罗斯福新政发展出第三条道路以来，人们对计划与市场看法逐渐摆脱了非奴役即自由的两分法，对各自主张的边界有所扩展。但共同底色基础上的分歧仍是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事实的认定仍有相当的灰色地带。
（二）需要从开放社会的角度把握罗斯福在新政中的“药方”
在当时针锋相对的两种“病因—药方”中，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选择了政府干预的“药方”。在其选择和实施“药方”中有哪些内容值得重视？这需要我们对“开放社会”有所期许和认知。
按历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人的说法，开放社会以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为基石，有政治多级和文化多元之特征。人们在特定的时空里到底应该或将要实行何种发展政策或战略选择实在不能说完全为一己利益所驱使，认识将是更重要的因素。制度、机制、舆论等则将在认识转化为政策的时候一起形成“历史的合力”。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过程，我们觉得还需要重视以下三点。
1.罗斯福的价值偏好对于美国政治选择的重要性。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本块内容教学中，会分析美国和德国在反危机中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往往会对罗斯福和希特勒做个简单的比较，那是很有必要的。在目前的教学中，这一环节基本省略了。即使谈到罗斯福个人，我们也多讲其“私德”，对其“公德”说得不多。实际上，政治是一种选择，在处于变革关口的开放社会，领导人的价值偏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讲属于“公德”范畴的罗斯福本人的价值偏好。罗斯福本人笃信美国资本主义传统和价值，承认人类文明是一个联合体，质疑用快速变革来迎合民众的做法。“（新政）不仅是一种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景气的战争，而且是一种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这是故事的结局吗？我的答案是：我们对民主体制之荣耀的理解——它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效率和让民众实现自己的愿景，所有这些只是一个更为辉煌未来的伊始。”②这是一种渗透着伯克式保守主义思想，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但变革必须是本土的、审慎的。他不可能像希特勒那样去割裂自己的传统尝试新的体制。
2.罗斯福务实而灵活策略能使旧秩序得到新应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旧秩序得到新应用”，社会渐进发展，英美是典型。人民版教材在本块内容中设置了“实干家罗斯福”一目，实际上也要提示我们要注意其改革策略达到了“旧秩序得到新应用”的效果。正如著名企业家任正非在《管理的灰度》中指出：“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方向、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来自灰度、妥协与宽容。”如果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有时方向虽然坚定不移，但并非一条直线，甚至会划一个圈。”罗斯福推行采用实用主义的改革方式，尽管他的政策让当时人觉得“行动混乱，目标不明”，但却在“旧秩序”基础上解决了一个个实际问题，就是有这么个“灰度”。后来也有不少传记作家，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用“狮子与狐狸”来形容罗斯福，说他的一生“通权达变、折冲樽俎”。
3.罗斯福新政平稳进行有赖于美国的民主与法冶。
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宪政体制下推行，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是新政的一个重要面相。我们首先可以从民主的角度分析。托克维尔在比较专制与民主两种政治体制的时候指出民主的真正好处是：“能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③我们可在“民间资源保护队”的影子上看到民主“到处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而“使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①我们从不同的声音中能理解到“在民主国家，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的人民，可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②政治民主、利益多元，才使改革能跑在正确的轨道上。
我们再从法治的角度分析。新政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但它不是依靠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扩大联邦政府和总统的权力，并把它限制在宪法的力量内。这就使政治能在可控的轨道内运行，无论是天才与邪恶，都得服从美国先贤的权力制衡制度设计。罗斯福曾利用提名权把支持新政的法官填补进入最高法院，但也只能改变一时的倾向，要从根本上废除司法独立性是不可能的，况且曾经支持新政的法官也会成为制约新政激进化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1934年危机形势稍有缓和，美国国内便不再羡慕莫斯科和柏林，而着眼于防止新政把美国带进极权深渊的可能。
（三）要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待罗斯福新政的“疗效”
我们可试着从《全国工业复兴法》转向《全国劳工关系法》看改革着力点变化，从而来认识新政的“疗效”。说起《全国工业复兴法》，我们有些教师会想当然地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少也是阶段性的成功。一则是因为它是新政的核心措施；二则还有蓝鹰运动为证。但事实并非如此。该法的初衷是要“审视那些残酷竞争，过剩产能，劳资冲突和通货紧缩的价格，把国家带入一个繁荣和工业和谐的新时代”。③于是，政府规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但一开始，这些要求就遭到了州政府和企業的抵制。1935年5月，在“谢克特家禽公司诉美利坚”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限制了联邦政府的经济调控权。而该法被保留下来的第七条劳工条款，却成为后阶段新政劳工立法的起点。1935年6月通过了《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并规定“工人有通过自己的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有义务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议价的权利”。④此后，《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也得到通过。
