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思想流变与内涵的教学策略与意蕴
[关键词]思想内涵，复杂意义，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C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3-0028-06
思想史教学之弊有：符号化——历史是冰冷的，学生停留在符号认知上，未能理解思想内涵；机械化——机械僵化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泛泛分析思想与社会的联系，甚至出现缺少历史境遇的断章取义，思想理解简单化；狭窄化——就思想说思想，顶多是分析有关思想的来龙去脉，没有透视思想与社会的复杂原因与意义；碎片化——就一个点而孤立言说，没有看到这一点思想与相关思想的联系、思想自身的演变，以及思想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方面的联系与变异。高中新课改注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欲达成之目的，尚需进行深度教学，为此，我们以明清思想史内容为例探寻一下思想史的教学策略与意蕴。
一、关注思想的境遇与流变，发现思想创新价值，培育批判创新思维
第一，关注思想孕育、产生的历史境遇
新思想孕育在复杂历史因素中，只有明白就里，人们才会真切理解思想的魅力与价值。教学思想史，就需注重思想境遇，多层次、多范围、多角度地认识思想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例如，明清为何会产生承古萌新的思想呢？除了在政治上不断强化君主专制等因素外，我们可以重点从经济领域来分析。“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并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明朝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以隆庆开海为标志，福建地区的对外开放在漳州月港率先实施，西班牙人通过月港开放获得在吕宋岛与福建海商进行贸易的宝贵机会。而在此前后，广东地区也开放了澳门和广州，葡萄牙人不仅能在澳门，也可在春秋两季进入广州，比较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澳门模式、月港模式、广州模式成为晚明中国发展与葡、西二国合法贸易关系的三种主要形式。开放贸易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近海商民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一度风雨飘摇的东南海疆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对外贸易逐年增加，沿海经济大为发展，闽粤两地由此步人较快发展的黄金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力量也迅速崛起。导致白银大规模流人中国，明朝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向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广泛渗透。当时，社会经商之风盛行，也出现了文人经商之风，文人骚客追奇逐异；涌现出许多商业市镇；市民阶层人口大规模增加，市民文化风兴云蔚；社会繁华而腐败，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奢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弃儒就贾或者士、商相混，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
这种历史境遇必然孕育出新的思想，正如李宪堂教授分析的那样，“对‘人欲的肯定，对心态的张扬是这个时代之精神最突出的标志。新兴的市民阶层以小人之‘无忌惮追逐感官之乐，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直接、更理直气壮；数量巨大的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希望自己的正当利益得到保障，他们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工商皆本的舆论中；思想家们开始从人的现实性定义人的本质；道德家们强调在外物的诱惑和牵扯中自作主宰；文人骚客以便追奇逐异，一边‘直抒性情”。
明清思想还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稽文甫先生也指出，在晚明思想解放潮流中，“除古学复兴以外，还另有一个新路向，那就是西学的输入”。“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天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思想变动也未尝不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向来所常讲的是道德伦纪，而对于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事则不甚留意。”认识明清思想，就应结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及其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内涵的影响，方能觉解出明清为何有这种思想。当然，也要恰切认识这种思想的历史境遇与实际影响，正如张岱年教授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欧洲17、18世纪也产生了启蒙思想，但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后者是近代社會的宣言书。”
“思想观念是历史的有机组成，而且还因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行动过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要在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下进行，又不断试图进行超越，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则。”认识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广义的观念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关注那些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关联性观念”（adlCulate ideaS）和不是那么有关联性的观念。因此，在一方面谈及“关联性观念”时，另一方面用福柯所谓的“未思之物”（the unthought）来代替“无关联性观念”。注重观念就是要重视过去的思想家的观念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和其他形式，意即既要发掘关联性观念对思想的影响，也要审视“未思之物”的“无关联性观念”对思想孕育的影响，这样才会深度透视思想之意蕴。因此，分析思想既要关注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背景，也要审视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意图。“在思想的历史上，决定思想进程及其内涵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李贽虽被时人视为“异端”人物，但其政治理想仍是上有“英君”、下有“能臣”，即“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事”。其思想既显示出倡导真才实学的新风，也还是没有跳出君主制度的治理框架，只有在辨析思想主张的语境与边界中，学生才会理解思想的复杂性，发现思想组成部分的矛盾与内在联系，这样才会灵活理解这些思想的真义与内涵。
