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巩与北平贫民救济会
陈俐
何其巩，安徽省桐城人。1928年7月13日，他正式出任民国时期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时年29岁，正是意气风发、大展宏图的年龄。
江朝宗，安徽省旌德人。他在清末曾任陕西省汉中镇正二品总兵，北洋政府时期追随袁世凯，当上了步军统领，并被晋封为迪威将军，执掌京城治安大权，“府院之争”后被免去步军统领，开始赋闲。国民党“二次北伐”胜利，北京改为北平时，他已然67岁，赋闲日久。七七事变后，他投降日寇，并以76岁高龄出任第一任伪北京市市长，成为铁杆汉奸。
这两位安徽人同住北平城，由于年龄悬殊，经历迥异，平时素无来往。却因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一份密报，使这两位安徽同乡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1928年10月，上海特别市党部向北平特别市政府密报：北平悟善社道院宣传迷信，闭塞民智，应予以查禁。上海特别市党部怎么管起北平的事？原來，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习惯称中央党部）由陈果夫把持着，全国各级国民党党部都听从陈果夫的调遣。陈果夫考虑到北平光复不久，各方势力交错杂处，情势复杂，且北京特别市党部正在筹建，便派遣先期成立的上海特别市党部人员来到北平，主要任务是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监视各实力派及国民党党员的行动。他们看到悟善社道院香火旺盛，老百姓络绎不绝来此拜香，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人群聚集之地，容易引发民变，故而密报查禁。
当时的北平城，由于连年战乱，百业不兴，民不聊生。越是在这种乱世之中，道院、佛庙等这些祈福之地越是香火旺盛，老百姓指望不了当政者，只好求助神灵保佑了。经统计，1928年北平市内共有儒、道、佛寺庙1696座，而这个时候也正是那些院长、庙主们大肆敛财的好时机。悟善社道院的社长正是江朝宗，他就是以布道为幌子，而行敛财之实。
何其巩虽然组建北平特别市政府机构不久，大事要事繁多，但接到上海市党部的密报后，又不能不予以重视，便令社会局、公安局派人联合查访，摸清情况。不久，两个局联合上报调查报告：情况属实。
其实，何其巩早就有组建北平贫民救济组织的想法。据档案记载，至1928年年末，北平城市人口约有150万，而贫民人口就达15万（有的资料记载为30万）。所谓贫民，是指那些居无定所、饥无所食的人群。面对那么庞大的贫民人群，作为一市之长，何其巩在市政会议1928年8月29日的第四次常会上，重点讨论了北平贫民救济案，作出了“由市政府发起，以市长为主席，并请在野名流及慈善家加入其事务，由市政府指定人员办理”的决议。在1928年9月5日的第五次常会上进一步议定：北平贫民救济组织“定名为贫民救济总会。由市长指定赵社会局长（即赵正平）为事务主任，迅速起草规章，及依照本日会议决定之范围，拟具进行办法”。于是，何其巩决定查封悟善社道院，没收其财产，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北平贫民救济会。
江朝宗得知悟善社将被市政府查封的消息，赶忙上书为自己辩解。他在信中写道：“悟善社为慈善团体之一，历年办理粥厂暖厂、施医施药、棉衣棺木、孤寡月米、养老券、收养贫儿等项善业，有目共睹。近又会同恒善社资遣贫员回籍，筹助款项，不求虚誉。从前虽或有扶乩之事，不过唱和诗文，研究灵学，绝无政治及其他作用。寻因时局不靖，恐滋误会，早经停止，专办以上各项善业，官厅有案可稽……”
何其巩未为所动，密令社会局和公安局：“该社成立有年，党徒众多，封没其财产以为慈善公益之用，若不先为密筹善法，操之过急恐引起其他反感，滋生意外”。并指出：近因国都南迁，失业贫民日益增多，附近各县穷民来平就食者络绎不绝；严寒在迩，不设法分头救济，将必流亡载道。所以要成立“北平贫民救济会”，扩充善业，“而资进行其原有医院施诊施药，棉衣孤寡，月米养老，施送棺木，收养贫儿”等一切善业。
至1929年1月，悟善社财产处理完毕，北平贫民救济会也正式成立，公推王士珍（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参谋长）为会长，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为董事长，聘社会局、公安局两局局长及公推许世英、朱庆澜、岳乾斋、沈吉甫、李祖恩、江朝宗、蒋尊袆、刘庆镗、袁永廉为董事，并“共同改组，另订详章，以期官商合力，众擎易举，庶善业得以发展”。为安慰江朝宗，将其列为董事。江朝宗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
“北平贫民救济会”后来几经演变，改名为“贫民救济总会”，会长为熊希龄。因此，“北平贫民救济会”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
1955年10月17日，何其巩因肝病不治在北京西皮市家中逝世，享年56岁，遗体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始建于1930年的福田公墓，正是由江朝宗之子江泽春与救世新教会沈性礼合资创办的，1942年后改由江泽春独自经营。福田公墓地势高畅，北依燕山，南抱长河，东望古都，占地一百亩，是北京市历史较早、风光秀丽、管理较好、颇具规模的公墓之一。建墓以来，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相继选中这里作为安息之所。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