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劳工关系法》的简要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着力点是不同的：《全国工业复兴法》重点在规范企业家那一端，本质上是通过制度的约束强制企业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属于政府具体介入经济行为，甚至寄望于企业家的良知；而劳工关系法的侧重保障工人的“议价权”，关键在于培育出一个有自主利益诉求、能够有各种选择的中产阶级群体。在后来的历史中，劳工政策不断完善，成为美国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干预重点实际上发生了转向，后期的干预才是“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但这个“疗效”必须和罗斯福核心思想体现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作切割。
历史比较的方法还可以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田纳西河流域治理是“新政”的试点，而三个版本的教材均所言不详，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拓展学习：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检索、编排材料，呈现田纳西河流域在国家介入治理前后在管理、环境、经济等领域的变迁；提出一系列综合性问题：田纳西河流域治理涉及的主要地区有哪些？政府治理该流域有什么特点？它对环境和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对于缓解经济危机起到什么作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在“新政”结束后的命运如何？通过个案中的多方比较给新政“疗效”提供一些注脚。
（四）要深入历史的语境评价罗斯福新政。
经济史，无论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源头看还是从高中历史课程的一个模块角度看，都需要强调时势和变迁。罗斯福新政就首先需要进入20世纪的美国语境再综合思考，正如资中筠先生所指出：“新政绝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有其得以实施的人文环境。以法律的威严、各级政府的廉洁和效能、国民的素质和心理习惯，特别是持续地发展教育的历史和教育的普及程度等这些必要条件。”①
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罗斯福新政反复被后人提起。由于观念、价值标准、习惯、思维视野和思维方法等因素，思维方法又与认识主体所处的时空条件、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情感心态、年龄特征密切相关。综合起来，不同时代的人的看法非常不同。我们可以尝试运用“昔时态”的思维方法，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历史上的不同观点，让学生既能看到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又能看到历史的变异性和多样性，从中窥见时代的变迁，察觉历史的风云。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即时态”的思维方法，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人们对罗斯福新政的评论。例如有人说，“多元的社会阶层和分裂的政治力量使美国找不到坚实的力量实施彻底的改革”。我们就需要问：“彻底”可以作为我们衡量罗斯福新政的标准么？在美国真的因为民主而找不到“坚实的力量”吗？人们如此评论罗斯福新政在认识主体方面的原因何在？
虽然说“历史认识的进步，并不表现在历史认识是否接近所谓历史本体，而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不断符合社会现实，符合时代的要求和认识水平”。②但的确需要深入历史语境，然后才可以使“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③
五、余论
“在每倾刻，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需知道的历史；余下的既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或到时有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办法知道它。”④事实的认定受到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是成立的。但现在舆论场中科学主义盛行。他们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本质和能力，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他们心目中的理性只涉及行为决策，而不顾及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这就是本文要多次强调历史认识观念问题的原因。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过，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因此，如何引导学生在遵循学术规范、学科准则的前提下，进行各自不同的历史解释，才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需要追求的，这是我们说本课教学中要强调了解不同声音的迫切性。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过，经济学与伦理学本是同源，他们的彼此分离是很大的不幸。我们有些历史教师在涉及经济方面知识的教学时，多是就经济谈经济的。这样的结果便是使学生缺乏与历史的“共情”，事事受制于所谓的“史料”，判断力无从谈起。这是我们在本课强调了解那个时代的声音，了解当事人的逻辑，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分析的必要性。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中学教师应当适当做点文献研究，更好地联结过去与现在，能自如地运用“共时态”“昔时态”“即时态”梳理教学逻辑。同时，也是本文拖沓冗长的原因。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与目标、实施途径的提出，需要我们的教育要从能力为本的效率驱动向价值观为本的素养驱动提档升级。我们本课这样处理，大概符合这一方向。
【作者简介】王叶军，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高中历史教研员，主要研究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
王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哲学和历史哲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 大萧条，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自由放任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1-0015-09