所以，分析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情感，让历史成为书写情感的历史，进而形成有“历史化的情感”，学生在习得历史时，既可体悟思想之理性，也应感悟思想之情感，让心灵获得思想品格之滋养。如果学生缺少了对思想家探索思想的了解，缺少对思想家身平、行为与思想的关联，也就难以解释其思想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学生既无法切近思想的脉搏与由来，也难以习得思想创新的方法，其结果是学到了一堆“死寂”的思想内容，没有涵泳出思想的灵魂。例如，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如何认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就需利用下列史实，结合顾炎武的家事、经历、生活环境、信念、个性与实践来认识，从具体而微中体会到其经世致用思想并非空谈高论，而是有着切身的行为作底色的，进而从思想家做了什么，包括以言行事行为（思想意图）和以言行事效应（思想影响）来考察他的思想内涵，这样从外在境遇与思想家内心认识中看出其复杂的个性特征、吊诡的思想主张和深厚的社会背景，这样，人物的思想就活灵活现，历史的理解也有血有肉，顾炎武的思想也才富有张力。
（顾炎武）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七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六谒思陵。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经理，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或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认识思想还应进行“空间转向”，应跨区域比较，在关注思想共同特征的同时，发现思想的特质。总之，分析思想成因的视野要扩大，大卫·阿米蒂奇说道：“思想产生的背景得以扩大，涵盖全球。现代思想史家因此不得不在未曾有过的广大视野下探究观念：大陆的、跨区域的、跨大洋的以及最终行星的。正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和阿伦特在20世纪中期最早注意到的，太空或许是思想史真正的边界。”只有扩大范围理解思想产生的背景，才会逼近当时现状，进而从复杂的社会景象中透析出思想成因；还应关注社会舆论之风对思想家的影响。这样，学生才会明白历史“是其所是”，产生“原来这些思想是这样孕育、产生的”的心灵震撼，认识到“原来思想对人类的影响是这样无孔不入”的思想魅力。
第二，关注思想的历史流变
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认为，认识思想应“将处于自身时空条件下的思想家定位于整个的思想世界中”，提炼出“思想的宝藏”以展露“过去世界的问题、价值和语境”。认识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思想前提、思想假设、思维方法与思想体系，关注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及其思想家之间的互动，进而透视出思想的内涵与独特价值。
首先是关注时代思想总貌。关注明清思想，就应总体把握明清思想的新变化。有学者分析出五个新问题：君权的强化和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象征性权力资本的维护（明朝大礼仪连绵20年，参与人数之众，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民本思想的新探索（如强调士农工商四业之民）；华夷之辨的新内容（如顾炎武讨论“亡国”与“亡天下”的关系，他的名言“天下兴忘，匹夫有责”就是一种文化担当）；实学与“虚学”的纷争。
依据总体面貌具体分析某一思想时，也应关注思想家群体的集体认识。例如，针对天理与人欲关系问题，明清思想家是如何认识“人欲”的？李贽以“真空论”“童心”论掀翻天地，颠倒古今；黄宗羲认为“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王夫之提出了“理欲皆自然”“有欲斯有理”“理存乎欲”的观点，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则是在坚持孟子“性无不善”论的同时，强调“性发见乎情”，因而他以现实主义的平常心看待人之常情的个体之欲：“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这样才会看到一个时代各位思想家的思想观点的内在联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发掘历史的共相与殊相，融通并活络思想，发现思想之光，形成思想之时代特征，学生方能“会通”历史，孕育并萌发思想之胚胎，生长出思想之灵魂。
其次是关注思想的历史流变。思想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因时应变而形成了思想之流。简言之，就是此思想而完全非彼思想，在领悟思想的流变中感悟到思想的传承与更新。明白一部思想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创新史，彰显历史发展的思想活力。例如，明人思想与宋学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儒学号称‘合内外之学。如果说宋儒只是退守到了‘外与‘内的交接处，明人则彻底退向内心，祭起了人生固有的‘一点灵明（在阳明为良知，在蕺山为‘独体）这最后的法宝——‘祖宗之法已成僵死的神物，制度、风俗都已糜烂不堪，只有依靠‘良知的意志发扬了。王阳明因时而兴，不仅成为有明一代思想学术的巅峰，而且开启了此后七百年思想演变的路向”。余英时先生从更大范围的视野认识到，贯穿于理学和清学之间有一个“内在理路”，两者之间是有线索可寻的，这个理路就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尊德性的路走到尽头了，便逼出了“道问学”的问题，因此明清思想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列奥·斯特劳斯认为，“一切的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倘若在一切的历史变迁中，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晰以，关注思想流变既要关注思想内在的历史结构，也要觉察思想的变化与超越，這样才会发掘思想的价值。
二、关注思想诸多表现，深化对思想因缘际会的认识，诠释历史的复杂意义
