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定律模型概述
赵海明 何成刚 沈为慧
关键词历史解释，覆盖定律，运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5-0032-05
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已把“历史解释”确定为学生的核心素养。那么，如何引導学生进行历史解释呢？大致来说，历史解释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用自然科学解释范式，以美国科学哲学家、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亨普尔提出的覆盖定律模型为代表；第二种是采取人文理解和重演模式，以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提出的合理性解释模型为代表，突出强调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和历史主体的信念、愿望、动机或意图等思想因素对解释的影响，主张历史学家应该以重演和移情等手段，理解行为背后的理由和目的。本文中，我们拟重点介绍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希望有助于拓展广大历史教师关于历史解释的理论视野。
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强调普遍规律和原理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认为对史事的解释，实际上是运用一些普遍原理或法则来解释其发生的原因。①这一模型认为，历史解释是因果规律性的，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没有区别，解释历史事件就是从规律出发进行逻辑演绎推衍；只有从一般定律和前提条件下推导出来时，历史事件才获得了解释。简言之，就是将作为个例的历史事件置于相关规律覆盖之下以达成解释。②
对于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一些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例如，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指出，亨普尔所说的普遍规律，是指历史以外的各种法则，包括自然科学的定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它们可以作为历史解释的依据。③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和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也指出，历史解释常常应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这些学科建立的规律性。虽然有些人文学科比较关注特殊事件的独特性，但它们依然注重普遍规律及其应用。对独特事件意义的理解并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的一个基本特征。覆盖定律解释就是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特殊性与特殊性联结起来的理解方式。④
通过史学阅读，我们发现，已有学者运用覆盖定律模型进行历史解释，这对于中学历史教师进行相关内容的教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举两例予以说明。
案例1：“托克维尔定律”与清朝的灭亡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在解释“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的关系时，运用了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一条规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①这被人们称为“托克维尔定律”。在资产阶级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改革。一方面，改革培养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原有的统治基础逐步解体，但新兴社会力量并未成为新的统治基础，相反成为政府的对立面，政府因此陷入孤立，统治地位也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改革意味着实施新的制度，也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旧制度不可能一下子被全部清除，既得利益者也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尤其是涉及改革者本身的权力与利益时更是如此。而恰在此时，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的特权，较之以前更加引起人们憎恨，新兴势力主张彻底革除之。路易十六没能满足人民的这一愿望，因此遭到强烈谴责，最终被无情抛弃。
朱英教授指出，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清末“新政”中。一方面，教育改革造就的新型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不满而趋向革命，一部分新军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之下，从清朝武装蜕变为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对清廷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盼望清廷加快立宪步伐，并多次发起请愿运动，但屡遭清廷拒绝。而“皇族内阁”的出现，使得立宪派对清廷更感失望。因此，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更多原本对清廷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士痛感受到愚弄，对清王朝的离异之心越来越明显。因此，当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多数人士不仅对清王朝并无眷念之情，而且同情乃至支持革命。丧失民心的清政府，已无力镇压革命，灭亡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②
案例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中国的农村改革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解释这两个“意想不到”时，运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一经济规律。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的变更与替代，或者新制度的创设，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③其产生和演进必须由一定的获利机会所触发，行动者在新的制度安排下才有可能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样的获利机会在原有制度安排中是不存在的或是极为有限的。④它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制度不均衡，通过制度变动可以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它是一种自发性的制度变迁，其实质是追求获利机会。
林毅夫教授据此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制度变迁是自发的。看到一个获利机会后，行为主体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方式是集体生产，生产队制度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唯一被政府认可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人们“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低下的生产效率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每个人都因收入减少而贫困。1978年秋，安徽凤阳遭遇旱灾，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对集体劳动制度已经失望的小岗村农民，被迫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1979年，凤阳县的粮食普遍减产30%以上，但实行单干的小岗村反而增产了3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而是小岗农民自发创造出来的。同样，乡镇企业也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看到城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非常短缺，有很多获利机会，尽管当时不允许实行私有制，但集体所有制是能够被接受的，所以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创造了集体经济这种工业组织形式，即乡镇企业。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与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①