自今年5月开始，笔者着力研究《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一课，不期在《历史教学》2017年第7期读到唐朋老师为主的一个设计和两篇短评，有意犹未尽之感，故草就此文，希望有一鳞半爪触发读者感觉。
在处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两块内容的方法上，人教版和人民版的教材均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主题下分列两节，岳麓版则在“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和调整”主题下整合为一节。对于习惯按节分课教学的教师来说，《历史教学》对这一课题的关注，有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两个历史事件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对选用人教版和人民版地区的历史教师进行“单元设计”更具借鉴意义。
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合在一起，甚至把“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拖入，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病因—药方—疗效”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策史知识逻辑。基于这一点思考，笔者认为做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的教学设计，要考虑以下几个部分。
一、分析：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
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是现代化的三大基石，罗斯福新政是这三大基石砥定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事件。它对传统资本主义的“修补”，开创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方向：“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构建市场。罗斯福新政之重要不仅在于当时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在于其历史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从社会制度的视角予以关注，比较多地突出其局限性；在20世纪90年代，则多从现代化道路的视角予以关注，将其与德国法西斯道路进行比较来分析原因；而在新世纪推行课改以来，则有从文明史的视野，诸如确定“公平与效率”的主题引导学生进行主题学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材、课堂在不同的时代呈现着不同的面貌。
在“病因—药方—疗效”这一逻辑中，“病因”——“大萧条”的原因——既是这一逻辑的起点，也是师生认知的难点。目前三个版本的教材在“病因”的分析中大同小异：均从基本矛盾、社会结构、经济政策、国际环境诸方面指出了经济崩溃的多种原因；均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不足以挽救危机，而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境地。
我们发现，相当部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病因”分析的重点仍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传统观点上，不但與时势发展和历史研究成果相去甚远，而且也妨碍了将“病因—药方”的贯通。唐朋等老师的设计更重视对当时经济社会结构的把握，更多地聚焦在当时财富过于集中、经济过热、疯狂的股票投机等具体的经济环节上。应当说，如此处理更有力地强调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弊端，非但能突出中心，而且符合当下国家意志所需，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正如G. R. 埃尔顿指出，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容易受“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的影响。我们看到，唐朋等老师删除或忽略了他所不需要的东西，认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受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启发。从而，以一种历史必然性代替了另一种历史必然性——研究历史只是为了证实已经确定的立场。
一方面，“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学习中的假设性和个性化非常重要。再说，我们需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必然性，但更需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可能性；需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实然，但更需要让学生探讨历史的应然。因此，我们历史教师必须熟悉两种语言——过去和现在，“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①这样，既可引导学生参与历史过程理解他们的生活圈子，又能引导学生逐渐用古人或未曾用过的思想和方法去解释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习得历史的智慧，彰显历史学习的价值。
二、回到历史现场：为引导学生参与历史过程奠定基础
（一）找到美国的DNA，接近当时的形势，理解那个时代的声音。
“美国历史是一部政治奇迹和经济奇迹的历史，它们的产生正是因为美国把1776年的这两套思想付诸实践。”②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两套思想”分别汇聚于《独立宣言》和《国富论》，显而易见就是自由主义。这就是美国的DNA。崇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就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它渗透到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美国人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抵制、对政治人物的警惕是强调集体主义嵌在体制中的我们很难理解的。
在“个人主义咆哮的二十年代”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一开始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冲击，他们相信“供给创造他自身的需求。③这一“萨伊定律”，仍认为这次崩溃是由于经济局部地、偶然地失调，不用政府干预，也不会持久，与以前不会有什么不同。但危机愈演愈烈，“自由放任主义似乎使人看不到希望，提不出解决问题方案”，④美国与世界进入了“大萧条”，对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形成了严重的冲击。
