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农书及其编辑实践研究
莫鹏燕+张永辉
【摘要】中国古代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继续发展并臻于成熟，黄河流域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基本形成，反映到农书的编辑活动发展上就是以《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农学经典大量涌现。本文从编辑学的角度，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农书的编辑实践特点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梳理出该时期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活动的整体概貌。
【关键词】古代农书；编辑实践；重农思想
【作者单位】莫鹏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图书馆；张永辉，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活动充分发展并日臻成熟的阶段。秦、汉帝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使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让铁犁牛耕这种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黄河流域得到普及，并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动荡的社会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多是物质层面的重创。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在此时期继续得到释放，农业生产力并未倒退。北方少数民族的大举南下，使“引弓之士”归单于管辖、“冠带之室”由汉帝统治的局面成为过去时。游牧经济随着“控弦之士”的铁骑被带到了黄河流域，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汉地”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经典巨著《齐民要术》，正是对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同时，“五胡乱华”所引起的“衣冠南渡”使江南地区具备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为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也为后世南方农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书大都散佚，今不可考。《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农书共9部，除《神农》《野老》成书于战国时期以外，其余农书有7部，其中“不知何世”的有4部，在汉代就已失传无考；剩余3部农书，刘向与班固都认为是西汉时期所著的农书，分别为《氾胜之》18篇（即《氾胜之书》）、《董安国》12篇、《蔡癸》1篇。可惜后两部农书亦失散甚早，今亦无考，只有《氾胜之书》在北宋初似乎还可见原书，但后来也已散佚，目前仅靠《齐民要术》等几部农学著作对其的征引而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段。
一、“采捃经传”的资料收集方法
虽然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科学发展水平较先秦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黄河流域以抗旱保墒为主要目的的精耕细作农业体系基本形成并日臻成熟，但所有的技术积累都要先于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二者不可能同步，理论体系的形成若反映到其载体著作中，又需要一定沉淀过程。因此，此时期农书在取材方面可参考的文献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许多。
《齐民要术》是该时期农书的翘楚之作，也是中国农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农书之一。该书对前世农书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农学技术知识，与以《氾胜之书》为代表的汉代农书相比，在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耕作技术、种子培育还是果树嫁接、家畜饲养等多方面的农业技术知识，大都来源于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总结。《齐民要术》正文分成10卷共92篇，收录了6世纪以前中国农艺、园艺、蚕桑、畜牧、造林、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书中援引古籍或当时的著作200余种，据近代农史学家胡立初考证，其中包括经部30种（实际为37种）、史部65种、子部41种、集部19种，共计155种（实际为162种）。此外，无书名可考的不下10种[1]。而且对所引的每一句话都标明出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正是由于《齐民要术》的征引使后学晚辈得以窥见许多完全散佚或不完整农书的“吉光片羽”，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已失传的汉晋重要农书，在《齐民要术》中多有征引，从而使后人可以了解这些散佚农书的概貌与精髓，同时也可大体了解当时的农业发展概况，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护与继承。广泛搜集前人文献是农家学者撰写农书的一大特色，即贾思勰所言“采捃经传”，这也是古代农家治学的重要传统。特别是在综合性农书中，取材范围更广，包括经、史、子、集等各方面的材料，其中又以儒家经典、以往农书和农业相关学科文献的积累为主。
二、大型综合性农书体裁首现
从秦至魏晋南北朝，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汉代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农学家赵过总结的“代田法”与其发明的耦犁在关中地区推广，铁犁牛耕技术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中得到普及，并有向其他地区扩散之势。这使得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新生产力蕴含的巨大能量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同时，汉平帝年间中国人口已达5900万，农业技术的成熟与人口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使得系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一个迫切的需要，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出现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大型综合性农书是对各种农业技术知识的系统记录，其特点是资料丰富、总结全面、适用范围广，堪称指导当时农业生产的全局之作，也是一个时代农学水平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农业工具还是农业生产技术都远未成熟，因此只在一些典籍中出现了少量有关农业知识的论文。它们虽然也对农业生产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专著。只有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农业生产工具与农业知识体系都趋于成熟之后，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代表该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农学专著。《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这种对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进行系统总结的农学传世经典才可称为大型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全书共10卷92篇，各篇内容有简有繁，篇幅长短不一，但记录的材料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连同卷前的“序”和“杂说”共115000余字，是中国古代农书中的大部头。与之前的经、传、史书不同，《齐民要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体系，从规划到布局谋篇无任何先例，既是贾思勰的首创，也为后世农书的编撰奠定了基础。《齐民要术》内容广泛，用贾思勰自己的话来说，叫作“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1]。全书各篇结构大致相同，均由篇题、正文与引文组成，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自成一体。
