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研究综述
摘 要：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研究十分重要，是研究秦汉时期三峡地区文化动态发展过程的基础。本文希望结合近年来新公布的墓葬材料，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探查新材料是否对原有成果有补充或修正。
关键词：秦汉墓；断代分期；研究综述
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综合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墓葬分类、分期断代、丧葬习俗这几方面，分期断代更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宋治民、郑君雷、王力军、雷兴军、蒋晓春、杨金东等人均对某个墓地或某一区域墓地进行了综合分期研究，其中蒋晓春的《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资料最丰富，研究相对较全面。
1 区域概念问题
首先关于三峡地区的概念问题。重庆——湖北这一区域，学界有”三峡地区”、”峡江地区”、“三峡库区”这几个称呼。其中“三峡”名称出现较早，晋代已普遍应用，目前学界大多采用这一称呼指东起湖北宜昌，西迄重庆，长约650度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带。
“峡江地区”这一概念使用者相对较少，且不同学者看法各异。孙华先生在《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中对该区域有界定：“峡江地区系指四川盆地东部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的沿长江地区”。之后于孟州、索德浩[1]等人沿用孙华先生观点。 “三峡库区”这一概念极具时代性，来源于三峡水利工程。指的是西起江津白沙镇，东到三峡大坝坝址——宜昌三斗坪这一长达700余公里，水面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和周边地区。[2]其所指范围小于“三峡地区”，并且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因此这一概念很少有人采用。
2 分期断代研究
目前关于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主要依托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典型随葬品形制分析。涉及三峡地区分期断代的综合性研究较多，如郑君雷的《峡江地区西汉墓研究的若干线索》[3]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对峡江地区西汉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进而探讨其分期问题；何志国等人的《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4]涉及到丰都、涪陵、重庆市区等地的土坑木椁墓，对其分期、器形演变、墓葬分类和特点等进行了研究；艾露露在《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5]一文中，在分析重庆地区汉墓的形制与器物演变基础上，将其分为八期四段进行研究；杨金東在《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6]中，分析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将其分为八期，并探讨各期文化内涵及文化因素演变过程。下文将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两方面进行综述。
1.墓葬形制
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坑墓、砖室墓、崖墓上，石室墓、瓮棺葬、土洞墓、悬棺葬、崖葬等关注较少。
土坑墓目前多见以有无墓道分型，然后根据墓室长宽比分式，也有人分型后依平面形制、单人或多人葬分亚型、式。三峡地区秦汉墓葬内的尸骨保存并不完好，因此相较后者，依墓室长宽比分式更契合三峡地区墓葬的实际情况。
根据目前的研究，土坑墓可分为A、B两型，再依据墓葬平面规格，可分为三亚型。
砖室墓均依照墓室多寡分类，即单室墓与多室墓。现在看来，这种分类方法应有所修正。分类之后再依墓葬平面形制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单单依据平面形制分成“刀”、“凸”、长方形已远远不能描述清楚现今种类繁多的砖室墓，应将有无附属设施等情况也一并考虑进去，可能更好梳理越来越多的砖室墓材料。
三峡地区崖墓极少做单独研究，多是纳入四川崖墓通讲。至于瓮棺葬、崖葬等墓葬，由于目前发现资料较少，难以进行类型学综合研究，只能在发掘整理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料，待有条件了在进行探讨。
2.随葬器物
关于器物类型学研究，乍看方法各异，实际如出一辙。即根据典型器物整体器形差异进行分型研究，各型器物又依演变规律的不同做了具体分式。通过比较后认为，各式的变化代表了各型器物从早到晚的时代差异。而其他未做类型学分析的随葬器物可根据共存关系找到其演变序列，从而确定时代差异，进行时代定位。
由于三峡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在随葬物品综合研究中，往往会根据文化因素将随葬品分为若干组。目前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即秦、楚等战国晚期列国文化因素，包括圜底内凹罐、立领罐、双系罐和铜鼎、蒜头壶；第二组为巴蜀文化因素，包括陶圜底罐、釜和铜鍪、釜甑、柳叶形剑、钺、双耳矛、印；第三组指中原文化因素，包括陶平底罐、敛口罐、仓和铜镜、洗、钱币等。其中，各组文化因素器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减表明了不同时代。
3.分期断代
墓葬断代方法较多，可根据其在发掘时叠压打破关系判断相对年代；或依据墓中明确纪年材料断代；或依照随葬品组合关系和墓葬形制的变化判断相对年代关系。通过上文提及诸多前人的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并不成问题，难的是分期，绝大部分靠随葬品组合和墓葬形制变化来划分，而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不一样。而前人对三峡地区秦汉墓的分期看法不一，有十段八期、八段四期等说法，结合秦汉历史背景和三峡地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可分为七段四期。
