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云中郡



摘 要:关于秦汉时期的云中郡、九原地区等问题的探讨,前人已多有论述。张家山汉简出土后,记录大量汉初县名的《二年律令·秩律》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的政区、地理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云中郡所辖县数、汉初九原地区置郡等问题进行梳理,对云中郡的军事地理意义略加探讨。
关键词:云中郡;《二年律令·秩律》;九原地区;军事地理意义
1 云中郡所辖县数
汉初,郡县设置基本沿袭秦制,云中郡亦然。《史记·匈奴列传》记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略取“河南地”后新设四十四县,曰:“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戎以充之。”[1]关于这四十四县(或三十四县)的上属问题,各学者说法不一。清代学者全祖望、王国维等所持的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县归九原郡统辖,“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匈奴列传》作“四十四县”)。此三十四县者,优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准之,实即九原郡之地。”[2]然自清起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辛德勇在《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一文中认为这四十四县既非仅局限于秦九原郡一隅之地,也非统属于其他某一郡同一郡内,而应当分布于秦人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北整个黄河“大河套”范围之内新开辟的土地上。[3]亦邻真等人认为,这四十四个县主要隶属于九原郡和云中郡。[4]赵云田也认为新筑之县应集中于云中郡与九原郡。[5]
《汉书·高帝纪下》记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封刘喜为代王事云:“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6]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平定代地经过曰:“转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圂。因转攻得云中守遬、丞相箕肄、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7]对比两则史料我们会发现,三郡在高祖六年至十一年短短五年间竟减少了十五个县,对此,辛德勇先生认为,“陈豨叛乱与朝廷平叛的军事行动,以及匈奴连年侵袭所造成的人口损耗,完全有可能导致朝廷裁减撤销一些县级建置。”所以他推定,“参照这一点,可以判断,云中、雁门、代郡三郡的属县,从汉高祖六年的五十三县,下降到高祖十一年的三十八县,完全合乎情理;高祖末年云中郡下辖十二个县,这一数目无可置疑。”[8]而与之不同的是,尤佳等人通过对《史记》中“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的句式的解读,认为“定某郡若干县”、“降(定)某郡若干县”等并不一定表示此县数为该郡之辖县总数,故不宜认定“云中郡十二县”一定表示云中郡辖县总数为十二。[9]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调整代国封域,据《汉书·高帝纪下》载:“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10]周振鹤先生对此的解读为:“诏书所谓‘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说明高祖十一年将云中郡分成两半,云中县以西部分为新云中郡,属汉;东侧则属刘恒代国,当置为定襄郡。”[11]此时云中郡被析分为新云中郡与定襄郡,据《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载,成帝年间云中郡辖有十一县,定襄郡辖有十二县,虽时隔久远但也能略窥一二。
按照周振鹤先生的整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属于汉初云中郡的县份有云中、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河阴、武都,共十三个县。[12]此外,第448号简有地名“旗(?)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释文对该地没有注释,周先生认为“不知何地,因厕身云中郡诸县之中,故置于此”,或为云中郡属县,在后来的修订文本中又放弃了暂将此县列入云中郡内的处理方法。晏昌贵先生怀疑为桢陵之误,亦属之云中郡。[13]何慕女士认为旗陵就是箕陵,《秩律》中的旗陵就是《汉志》中的桢陵,即后来的东汉箕陵县。[14]综上,按照《秩律》所载,吕后二年(前186年)云中郡与九原地区至少有十四县,且可能均归属西北边郡云中郡统辖。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汉初九原地区未置郡的基础之上的。
2 汉初九原地区置郡与否
目前来说,学界关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谭其骧先生在《西漢地理杂考》中认为,汉初九原地区没入匈奴,直至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河南地”后,才于此地设置五原、朔方二郡。[15]周振鹤先生在《秩律》公布后撰文指出,其所载九原地区后属五原郡辖下的九原、西安阳等七县,在吕后二年之前东属云中郡管辖,武帝所收河南地仅相当于《汉志》所载的朔方郡地。五原郡地在元朔二年以前,一直在汉帝国的疆域范围内,只是未单独立郡。据他推测,五原郡乃是置朔方郡的同时,析云中郡西部地而置。[16]辛德勇先生对汉初九原地区置郡与否的问题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九原郡在西汉初年同《汉志》所载一样仍独立存在,直至元朔二年因辖境扩展而更名为五原。《秩律》所列云中、九原等十三县应参据《汉志》五原、云中两郡所辖县份,将其分别归属于九原郡与云中郡。[17]赵志强先生认为,九原郡即从赵武灵王初置一直到西汉前期,始终存在,并保持独立建置,虽然疆土时有盈缩,但并未并入他郡。[18]此外,肖爱玲女士主张汉初九原地区未置郡,其城邑直属中央。[19]朱郑勇先生在《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一文中对高祖时帝国北部疆界是否到达阴山南麓意存怀疑,至于汉从匈奴麾下收复这片土地后,是将之归于云中郡还是重置九原郡,他认为“于史无证,只好阙疑”。[20]尤佳等人则认为,汉初应当没有九原郡建制,其地可能东属云中郡领辖,直至武帝元朔二年汉廷在开置朔方郡时,可能才析分云中郡西部而设五原郡。[21]
对于汉初九原地区是否置郡的问题,诸说纷纭,且各家论证缜密合理,我还不能有所决断,只是倾向于汉初九原地区可能未独立置郡,《汉志》所载五原郡辖下的县份当时由云中郡统辖,武帝时析分云中而设五原郡。故题目所论云中郡包括《秩律》里的云中、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河阴、武都、旗陵等十四县。即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迤东地区。