三、农家月令体农书的首创
月令体的农书有官方月令与农家月令之分。官方月令出现得很早，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为其代表作。它们都是政府按月安排政务的指导性手册，虽适用范围较广，但具体到某一农业生产操作事项，就显得不够详细与准确。在西汉时期的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分为身份型地主与庶民型地主。身份型地主拥有政治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庶民型地主大部分为“力田致富”的“力田”地主，他们中的杰出者往往是“因其富厚、武断乡曲、交通王侯” [2]的地方豪强。他们虽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势力渐弱，然而东汉的建立却是得力于南阳、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因而他们成为东汉的地方新贵。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些地方豪强出于聚族自保或举宗避难的目的，都拥有一定规模的准军事编制的私人部曲，发展到魏晋时期它就成为宗主督护制下的坞壁。这种经济经营方式虽然不是完全合法，但却始终存在，属于“闭门成市”，可以自给自足。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如果用官方月令做指导，就显得针对性不足。因此，编撰出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农业生产的农书成为迫切需求，农家月令体农书正是在这种需求下产生的。
东汉时期崔寔编著的《四民月令》正是指导这种地主田庄经济的典型著作。《四民月令》虽然也对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提出指导性意见，但不像官方月令那样带有政令性质的强制性，它以农家为本，以月令形式安排以家庭为单位的各种活动，属于微观经济范畴，更加具体，更具有针对性。《四民月令》按1年12个月的次序对一个家庭单位的事务做有序的计划与安排[3]。这些家庭事务依次可分为三类：家庭生产与交换，家庭生活，社交活动。其中，家庭生产与交换的内容居多，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四民月令》虽并未专谈农事，更没有记载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只是一种农家时令安排，但都与农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其计划中，农事活动处于中心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也是该时期的一部代表性农书。
四、“重本抑末、资政重本”的重农编辑宗旨
中国古代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施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农业生产成为国家存亡绝续的关键。“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4]这句话表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桑为衣食之本已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历来备受统治者重视。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对农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家，他们大多是具有“农稷之官”特征的朝廷官员，资政重本、劝课农桑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编撰农书的主要目的。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散佚，今已无考。仅《氾胜之书》现存有辑本，从石声汉先生与万国鼎先生对《氾胜之书》辑佚出的3000余字中，资政重本、劝课农桑的编撰动机清晰可见。《氾胜之书》载：“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事，人所忽略，卫尉勤之，可谓忠国忧民之至。” [5]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粮食是天下之本，是统治者统治天下的命脉。文中对“卫尉前上蚕法”极力称赞，将这一做法视为忠君爱民之举，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和编撰动机。东汉崔寔在《政论》中提出，“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 [6]，不难看出作者忧国忧民的胸怀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从侧面反映了作者撰写《四民月令》的出发点与目的，这也是作者为挽救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而提出的具体政令措施。崔寔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提出“农为邦本，食为民天” [7]，既说明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然而重农思想在这乱世之秋更为人们所重视，对最高统治者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使得动荡时期农业生产力没有倒退，农业生产技术仍在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内容更加丰富。贾思勰在魏晋南北朝动乱的时局下，不受当时玄学空谈之风的影响，坚持以农为本的理念，搜集整理历代以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知识，亲自参加农牧业生产实践，以期改善他们的生活，并耗费十余年时间写成农学巨著《齐民要术》，向广大劳动人民传授农业生产技术，这本身就是他重农思想的集中体现。重农思想贯穿于《齐民要术》全书，在其序中有比较集中的表述。“食为政首”“要在安民，富而教之”都表明了“民食”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社会才能安定。贾思勰还首次对前代的“食为政首”思想做了系统总结：“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为食政首。” [8]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的重农思想虽大部分是引述前代农书的内容，但也给予其高度的评价：“诚哉言乎！” 《齐民要术》的重农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本思想一脉相承，且有了重大发展，但该书的重农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通过对历代农业发展经验的总结，加上作者本人的实践，对农业生产产生实际的指导作用。《齐民要术》还具有重视实践、主张革新，不盲从前代农学经典的特点，对能提高生产力的新生产工具及其发明推广者推崇备至。备荒减灾也是贾思勰重农思想的体现，即用加强农业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灾荒给人们带来的饥饿与灾难，并提出了具体备荒的办法。正如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所言：“舍本逐末，贤者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 [1]这说明贾思勰在编撰《齐民要术》时，就确定了“重农抑商”的编辑宗旨。
综上所述，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阶段，“食为政首、重本抑末”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共识。作为农书编辑主体的农学专家们，在编撰农学著作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料的选择还是结构的编排都必定反映“重本抑末”“食为政首”“资政重本”的编辑宗旨。
[1] 贾思勰. 齐民要术[M]. 石声汉，译注；石定枎，谭光万，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
[3]石声汉校注. 四民月令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5：89.
[4]邝士元. 中国经世史·国史论衡系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21
[5]万国鼎辑释. 氾胜之书辑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69 .
[6]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 四民月令辑释[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129（附录一） .
[7]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47.
[8]缪启愉校释. 齐民要术校释[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