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意蕴
韩喜平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意蕴。从历史逻辑看，新时代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表明社会主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论需求；从制度逻辑看，新时代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想的制度形态。
【关键词】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一判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深刻理解其内在含义，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整体把握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逻辑：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萬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2]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的真理。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错过了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而引出现在仍然在研究的“李约瑟之谜”，特别是自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中国的仁人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道路，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各式各样的斗争。当时中国所有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阶层都提出过救国救亡的主张并付之行动，走了一条从器物层面、文化层面到制度层面效仿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但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这让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困惑、迷茫，正如鲁迅所描述的：“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瞿秋白写道：“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4]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党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积极欢迎和热烈响应。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12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经过讨论于5月5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局面的形成。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实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会议上致辞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6]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实践逻辑：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从实践形态上看，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要求的人类行为古已有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作为一种思想，一般认为起源于1516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其实此书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一词，只是因为它最早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羊吃人”的剥削本质，提出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等理想和原则。此后康帕内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手中接过了社会主义接力棒，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五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一国到多国，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一直向往探索的社会制度，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进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和阻碍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三座大山”，摸索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仅以经济发展来看，从1952年至1976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我国还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成为核强国。[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部署，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开启了中国富起来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1987年的1112元后，1992年达到2311元，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达到10542元；到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長，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9]2010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任务，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迈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0]我国经济总量已远远高于日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和地区，2012年高出日本22630亿美元，到2015年底已高出日本近60000亿美元。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增长6.7%，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20.7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提高1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提高22.5个百分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提高19.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提高1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提高23.8个百分点。我国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福祉得到大幅增进。[11]正如俄罗斯《真理报》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刊发文章《十月光芒指引未来》时指出的，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要成就”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成就让人们依然相信“十月的光芒”。这种光芒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比较地来看，与西方世界的低迷动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成功。从实践逻辑看，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救中国这个判断是客观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具活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发展模式的新选择，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等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需要中国这杆大旗在世界的舞台上飘起来。从现实的角度讲，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是占大多数的，其话语权还是占统治地位的，要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还需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不能代替也不是要代替其他国家对新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索和选择。尤其在国际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给出高度评价时，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理念，坚持为人类谋和平发展的初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代化强国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短板要补齐，还有很多薄弱环节要补强，还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要应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在不断增长中。因此，我们要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也要坦然地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发展定力，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走向国际关系的舞台中央、走向世界文明的舞台中央，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做出新贡献。
理论逻辑：社会主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论需求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会有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等表现形态。就理论形态而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般认为起源于《乌托邦》一书。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已成为西欧盛行的新思潮，当然，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思潮，而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列举了“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不同流派。正因为语用上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并未直接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2]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以“共产主义”一词来指称未来的理想社会。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设想，共产主义应该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法德几个国家最先、同时变为制度，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安排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征程。
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3]早在大学时代，马克思就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知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1843年移居巴黎后，马克思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随后，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积极投入并指导这场革命斗争，《共产党宣言》应运而生。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4]。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深刻总结革命教训，力求通过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晚年，马克思依然密切关注世界发展新趋势和工人运动新情况，努力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5]。
理论需要具备一般性的指导意义，所以就需要其有一般性。特殊性中必然隐藏着一般性，一般性中必然通过特殊性得以展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也是这样。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不是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研究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是用英国的特殊性来总结提炼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性。同样，今天我们要想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也必然会以中国的特殊解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其理论就要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
理论的一般化需要不断地创新，当今世界是一个需要新理论的世界，当今中国是一个能够产生新理论的国家。关于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和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必将引起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必然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再飞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总结中国成功经验、破解世界发展难题，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开创新境界，为人类思想创新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新智慧。