覆盖定律模型为历史解释提供了方便，但并非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运用这一模型进行解释。不当运用覆盖定律模型解释历史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值得我们注意。下面举一例予以说明。
案例3：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
关于“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支前的关系”，传统的历史解释（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即是据此模型做出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農民便自然而然地积极参军支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隐藏在这种解释背后的“普遍原理”有两条：农民因土地占有不均而贫困，因此具有天然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后，为了巩固这一斗争成果，农民就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积极参军支前，以保卫革命成果。其实，这两条“普遍原理”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取得土地的农民，并不愿意参军支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不愿当兵的主要原因是：害怕上战场而牺牲生命；担心影响家庭的生产与生活；害怕妻子缺乏依靠而改嫁。也就是说，在个人利益和支持革命之间，许多农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因此不愿当兵。②
但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广大农民踊跃参军支前也是历史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密不可分。中共的组织动员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行阶级教育和勇气教育。通过阶级教育是要让农民认识到，生活的困苦源于地主阶级的剥削，以此激发阶级仇恨；通过革命实例说明只有斗争才能求得生存的道理，只有打垮蒋介石政权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并帮助农民树立起不怕牺牲、敢于抗争的信念。二是，加强对参军支前工作的管理。一方面，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和参军模范的带头作用。各地党组织还通过评选积极分子、模范家庭、模范村，发起参军支前竞赛活动，以先进促后进。另一方面，合理安排支前民工的任务与生活。各地党组织对支前民工都有精密统一的编制和组织，大到任务的分派执行，小到民工的衣服、鞋袜、食具都安排得细致周到；还在运输干线上设立民工服务站、伤员转运站和茶水供应站等，并安排随队医生与民工同行。三是，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激励机制。为解决支前民工的后顾之忧，党组织安排人员帮助支前民工及时播种和收割庄稼；发给民工家庭粮草证和预借证，减少其粮食负担。为确保民工出勤时的基本生活需要，除了保证每天的粮食、菜金供应外，还补偿各种杂支费。此外，各地党组织还建立了荣誉激励和嘉奖制度。③
当然，中共对于参军支前工作的组织动员，也是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之上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的土地愿望，获得土地的农民最终认识到报恩的必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组织动员工作的障碍。第二，土地改革使农民与中共结为命运共同体，广大农民逐渐意识到，必须帮助人民解放军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三，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农民参军支前提供了经济基础。第四，土地改革颠覆了地主对农村的控制，并重新建立了农村基层组织，这为中共的动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可见，在“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支前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分到土地的农民就应该报恩，以积极参军的方式支援前线；或者简单地认为农民积极参军支援前线原因就在于土地改革。总之，土地改革并不必然产生农民积极参军这一结果，其中，农民群体的局限性和共产党的积极动员不可忽视，显然，不能简单地用体现“覆盖定律模型”的所谓“普遍原理”来解释这一现象。
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与规律、原理无关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是要去发现普遍规律和原理，而是要合理运用普遍规律和原理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①覆盖定律模型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以普遍规律和原理来解释历史事件，容易产生千篇一律的现象。另外，史学并不像其他科学那样仅以提供解释为满足，它还应该能够丰富、充实和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惯常理解。多些合理性解释，展现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和具体细节，不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更符合中学课堂对历史教学的期待。
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绝不能满足于用覆盖定律模型来解释历史。比如，简单地从“暴政”的角度来解释秦朝和隋朝的灭亡原因，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来解释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这样的解释因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而变得不可行，因其认知意义上的无趣而不被接受。那么，什么情况不能运用、什么情况下才能运用覆盖定律模型进行历史解释呢？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学者们的认识。
一是解释历史中“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部分”时，须慎用或者避免使用这一模式。规律性是建立在人的认知体系中既往的某种客观性要素上，而这部分历史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比较大，人类的未来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结果，是不可能用某种客观性要素界定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用任何规律表述的。②况且，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为选择互动性，常常使看似简单的历史演变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过程。③
二是解释历史中的“可规律化部分”时，可以运用覆盖定律模型。在人类历史中寻找到地理、气候、人口数量、生产工具、组织形式、物质交换形式等要素显现作用效果的时间跨度，人类文化形态与周期性等。④对这部分历史事物，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的普遍规律来进行解释。例如，探讨人口大规模运动时，需要求助于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发现；传记作者必须熟悉心理学的规律等等。⑤经济学家吴承明指出，解释经济史问题时，应适当知晓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解释，可以作为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既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以综合运用几种理论。⑥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指出，在解释国际关系时，应适当知晓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外交原则。像英国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时遵循“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⑦这样三条原则。
