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落马不言贪
王巨川
“仇”与“和”,构成了一个反差巨大的姓名组合:仇和。
仇和与谁仇?他当一把手,与比他职务低的都有仇;仇和对谁和?与比他职务高的都和,当副职对同僚、上级甚至下级,也都有和的时候。权力与职务,成为仇与和的惟一坐标。
仇和被调查的理由是违纪违法,贪是必须有的硬伤,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他的贪,也破例地没有提到通奸。舆论更多的是说他的任性和滥权。在凤凰评论独家出品的自由谈栏目里,作者褚朝新文章仅看大小标题,就勾勒出了一个标本性仇和的轮廓:“仇和落马,和谁有仇”;“正职就折腾,副职就消停”;“打着为公改革旗号的铁腕强人”;“骂声里步步高升的政坛能吏”;“善于自我包装的明星官员”。在童大焕的博客里,作者更是特别指出:所有的强权都带着权力致命的自负,所有的权力自负都带着破坏乃至毁灭的基因。所有的强权都有原罪,它是指强权生而俱来的、永远无法摆脱掉的“罪行”,不管它以多么高尚的名义和目的出现。
与贪污相比,仇和的强权滥用其实对社会危害更大,对老百姓伤害更深。有官员回忆仇和推行的强拆惨状: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三百多人,居民限时搬完。“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子昏了过去。”面对仇和这样“想对老百姓好”的官员,老百姓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他说他要对你好,你不能拒绝,拒绝的后果可能是半夜被人拍黑砖、家门被人泼粪,或者半夜被一群闯进家门的蒙面大汉绑到上百里外的山里扔下。
桑墟镇条河村刘松田向记者介绍说,他的儿子刘勤山家,2000年上半年(夏季)应交集资费用为469元,其中,刘已经交了361.60元,因为没有其他收入,实在没法在催缴税款期限前交清欠款。7月16日,乡党委副书记张某等人带领由镇村干部以及派出所联防队队员等组成的“小分队”,先打刘松田,后把赶来的刘勤山活活地打死。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据刘松田的有限了解,因为没有交出修路集资等项税费被打死的人就有六人。仇和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式:全县乡镇的所有沿街房屋限时拆走,否则推土机迎候,沭阳的小城镇建设都是这样展开的。很多刚刚建起来的房子毁于一旦,很多富起来的农民急剧返贫。工业园区:长满青草和充满污染。就这样,仇和拆了沭阳拆宿迁,拆了江苏拆云南,一路畅通无阻拦。
有人说,仇和这么强势,为何也敢贪?真的就不怕被查?其实,强权与贪腐恰恰是孪生的兄弟,越强权,越腐败,几乎是一个铁打的规律。腐败,则分为经济腐败和践踏法治与人权的政治腐败。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官员的腐败追究,基本上还只停留在经济腐败层面。假如仇和没有经济贪污问题,或许他依然安居高官,或许还有上升的空间。正是对权力的迷信让他们自信为所欲为可以遮人耳目,可以瞒天过海,可以不受追究,可以永保平安。
仇和落马不言贪,是因为人们不再愿意为贪官点钞数钱,连审美都会产生疲劳,审丑就只能让人恶心!3月13日,仇和曾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的小组会上称:“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的。”话音甫落,大话不攻自破,这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也算是个黑色的幽默。
反腐不仅反贪,更要清算滥权,仇和或许就是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