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袁克文书法看清末民国时期的尊碑书风

    摘 要：袁克文出身官宦之家，为袁世凯次子，从小受教于是时书坛名家，具有过硬的书学功底，由其书风可以窥见尊碑思潮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从师承的角度阐述了袁克文时代尊碑书风的流行趋势。

    关键词：袁克文;书法;尊碑书风

    袁克文（1889—1931），为袁世凯次子，字豹岑，又字抱存，别署寒云，生母为朝鲜金氏，与张伯驹、溥侗、张学良被时人誉为“民国四公子”。袁克文虽出身显贵门第，却以“天津青帮帮主”的身份名世，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袁寒云”。不过即便如此，袁世凯死后，其一度没有经济来源，以卖文、鬻书为生，1931年于潦倒中病逝。袁克文去世后，家里窘促办不起丧事，还是他的徒子徒孙帮其操办了极其风光的后事，送葬队伍达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千余妓女自愿头系白绳前来参加。因而，于右任挽联曰：风流同子建，仁物拟庄周。

    袁克文擅于篆书、隶书，并以篆隶融入行楷，别具一格，为当时尊碑书风的代表。清末，帖学书风式微至极，得风气之先者为碑学书风，因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民国书法承袭清末碑学流风余韵，甚至有中兴之势。袁克文的书法显然得益于尊碑时习。

    作为“民国四公子”之首，其诗词歌赋，诗文书画俱能。其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则向我们展示了何谓“书如其人”。[1]据袁克文自述，其母分娩时，袁世凯在门外等候时打瞌睡，在梦中看见朝鲜王李熙用金手链牵着一头斑斓大豹走进来。他接过金链把豹子系于堂下，用食物饲之。突然豹子一发威，挣脱金链，向产房跑去。袁世凯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恰逢此时金氏生了一个小少爷。很巧的是，金氏在产前也梦见一头巨豹入怀，惊醒后克文便出生了。袁世凯因此命名其子曰“文”——因豹子身披锦文，取文章之意。后来袁克文字号“豹岑”，有时也叫“抱存”。[2]袁克文自幼博闻强识，才华出众，从江都方地山读书，自述“六岁识字，七岁读经史，十岁习文章，十有五学诗赋，十有八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1]其虽有“皇二子”之称，却弃绝仕途，与大哥袁克定迥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人风流倜傥，作风肆恣旷达，放荡不羁。酒楼、妓馆是他忘忧消愁的地方，酒徒、妓女也有他的知心人。其酷爱收藏古玩，如古善本书、玉器、钱币、书画、邮票等均能入其法眼。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变动剧烈的转型期，其思想也受到西来的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的影响，作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上琼台最上层”，公然与复辟帝制唱反调，惹怒其父，而遭软禁。可以说，他的思想和行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相容，因而造就了他鲜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则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

    袁克文于书法极具天赋，年少时便初露锋芒。有一次，袁世凯给其写信说：“尔前此寄来之史论，立意尚新，议论亦畅，惟字体太奇特，非少年所宜。当多临欧柳法帖，以资矫正。近闻尔行事，喜效名士，此非具有真才实学者。”[3]真是知子莫若父！袁克文自小就养成了良好的诗词书法根基，早年研习颜平原书法，入门之后遍览唐宋名迹，更得益于金石碑版。其18岁时书风已臻成熟，声名远播。笔者以为，袁克文的书法虽与天赋密不可分，其授业名师的点拨同样不容忽视。其众多名师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方定山和严修。

    方地山（1872—1936），名尔谦，扬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幼年聪明好学，与其胞弟方尔咸有“扬州二方”之誉。其11岁便进了学，有才子之名，而后屡试不第，遂成落拓不羁的名士风度。其时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名声显著后，袁世凯闻其大名便邀其来教袁克文读书。方地山有“联圣”的雅号。在书法上，方地山亦自成一派，其喜悬空作大字而不拘绳墨，书写时挥洒自如、肆意放达。同时，方地山也是放荡不羁的风流人物，经常流连北里青楼，那些烟花女子多乞其书悬于室内，以至在京津一带，有得方一联身价倍增的时风。方地山则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而且不管是谁，男人上的款总是写某某“仁兄”，即使对方是个妓院的杂役（俗称大茶壶）;女人上款则称“女史”，不计是妓女还是老鸨。其人放荡可见一斑。应该说，袁克文在兴趣爱好、处世性情上受到方地山的影响最大，悬空作书可能是跟其所学。[2]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出生于天津，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共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其书法研习之初，恪守篆隶习秦汉、行楷承晋唐的学书之法。其临池诸多名碑，对秦汉碑刻进行深入揣摩、研习。其对碑学笔法领悟颇多，但其言碑而又不执于碑。其书法注重“循环式”练习，取众家所长为己用，从而演變出自己的书风，从其诸多作品中可见一斑。其早年曾受“馆阁体”的影响，后能在探究名碑的基础上摆脱“馆阁体”的影响，化古为我，古为今用。其在书法的谋篇、结体、用笔上显得稳重，严谨中富于变化，暗含其深厚功力，点画之间蕴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洁之气。袁克文书风中既有碑学遗风，又不乏书卷之气的美学特质当受益于严修的深刻影响。