无论是罗斯福还是胡佛，在辩论中都把自己塑造成“自由”的化身，把对方的政策则斥为“奴役”。面对正在发出“迷人的微笑”的法西斯主义，舆论场中没有第三条道路。“‘计划经济意味着‘奴役，‘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此二者必居其一。”⑤“自由还是奴役”在当时是一个“生还是死”的问题。
因此，当罗斯福以保障自由为目标在一片废墟中以“炉边谈话”为先导进而实施“百日新政”的时候，得到了人民和国会的支持：联邦政府在监管华尔街、发放农民救济物资、实施地方经济计划、加大公共项目开支方面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并增设了联邦紧急救济署、民间资源保扩队、公共事业振兴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民间工程署等新职能机构，教会等民间慈善机构和州等地方政府的力量也多被联邦政府取代。但罗斯福一旦提出经济的规划、支出、干预，甚至公有制的尝试等“长远方案”就受到人民和地方州政府的抵制，福特、杜邦等企业反应消极，特别是当形势有所好转，人民对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由国会向政府转移的趋势的抵制日益强烈。1935年《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两项最主要的改革法案先后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1937年，在参议院就罗斯福扩大政府权限的提案的表决中，在民主党人拥有76%席位的情况下，却只获得了20%的票数；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22条修正案，对美国总统实行两届任期的限制。
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可以运用心态史学方法发展学生的“共时态”思维：如引用罗斯福“富人和穷人”与胡佛“自由和奴役”的辩论材料，使学生进入“时光隧道”，体悟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心理，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基础。
（二）梳理罗斯福及其支持者的逻辑，理解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方向。
在教学文学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们往往有做一个“百科全书式”教师的偏好，但却又多引用后人的评论，而忽略当时人的说法。我们要深入到罗斯福的逻辑，了解新政的改革方向。
罗斯福及其政策的支持者对“病因”的分析的逻辑是：（1）事实认定：经济崩溃前“有效需求不足”的证据；（2）逻辑梳理：“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崩溃；（3）事实认定+理论解释：“有效需求不足”是当时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果。从而形成“自由放任政策及其经济社会体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崩溃”的逻辑链条。
罗斯福认定在经济崩溃前充斥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在1929年以前，这个国家完成了一个建设与通货膨胀的大轮回。十年间，我们说的是修复战争造成的伤害，但事实却大大超过了我们自然和常规的增长极限。人们使用的每件物品和器具上进行过度投机和过度生产……期间企业的利润大大增长，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价格则几乎没有下降……数百万人被送去工作，但他们的双手制造的产品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钱包的购买力。”罗斯福在此基础上推论道：“根据无情的供求关系规律，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将被迫终止，结果出现失业和工厂关门现象。1929～1933年的悲剧就此发生了。”①罗斯福在举了棉制品行业为例进行分析后，指出造成过度生产的原因概括为“完全缺乏规划”的社会生产状态，而且认为这种状态存在于“1929年前的若干年”及“联邦政府成立以来更长的历史时期”。他强调，正是这种“完全缺乏规划”的社会生产状态使公司获得的巨额盈余“主要有两大流向：其一，流向现在已徒有躯壳的不必要的新工厂；其二，直接通过公司，或间接通过银行，流向华尔街的活期借贷市场”，“接着便发生了崩溃。”②
找到罗斯福的原话进行编排，可见他清晰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链，其“药方”也是呼之欲出的。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能发现他的改革方向之一是要改变“完全缺乏规划”——自由放任——的社会生产状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阅读罗斯福抨击当时企业在用工、工资、工时及规划、管理、支出方面的“乱象”，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确罗斯福要避免企业“过度投机和过度生产”，要使消费者提升“购买力”，改革的核心措施在于政府对企业生产、销售的管控。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是财政和金融，而非西欧那样的国有化路径，再联想到《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在1935年被判违宪的事实，我们难道还不能对长期以来认识到的新政“疗效”起疑吗？还能认同“罗斯福本该做得更多”的责难声吗？我们需要听到另一种声音。
（三）了解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观点，理解历史的另一种声音。
在历史事物发展过程中，有着强弱不同的多种声音，我们只有对他们多方考察，从不同的侧面讲述同一个故事，才能比较明确历史演变的起点、脉络、变迁。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做一些冲突性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人教版教材就在“探究学习总结”中嵌入了一个冲突性设计，我们还可以设置诸如让马克思、亚当·斯密等“发声”，与罗斯福进行辩论这样的“穿越时空隧道的对话”场景，或者提供新政时保守派与大商业领袖、激进的左派、多数民众等不同利益集团的“反应场”。唐朋等老師也设计了“哪位总统对美国的贡献最大”这个较有价值的问题，但正如李稚勇和王继平两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进行必要的拓展，殊为遗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除了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干预主义者，还有自由放任主义者，他们由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组成。这非但人所共知，而且也是课标所要求教材所呈现。问题是我们在讲授罗斯福新政的时候没有对他们的观点给予必要的重视，或者说没有以“单元”来着眼进行教学安排。