3 汉初云中郡的军事地理意义
从地形上看,云中郡核心地域为大青山以南的平原区,西北是向西南析出的乌拉山山脉,北面是形势完整的大青山山脉,东面是向东南析出的蛮汗山山脉,南面为黄河。赵长城修建于蛮汗山、大青山、乌拉山南麓,控制着云中郡北面全部的南北山谷通道,如呼和浩特西北的白道(筑有白道城)、包头市区的昆都企河谷(汉光禄塞)、乌拉特前旗的大琐沟口(阴山高阙)等,赵长城沿线修筑有障城、烽燧,目前已发现公庙沟口障址、张连喜店障址、哈拉盖烽燧址等四十余处遗址,这些边防设施可以有效阻遏匈奴骑兵的攻击。[23]除了边防一线,云中郡核心地区还分布许多城池,大多有军事防御设施和功能,且城门大多在南墙设置,用以减弱敌骑兵对城门的冲击。下面是根据考古成果所统计的云中郡城址军事设施表:
云中郡以乌拉山、大青山、蛮汗山、黄河天险作为第一层防御屏障,以赵长城、昭襄王长城为第二层防御设施,以重点城池为第三层防御屏障,三层防御体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各自发挥职能,互相配合支援,以应对敌人的攻势。正是凭借着独特的地理形势和得当的防御策略,云中郡得以在秦末汉初强大的匈奴攻势下依旧保有核心地域。而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析分定襄郡,又大大强化了汉廷对云中郡的直接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地位。
注释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6页。《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作“三十四县”。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都考》,中华书局,1959年,第538页。
[3]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篇第一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中华书局,2009年,第188、203、204页。
[4]亦邻真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5]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6]《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61页。
[7]《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0页。
[8]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31页。
[9]尤佳、吴照魁、崔建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9—110页。
[10]《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70页。
[1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2—73页。
[1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秩律》,文物出版社,2001年,二年律令图版,第443、447、448、458号简,第43—45页;释文注释,第193—197页。
[13]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代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4]何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地名札记二则》,《丝绸之路》2012年第20期,第102-103页。
[15]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97页。
[16]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第45-49页。
[17]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31页。
[18]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第68-80页。
[19]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7—38页。
[20]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第83-90页。
[21]尤佳、吴照魁、崔建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118页。
[22]转引自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3]参见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24]转引自贾伟:《秦汉时期河南地及其周边地区军事地理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9-50页。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譚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5]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
[6]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7]亦邻真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8]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何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地名札记二则》,《丝绸之路》2012年第20期。
[12]贾伟:《秦汉时期河南地及其周边地区军事地理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3]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4]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代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尤佳、吴照魁、崔建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6]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
[17]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18]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19]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
李文清(1992— ),女,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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