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摘 要：《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共收录杰西卡·罗森教授过去30多年中在中国美术考古方面的17篇研究成果，作者通过独特的艺术视角来分析考古中的文化现象。该书是继《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之后，又一部以中文出版的鼎力之作。本文是笔者在阅读该书时的一些心得及思考，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方家指证批评。
关键词：考古；艺术；文化
杰西卡·罗森是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杰出的西方学者之一，在商周青铜器、玉器以及汉代墓葬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94年被选为牛津大学莫顿学院院长，成为该学院成立700多年来的第一位女院长。2002年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被英国女王授予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头衔。
本书内容涵盖青铜器（4篇）、复古维新（3篇）、墓葬（5篇）、中西交通（2篇）、装饰系统（3篇）五个方面。作者对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首先，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从青铜器的纹饰、铸造技术、复古维新和传承四个角度进行讨论（见第1-4篇）。不同于国内学者对单个器物的研究，作者更注重观察“成套”器物的组合关系，尤其是商周青铜礼器在仪式中的作用，以及背后蕴含的政治意义。作者用该方法探讨青铜器发展，卓有成效。
以《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礼器变化》（第4篇）一文为例，该文充分运用此方法来分析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礼器组合的“变”。文章运用了大量考古材料，从东周商王墓中的青铜器组合到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大量漆器组合，从曾侯乙墓的中的彩绘棺画到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作者不拘泥于传统的考古文献材料，而是将考古图像材料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器物及图像文本自身在墓葬中所处环境的不同，来反映礼器在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中的变化。文章中有三处观点极具启发，令人深思。第一，文章讨论的前提：如何界定“礼器”概念的范畴？作者对于礼器范围的界定是广泛的，主要指代在仪式中用于盛放食物和酒的容器。文章在研究礼器时不局限于某一种材质，只要是符合礼仪场所的器物，均属于作者认定的礼器。第二，作者认为取代三代时期的鼎、敦、壶等礼器组合的是漆耳杯、案、樽、长柄勺等组成的一套器物。在这里笔者却认为，两汉时期人们更注重使用日常生活用器来随葬，丧葬观念从以礼器祭祀转变为以生活器展现生前状态，墓葬中随葬品的功能逐渐从礼器转变为日常生活用器。为此笔者对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器物做进一步思考，报告中描述北箱的中部放置着漆案，案上放着漆耳杯、漆卮和小漆盘等宴会用具，从对器物位置的描述可以得出，椁的北箱描述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在此场景中不见仿铜礼器鼎、壶、钫的组合，但是也有例外，在北箱的北部发现一件漆钫（编号399），与该器物共处的周边器物为两件漆勺、一件漆耳杯和一件陶壶，根据漆钫的出土位置及周边共存器物的环境来看，或许是模仿生前聚会场景的明器。而出于东箱的三件漆钫及与之共出的有漆鼎及漆盒均出自东箱，这是否可以认为，东箱的漆鼎和漆钫可能属于礼器性质，至于出土于北箱的一件漆钫可能与出土于东箱的其余三件漆钫在功能性上有所不同，北箱的漆钫在墓主人聚会宴饮的场景出土，那么这件漆钫或许并非礼器作用，而是回归到器物本身作为生活用具的功能——盛放酒的器具。第三，与考古学者不同，作者从艺术的角度对图像文本进行解读，更多地关注墓主人在墓中施动或受动的变化。所处身份的不同，反应出随葬器物的功能、用途的不同。作者认为三代时期随葬的青铜礼器是死者在地下供奉自己的祖先所用的礼器，而汉代的大量模型明器和日用器的随葬是死者在地下宴请已故祖先的聚会所用器物。这对于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礼器衰落，日用器及模型明器兴起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能。
在青铜器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后世对早期青铜器器形及纹饰的复兴，也就是青铜器的复古维新（第5—7篇）。复古艺术历代有之，早在商周时期对上古时期玉器的模仿就已流行，只是宋代时达到顶峰。李零先生曾在《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中指出：“古人的思想是以旧为新，以退为进，把过去当做未来，因此以古为雅，以今为俗，也自有其合理性。”因此李零先生将复古艺术行为归纳为三个步骤：考古—仿古—变古。同样，作者的思路亦是如此，只是不同于李零对青铜器仿古的研究，杰西卡·罗森教授更关注对青铜礼器纹饰系统的研究。在文集的前面两个部分，她多次提出“装饰纹饰系统”这一概念。由于过去很多学者对纹饰的讨论总是限定在个别纹样的分析上，甚至以为出版一些器物纹饰的平面拓片，就能代表纹饰原本的意图，就像只需要在平面上观看一样。这样的思考方式只会更加局限，无法表达出纹饰的本意。因此，作者认为所有的装饰纹样都是专门为某类型的器物而设定的，既然它们是器物形制的一部分，就必须和形制结合起来去理解。由此思路，作者将青铜器放置在一个大的复古背景下，讨论成套礼器的社会意义。当然，复古的目的不仅是对过去理想政治的追求，或是在拥有这些器物后为家族带來崇高的地位，而是通过对古器物的再造行为，达到对后世家族在政治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对古代青铜礼器的再造，是一种极为显著的政治事业。