自由放任主义者对“病因”分析的逻辑是：（1）事实认定：经济崩溃前“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的证据；（2）逻辑梳理：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导致了经济失衡，终致经济崩溃；（3）事实认定+理论解释：“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是当时干预主义的结果。从而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失衡—经济崩溃”的逻辑链条。
自由放任主义者认定“市场外部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扰”是事实，“战争债务、高关税和失效的货币管理体制是构成经济崩溃的关键原因”，“全都是由于政府的愚蠢所致”。①弗里德曼提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因素就是20世纪30年代银行恐慌及随后美联储的不当应对所引致的货币紧缩。奥地利学派则说，萧条一开始，胡佛政府就是“干预”，说胡佛政府通过拓展政府的经济计划与干预——包括抬高工资率和物价、扩张信贷、扶持濒临企业和增加政府开支对失业人口进行经济补贴和为公共工程融资，等等。他们断言：“正是由于胡佛放弃了以往多次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自由放任政策而采取了干预主义政策来应对大萧条，才使这次本应该像往常一样迅速结束的经济收缩拖延日久。”②他们回顾历史说联邦政府成立后禁止雇佣童工、开发运河、推行强制保险计划均是政府干预，“纯粹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存在过”，③认为罗斯福们经济危机是由于自由放任引起的结论是缺乏依据的，也经不起推敲的。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放任主义者同样理直气壮地为“自由放任”的“药方”提供了依据。事实同样无可辩驳，逻辑同样清晰。我们也大致能推测他们对罗斯福新政“疗效”的看法，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让位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因，这种观点也需要在我们的视域内。但在这里仍不妨展开。与罗斯福的支持者们认为新政缓解了危机的观点相反，自由放任主义者首先认为美国走出危机比任何国家都迟，“1937年到1939年的平均失业率远远高于1931年。所有股票的价值几乎都贬了一半，同期汽车销售量也锐减到三分之一”。④继而认为工业复兴措施和农业调整措施使政府得以膨胀、公务人员权力扩大、民营企业受到压制、创新动力减弱、失业人数不减反增、国民性格遭到破坏等后果，特别是在“以工代振”项目中，认为可以用“罗斯福+联邦资助=连任”来加以概括。
三、回应现实生活：体认本块知识内容的教育价值
（一）更新历史认识观念，引导学生的学习天性，摆脱科学主义思维方式。
当前，形形色色的课改经验，无论说以生为本还是先学后教，无论是导学案还是课堂讨论，多局限于技术层面，导向是仍是课本的结论。“教什么”的问题没有突破，我们倡导的时空观念和史料实证两项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的实践中多数停留在“水平1”和“水平2”层面，难以引导学生理解历史的变化与延续、统一与多样、局部与整体。反而是对历史的解释陷入了科学主义的窠臼，在平时的教学和争论中，说“证据表明”说“让事实说话”却得出违背常识却又不容置疑的结论比比皆是。他们不承认“事实植根于概念框架之中”。⑤他们不知道“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实际上和“视而不见”一样，都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图式。人民版教材在“材料阅读与思考”栏目中有一则罗斯福在1937年总统就职演说的节选材料，明确反映了新政效果不彰。但我们教师往往因为新政效果良好的认知而对此忽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虽然说儿童天生的问题意识因我们的不当教育而逐渐流失，但当前的学生很容易从互联网等媒体中获得对教科书观点的质疑。正如我自己，以前看了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41）》，找出里面的数据、图片、文字等材料来印证我对罗斯福新政认知。但今天又看到了伯顿·W. 小福尔索姆的著作《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和谢立中教授所著的《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以“罗斯福新政”为例》，这样的书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罗斯福新政的认知。我们在本课教学实践过程中恰恰亲历了一群学生的反诘，他们在了解了“林毅夫—张维迎”的争论之后说：“张维迎、韦森两位教授主张的政府角色恐怕更符合未来中国”，“历史课无非通过眼花缭乱的方式让我们获得课本的结论”。因此，我们得在课堂教学中应当多尝试历史的假设性和个性化学习，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个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同的观点得到学科的支撑。
（二）追溯历史的脉络，发掘被屏蔽的历史低音，强调更多的历史可能性。
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声音，且在相互竞争，互有消长，交织成同一部历史。经过历史性的选择，有的声音流传下来，有的则一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更多的则会换个马甲一再出现。这个转换变迁主要取决于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因素，同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建构着具体的物质世界，再继续影响着我们的观念。
我们可以尝试着追溯历史的脉络，发掘被屏蔽的历史低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政府干预的声音成为主导性，凯恩斯主义风靡欧美，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会像联邦德国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对“企业家精神”只能进行婉转地“希望”，先得承认“国家必须有计划和有调节地为经济确定目标并且提出方向性的经济政策原则”，然后才说要避免“把企业家弄成官府意志的奴隶和单纯的执行机器”，“毁灭一切人格价值并剥夺经济界最宝贵的动力”。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困境，自由放任主义穿上了“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义”的新装卷土重来，特别是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自由放任主义重新成为国策。在东欧剧变之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在先，“华盛顿共识”于后，新自由主义裹挟着经济全球化推向世界；2008年以来，“过去”轮番“重出江湖”。