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指出：“历史科学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个社会经济解剖学；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内。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的起源不能用社会经济说明；不过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意识状况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也是同样正确的。”
思想影响现实，或潜移默化，或产生剧烈激荡，另一方面，在社会现实中总会以某种方式使用或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来，当思想表现被恰当理解的时候，它就成为判断理解思想水平的标志之一。再者，理解思想表现促进人们认识并挖掘思想源泉，而且，一种思想可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社会表现也可能体现多种思想，而且思想与现实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甚至出现思想的变异。“思想永远不是对现实的直接而简单的反映，它有自己的逻辑与惯性。当这种内在逻辑与现实耦合时，一种个体悟出的思想会发育成浩大的社会性思潮。”我们既要看到思想与现实的欣然合拍，从思想遗产中发掘这些思想与当时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诸多联系，也要看到思想与现实的差异，或者说思想又如何被现实所调整、完善，甚至是改变与转向。例如，明清时代理学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上流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并未超出纲常名教的大圆圈，启蒙思想不过是在潜滋暗长，“李贽、唐甄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续藏书》《潜书》，黄宗羲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被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待之后人”。清代学派潮流很多，但后来偏向考据学一路发展，就应分析现实条件：科举制实行八股取士；耶稣会内部的分裂；宫廷内部斗争也影响到学术思想的传播；实行文字狱，统治者干涉人民思想，学者只好去诠释古典，“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但到19世纪末，现实情况与200年前迥异，梁启超说：“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这就需要分析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思想发育的现实条件，进而分析思想对社会现实产生的巨大影响。
因此，只有利用社会现实去理解思想，学生才会真切地理解思想之魅力；只有明白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浸润与影响，从现实表现中反观思想内涵，学生才会真正理解思想的价值与特征。否则，学生的历史理解就是教条僵化的，其结果是，学生知道思想观点，一旦遭遇历史现象，还是无法利用相关观点去理解历史（其实教师自身在这方面也存在百思不得其解个中原因，仍然是这个因素）。
三、关注思想概念的变化，形成思想史自身的发展脉络，增强学生的历史感
“概念史”研究通过吸收语言学和解释学等学术资源，打破了原先的“观念单元”式以及从思想家出发来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概念史”研究则注重从概念内涵的系谱出发，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意图充分辨析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概念所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展现其变化，进而达到解构既有的理解，重建人们的认知这一目的。
历史教学应关注思想史有关概念的内涵及其变化，通过概念的诠释明白概念的演进，也要明白此概念而非彼概念，这样才会真切把握思想内涵，知晓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例如，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这一概念？殷商到西周，神权居统治地位，周人代殷后，发展了“天命”观念和“德治”主义，以“敬天”“孝祖”“敬德”“保民”等一套思想体系为宗法制作论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民本思想为旗帜的百家争鸣，以孔、孟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影响深远。孟子寄望圣主明君，并且认定“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孟子》书为旗帜的传统民本主义并未脱出尊君论轨道，它期待的圣明之君正是中国王权主义推崇的有道、行道君主，故传统民本主义是王权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固然与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本主义框架，这虽然并非始于明清之际，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但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明君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王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对专制王权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其次在谴责专制君主上与唐宋元的政治异端存在明显差异，唐宋元的政治异端所追求的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黄宗羲的理想是“有政府主义者”，期望建立的政治秩序是：上有“明乎为君之职分”的“为天下”的君王，下有作为君王师友的贤臣，士人们在学校制定国策，议论国政，纵向分权得以合理解决，社会在“公法”指引下运作，士农工商所操行业，都是为天下谋福利的，应平等待之。《明夷待访录》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传贤代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都直逼近代政治理念。
理解哲人思想不能停留在记诵辞章上，而应阔远认识视角，关注思想语境与思想观念，扩大认识空间，关注思想与现实的互动与耦合，注重历史的陈陈相因，进而理解思想的复杂意义及发展脉络，方能彰显思想的智慧与光芒。
