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的“余温”

    任汉伦

    

    

    

    摘 要：作为1793年乾隆时期马戛尔尼英使团的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0 April 1767–23 July 1816）为后人留下了数以千计的中国题材速写水彩画。这些画作不仅引领了当时欧洲的中国题材艺术创作风格，也深刻影响到了社会文化领域的“中国热”。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促成了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交汇，也成为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从“热”到“辱”的转折点。以威廉·亚历山大为代表的19世纪末西方中国题材绘画创作中，蕴含着西方社会对华认知剧烈变化的历史变局。

    关键词：马戛尔尼使团；威廉·亚历山大；19世纪中国题材绘画；中国热

    一、前言

    1792年9月26日，载满七百人“狮子”号、“印度斯坦”号、“豺狼”号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驶往中国。这支由特遣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带领，以及诸多青年贵族、学者、画家、医生、工匠、士兵共同组成的庞大使团在当时的英国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次外交行动以为乾隆帝祝寿的名义，却促成了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撞击，今天，除了史书上的文字与当事人的日记，我们获取这段历史信息的途径更多来自于使团中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所创作的大量中国题材速写与彩绘出版物。本文将从亚历山大及其随团访华这一历史事件出发，浅析其绘画作品对于东西方的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

    二、亚历山大与乾隆使团背后的中国热

    威廉·亚历山大1767年出生于英国南部的肯特郡（Kent County），父母是乡间小镇的马车工匠，现存关于其生平的历史资料除了目前在大英博物馆的手稿资料库中保存的亚历山大访华期间的日记手稿外，较为详实的版本为英国学者Legouix Susan所作的《Image of China，William Alexander》，沈弘在《1793：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中翻译了Legouix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本文中关于亚历山大的生平也主要来源于这本著录。

    亚历山大自幼习画，1784年成为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绘画专业的学生。在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期间，亚历山大以他的刻苦获得了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的赞许，直至随团访华之前一年他才从学院毕业。而他能够随团访华，除了自身的绘画水平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雷诺兹的极力推荐。亚历山大在使团中的身份仅是副手制图员，这一较低的职位也使得亚历山大在日后错过了重要的觐见与游览机会。而使团中的正式随团画师托马斯·希基（Thomas Hickey）仅有少量作品流传于世。

    亚历山大在访华期间及回国途中创作了大量速写，回国之后他又继续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画作，目前流散于世界各地的亚历山大作品仍数以千计。其创作作品数量之巨大，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处于其对于东方文明的猎奇心理与对艺术创作的爱好，另一方面則是19世纪欧洲尤其是英国社会尚未降温的以中国艺术文化思想为风尚的“中国热”。虽然史学界普遍认为马戛尔尼使团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从“热”到“辱”态度的转折点，但是亚历山大所创作的大量中国题材绘画无疑为英国社会带来了一股中国热的“余温”。

    亚历山大回国后，于1805年和1814年先后出版了《The Costume of China》与《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两本中国题材的水彩画集。这两本书中的水彩画是亚历山大在1894年回国后依据在华访问及归途行船期间绘制的速写再创作的。同时，亚历山大还为使团中副使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主管会计约翰·巴洛的《在中国旅行》提供了多张插图。这几本书的先后出版使得亚历山大名气陡增，其中国题材的绘画作品也被大量画家所效仿，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大量模仿其风格的中国风俗铜版画。这些中国题材图像作品的大量出现，带来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中国热”最后的余温，就连英王乔治四世在布莱顿的皇家穹顶宫（Royal Pavilion）中的宴会厅装饰也被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格雷斯（Frederick Crace）设计为亚历山大画风的中国样式。

    这些作品的流行延续了“中国热”的风潮，而不断涌现的仿效作品中也同时出现一些谬误。亚历山大在《The Costume of China》一书中收录了其借鉴使团成员速写绘制的水彩画《热河小布达拉宫》，画面中以远眺的视角展现出山体环抱中小布达拉宫的壮美建筑。原稿是使团部分成员1793年8月赴热河觐见乾隆帝时所绘，亚历山大由于职位较低未能同行。而到了1843年出版的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制的《古老中华帝国的风光、建筑及社会习俗图景》（China，in a Series of Views，Displaying the Scenery，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一书中，亚历山大的水彩画经过阿罗姆的重新绘制变成了《Temple of Poo-ta-la》并在画面中加入了描绘清军平定叛乱的画面。对于画面所描绘的内容，笔者更倾向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福康安领兵进藏反击尼泊尔入侵这一历史事件。《清史稿·福康安列传》载：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战自辰至亥，克其寨，斩六百，擒二百。捷闻，上为赋志喜诗书扇，并解御用佩囊以赐。

    另一个佐证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在华期间曾与长芦盐运徵瑞对此次战役导致的争端进行了外交谈判，而谈判的主要焦点正是清政府认为西藏的这次军事叛乱背后有英国的唆使与军事援助。据此笔者认为，由于根据记载托马斯·阿罗姆并没有去过中国，所以将亚历山大绘制的热河小布达拉宫误认为拉萨的布达拉宫，并加入了清军出兵西藏反击尼泊尔的历史素材，成为一幅历史题材画作。而在台湾学者林育德所著关于西方中国题材铜版画的《记忆版图》一书中，更将这幅画面直接放在了“香格里拉”一章作为西藏问题的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