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选择的历史。路徑选择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人为地把历史的“低音”屏蔽起来，得出所谓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很多教师也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自由放任”，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说成是他为了“炫耀军事力量，保证海上通道安全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把清代以来的中国描写成“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固然需要，但对历史认识来说，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取代。张耕华教授就指出：“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动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转换，这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②
（三）提升判断力，冲破现实的迷雾，强调历史的应然性。
我们发现，在强调历史必然性的课堂中充分强调历史的实然，充斥着具有意识形态霸权特征的语言暴力，而把历史的应然给消解了。现实的迷雾笼罩在人们头顶，我们是否能运用判断力来认识之、突破之，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现在不少人在谈论某些专制主义倾向严重甚至是反人类的历史事件时，只要遇到质疑，便有这样的反应程式：“这种行为有非凡的历史功绩，因为它换取了经济的飞跃式增长，也可能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成本—效益”被狭隘地、虚化地理解，包括“个体命运在内的历史代价”③在他们眼中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有些教师对罗斯福新政的认识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对以不当投资一次次累积、以资源一次次浪费、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机会一次次丧失这些干预效果的代价也是不计的。他们不会去思考，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上否将会变得更加富有效率，又更加平稳有序。
自西学东渐以来，“为我所用”始终是目的，“中体西用”影响既深且远。我们对亚当·斯密的了解，但知《国富论》，不知《道德情操论》。我们引进的“理性经济人”是形而下的，它没有在市场领域充分推行，却波及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领域。我们对凯恩斯的了解，不明白其自由主义底色，在应用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统制经济的味道。罗斯福新政发展出第三条道路的经验以及以后“计划与市场手段论”的传递并没有能促使我们的二元思维得到相应地改进，历史应然性被消解的课堂不利于我们形成“共同的底线”。
目前特别需要从人类的共同记忆、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角度，确认历史学习的价值，引导学生遵守普遍的“应然”规范。“以人性为共同基础那些是非善恶的元价值，可以构成‘应然标准的基石。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逐渐摆脱了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里显示出它的现实性。”①因此，我们认为本课的教学立意可以定在“公平与效率”的将来时，但切不可忽略“自由和奴役”的过去时。
四、找到思想支点：引导学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
（一）需要从历史事实的认知角度来理解对“病因”的认知分歧。
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是怎样的？西方史学理论主要有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三种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显学的解构论者认为历史是“被叙述的事实”，认为解释支配着事实。我们也因此认为，胡佛及之前的经济政策被不同定义源于定义者对自由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这两个概念上的分歧。
1.了解基本概念，明确他们分歧的焦点。
自由放任主义倡导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他们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政府角色应当限于“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规则的裁判者”。②干预主义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甚或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
自由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底色都是自由主义，他们主张“人身自由”“财产私有”一类的事项都需通过政府介入来制定规则、裁决纠纷。分歧在于像工时长度、工资水平、劳动保护、退休时间、用工性别和年龄这一類涉及供求关系有环节，政府应该介入到怎样的程度。因此，他们的分歧在于政府干预的范围界定，实际上是“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
2.把握时代特征，明确他们分歧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计划经济等同于奴役，市场经济等于同自由，第三条道路并不在人们的视野内。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自由放任主义者坚称他们的主张从自然权利的导出而“天生不能演化”，政府只能扮演“守夜人”角色。他们认为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联邦政府从来就是干预的，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干预主义者却认为，“明确、自觉、系统和有力是其最重要的特征”。③说罗斯福新政之前的国家经济政策即自由放任，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此，对胡佛及之前的经济政策如何定义就南辕北辙了，他们的政策分歧就成了非奴役即自由了。