[作者简介]郭子其，中学特级教师，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中历史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責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C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3-0028-06
思想史教学之弊有：符号化——历史是冰冷的，学生停留在符号认知上，未能理解思想内涵；机械化——机械僵化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泛泛分析思想与社会的联系，甚至出现缺少历史境遇的断章取义，思想理解简单化；狭窄化——就思想说思想，顶多是分析有关思想的来龙去脉，没有透视思想与社会的复杂原因与意义；碎片化——就一个点而孤立言说，没有看到这一点思想与相关思想的联系、思想自身的演变，以及思想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方面的联系与变异。高中新课改注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欲达成之目的，尚需进行深度教学，为此，我们以明清思想史内容为例探寻一下思想史的教学策略与意蕴。
一、关注思想的境遇与流变，发现思想创新价值，培育批判创新思维
第一，关注思想孕育、产生的历史境遇
新思想孕育在复杂历史因素中，只有明白就里，人们才会真切理解思想的魅力与价值。教学思想史，就需注重思想境遇，多层次、多范围、多角度地认识思想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例如，明清为何会产生承古萌新的思想呢？除了在政治上不断强化君主专制等因素外，我们可以重点从经济领域来分析。“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并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明朝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以隆庆开海为标志，福建地区的对外开放在漳州月港率先实施，西班牙人通过月港开放获得在吕宋岛与福建海商进行贸易的宝贵机会。而在此前后，广东地区也开放了澳门和广州，葡萄牙人不仅能在澳门，也可在春秋两季进入广州，比较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澳门模式、月港模式、广州模式成为晚明中国发展与葡、西二国合法贸易关系的三种主要形式。开放贸易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近海商民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一度风雨飘摇的东南海疆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对外贸易逐年增加，沿海经济大为发展，闽粤两地由此步人较快发展的黄金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力量也迅速崛起。导致白银大规模流人中国，明朝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向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广泛渗透。当时，社会经商之风盛行，也出现了文人经商之风，文人骚客追奇逐异；涌现出许多商业市镇；市民阶层人口大规模增加，市民文化风兴云蔚；社会繁华而腐败，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奢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弃儒就贾或者士、商相混，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
这种历史境遇必然孕育出新的思想，正如李宪堂教授分析的那样，“对‘人欲的肯定，对心态的张扬是这个时代之精神最突出的标志。新兴的市民阶层以小人之‘无忌惮追逐感官之乐，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直接、更理直气壮；数量巨大的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希望自己的正当利益得到保障，他们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工商皆本的舆论中；思想家们开始从人的现实性定义人的本质；道德家们强调在外物的诱惑和牵扯中自作主宰；文人骚客以便追奇逐异，一边‘直抒性情”。
明清思想还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稽文甫先生也指出，在晚明思想解放潮流中，“除古学复兴以外，还另有一个新路向，那就是西学的输入”。“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天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思想变动也未尝不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向来所常讲的是道德伦纪，而对于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事则不甚留意。”认识明清思想，就应结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及其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内涵的影响，方能觉解出明清为何有这种思想。当然，也要恰切认识这种思想的历史境遇与实际影响，正如张岱年教授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欧洲17、18世纪也产生了启蒙思想，但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后者是近代社會的宣言书。”
“思想观念是历史的有机组成，而且还因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行动过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要在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下进行，又不断试图进行超越，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则。”认识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广义的观念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关注那些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关联性观念”（adlCulate ideaS）和不是那么有关联性的观念。因此，在一方面谈及“关联性观念”时，另一方面用福柯所谓的“未思之物”（the unthought）来代替“无关联性观念”。注重观念就是要重视过去的思想家的观念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和其他形式，意即既要发掘关联性观念对思想的影响，也要审视“未思之物”的“无关联性观念”对思想孕育的影响，这样才会深度透视思想之意蕴。因此，分析思想既要关注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背景，也要审视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意图。“在思想的历史上，决定思想进程及其内涵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李贽虽被时人视为“异端”人物，但其政治理想仍是上有“英君”、下有“能臣”，即“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事”。其思想既显示出倡导真才实学的新风，也还是没有跳出君主制度的治理框架，只有在辨析思想主张的语境与边界中，学生才会理解思想的复杂性，发现思想组成部分的矛盾与内在联系，这样才会灵活理解这些思想的真义与内涵。