第一期以土坑墓为主，随葬品中陶器有鼎、盒、钫、釜、豆和少量钵；铜器有鼎、钟、洗、矛、釜甑、素面镜和极少量半两钱。时代大致是战国末——西汉初。
第二期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基本组合同第一期相差无几，个别随葬品的类型增多，如陶鼎、圜底罐、釜等器物类型增多。随葬器物形制与第一期联系紧密，，有着明显的演变关系。根据铜镜及墓葬中出土文帝半两而不见五铢等，推断年代约在西汉早期。
第三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均为土坑墓。陶器上和第二期差别较大，豆、釜数量减少，平底罐、盆、仓、灶较常见，井、甑数量较少。铜器中不见剑、矛、钺等器物，新出现耳杯。钱币多见五铢，半两较少。第二段楚土坑墓外，新出现砖室墓。随葬品器物和第一段基本雷同，五铢钱大量出现，几不见半两。第三段土坑墓逐渐减少，砖室墓比重上升。陶俑种类丰富，釉陶器开始出现，数量较少。结合钱币与铜镜推断，第一段年代在西汉中期，大致相当于武帝后期及昭、宣时期；第二段约在西汉中期至新莽，第三段新莽至东汉初年。综上，第三段年代为西汉中期——东汉初。
第四期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土坑墓锐减，砖室墓盛行，崖墓开始出现，数量极。第二段以砖石墓为主，崖墓数量仍较少，不见土坑墓。随葬器类和第一段较接近，陶俑和釉陶器有所变化。新出现釉陶仓、俑等。结合纪年材料和钱币情况，可推断第一段约为东汉前期，第二段为东汉中晚期。综上，第四期年代为东汉前期至晚期。
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主要依靠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的形制及随葬器物判定，这中间可能隐藏一个问题。考古学文化具有滞后性，且三峡位于帝国边疆地区，在开发成熟的东汉之前，三峡地区是否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的发展节奏？如果我们贸然将同时期中原地区断代标准直接套到三峡地区，这是否会导致目前三峡地区秦——西汉时期墓葬断代普遍偏早？
参考文献
[1]于孟州在《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认为在考古学上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索德浩在《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将峡江地区范围限在西陵峡以、重庆以东地区。
[2]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第2页。
[3]郑君雷：《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研究的若干线索》，《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市文物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214页。
[4]何志国、李国清：《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5]艾露露：《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6]杨金东：《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作者简介
杨雨霏（1992-），女，籍贯重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
关键词：秦汉墓；断代分期；研究综述
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综合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墓葬分类、分期断代、丧葬习俗这几方面，分期断代更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宋治民、郑君雷、王力军、雷兴军、蒋晓春、杨金东等人均对某个墓地或某一区域墓地进行了综合分期研究，其中蒋晓春的《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资料最丰富，研究相对较全面。
1 区域概念问题
首先关于三峡地区的概念问题。重庆——湖北这一区域，学界有”三峡地区”、”峡江地区”、“三峡库区”这几个称呼。其中“三峡”名称出现较早，晋代已普遍应用，目前学界大多采用这一称呼指东起湖北宜昌，西迄重庆，长约650度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带。
“峡江地区”这一概念使用者相对较少，且不同学者看法各异。孙华先生在《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中对该区域有界定：“峡江地区系指四川盆地东部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的沿长江地区”。之后于孟州、索德浩[1]等人沿用孙华先生观点。 “三峡库区”这一概念极具时代性，来源于三峡水利工程。指的是西起江津白沙镇，东到三峡大坝坝址——宜昌三斗坪这一长达700余公里，水面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和周边地区。[2]其所指范围小于“三峡地区”，并且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因此这一概念很少有人采用。
2 分期断代研究
目前关于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主要依托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典型随葬品形制分析。涉及三峡地区分期断代的综合性研究较多，如郑君雷的《峡江地区西汉墓研究的若干线索》[3]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对峡江地区西汉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进而探讨其分期问题；何志国等人的《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4]涉及到丰都、涪陵、重庆市区等地的土坑木椁墓，对其分期、器形演变、墓葬分类和特点等进行了研究；艾露露在《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5]一文中，在分析重庆地区汉墓的形制与器物演变基础上，将其分为八期四段进行研究；杨金東在《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6]中，分析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将其分为八期，并探讨各期文化内涵及文化因素演变过程。下文将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两方面进行综述。