近年来，杰西卡罗森教授试图透过早期器物来研究中国墓葬结构发展（第8—12篇），展现古代墓葬中墓主人与建造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对古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分析，探讨中国与亚洲内陆地区的交流联系。对中国古代墓葬的解读，作者依旧从擅长的青铜礼器的组合、古代玉器的使用、画像石和壁画等绘画的图像分析这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古代墓葬中空间、时间的变化发展。中国古代的墓葬经历过竖穴土坑墓到横穴砖石墓的的发展，由单一墓室向多室墓的复杂变化，这背后均体现着人类的宇宙观与社会之间紧密的联系。
在本书中，除了运用中国本土的考古材料分析中国本土文化，作者还将学术视野放在整个欧亚大陆，将整个欧亚大陆分为三个区域：最东端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群，包括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最西端为地中海沿岸及北欧地区；中间便是链接前两者的中亚地区。中国与中亚等地的联系从两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和在器物上的相互模仿借鉴便可以说明（第13—14篇），且时间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仍然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重点，将研究时段锁定在明清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区域间贸易往来更为发达，思想文化传播更为快捷，这主要体现在器物造型、装饰纹样、绘画艺术上的交流模仿上。当然，不论是青铜器、玉器、陶瓷器还是绘画的各种创造，都与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息息相关。
本书的出版无疑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我们在佩服杰西卡·罗森教授对考古材料的纯熟运用以及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的同时，不禁要思考，考古学家们提出考古学要“透物见人”，并非是单个器物背后反映出的历史文化，而是器物组合和器物所存在的整体环境反映出的社会文化。阅读杰西卡·罗森教授的文章有助于我们真切地感受艺术与考古之间微妙的关系。站在艺术的角度对古代器物进行重新审视，以文化本身的含义揭示研究对象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含的美学因素，将之放入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
参考文献
[1]杰西卡·罗森（英）：《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
[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3]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与复古艺术》，三联书店，2007年。
作者简介
姜思旭（1992-），女，甘肃，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战国秦汉考古方向
关键词：考古；艺术；文化
杰西卡·罗森是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杰出的西方学者之一，在商周青铜器、玉器以及汉代墓葬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94年被选为牛津大学莫顿学院院长，成为该学院成立700多年来的第一位女院长。2002年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被英国女王授予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头衔。
本书内容涵盖青铜器（4篇）、复古维新（3篇）、墓葬（5篇）、中西交通（2篇）、装饰系统（3篇）五个方面。作者对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首先，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从青铜器的纹饰、铸造技术、复古维新和传承四个角度进行讨论（见第1-4篇）。不同于国内学者对单个器物的研究，作者更注重观察“成套”器物的组合关系，尤其是商周青铜礼器在仪式中的作用，以及背后蕴含的政治意义。作者用该方法探讨青铜器发展，卓有成效。
以《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礼器变化》（第4篇）一文为例，该文充分运用此方法来分析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礼器组合的“变”。文章运用了大量考古材料，从东周商王墓中的青铜器组合到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大量漆器组合，从曾侯乙墓的中的彩绘棺画到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作者不拘泥于传统的考古文献材料，而是将考古图像材料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器物及图像文本自身在墓葬中所处环境的不同，来反映礼器在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中的变化。文章中有三处观点极具启发，令人深思。第一，文章讨论的前提：如何界定“礼器”概念的范畴？作者对于礼器范围的界定是广泛的，主要指代在仪式中用于盛放食物和酒的容器。文章在研究礼器时不局限于某一种材质，只要是符合礼仪场所的器物，均属于作者认定的礼器。第二，作者认为取代三代时期的鼎、敦、壶等礼器组合的是漆耳杯、案、樽、长柄勺等组成的一套器物。在这里笔者却认为，两汉时期人们更注重使用日常生活用器来随葬，丧葬观念从以礼器祭祀转变为以生活器展现生前状态，墓葬中随葬品的功能逐渐从礼器转变为日常生活用器。