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画作中的虚实情趣

    刘莎

    文学,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而美术则是一种词之虽显但未尽其意的一种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可以直观表达的艺术形式,画作表现情愫、传递情感的方式与手段是含而不露,品而隐显的。对此,我不妨以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关于词的内蕴姑且做一些阐述,记得其中曾言:“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严,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如果说,词以意蕴绵长取胜,那么画作则更是应以取意为上,不以形胜为能了。

    石涛的山水,皆为着笔表现山水的神韵,更强调突出山水内在本源的真谛。其山水画作力求尽善尽美,但始终不曾与美术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即必定与自然逼真。此处的逼真若要解释得稍微明白晓畅一些,就可理解为“不说谎”。其包含两种意义:首先,我们之所言皆为内心之真言;其次,我们所想言明之言,搜肠刮肚,必力求言尽,毫无余蕴。

    石涛作山水,一则推崇“真”,为求真情、真意、不造作。坦言之,在艺术中,是不容易实现的要求。故而,石涛强调“真”。在其笔下,山水附有了灵魂,草木充满了灵动,不仅摹其形,更能揉其神,实体山水孕育虚神灵感,故石涛之山水更有高格,更有意境。其人如初生赤子,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虽其生世际遇繁杂多样,但并未影响其对于山水所保持的那一颗赤子之心,所固有对那一种坚守与执著。可以毫不讳言地说,石涛并非以笔作画,而真真切切地是以心为笔,血为墨在画,天地间的万物生灵,可谓笔下山水皆灵动,胸中乾坤共幽恒。一则推崇“自然”,此为所有艺术中较为难得的一种品质。万物生灵皆来源于自然,但作为自然孕育的人类自身也无时无刻不以自己的理解与体悟来感知并重塑自己心目中的“自然”。由此,变形成了一种轮回的矛盾與悖论。这表现在自然造就的人要求顺手自然,而人理想“重塑下的”人类自身却往往背离自然,而且很难以回归。老子在《道德经》中曾有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表述。固此,传统山水画作家以“师法自然”为圭臬。而石涛不仅可以将山水中所涵养的自然理趣信手拈来,以此构成作品中实体之外的理趣的渲染,更将笔下的山水带有了石涛自身的情感寄托。所以,石涛笔下的山水不仅仅是自然孕育下的山水,更是石涛自己灵魂抚育下的山水。再则,内含气象。气象的形成源于艺术创作者的魅力展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其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先天之本性,二为尽天之磨砺。天道无常,因此人之禀赋实非人力所能左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先天的禀赋对艺术创作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决定了艺术作品的高下低劣,善恶美丑。比如,无论是创作一幅丹青,抑或是品评习作,天性之禀赋往往决定了创作审美的起点与高度。天赋高者,出言语惊四座,万语千言去粗取精,拨云见无雾,一语中的;手工创作,惊为天人,巧夺天工,非凡尘俗子所能也。天赋低者,易落俗套,立场摇摆不定,人云易云,毫无一己之见地,更别说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了;手工创作易以极像先人名家之作为荣,毫无个人情感思悟体现其中,很难独树一帜,始终难逃布前人后尘之苑囿。反观石涛之山水,胸中自有沟壑,笔下孕育乾坤。山随水转,水依山流,洞岫朝晖夕阴,四时气象万千。松石劲瘦嶙峋而立,悬崖壁立千仞则刚。刚柔相济,明暗相成,阴阳相合,谁曾料想,石涛笔下之山水依然是纸上之山水乎,实乃心中之山水,天地之山水,自然之山水哉!

    石涛之山水,从不刻意而为之,其强调修饰加工,但这种修饰与加工却并非刻意,而是以水随物成形。可是画作无法言语去表述万物的精妙,唯有用情方可描摹,会心的修饰与加工亦无法完全表述万物的内核本真。但为何还要如此?实属无奈,仅是不得己而为之。正如佛家所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佛家讲求顿悟,开释,不执著。而用文字写就佛经圣典,以此来普渡众生,其本身便是一种执念,但佛陀无奈,只是不得己而为之。所以佛陀强调不必执著于文字。石涛作画亦是如此,其画作的摄人心魂,恣肆洒脱,亦仅是自然山水的一部分,未能尽其全貌,这既是遗憾,亦是幸运。石涛作画,强调内在修为,是一种卓越的才能,此种才能只有与内在的修为相结合,才能感天地之思德,体乃物之才情。

    石涛山水画作的虚实情趣,体现在他能够对物我相融境界的充分挖掘与把握,他在明确我与物之间对立的同时,又能通过自我的调节来混同物与我之间的隔阂。他能够在以我观物之视角与物观我的情状之间自由穿梭,从而将物我之间的距离拿捏得恰到好处,真正达到了物我相生相依相存的境界。若此,石涛对于山水的理解,既能融入其中,又能出于其外。融入其中,因而能传其神。出于其外,故而能显己之高趣。只入不出,山水格调不高,山水景物尽染人之情愫,拘泥而未展,落得个小家碧玉,寂寂含羞。只出不入,生气全无,山石枯励无生,水滞浑浊无息,刻板而沉闷,落得个绣花枕头,败絮其中。“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博古通今。”而画家之眼,则需涵养天地万物,体造化之神机,悟寰宇之精妙,融万千生灵于肺腑,方能得通天彻地一丹青。自然之景,便是此时间唯一一幅灵秀浑厚之画作。