所以，分析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情感，让历史成为书写情感的历史，进而形成有“历史化的情感”，学生在习得历史时，既可体悟思想之理性，也应感悟思想之情感，让心灵获得思想品格之滋养。如果学生缺少了对思想家探索思想的了解，缺少对思想家身平、行为与思想的关联，也就难以解释其思想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学生既无法切近思想的脉搏与由来，也难以习得思想创新的方法，其结果是学到了一堆“死寂”的思想内容，没有涵泳出思想的灵魂。例如，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如何认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就需利用下列史实，结合顾炎武的家事、经历、生活环境、信念、个性与实践来认识，从具体而微中体会到其经世致用思想并非空谈高论，而是有着切身的行为作底色的，进而从思想家做了什么，包括以言行事行为（思想意图）和以言行事效应（思想影响）来考察他的思想内涵，这样从外在境遇与思想家内心认识中看出其复杂的个性特征、吊诡的思想主张和深厚的社会背景，这样，人物的思想就活灵活现，历史的理解也有血有肉，顾炎武的思想也才富有张力。
（顾炎武）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七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六谒思陵。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经理，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或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认识思想还应进行“空间转向”，应跨区域比较，在关注思想共同特征的同时，发现思想的特质。总之，分析思想成因的视野要扩大，大卫·阿米蒂奇说道：“思想产生的背景得以扩大，涵盖全球。现代思想史家因此不得不在未曾有过的广大视野下探究观念：大陆的、跨区域的、跨大洋的以及最终行星的。正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和阿伦特在20世纪中期最早注意到的，太空或许是思想史真正的边界。”只有扩大范围理解思想产生的背景，才会逼近当时现状，进而从复杂的社会景象中透析出思想成因；还应关注社会舆论之风对思想家的影响。这样，学生才会明白历史“是其所是”，产生“原来这些思想是这样孕育、产生的”的心灵震撼，认识到“原来思想对人类的影响是这样无孔不入”的思想魅力。
第二，关注思想的历史流变
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认为，认识思想应“将处于自身时空条件下的思想家定位于整个的思想世界中”，提炼出“思想的宝藏”以展露“过去世界的问题、价值和语境”。认识思想应关注思想家的思想前提、思想假设、思维方法与思想体系，关注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及其思想家之间的互动，进而透视出思想的内涵与独特价值。
首先是关注时代思想总貌。关注明清思想，就应总体把握明清思想的新变化。有学者分析出五个新问题：君权的强化和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象征性权力资本的维护（明朝大礼仪连绵20年，参与人数之众，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民本思想的新探索（如强调士农工商四业之民）；华夷之辨的新内容（如顾炎武讨论“亡国”与“亡天下”的关系，他的名言“天下兴忘，匹夫有责”就是一种文化担当）；实学与“虚学”的纷争。
依据总体面貌具体分析某一思想时，也应关注思想家群体的集体认识。例如，针对天理与人欲关系问题，明清思想家是如何认识“人欲”的？李贽以“真空论”“童心”论掀翻天地，颠倒古今；黄宗羲认为“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王夫之提出了“理欲皆自然”“有欲斯有理”“理存乎欲”的观点，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则是在坚持孟子“性无不善”论的同时，强调“性发见乎情”，因而他以现实主义的平常心看待人之常情的个体之欲：“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这样才会看到一个时代各位思想家的思想观点的内在联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发掘历史的共相与殊相，融通并活络思想，发现思想之光，形成思想之时代特征，学生方能“会通”历史，孕育并萌发思想之胚胎，生长出思想之灵魂。
其次是关注思想的历史流变。思想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因时应变而形成了思想之流。简言之，就是此思想而完全非彼思想，在领悟思想的流变中感悟到思想的传承与更新。明白一部思想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创新史，彰显历史发展的思想活力。例如，明人思想与宋学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儒学号称‘合内外之学。如果说宋儒只是退守到了‘外与‘内的交接处，明人则彻底退向内心，祭起了人生固有的‘一点灵明（在阳明为良知，在蕺山为‘独体）这最后的法宝——‘祖宗之法已成僵死的神物，制度、风俗都已糜烂不堪，只有依靠‘良知的意志发扬了。王阳明因时而兴，不仅成为有明一代思想学术的巅峰，而且开启了此后七百年思想演变的路向”。余英时先生从更大范围的视野认识到，贯穿于理学和清学之间有一个“内在理路”，两者之间是有线索可寻的，这个理路就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尊德性的路走到尽头了，便逼出了“道问学”的问题，因此明清思想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列奥·斯特劳斯认为，“一切的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倘若在一切的历史变迁中，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晰以，关注思想流变既要关注思想内在的历史结构，也要觉察思想的变化与超越，這样才会发掘思想的价值。
二、关注思想诸多表现，深化对思想因缘际会的认识，诠释历史的复杂意义