1.墓葬形制
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坑墓、砖室墓、崖墓上，石室墓、瓮棺葬、土洞墓、悬棺葬、崖葬等关注较少。
土坑墓目前多见以有无墓道分型，然后根据墓室长宽比分式，也有人分型后依平面形制、单人或多人葬分亚型、式。三峡地区秦汉墓葬内的尸骨保存并不完好，因此相较后者，依墓室长宽比分式更契合三峡地区墓葬的实际情况。
根据目前的研究，土坑墓可分为A、B两型，再依据墓葬平面规格，可分为三亚型。
砖室墓均依照墓室多寡分类，即单室墓与多室墓。现在看来，这种分类方法应有所修正。分类之后再依墓葬平面形制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单单依据平面形制分成“刀”、“凸”、长方形已远远不能描述清楚现今种类繁多的砖室墓，应将有无附属设施等情况也一并考虑进去，可能更好梳理越来越多的砖室墓材料。
三峡地区崖墓极少做单独研究，多是纳入四川崖墓通讲。至于瓮棺葬、崖葬等墓葬，由于目前发现资料较少，难以进行类型学综合研究，只能在发掘整理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料，待有条件了在进行探讨。
2.随葬器物
关于器物类型学研究，乍看方法各异，实际如出一辙。即根据典型器物整体器形差异进行分型研究，各型器物又依演变规律的不同做了具体分式。通过比较后认为，各式的变化代表了各型器物从早到晚的时代差异。而其他未做类型学分析的随葬器物可根据共存关系找到其演变序列，从而确定时代差异，进行时代定位。
由于三峡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在随葬物品综合研究中，往往会根据文化因素将随葬品分为若干组。目前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即秦、楚等战国晚期列国文化因素，包括圜底内凹罐、立领罐、双系罐和铜鼎、蒜头壶；第二组为巴蜀文化因素，包括陶圜底罐、釜和铜鍪、釜甑、柳叶形剑、钺、双耳矛、印；第三组指中原文化因素，包括陶平底罐、敛口罐、仓和铜镜、洗、钱币等。其中，各组文化因素器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减表明了不同时代。
3.分期断代
墓葬断代方法较多，可根据其在发掘时叠压打破关系判断相对年代；或依据墓中明确纪年材料断代；或依照随葬品组合关系和墓葬形制的变化判断相对年代关系。通过上文提及诸多前人的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并不成问题，难的是分期，绝大部分靠随葬品组合和墓葬形制变化来划分，而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不一样。而前人对三峡地区秦汉墓的分期看法不一，有十段八期、八段四期等说法，结合秦汉历史背景和三峡地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可分为七段四期。
第一期以土坑墓为主，随葬品中陶器有鼎、盒、钫、釜、豆和少量钵；铜器有鼎、钟、洗、矛、釜甑、素面镜和极少量半两钱。时代大致是战国末——西汉初。
第二期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基本组合同第一期相差无几，个别随葬品的类型增多，如陶鼎、圜底罐、釜等器物类型增多。随葬器物形制与第一期联系紧密，，有着明显的演变关系。根据铜镜及墓葬中出土文帝半两而不见五铢等，推断年代约在西汉早期。
第三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均为土坑墓。陶器上和第二期差别较大，豆、釜数量减少，平底罐、盆、仓、灶较常见，井、甑数量较少。铜器中不见剑、矛、钺等器物，新出现耳杯。钱币多见五铢，半两较少。第二段楚土坑墓外，新出现砖室墓。随葬品器物和第一段基本雷同，五铢钱大量出现，几不见半两。第三段土坑墓逐渐减少，砖室墓比重上升。陶俑种类丰富，釉陶器开始出现，数量较少。结合钱币与铜镜推断，第一段年代在西汉中期，大致相当于武帝后期及昭、宣时期；第二段约在西汉中期至新莽，第三段新莽至东汉初年。综上，第三段年代为西汉中期——东汉初。
第四期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土坑墓锐减，砖室墓盛行，崖墓开始出现，数量极。第二段以砖石墓为主，崖墓数量仍较少，不见土坑墓。随葬器类和第一段较接近，陶俑和釉陶器有所变化。新出现釉陶仓、俑等。结合纪年材料和钱币情况，可推断第一段约为东汉前期，第二段为东汉中晚期。综上，第四期年代为东汉前期至晚期。
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主要依靠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的形制及随葬器物判定，这中间可能隐藏一个问题。考古学文化具有滞后性，且三峡位于帝国边疆地区，在开发成熟的东汉之前，三峡地区是否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的发展节奏？如果我们贸然将同时期中原地区断代标准直接套到三峡地区，这是否会导致目前三峡地区秦——西汉时期墓葬断代普遍偏早？
参考文献
[1]于孟州在《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认为在考古学上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索德浩在《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将峡江地区范围限在西陵峡以、重庆以东地区。
[2]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第2页。
[3]郑君雷：《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研究的若干线索》，《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市文物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214页。
[4]何志国、李国清：《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5]艾露露：《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6]杨金东：《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作者简介
杨雨霏（1992-），女，籍贯重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