    石涛之山水,首先感悟山的雄浑巍峨,体察水的灵动,其所见之山水为自然之山水,所念之山水实为心中之山水,此所谓,“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其次,石涛的绘画技法合于自然,浑然天成,一切以自然为准,万事以自然为宗,故而大气磅礴,气冲斗牛,直冲霄汉,其后,石涛的山水实景沁人心脾,留白必引人深思。需改革处大刀阔斧,需意会处,要妙宜修。此谓形为心役,笔随言传,画为情生。石涛的山水画,源自于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但我们必须承认:一切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一切创造之中也都寓于欣赏。创造与欣赏需要寻求一种终极的目标,即均要显现一种意境,营造出一种意象。一幅作品的问世,都集聚了创造者的心灵与天地同芸芸众生的一种精神交流,而其中的山水画则更是积淀了中国人最厚重的情思。石涛的山水将山德水灵作为内在的修为意识,并通过自己的情感生命得以最真挚的表达。其画作从特定的角度而言,是对自然山水的一种别样的描摹,是一种通过山水画作与世间万物之间情感对话的生命体验。

    姑且可以做如此的一种理解:绘画是帮助人类超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天堑,需要出现一种暗示来缓解现实世界中人类所罹受的苦痛,需要营造出人类因伤痛而渐失对希望的渴求而衍生出来的氛围,然而,纵观石涛的作品,尤其是他所擅长的山水画,始终能够流露出那种对于生命昂扬向上情状的激进之情。正如孔子对于山水所生发出的一种理解与认识: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或许可以作为石涛酷爱山水的佐证吧……

    国画分山水、花鸟、人物三类。其中,“山水”通天地之人意,“花鸟”赞物主之神髓,“人物”显人情之练达,此三者,各彰其能。其中,石涛尤擅山水。善山水者,其胸襟必囊括寰宇,其思绪必连缀古今,其神韵必隐于四海。气象之宏大,意境之苍莽,非至圣贤才不可至,非通灵圣手不能言。

    书画同源,源于随物成形,似其物但又非其物;诗画同玄,玄于随意而生,是其理而又胜其理。诗画以境界为宗,二者皆为心感于物的结果。物入于眼则为意象,物感于心则为情趣,由此方言:此物生此景,此景诞此情。王国维曾言,词之意境,有“写景”“造景”之别,然则,画作亦有“写景”“造景”之分。“写景”者,实为临摹,以像极实物为高;“造景”者实为通神,以洞彻物之神韵为绝。此为天地太极,一清一浊,一阴一阳,一实一虚。实者,像其物;虚者,似其神。因此石濤的山水画,若细细品酌,终觉远非山水模样。遂得其理趣,其笔下山水已入神髓,难觅其踪迹,方才领悟:山水之外已无山水。

    王阳明曾谓:本心为天地立法,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照此勘鉴,石涛便为山水立法。其意旨实乃无心外之山,无心外之水,自然山水于我心中已远非平常山水,而我心中之山水则胜似自然之山水。实物于我心中已然无物,仅剩意趣,仅存情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石涛作山水,已然脱胎于山水,与其摹其形,未若显其神。“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同理,对于石涛而言,也不过是山水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罢了。石涛作一处之山水,绝非此处之山水,亦蕴含别处山水之神韵,神形兼备,物我两忘,寄蜉蝣于天地,化风露于万物。最终已达神似胜形似之圣境。或许,石涛经过“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历练,方才进入无形胜有形的涅槃,后生晚辈才能领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风雅高趣。

    文之于笔,不过是情之于心。心一动,情已生,文辞至,笔落成。石涛,长于王者之家,身为帝胄之后。虽王朝倾颓,金瓯尽丧,但孤高自傲之本性并未改变分毫。世事穷通难料,人情冷暖易知,也曾酒醉鞭笞于名马,亦恐情多牵累于美人。世事想看尽,超脱于物外,却不料无底深渊难觅其始源;万物想看清,洒脱于尘寰,却曾想雾里看花难触其本真。迫于形势,三千烦恼丝落,一心三宝皈依,但终究难挡内心从政之暗流汹涌。身虽在空门,而心却向往红尘。清高自许只因往昔九州曾为我主,不甘岑寂奈何今朝天下我为臣奴!悲哉!叹哉!何苦来哉?!伤兮!痛兮!苦尽来兮!胸中之块垒无人听诉,身世际遇有谁悯慈?所幸:

    九霄苍苍蕴鲲鹏,

    五洋渺渺藏蛟龙。

    日月辉辉羲和圣,

    山水莽莽若极翁。

    石涛之山水,非一人之山水,乃天下之山水。念此,满清之山水又何异于大明之山水?!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情也。山非山,水非水。山水之实体也终究不过是情的虚妄罢了,又何苦执着于山水的表象却又漠然忽视挚情的本真呢?心为形役,终不若恣意纵横;超然物外,于真意心向往之……

    石者,山之本体,石不在,山何存?

    涛者,水之精魂,涛不兴,水何生?

    石涛已随山水去,人间何必若极翁!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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