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指出：“历史科学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个社会经济解剖学；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内。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的起源不能用社会经济说明；不过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意识状况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也是同样正确的。”
思想影响现实，或潜移默化，或产生剧烈激荡，另一方面，在社会现实中总会以某种方式使用或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来，当思想表现被恰当理解的时候，它就成为判断理解思想水平的标志之一。再者，理解思想表现促进人们认识并挖掘思想源泉，而且，一种思想可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社会表现也可能体现多种思想，而且思想与现实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甚至出现思想的变异。“思想永远不是对现实的直接而简单的反映，它有自己的逻辑与惯性。当这种内在逻辑与现实耦合时，一种个体悟出的思想会发育成浩大的社会性思潮。”我们既要看到思想与现实的欣然合拍，从思想遗产中发掘这些思想与当时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诸多联系，也要看到思想与现实的差异，或者说思想又如何被现实所调整、完善，甚至是改变与转向。例如，明清时代理学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上流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并未超出纲常名教的大圆圈，启蒙思想不过是在潜滋暗长，“李贽、唐甄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续藏书》《潜书》，黄宗羲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被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待之后人”。清代学派潮流很多，但后来偏向考据学一路发展，就应分析现实条件：科举制实行八股取士；耶稣会内部的分裂；宫廷内部斗争也影响到学术思想的传播；实行文字狱，统治者干涉人民思想，学者只好去诠释古典，“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但到19世纪末，现实情况与200年前迥异，梁启超说：“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这就需要分析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思想发育的现实条件，进而分析思想对社会现实产生的巨大影响。
因此，只有利用社会现实去理解思想，学生才会真切地理解思想之魅力；只有明白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浸润与影响，从现实表现中反观思想内涵，学生才会真正理解思想的价值与特征。否则，学生的历史理解就是教条僵化的，其结果是，学生知道思想观点，一旦遭遇历史现象，还是无法利用相关观点去理解历史（其实教师自身在这方面也存在百思不得其解个中原因，仍然是这个因素）。
三、关注思想概念的变化，形成思想史自身的发展脉络，增强学生的历史感
“概念史”研究通过吸收语言学和解释学等学术资源，打破了原先的“观念单元”式以及从思想家出发来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概念史”研究则注重从概念内涵的系谱出发，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意图充分辨析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概念所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展现其变化，进而达到解构既有的理解，重建人们的认知这一目的。
历史教学应关注思想史有关概念的内涵及其变化，通过概念的诠释明白概念的演进，也要明白此概念而非彼概念，这样才会真切把握思想内涵，知晓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例如，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这一概念？殷商到西周，神权居统治地位，周人代殷后，发展了“天命”观念和“德治”主义，以“敬天”“孝祖”“敬德”“保民”等一套思想体系为宗法制作论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民本思想为旗帜的百家争鸣，以孔、孟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影响深远。孟子寄望圣主明君，并且认定“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孟子》书为旗帜的传统民本主义并未脱出尊君论轨道，它期待的圣明之君正是中国王权主义推崇的有道、行道君主，故传统民本主义是王权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固然与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本主义框架，这虽然并非始于明清之际，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但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明君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王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对专制王权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其次在谴责专制君主上与唐宋元的政治异端存在明显差异，唐宋元的政治异端所追求的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黄宗羲的理想是“有政府主义者”，期望建立的政治秩序是：上有“明乎为君之职分”的“为天下”的君王，下有作为君王师友的贤臣，士人们在学校制定国策，议论国政，纵向分权得以合理解决，社会在“公法”指引下运作，士农工商所操行业，都是为天下谋福利的，应平等待之。《明夷待访录》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传贤代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都直逼近代政治理念。
理解哲人思想不能停留在记诵辞章上，而应阔远认识视角，关注思想语境与思想观念，扩大认识空间，关注思想与现实的互动与耦合，注重历史的陈陈相因，进而理解思想的复杂意义及发展脉络，方能彰显思想的智慧与光芒。
[作者简介]郭子其，中学特级教师，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中历史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責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