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的县域担当

    车文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向深水区、攻坚期迈进，而行政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正是重心。政府职能，在“放管服”中加速转变，并优化。

    市场化是核心，“把权力关进笼子”是重点，给市场松绑，给基层放权，给企业活力，从国务院到各省市县区，行政领域在发生深刻变革。仅国务院，就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1700多项的40%。

    “放管服”改革仍在持续推进。2018年8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到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行政许可事项“应放尽放”。

    作为国家基本单元的县域，是“放管服”改革最终的落子点，是最基础的实践者、成效检验者和直接受益者，在“放管服”变革中尤应奋力争先争优，担当起县域的责任与重担，为县域经济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县域“放管服”，迎来的是县域更美好的发展前景。一个县级市的活力迸发

    “放管服”是如何释放县域发展动力，激发县域发展动能的？江苏省如皋市正是其中一个鲜活的样本。

    江浙一带是我国民营经营最为活跃且最为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40周年，东南沿海发展迅猛，不仅仅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得益于当地的优良营商环境，让民营经济保持着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近年来，随着西部广大地区的后发追赶，沿海地区原有的优势渐渐不再明显，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就显得尤为迫切。十八大以来的“放管服”改革，恰如及时雨，甘霖润泽这块处于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城乡大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皋市“放管服”改革在全市全方面展開。

    如皋，是一个位于河网稠密、湖荡众多的长江三角洲的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因其从落后位次全面跻身第一方阵而受到社会关注，而被专家学者称为“江苏沿江开发中的如皋现象”。

    早在2009年，如皋市就意识到社会发展进入了瓶颈，于是，一场为激发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推动公共服务窗口前移的政务体制改革产生了。这一年，如皋市出台《关于强化主功能区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的意见》，下放部分市级行政审批事项。随后在长江镇下放涉及发改委、住建局、城管局等11个部门的639项行政权力，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受到中编办肯定。

    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后，先人一步的如皋市率先推进“三证合一”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方式，推动权力向基层下放，加强政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017年，在江苏省率先实现审批服务事项“一窗式”取代“一站式”，在江苏“2017年简政放权创业创新环境评价”中，跃居全省96个县（市、区）第一。

    在如今的如皋市，新办一个企业仅仅需要两个工作日，开办企业的通办窗口，实施并联审批一站办结；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1198件业务实现“不见面审批”，全流程网上办件；“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市镇村三级便民体系全覆盖……

    一子落，满盘活。简政放权、优化服务让如皋活力迸发，县域经济再次实现飞速发展。根据国家工信部发布的“全国工业百强县”榜单，2015年如皋排位第54位，2016年上升到44位，2017年则达到38位；工信部所属的赛迪智库发布的县域经济百强县，2016年如皋市排位第44位，2017年则一举上升到第25位。

    如皋市县域经济的发展之路，正是“放管服”改革激活社会强劲动能的生动实践。东部县域的自觉革新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是的，纵观五年来的这场革新，中央走在地方的前面，东部县域走在西部县域的前头。

    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东部县域的发展快一步，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因而，当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原有的政府服务体系就显得滞后，有了进一步革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因如此，国务院的“放管服”改革适时出台了。

    作为东部县域的代表，如皋市的政府服务革新先行一步，而且，改革的红利已先期显现了出来。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省份，其“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2013年，浙江省级审批事项有1617项，到2018年初已减少到516项。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研室主任宋世明教授认为，浙江分三步推进，第一步，大幅压缩审批事项，推进审批标准化和审批流程再造；第二步，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打造省域互联网政务生态系统；第三步，“最多跑一次”改革，全省10000多个“最多跑一次”项目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能，营商环境得到极大的优化。在顶层精细化设计且强力推进的情况下，浙江各县域均以“放管服”改革排头兵的姿态倒逼转型，优化服务，促进了县域经济保持连年增长。

    江苏也是深化简政放权的先行者之一。为了打破创业富民的束缚，2015年开始，江苏在南通市、苏州工业园区、盱眙县、大丰区4个地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试点，各自新成立行政审批局。这比西部地区早了一年左右。

    与浙江相比较，江苏的改革更多了“放管结合”方面的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一放就乱”。从2015年起，江苏在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10个重点领域，进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如南通基本形成“5—7支队伍管执法”，一个区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执法力量沉到最基层，监管效能大为提升。

    广东佛山市则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大胆创新，在商事登记领域引入“互联网+”新模式，推进实施“网上办照为主、实体办照为辅、自助办照为补”的新型商事登记模式，率先推出365天全天24小时不打烊商事登记机制，营业执照可24小时全天候自助办理。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东部县域借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之利，大力度、全方位地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打破了经济发展的瓶颈，换来了市场源源不断的活力与生机。西部县域的奋进追赶

    中国的经济发展梯次结构特别明显，发展最快最前沿的东南部沿海，次而中部地区，再次是西部地区，具有突出的层级性，进而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层级性，产业转移也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次转移。

    “放管服”改革是中央统一部署，在西部一些县域，也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正与我国经济结构的层级性密切相关。

    在四川，早在2008年12月，成都市武侯区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行政审批局，将22个区级职能部门承担的127项行政许可类事项、50项其他行政权力事项实质性划转行政审批局统一办理。这是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武侯模式”探索出的“四川经验”成了全国样板。

    可是，此项经验在东部省份大量铺开后，四川则稍显缓慢，到2017年10月，四川省政府同意成都市锦江区、绵阳市涪城区、自贡市富顺县、泸州市龙马潭区、南充市仪陇县等31个县（市、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試点方案，随后，此项改革又扩大到全省13个市（州）51个县（市、区），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

    西部广袤却发展滞后，开放时间较短，营商环境落后于东部，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步子不如东部大，成效不如东部明显。对标东部，大幅取消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流程已时不我待，当更大力度推进。

    今年8月，四川“放管服”改革再添两项重大举措：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60余个审批便民示范区，年底实现全省范围内企业开办时间压减至5个工作日。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到经济发达镇，成都花源镇、自贡长山镇、泸州九支镇等32个镇进行改革试点，扩权放权，优化执政资源配置，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

    陕西省西安市开展“行政效能革命”，已分7批取消、下放行政事权393项，累计向社会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1.3万个；重庆两江新区将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从226项调整为32项，企业注册登记审批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平均2个工作日。

    对县域而言，“放管服”改革提升的是政府效能，激发的是经济发展动能，松绑的是市场活力，优化的是营商环境，谁抢先一步，谁就赢得先机。

    “放管服”改革不是上级的任务，而是县域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国务院部署和省市的大力推进下，已经滞后一步的西部县域当锐意革新，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去真改大改，“削手中的权”“割自己的肉”，从而实现活力再生。“放管服”没有终点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变革，政府效能革命没有终点。“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之一，我们必须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因而，“放管服”效能变革也将随着时代而不断推进。

    五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放管服”改革已在县域不断开花结果，惠及经济与民生。

    五年来，国务院就已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审批事项618项，让“非行政许可审批”成为了历史。在地方，多数省份减少审批事项50%左右。

    商事制度“先照后证”，削减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出台营改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放开政府定价，31个省市区定价项目平均减少80%左右，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全部公布权责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网通办”的政府服务，“最多跑一次”甚至“一趟不用跑”……一桩桩、一件件，彰显了政府公信力、创新力与执行力，政府职能有了重大转变，效能有了极大提升，服务型政府正在达成。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这场效能变革中，县域作为是变革的主体，谋一县之利，创一县之业，夯一县之基，时不我待。尤其是西部县域，更应在这场变革中奋勇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