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国际关系而言，“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被打破，随之，西方理论、西方价值、西方模式等都将显露原形而被世界抛弃，以自由主义价值撑起来的西方发展框架也将轰然倒塌。而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但世界依然面临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发展中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希望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摆脱西方因素的控制和束缚，这为世界新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动力。中国作为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拥有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传统、拥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拥有先进指导思想、拥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和人类探索美好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要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路径，只有这样想，我们才能不断发展我们的理论，我们才能实现强起来的目的。
制度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想的制度形态
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表明，东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几个历史环节中交替展现。原始社会时期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没什么差异，而奴隶社会时期西方强于东方，东方的夏商周无法跟西方的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比拟。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东方是比西方优越的，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我们唐宋的文化正值兴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西方社会又走到了前面。按照马克思的五个社会形态分期，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制度上，其原因在于，一个社会形态如果没有危机感就会形成制度依赖，从而缺乏进一步变革的动机和动力。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早向前跨一步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生存的社会相对稳定太平，虽然朝代频繁更迭，但制度始终未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打破了东西方的平衡，客观上形成了差距鸿沟，这种差距倒逼变革的发生。变革首先就是向先进和发达的西方学习，但做先生的欺負学生，阻止我们学习。这时，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这种历史格局的巨大变化，不是偶然的变化，而是有历史规律性的必然变化。
另外，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不存在一套固定的、具体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这种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做出了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论断，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后来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改革部署，以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抉择，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等，都是在完善中国制度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展开。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始终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经验为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尤其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这些都需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引领，需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指引。总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走出发展困境，就必须正视和汲取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正处在新时代，新时代有其新思想、新理论、新制度，中国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有其内在的逻辑，是历史、实践、理论、制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历史进程选择的必然结果。新时代的思想意蕴深、内涵富，新时代的理论集大成、谋长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着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智慧，凝聚着中国人民最磅礴的力量，相信中国定能在伟大的新征程中为世界贡献“中国模式”，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人类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ZD057;；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星彤、巩瑞波、孙贺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3]鲁迅：《朝花夕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4]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9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46页。
[6]全國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49页。
[7][13][1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8]严书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论研究：前沿问题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9]国家统计局编：《辉煌的三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11]《改革开放激发活力，创新转型增强动力——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中国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1版。
[12]《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2～1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67页。
责 编/刁 娜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意蕴。从历史逻辑看，新时代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表明社会主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论需求；从制度逻辑看，新时代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想的制度形态。
【关键词】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一判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深刻理解其内在含义，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整体把握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逻辑：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萬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2]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的真理。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错过了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而引出现在仍然在研究的“李约瑟之谜”，特别是自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中国的仁人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道路，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各式各样的斗争。当时中国所有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阶层都提出过救国救亡的主张并付之行动，走了一条从器物层面、文化层面到制度层面效仿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但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这让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困惑、迷茫，正如鲁迅所描述的：“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瞿秋白写道：“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4]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党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积极欢迎和热烈响应。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12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经过讨论于5月5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局面的形成。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实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会议上致辞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6]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实践逻辑：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从实践形态上看，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要求的人类行为古已有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作为一种思想，一般认为起源于1516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其实此书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一词，只是因为它最早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羊吃人”的剥削本质，提出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等理想和原则。此后康帕内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手中接过了社会主义接力棒，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五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一国到多国，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一直向往探索的社会制度，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进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和阻碍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三座大山”，摸索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仅以经济发展来看，从1952年至1976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我国还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成为核强国。[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部署，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开启了中国富起来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1987年的1112元后，1992年达到2311元，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达到10542元；到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長，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9]2010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任务，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迈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0]我国经济总量已远远高于日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和地区，2012年高出日本22630亿美元，到2015年底已高出日本近60000亿美元。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增长6.7%，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20.7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提高1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提高22.5个百分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提高19.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提高1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提高23.8个百分点。我国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福祉得到大幅增进。