吴承明先生还指出，历史解释中对规律的运用不是无条件的或不加辨别的。具体选用哪种理论，主要根据理论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⑧“修昔底德陷阱”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条铁律，指的是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正如两千多年前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内在逻辑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有人以此“规律”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英帝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在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看来，这种说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国家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从而把所有西方国家都卷入了战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一些人循此规律解读当今崛起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这是不恰当的。首先，因为国际环境、时代特征、时代潮流和国家属性的差异，战争、争夺霸权不会成为未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其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实质上是人为杜撰出来的。“在修昔底德那里，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运用覆盖定律模型时，不能一味信从固有的观念或理论，仍须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要受到事实和证据的约束。
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认为，历史解释是“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且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过去，并揭示历史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核心素养，首先要求历史教师进行广泛阅读，深入学习、汲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总结提炼的普遍性规律和原理；其次，要指导学生小心谨慎地尝试运用有关普遍性规律和原理解释历史，从而能更深层次地分析历史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艺术，历史中所面对的大多是人类的过去，因此了解历史，必须先要了解人的多姿多彩。亨普尔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也导致其覆盖定律模型在解释历史时缺乏对人的关怀。从宏观上讲，覆盖定律模型也只是一种解释模型，还有其他解释模型。②所以，在历史解释中，我们不应该拘泥于一种解释模型，应该坚持历史解释的开放性，借鉴多种解释模型分析历史现象。
【作者简介】赵海明，中学一级教师，昆山市葛江中学历史教师。
何成刚，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
沈为慧，江苏省中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昆山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与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历史解释，覆盖定律，运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5-0032-05
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已把“历史解释”确定为学生的核心素养。那么，如何引導学生进行历史解释呢？大致来说，历史解释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用自然科学解释范式，以美国科学哲学家、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亨普尔提出的覆盖定律模型为代表；第二种是采取人文理解和重演模式，以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提出的合理性解释模型为代表，突出强调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和历史主体的信念、愿望、动机或意图等思想因素对解释的影响，主张历史学家应该以重演和移情等手段，理解行为背后的理由和目的。本文中，我们拟重点介绍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希望有助于拓展广大历史教师关于历史解释的理论视野。
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强调普遍规律和原理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认为对史事的解释，实际上是运用一些普遍原理或法则来解释其发生的原因。①这一模型认为，历史解释是因果规律性的，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没有区别，解释历史事件就是从规律出发进行逻辑演绎推衍；只有从一般定律和前提条件下推导出来时，历史事件才获得了解释。简言之，就是将作为个例的历史事件置于相关规律覆盖之下以达成解释。②
对于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一些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例如，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指出，亨普尔所说的普遍规律，是指历史以外的各种法则，包括自然科学的定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它们可以作为历史解释的依据。③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和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也指出，历史解释常常应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这些学科建立的规律性。虽然有些人文学科比较关注特殊事件的独特性，但它们依然注重普遍规律及其应用。对独特事件意义的理解并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的一个基本特征。覆盖定律解释就是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特殊性与特殊性联结起来的理解方式。④
通过史学阅读，我们发现，已有学者运用覆盖定律模型进行历史解释，这对于中学历史教师进行相关内容的教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举两例予以说明。
案例1：“托克维尔定律”与清朝的灭亡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在解释“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的关系时，运用了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一条规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①这被人们称为“托克维尔定律”。在资产阶级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改革。一方面，改革培养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原有的统治基础逐步解体，但新兴社会力量并未成为新的统治基础，相反成为政府的对立面，政府因此陷入孤立，统治地位也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改革意味着实施新的制度，也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旧制度不可能一下子被全部清除，既得利益者也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尤其是涉及改革者本身的权力与利益时更是如此。而恰在此时，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的特权，较之以前更加引起人们憎恨，新兴势力主张彻底革除之。路易十六没能满足人民的这一愿望，因此遭到强烈谴责，最终被无情抛弃。
