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条件分析
赵翌彤 邰秀军 刘欢
[提 要]为了分析“先富”村干部利用科技信息传播模式如何带动“未富”村民致富，基于科技信息传播的视角，对山西省两个贫困村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发现：“先富”村干部能否带动“未富”村民实现富裕既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品质，也取决于村干部对村民推行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当村干部实施农业科技行为产生的溢出效应能惠及本村村民时，目标才能实现并达到双赢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贫困地区；村干部；农业科技信息
[作者简介]赵翌彤（1988—），女，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户生计；邰秀军（1972—），男，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學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户生计；刘 欢（1900—），女，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户生计。（山西临汾 041000）
[基金项目]山西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2014325）
一、背景与问题
近十几年来，农业新技术在农民减贫和农村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新方法、新技术的采用，如“农科对接模式”、“科技110模式”等，对多数农民的增产增收起到明显效果[1]。但是，贫困地区依然存在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科技支撑能力较弱等问题，并且这些地区乡土气息浓厚，受传统观念、文化和地缘的影响，依靠农业推广机构和协会等正式组织进行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依靠个人观察、口头交流、示范等非正式渠道传播则非常有效。
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许多村“能人”通过利用农业科技开展设施农业，创办企业等先富了起来，并依靠领先于其他村民的个人素养、高收入和人脉关系被选为村干部，带领村民减贫脱贫。但近十几年来，中国农村中由于利益吸引和监管缺失，乡村治理中存在着村干部权力结构失衡，引发了许多不公正事件发生。有些村干部通过信息优势影响农民群体对政策信息的有效获取而谋取利益[5]，造成村干部与农户关系紧张与日益不信任，“先富”带动“后富”成为一句空话。
目前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仍是增加科技兴农的力度与扶贫之间的关系，对新形势下村干部分化及村干部在科技信息传播中对村民的影响以及“先富”村干部如何能通过科技示范等项目带动“未富”村民的关注仍然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山西省贫困地区两个典型村庄WT村和CR村为案例，分析不同类型“先富”村干部在农业科技信息选择、传播和使用中的行为对其他“未富”村民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并设计出新形势下贫困地区农户利用科技信息减贫脱贫的较好路径。
二、村干部科技信息传播模式及对村民的影响分析
WT村和CR村村干部都是村里的“能人”，是村里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同镇、县级干部都有良好的沟通渠道。近年来，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弱化，在许多县里，政府扶持农村的项目都要经过村干部讨论才能分配到村民手中，所以村干部比其他村民有很大的信息优势。
一般来说，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6]。利用信息优势“先富”起来的村干部要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地位，必须制定以改善村民生计为前提的发展目标，并将农村发展计划付诸行动。这样，村干部易获得村民信任，农业科技信息易于传播，也易使“未富”村民减贫增收。CR村村干部建立了当地最大的核桃种植基地，并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全村村民加入到合作社集体产销活动中。然而在一些农村，“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普遍[7]。村干部利用职务优势，将政府专项补贴资金只为自己谋福利，加重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WT村村支书自己创办了一个农业产业公司，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采取了雇佣外村村民的运作模式，利益并未能惠及本村村民。
根据两村的这些特征，本文将两村分成 “村干部兼顾村民利益”和“村干部未能兼顾村民利益”的两种模式，从以下三方面说明二者在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中对村民的不同影响：
（一）农业科技信息选择
当村干部兼顾农户利益时，村干部使用科技信息的溢出效应会惠及村民，村民积极参与到信息的选择和考察中。CR村村支书凭借其政治优势和人脉优势，接触的农业科技信息较多，加之个人品质方面乐于帮助他人，与村民关系相处融洽。在对科技信息的选择与识别上，村支书会考虑到村民的整体利益，普通村民也自主、自愿参与到科技信息的选择、传播与使用过程中，与村干部商讨信息可行性，对质疑的农业科技信息反复试验加以论证，并将信息技术普遍应用于自家的种植中。
村干部未能兼顾村民利益时，其科技使用行为产生的溢出效应没有被本村村民所吸收。村民对村干部的项目很漠然，并不参与到相关项目农业科技信息的选择中。WT村村支书发展绿色蔬菜订单农业，种植所需的大规模平整土地是向本村村民租赁而来，支付村民土地租赁费，而蔬菜种植活动则雇佣了外村十几个家中无地的农户进行。除此之外，种植与销售的其他科技信息和收益均与农户无关，村干部与农户之间并没有形成互惠互利的双向关系，并未起到带动其他村民致富的效果。