“对于概念和范畴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和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述。”①时势变化使既有观念得到传播，罗斯福新政发展出第三条道路以来，人们对计划与市场看法逐渐摆脱了非奴役即自由的两分法，对各自主张的边界有所扩展。但共同底色基础上的分歧仍是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事实的认定仍有相当的灰色地带。
（二）需要从开放社会的角度把握罗斯福在新政中的“药方”
在当时针锋相对的两种“病因—药方”中，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选择了政府干预的“药方”。在其选择和实施“药方”中有哪些内容值得重视？这需要我们对“开放社会”有所期许和认知。
按历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人的说法，开放社会以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为基石，有政治多级和文化多元之特征。人们在特定的时空里到底应该或将要实行何种发展政策或战略选择实在不能说完全为一己利益所驱使，认识将是更重要的因素。制度、机制、舆论等则将在认识转化为政策的时候一起形成“历史的合力”。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过程，我们觉得还需要重视以下三点。
1.罗斯福的价值偏好对于美国政治选择的重要性。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本块内容教学中，会分析美国和德国在反危机中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往往会对罗斯福和希特勒做个简单的比较，那是很有必要的。在目前的教学中，这一环节基本省略了。即使谈到罗斯福个人，我们也多讲其“私德”，对其“公德”说得不多。实际上，政治是一种选择，在处于变革关口的开放社会，领导人的价值偏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讲属于“公德”范畴的罗斯福本人的价值偏好。罗斯福本人笃信美国资本主义传统和价值，承认人类文明是一个联合体，质疑用快速变革来迎合民众的做法。“（新政）不仅是一种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景气的战争，而且是一种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这是故事的结局吗？我的答案是：我们对民主体制之荣耀的理解——它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效率和让民众实现自己的愿景，所有这些只是一个更为辉煌未来的伊始。”②这是一种渗透着伯克式保守主义思想，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但变革必须是本土的、审慎的。他不可能像希特勒那样去割裂自己的传统尝试新的体制。
2.罗斯福务实而灵活策略能使旧秩序得到新应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旧秩序得到新应用”，社会渐进发展，英美是典型。人民版教材在本块内容中设置了“实干家罗斯福”一目，实际上也要提示我们要注意其改革策略达到了“旧秩序得到新应用”的效果。正如著名企业家任正非在《管理的灰度》中指出：“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方向、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来自灰度、妥协与宽容。”如果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有时方向虽然坚定不移，但并非一条直线，甚至会划一个圈。”罗斯福推行采用实用主义的改革方式，尽管他的政策让当时人觉得“行动混乱，目标不明”，但却在“旧秩序”基础上解决了一个个实际问题，就是有这么个“灰度”。后来也有不少传记作家，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用“狮子与狐狸”来形容罗斯福，说他的一生“通权达变、折冲樽俎”。
3.罗斯福新政平稳进行有赖于美国的民主与法冶。
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宪政体制下推行，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是新政的一个重要面相。我们首先可以从民主的角度分析。托克维尔在比较专制与民主两种政治体制的时候指出民主的真正好处是：“能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③我们可在“民间资源保护队”的影子上看到民主“到处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而“使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①我们从不同的声音中能理解到“在民主国家，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的人民，可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②政治民主、利益多元，才使改革能跑在正确的轨道上。
我们再从法治的角度分析。新政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但它不是依靠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扩大联邦政府和总统的权力，并把它限制在宪法的力量内。这就使政治能在可控的轨道内运行，无论是天才与邪恶，都得服从美国先贤的权力制衡制度设计。罗斯福曾利用提名权把支持新政的法官填补进入最高法院，但也只能改变一时的倾向，要从根本上废除司法独立性是不可能的，况且曾经支持新政的法官也会成为制约新政激进化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1934年危机形势稍有缓和，美国国内便不再羡慕莫斯科和柏林，而着眼于防止新政把美国带进极权深渊的可能。
（三）要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待罗斯福新政的“疗效”
我们可试着从《全国工业复兴法》转向《全国劳工关系法》看改革着力点变化，从而来认识新政的“疗效”。说起《全国工业复兴法》，我们有些教师会想当然地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少也是阶段性的成功。一则是因为它是新政的核心措施；二则还有蓝鹰运动为证。但事实并非如此。该法的初衷是要“审视那些残酷竞争，过剩产能，劳资冲突和通货紧缩的价格，把国家带入一个繁荣和工业和谐的新时代”。③于是，政府规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但一开始，这些要求就遭到了州政府和企業的抵制。1935年5月，在“谢克特家禽公司诉美利坚”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限制了联邦政府的经济调控权。而该法被保留下来的第七条劳工条款，却成为后阶段新政劳工立法的起点。1935年6月通过了《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并规定“工人有通过自己的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有义务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议价的权利”。④此后，《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也得到通过。