朱英教授指出，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清末“新政”中。一方面，教育改革造就的新型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不满而趋向革命，一部分新军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之下，从清朝武装蜕变为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对清廷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盼望清廷加快立宪步伐，并多次发起请愿运动，但屡遭清廷拒绝。而“皇族内阁”的出现，使得立宪派对清廷更感失望。因此，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更多原本对清廷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士痛感受到愚弄，对清王朝的离异之心越来越明显。因此，当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多数人士不仅对清王朝并无眷念之情，而且同情乃至支持革命。丧失民心的清政府，已无力镇压革命，灭亡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②
案例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中国的农村改革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解释这两个“意想不到”时，运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一经济规律。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的变更与替代，或者新制度的创设，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③其产生和演进必须由一定的获利机会所触发，行动者在新的制度安排下才有可能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样的获利机会在原有制度安排中是不存在的或是极为有限的。④它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制度不均衡，通过制度变动可以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它是一种自发性的制度变迁，其实质是追求获利机会。
林毅夫教授据此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制度变迁是自发的。看到一个获利机会后，行为主体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1978年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方式是集体生产，生产队制度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唯一被政府认可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人们“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低下的生产效率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每个人都因收入减少而贫困。1978年秋，安徽凤阳遭遇旱灾，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对集体劳动制度已经失望的小岗村农民，被迫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1979年，凤阳县的粮食普遍减产30%以上，但实行单干的小岗村反而增产了3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而是小岗农民自发创造出来的。同样，乡镇企业也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看到城里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非常短缺，有很多获利机会，尽管当时不允许实行私有制，但集体所有制是能够被接受的，所以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创造了集体经济这种工业组织形式，即乡镇企业。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与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①
覆盖定律模型为历史解释提供了方便，但并非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运用这一模型进行解释。不当运用覆盖定律模型解释历史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值得我们注意。下面举一例予以说明。
案例3：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
关于“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支前的关系”，传统的历史解释（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即是据此模型做出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農民便自然而然地积极参军支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隐藏在这种解释背后的“普遍原理”有两条：农民因土地占有不均而贫困，因此具有天然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后，为了巩固这一斗争成果，农民就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积极参军支前，以保卫革命成果。其实，这两条“普遍原理”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取得土地的农民，并不愿意参军支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不愿当兵的主要原因是：害怕上战场而牺牲生命；担心影响家庭的生产与生活；害怕妻子缺乏依靠而改嫁。也就是说，在个人利益和支持革命之间，许多农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因此不愿当兵。②
但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广大农民踊跃参军支前也是历史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密不可分。中共的组织动员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行阶级教育和勇气教育。通过阶级教育是要让农民认识到，生活的困苦源于地主阶级的剥削，以此激发阶级仇恨；通过革命实例说明只有斗争才能求得生存的道理，只有打垮蒋介石政权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并帮助农民树立起不怕牺牲、敢于抗争的信念。二是，加强对参军支前工作的管理。一方面，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和参军模范的带头作用。各地党组织还通过评选积极分子、模范家庭、模范村，发起参军支前竞赛活动，以先进促后进。另一方面，合理安排支前民工的任务与生活。各地党组织对支前民工都有精密统一的编制和组织，大到任务的分派执行，小到民工的衣服、鞋袜、食具都安排得细致周到；还在运输干线上设立民工服务站、伤员转运站和茶水供应站等，并安排随队医生与民工同行。三是，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激励机制。为解决支前民工的后顾之忧，党组织安排人员帮助支前民工及时播种和收割庄稼；发给民工家庭粮草证和预借证，减少其粮食负担。为确保民工出勤时的基本生活需要，除了保证每天的粮食、菜金供应外，还补偿各种杂支费。此外，各地党组织还建立了荣誉激励和嘉奖制度。③
