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起点

    何敏

    中国共产党创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走过90年奋斗历程，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经典文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有我军在不同时期开展学习或召开会议时翻印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有份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印”字样的红色硬皮本，硬皮封面上印有黑色大字“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二页上盖有“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共直属机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纪念章。由于年代久远，无从考证该档案形成的确切时间，但根据翻印的单位和纪念章的内容推断应为19世纪50年代初。翻开这本泛黄的册子，库房恒温恒湿保存环境下的湿气，混合樟脑的气味幽幽而来，油印略微扩散的铅字，带我们重温古田会议，重新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再次领略它的思想内涵。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即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民军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而成，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时的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一时期大量反映到红军队伍中来。1929年春，红四军在深入发动群众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认识和争论。在经历了红四军在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后，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红四军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并深入研究、讨论了红四军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要红四军团结一致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12月28日到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下召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妇女代表等120多人出席了会议。两天里，会议先听取毛泽东、朱德、陈毅的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虽然这个决议是基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的，但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两年多的建军治军经验，厘清了当时在军队建设上的争议，开创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根本制度，对全国红军的建设具有同样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毛泽东选集》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题注中所写：“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朱德也曾指出：“紅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有了更好的发展。”

    一、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开辟了政治建军的成功之路

    初创时期的红军，其成员主要来自旧军队和农民。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中，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占20%，俘虏兵占20%，湘南农军、平浏农军占40%，赣南和闽西入伍的农民占20%。由于起义部队和俘虏兵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的基本成分是农民。虽然红军广大官兵具有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农民阶级的烙印和旧军队习气，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有些人受旧军队习惯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红军中建立实行的集权制说成是家长制，主张在党内实行“由上而下的民主集权制”，事无巨细均应先交下级讨论。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如何将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红军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红军要完成中国革命艰巨任务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为此，决议开篇第一个部分也是核心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从分析红四军党的思想状况入手，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给了极大的妨碍，若不澈（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来的。”所以“在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之上，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的来源、表现，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同志起来彻底的加以肃清。”决议列举了这些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念、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逐一分析后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把开展党内教育作为思想建党建军的重要途径，提出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种教材和18种方法。这就明确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指明了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党和军队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决议对井冈山斗争以来正确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并使中国工农红军逐步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

    二、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性质、宗旨、任务，铸牢了人民军队的基石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人民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和特征。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军思想。决议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认为政治工作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是“吃闲饭”的等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所以决议中再次规定“每连建一个支部，每班建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红军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确实成为“领导的中枢”“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应当“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应当“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决议还明确了政治和军事工作机关的分工，使之各负其责地去执行党的任务，从而使红军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红军应该建成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这是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必须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的倾向，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提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红军的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打仗是红军最根本的任务，但是“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就明确了红军打仗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活动。古田会议提出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和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

    悠悠90年中，我军始终铸牢军魂意识，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担负着“打仗”“做群众工作”等任务，我军不仅成为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军队，而且成为了一支密切联系群众，军政兼优的人民军队。

    三、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根本制度，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框架

    政治工作是我军最鲜明的特色和最根本的优势，也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它包括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决议明确了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确定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规定“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没有建立政治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和“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思想都是极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决议强调红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在政治训练中，必须采取启发式，将政治训练与文化教育、干部培养、宣传工作、文娱活动和尽可能改善官兵物质生活条件结合起来，以上课、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增强教育效果，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保证红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保证红军能够健康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军队政治工作职能地位的基石。

    一支军队的性质宗旨、政治方向往往由这支军队内外部关系体现。决议规定了正确处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敌我之间等内外关系的原则，奠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基本框架，是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在官兵关系上，决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官长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产情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士兵也“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纠正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和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为了维护士兵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决议要求在连、营、团各级都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士兵委员会中设经济委员会进行经济民主管理。决议还指出“坚决地废止肉刑”，抛弃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式。在军政关系上，决议规定：“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在军民关系上，决议要求“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建立与人民群众密切融洽的关系，同时，决议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军队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决议指出“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规定“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对“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等。

    萧克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来的建军实践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党领导的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使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系统化了，从而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对我军建设，尤其对政治工作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使我军成為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重温90年的岁月，人民军队无论经历多少艰难险阻，浴血奋战，与各种不良思潮坚决斗争，我们军队始终坚守古田会议决议所蕴含的精神之“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如古田会议会址上的标语“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单位：解放军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