（二）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
农村科技信息传播多属于分层次的传播模式，传播过程涉及到两类人群——村干部和农户。CR村村支书为实现科技信息的传播，由党员和村干部带头现行示范种植，并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来村里指导，定期对村民进行培训。几年下来，核桃树初成规模，高接换优成活率达到85%以上。示范种植成功后，其余农户纷纷加入到核桃种植的队伍中来，模仿种植技术与管理行为，若遇到操作要求较高的种植技术，由村干部和技术员统一负责，农民的种植热情很高。
当村干部行为未能兼顾农户利益时，农业科技信息使用只考虑当前项目收益，不需要得广大村民的认可，传播过程也随之简单。WT村村支书引进了杀虫害新科技和粪便循环处理新科技，仅从雇佣农户中选择一两名学习能力强作为技术员进行相关技术的培训，这样的农业科技信息属于“村干部—技术员—雇佣农户”的层级传播，雇佣农户作为最基本的劳动者，对农业科技信息只接收而不质疑，听从村支书的指令。
（三）农业科技信息的使用
农户能否取得收益是农户采纳农业科技信息行为的判断依据。虽然核桃种植周期较长，受天气影响丰产率不稳定，但90%以上的CR村村民在村支书带领和感染下，全部加入了合作社，紛纷实现了从科技信息的认知到科技信息行为的转变，共同探讨克服因自然灾害导致产量下降的方法，村干部与农户间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和收益共享。到2004年，全县推广核桃优良品种6.8万亩、培训核桃乡土技术人才6800多人，建立了长治市面积最大，品种最全，经营效果最好的1300亩优质高效核桃示范园。
村干部未能兼顾村民收益时，农业科技信息的使用效果也只以村干部个人收益为准。 WT村村支书将农业科技信息运用到应季蔬菜种植中，提升了蔬菜的品质和口感。同时村支书依靠合作社形成产销链平台，获得了更多的订单，使蔬菜产量和收入两方面收益可观。但这仅限于村支书受益，他并没有带动其他村民的农业科技信息使用，对普通村民而言，要想自己引进和使用农业科技，资金是最大障碍。所以，当村干部只顾及自身的项目，溢出效应不能惠及本村村民，新技术就会被搁置，村民的收入并没有因村干部的项目得到增加。
三、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富裕的讨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先富”村干部是否能带动“未富”村民实现共同富裕，既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品质，也取决于村干部与村民实行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当村干部实施农业科技行为产生的溢出效应能惠及本村村民时，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并达到双赢的良性循环。目前，村干部作为农村致富的先行者，具有经济、政治、人脉等资源优势。当村干部的行为兼顾农户利益时，会得到村民的拥护与支持，对村干部的工作具有助推作用。而村干部的行为未能考虑农户利益时，村干部与农户间更容易产生信任危机，引发农村社会矛盾，甚至还会激化矛盾[11][12]，村干部工作难以开展，造成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贫困地区农村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主要依靠观察、口头交流和能人示范等非正式渠道，单纯依靠增加农业科技推广站等正规渠道的投入效果有限。目前，依靠村干部项目示范带动已经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开始实施，但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方式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在农村，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富裕，也没有想着帮助其他未富起来的人，而是选择“守富”，并不能将科技信息的好处惠及给本村村民。因此，“先富”村干部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与“未富”村民建立信任机制，以示范与模仿相结合的方式将农业科技信息向村民传播，使农户利益得到保障，农业科技信息得到认可并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真正发挥科技信息对农户增收减贫的重要作用，同时实现先富村干部对未富村民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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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东京.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态势与政策建议[J].改革，2010，（7）.
[3]张金梅，邓谨.惠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对策研究——以国家级贫困县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1，（26）.
[4]庄天慧，余崇媛，刘人瑜.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南4省1739户农户的调查[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9）.
[5]曾桢，杨帆，付芳婧.农民群体信息获取状况及问题分析——以贵州省农村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2，（9）.
[6]贺雪峰，阿古智子.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J].学习与探索，2006，（3）.
[7]肖唐镖.什么人在当村干部？——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6，（9）.
[责任编辑：熊文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