当然，中共对于参军支前工作的组织动员，也是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之上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的土地愿望，获得土地的农民最终认识到报恩的必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组织动员工作的障碍。第二，土地改革使农民与中共结为命运共同体，广大农民逐渐意识到，必须帮助人民解放军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三，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农民参军支前提供了经济基础。第四，土地改革颠覆了地主对农村的控制，并重新建立了农村基层组织，这为中共的动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可见，在“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支前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分到土地的农民就应该报恩，以积极参军的方式支援前线；或者简单地认为农民积极参军支援前线原因就在于土地改革。总之，土地改革并不必然产生农民积极参军这一结果，其中，农民群体的局限性和共产党的积极动员不可忽视，显然，不能简单地用体现“覆盖定律模型”的所谓“普遍原理”来解释这一现象。
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与规律、原理无关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是要去发现普遍规律和原理，而是要合理运用普遍规律和原理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①覆盖定律模型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以普遍规律和原理来解释历史事件，容易产生千篇一律的现象。另外，史学并不像其他科学那样仅以提供解释为满足，它还应该能够丰富、充实和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惯常理解。多些合理性解释，展现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和具体细节，不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更符合中学课堂对历史教学的期待。
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绝不能满足于用覆盖定律模型来解释历史。比如，简单地从“暴政”的角度来解释秦朝和隋朝的灭亡原因，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来解释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这样的解释因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而变得不可行，因其认知意义上的无趣而不被接受。那么，什么情况不能运用、什么情况下才能运用覆盖定律模型进行历史解释呢？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学者们的认识。
一是解释历史中“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部分”时，须慎用或者避免使用这一模式。规律性是建立在人的认知体系中既往的某种客观性要素上，而这部分历史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比较大，人类的未来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结果，是不可能用某种客观性要素界定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用任何规律表述的。②况且，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为选择互动性，常常使看似简单的历史演变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过程。③
二是解释历史中的“可规律化部分”时，可以运用覆盖定律模型。在人类历史中寻找到地理、气候、人口数量、生产工具、组织形式、物质交换形式等要素显现作用效果的时间跨度，人类文化形态与周期性等。④对这部分历史事物，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的普遍规律来进行解释。例如，探讨人口大规模运动时，需要求助于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发现；传记作者必须熟悉心理学的规律等等。⑤经济学家吴承明指出，解释经济史问题时，应适当知晓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解释，可以作为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既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以综合运用几种理论。⑥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指出，在解释国际关系时，应适当知晓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外交原则。像英国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时遵循“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⑦这样三条原则。
吴承明先生还指出，历史解释中对规律的运用不是无条件的或不加辨别的。具体选用哪种理论，主要根据理论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⑧“修昔底德陷阱”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条铁律，指的是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正如两千多年前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内在逻辑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有人以此“规律”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英帝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在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看来，这种说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国家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从而把所有西方国家都卷入了战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一些人循此规律解读当今崛起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这是不恰当的。首先，因为国际环境、时代特征、时代潮流和国家属性的差异，战争、争夺霸权不会成为未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其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实质上是人为杜撰出来的。“在修昔底德那里，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运用覆盖定律模型时，不能一味信从固有的观念或理论，仍须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要受到事实和证据的约束。
修订中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认为，历史解释是“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且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过去，并揭示历史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核心素养，首先要求历史教师进行广泛阅读，深入学习、汲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总结提炼的普遍性规律和原理；其次，要指导学生小心谨慎地尝试运用有关普遍性规律和原理解释历史，从而能更深层次地分析历史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艺术，历史中所面对的大多是人类的过去，因此了解历史，必须先要了解人的多姿多彩。亨普尔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也导致其覆盖定律模型在解释历史时缺乏对人的关怀。从宏观上讲，覆盖定律模型也只是一种解释模型，还有其他解释模型。②所以，在历史解释中，我们不应该拘泥于一种解释模型，应该坚持历史解释的开放性，借鉴多种解释模型分析历史现象。
【作者简介】赵海明，中学一级教师，昆山市葛江中学历史教师。
何成刚，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
沈为慧，江苏省中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昆山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与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