    作为严修的入室弟子，袁克文深得其真传，真、草、隶、篆全都精妙，信手洒脱，境至臻境。[2]从书法风格上看，其擅长篆书和行草书。其篆法取法于钟鼎文字，并参考近人何绍基、吴昌硕等人篆法，他曾为天津藏书家周叔弢书写过一副十四言篆书对联，结体匀称质朴，堪称佳作。[4]其中有一幅五言篆书联，即“诗人廿四品，帖临十三行”。这是袁克文所写，其线条大气，用笔醒俗，看似简单、平淡无奇，实则暗藏其深厚的书法功力，堪称其篆书之精品。其楷书从颜真卿入手，有颜氏晚年的成熟风格，布局合理，结体严谨而含蓄，韵味沉稳而又厚重，略有行意。其书写的小楷，笔力充沛，用笔劲健，转折提按十分清晰，不求精细而重神韵。结字舒展自如，打破楷书结体规则，不受偏旁部首的限制，或正或斜，或舒或密，或大或小，书写自如。得自然之趣。其行书清爽飘逸，满面云霞意气，尽显胸襟，大有妙造自然之风。其连笔圆转的草书，变成了宽博涌动的图画，隶书的柔美，在其笔下转换成刚性美。其书宁丑不媚，宁拙勿巧，其为人也是如此。其书写有“三绝”：一是把纸悬空，由人拉住纸两端，他悬腕挥毫作书，笔力遒劲刚健而纸未破损。二是抓笔书写。他有一支大笔，笔杆长约一米五，笔头长约半米，把纸铺在地面上，用双手抓笔站在纸上写，运笔挥洒自如。三是仰卧在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顺势而为，写出的蝇头小楷，工整清秀，无乏力歪斜之弊。

    袁克文对书法造诣不仅精深，而且其对书法学习也有独到的见解。在其致徐半梦的信中指出，学书者必须“探书之源，立书之本，以六朝楷法束之，而书成矣”。在六朝楷书中，其尤推北魏碑志。流传下来的楷书，多数只能从帖中所见，帖为勾摹而成者，即使有佳工，也难传达出楷书原有的神髓。此种说法颇有见地。其认为六朝碑志书写于石上，良工刻手忠于书的原貌，因此刻出的几乎一模一样;因而，希望学书者，取六朝之真为上。钟王之书，虽看似尽善尽美，但多是后人“勾摹”而成，填墨已失原迹之味，故学书者要想获取书法真谛，宁可取其“真”而去其“伪”。其又谈到“隋唐碑志，良有佳构，浏览可耳。宋元人书，日趋婉媚，以锋芒胜，不宜入石，墨本犹有可观者……夺篆隶之真魄，与西京抗手，千百年中，一何道州耳”。可以见出，袁克文对清代何绍基的书法还是比较认同的。其接着又说：“唐以后名家之书，供参玩则可，用为师法则未足也。其慨叹当时世人多舍本而务末，或临《三希堂》，或摹覃溪（翁方纲）、石庵（刘墉）辈，临摹稍稍相似，就以书家自许。学书求知六朝者很少，更遑论三代秦汉矣。古法沦堕，复何言哉！读大论，知为有心于书者，故敢以下愚一得，辱高明之听。”[5]

    袁克文因为特殊的身份，加之其书法到了一定的火候，所以不论走到哪里，有人找他求字，均来者不拒。惜其不擅经营，又豪爽义气，往往为朋友一掷千金，很快就家财散尽，不得已卖字疗饥。[2]其有一回从北京返天津，大概钱又花光了，便在《北洋画报》上登出“寒云卖字”手的广告：联屏、直幅、横幅整纸每尺二元，半纸每尺一元，折扇每件六元，过大、过小别议。以上皆以行书为率，篆倍直，楷隶加半，点品别议，先润后书，亲友减半，磨墨费加一成。

    这篇手稿疏密相间，潇洒自如，一气呵成。行文流畅而不失稳重，一幅随意之态凸现于纸上，可见其行草书功力。此外，袁克文的书法有各种体裁，各种书体的作品均有面世，其基本特点是不拘一格、意趣天成，还有不少作品则具旷达雄健的风致。

    袁克文的书法，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博综同时代书家之长，化为己用。其楷书贵沉稳厚重，草书贵潇洒率意，隶书柔中带刚，篆书贵圆劲苍朴。其作为名人能宽博仁爱，真性待人;而处事则淡名忘利，个性鲜明。毋论书以名傳，还是名以书传，均堪称一代奇才。

    参考文献：

    [1] 郑逸梅.“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A].袁克文.辛丙秘苑·寒云日记[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13.

    [2] 王忠和.袁克文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2-5，22-23，186，190.

    [3] 任小飞，申娜.濮阳博物馆馆藏精品书法赏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07）：17-19.

    [4] 邹典飞.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袁克文[J].艺术品，2018（04）：10-13.

    [5] 徐京.袁克文论书[J].书法，1982（2）：32.

    作者简介：朱竞生（1969—），男，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就职于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从事书法创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