为此笔者对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器物做进一步思考，报告中描述北箱的中部放置着漆案，案上放着漆耳杯、漆卮和小漆盘等宴会用具，从对器物位置的描述可以得出，椁的北箱描述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在此场景中不见仿铜礼器鼎、壶、钫的组合，但是也有例外，在北箱的北部发现一件漆钫（编号399），与该器物共处的周边器物为两件漆勺、一件漆耳杯和一件陶壶，根据漆钫的出土位置及周边共存器物的环境来看，或许是模仿生前聚会场景的明器。而出于东箱的三件漆钫及与之共出的有漆鼎及漆盒均出自东箱，这是否可以认为，东箱的漆鼎和漆钫可能属于礼器性质，至于出土于北箱的一件漆钫可能与出土于东箱的其余三件漆钫在功能性上有所不同，北箱的漆钫在墓主人聚会宴饮的场景出土，那么这件漆钫或许并非礼器作用，而是回归到器物本身作为生活用具的功能——盛放酒的器具。第三，与考古学者不同，作者从艺术的角度对图像文本进行解读，更多地关注墓主人在墓中施动或受动的变化。所处身份的不同，反应出随葬器物的功能、用途的不同。作者认为三代时期随葬的青铜礼器是死者在地下供奉自己的祖先所用的礼器，而汉代的大量模型明器和日用器的随葬是死者在地下宴请已故祖先的聚会所用器物。这对于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礼器衰落，日用器及模型明器兴起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能。
在青铜器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后世对早期青铜器器形及纹饰的复兴，也就是青铜器的复古维新（第5—7篇）。复古艺术历代有之，早在商周时期对上古时期玉器的模仿就已流行，只是宋代时达到顶峰。李零先生曾在《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中指出：“古人的思想是以旧为新，以退为进，把过去当做未来，因此以古为雅，以今为俗，也自有其合理性。”因此李零先生将复古艺术行为归纳为三个步骤：考古—仿古—变古。同样，作者的思路亦是如此，只是不同于李零对青铜器仿古的研究，杰西卡·罗森教授更关注对青铜礼器纹饰系统的研究。在文集的前面两个部分，她多次提出“装饰纹饰系统”这一概念。由于过去很多学者对纹饰的讨论总是限定在个别纹样的分析上，甚至以为出版一些器物纹饰的平面拓片，就能代表纹饰原本的意图，就像只需要在平面上观看一样。这样的思考方式只会更加局限，无法表达出纹饰的本意。因此，作者认为所有的装饰纹样都是专门为某类型的器物而设定的，既然它们是器物形制的一部分，就必须和形制结合起来去理解。由此思路，作者将青铜器放置在一个大的复古背景下，讨论成套礼器的社会意义。当然，复古的目的不仅是对过去理想政治的追求，或是在拥有这些器物后为家族带來崇高的地位，而是通过对古器物的再造行为，达到对后世家族在政治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对古代青铜礼器的再造，是一种极为显著的政治事业。
近年来，杰西卡罗森教授试图透过早期器物来研究中国墓葬结构发展（第8—12篇），展现古代墓葬中墓主人与建造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对古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分析，探讨中国与亚洲内陆地区的交流联系。对中国古代墓葬的解读，作者依旧从擅长的青铜礼器的组合、古代玉器的使用、画像石和壁画等绘画的图像分析这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古代墓葬中空间、时间的变化发展。中国古代的墓葬经历过竖穴土坑墓到横穴砖石墓的的发展，由单一墓室向多室墓的复杂变化，这背后均体现着人类的宇宙观与社会之间紧密的联系。
在本书中，除了运用中国本土的考古材料分析中国本土文化，作者还将学术视野放在整个欧亚大陆，将整个欧亚大陆分为三个区域：最东端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群，包括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最西端为地中海沿岸及北欧地区；中间便是链接前两者的中亚地区。中国与中亚等地的联系从两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和在器物上的相互模仿借鉴便可以说明（第13—14篇），且时间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仍然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重点，将研究时段锁定在明清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区域间贸易往来更为发达，思想文化传播更为快捷，这主要体现在器物造型、装饰纹样、绘画艺术上的交流模仿上。当然，不论是青铜器、玉器、陶瓷器还是绘画的各种创造，都与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息息相关。
本书的出版无疑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我们在佩服杰西卡·罗森教授对考古材料的纯熟运用以及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的同时，不禁要思考，考古学家们提出考古学要“透物见人”，并非是单个器物背后反映出的历史文化，而是器物组合和器物所存在的整体环境反映出的社会文化。阅读杰西卡·罗森教授的文章有助于我们真切地感受艺术与考古之间微妙的关系。站在艺术的角度对古代器物进行重新审视，以文化本身的含义揭示研究对象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含的美学因素，将之放入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
参考文献
[1]杰西卡·罗森（英）：《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
[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3]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与复古艺术》，三联书店，2007年。
作者简介
姜思旭（1992-），女，甘肃，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战国秦汉考古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