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劳工关系法》的简要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着力点是不同的：《全国工业复兴法》重点在规范企业家那一端，本质上是通过制度的约束强制企业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属于政府具体介入经济行为，甚至寄望于企业家的良知；而劳工关系法的侧重保障工人的“议价权”，关键在于培育出一个有自主利益诉求、能够有各种选择的中产阶级群体。在后来的历史中，劳工政策不断完善，成为美国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干预重点实际上发生了转向，后期的干预才是“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但这个“疗效”必须和罗斯福核心思想体现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作切割。
历史比较的方法还可以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田纳西河流域治理是“新政”的试点，而三个版本的教材均所言不详，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拓展学习：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检索、编排材料，呈现田纳西河流域在国家介入治理前后在管理、环境、经济等领域的变迁；提出一系列综合性问题：田纳西河流域治理涉及的主要地区有哪些？政府治理该流域有什么特点？它对环境和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对于缓解经济危机起到什么作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在“新政”结束后的命运如何？通过个案中的多方比较给新政“疗效”提供一些注脚。
（四）要深入历史的语境评价罗斯福新政。
经济史，无论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源头看还是从高中历史课程的一个模块角度看，都需要强调时势和变迁。罗斯福新政就首先需要进入20世纪的美国语境再综合思考，正如资中筠先生所指出：“新政绝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有其得以实施的人文环境。以法律的威严、各级政府的廉洁和效能、国民的素质和心理习惯，特别是持续地发展教育的历史和教育的普及程度等这些必要条件。”①
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罗斯福新政反复被后人提起。由于观念、价值标准、习惯、思维视野和思维方法等因素，思维方法又与认识主体所处的时空条件、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情感心态、年龄特征密切相关。综合起来，不同时代的人的看法非常不同。我们可以尝试运用“昔时态”的思维方法，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历史上的不同观点，让学生既能看到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又能看到历史的变异性和多样性，从中窥见时代的变迁，察觉历史的风云。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即时态”的思维方法，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人们对罗斯福新政的评论。例如有人说，“多元的社会阶层和分裂的政治力量使美国找不到坚实的力量实施彻底的改革”。我们就需要问：“彻底”可以作为我们衡量罗斯福新政的标准么？在美国真的因为民主而找不到“坚实的力量”吗？人们如此评论罗斯福新政在认识主体方面的原因何在？
虽然说“历史认识的进步，并不表现在历史认识是否接近所谓历史本体，而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不断符合社会现实，符合时代的要求和认识水平”。②但的确需要深入历史语境，然后才可以使“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③
五、余论
“在每倾刻，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需知道的历史；余下的既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或到时有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办法知道它。”④事实的认定受到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是成立的。但现在舆论场中科学主义盛行。他们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本质和能力，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他们心目中的理性只涉及行为决策，而不顾及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这就是本文要多次强调历史认识观念问题的原因。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过，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因此，如何引导学生在遵循学术规范、学科准则的前提下，进行各自不同的历史解释，才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需要追求的，这是我们说本课教学中要强调了解不同声音的迫切性。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过，经济学与伦理学本是同源，他们的彼此分离是很大的不幸。我们有些历史教师在涉及经济方面知识的教学时，多是就经济谈经济的。这样的结果便是使学生缺乏与历史的“共情”，事事受制于所谓的“史料”，判断力无从谈起。这是我们在本课强调了解那个时代的声音，了解当事人的逻辑，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分析的必要性。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中学教师应当适当做点文献研究，更好地联结过去与现在，能自如地运用“共时态”“昔时态”“即时态”梳理教学逻辑。同时，也是本文拖沓冗长的原因。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与目标、实施途径的提出，需要我们的教育要从能力为本的效率驱动向价值观为本的素养驱动提档升级。我们本课这样处理，大概符合这一方向。
【作者简介】王叶军，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高中历史教研员，主要研究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
王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哲学和历史哲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