[11]正如俄罗斯《真理报》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刊发文章《十月光芒指引未来》时指出的，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要成就”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成就让人们依然相信“十月的光芒”。这种光芒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比较地来看，与西方世界的低迷动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成功。从实践逻辑看，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救中国这个判断是客观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具活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发展模式的新选择，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等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需要中国这杆大旗在世界的舞台上飘起来。从现实的角度讲，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是占大多数的，其话语权还是占统治地位的，要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还需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不能代替也不是要代替其他国家对新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索和选择。尤其在国际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给出高度评价时，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理念，坚持为人类谋和平发展的初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代化强国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短板要补齐，还有很多薄弱环节要补强，还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要应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在不断增长中。因此，我们要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也要坦然地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发展定力，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走向国际关系的舞台中央、走向世界文明的舞台中央，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做出新贡献。
理论逻辑：社会主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论需求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会有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等表现形态。就理论形态而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般认为起源于《乌托邦》一书。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已成为西欧盛行的新思潮，当然，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思潮，而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列举了“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不同流派。正因为语用上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并未直接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2]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以“共产主义”一词来指称未来的理想社会。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设想，共产主义应该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法德几个国家最先、同时变为制度，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安排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征程。
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3]早在大学时代，马克思就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知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1843年移居巴黎后，马克思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随后，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积极投入并指导这场革命斗争，《共产党宣言》应运而生。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4]。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深刻总结革命教训，力求通过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晚年，马克思依然密切关注世界发展新趋势和工人运动新情况，努力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5]。
理论需要具备一般性的指导意义，所以就需要其有一般性。特殊性中必然隐藏着一般性，一般性中必然通过特殊性得以展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也是这样。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不是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研究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是用英国的特殊性来总结提炼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性。同样，今天我们要想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也必然会以中国的特殊解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其理论就要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
理论的一般化需要不断地创新，当今世界是一个需要新理论的世界，当今中国是一个能够产生新理论的国家。关于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和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必将引起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必然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再飞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总结中国成功经验、破解世界发展难题，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开创新境界，为人类思想创新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新智慧。
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国际关系而言，“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被打破，随之，西方理论、西方价值、西方模式等都将显露原形而被世界抛弃，以自由主义价值撑起来的西方发展框架也将轰然倒塌。而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但世界依然面临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发展中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希望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摆脱西方因素的控制和束缚，这为世界新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动力。中国作为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拥有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传统、拥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拥有先进指导思想、拥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和人类探索美好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要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路径，只有这样想，我们才能不断发展我们的理论，我们才能实现强起来的目的。
制度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想的制度形态
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表明，东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几个历史环节中交替展现。原始社会时期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没什么差异，而奴隶社会时期西方强于东方，东方的夏商周无法跟西方的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比拟。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东方是比西方优越的，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我们唐宋的文化正值兴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西方社会又走到了前面。按照马克思的五个社会形态分期，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制度上，其原因在于，一个社会形态如果没有危机感就会形成制度依赖，从而缺乏进一步变革的动机和动力。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早向前跨一步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生存的社会相对稳定太平，虽然朝代频繁更迭，但制度始终未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打破了东西方的平衡，客观上形成了差距鸿沟，这种差距倒逼变革的发生。变革首先就是向先进和发达的西方学习，但做先生的欺負学生，阻止我们学习。这时，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这种历史格局的巨大变化，不是偶然的变化，而是有历史规律性的必然变化。
另外，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不存在一套固定的、具体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这种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做出了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论断，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后来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改革部署，以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抉择，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等，都是在完善中国制度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展开。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始终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经验为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尤其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这些都需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引领，需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指引。总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走出发展困境，就必须正视和汲取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正处在新时代，新时代有其新思想、新理论、新制度，中国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有其内在的逻辑，是历史、实践、理论、制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历史进程选择的必然结果。新时代的思想意蕴深、内涵富，新时代的理论集大成、谋长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着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智慧，凝聚着中国人民最磅礴的力量，相信中国定能在伟大的新征程中为世界贡献“中国模式”，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人类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ZD057;；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星彤、巩瑞波、孙贺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3]鲁迅：《朝花夕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4]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9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46页。
[6]全國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49页。
[7][13][1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8]严书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论研究：前沿问题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9]国家统计局编：《辉煌的三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11]《改革开放激发活力，创新转型增强动力——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中国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1版。
[12]《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2～1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67页。
责 编/刁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