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篆刻大师张樾丞与同古堂往事追述

    李闯

    

    

    在民国京都印坛界，有一颗璀璨的明星——张樾丞。他曾和陈师曾、寿石工、邓散木、吴昌硕、魏长青、齐白石等诸多前辈一道，将民国时期的篆刻艺术推至明清以来的最高水准。

    张樾丞（1883-1961），原名福荫，字樾丞，以字行，河北新河人。光绪九年（1883），张樾丞出身于河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时到北京东琉璃厂益元斋刻字店当学徒，从此开始独立谋生。他在做学徒时“每日除侍奉主人及诸般劳务外，稍有暇晷，即刻苦读书写字，钻研印艺”。[1]18岁时，张樾丞便自立门户，在北京琉璃厂来熏阁琴书处开业治印，并因其精通篆法，擅长仿古篆刻而名声大噪，求印者日益渐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托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镌字，刻字一出，极为精到传神，观者为之赞叹，张樾丞从此声震河北。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如实地称赞道：“真铁画银钩也”。[2]张樾丞平生治印数十万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儒墨客，皆以得其印为荣。民国二年（1913），张樾丞开始自己打造店铺，取店名为“同古堂”。民国时期，北京同古堂因篆刻业而声名远播，店主张樾丞也因此成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篆刻名家。

    一、同古堂追述，今时犹忆旧时路

    说到张樾丞就不能不提同古堂，今人已经很少知道有关同古堂的那段往事。民国时期的同古堂声名远播，其缘起却是肇自于主人张樾丞买到了当时稀世罕见的汉代铜鼓。这件铜鼓一直是同古堂的镇店之宝。在当时国人看来，一店一斋如没有镇店之宝，总觉得是浅薄飘浮，因为他们更希望“名之有典”，况且镇店之宝还有安宅怯凶、提高身份、增加雅趣、拓广话题的作用。张樾丞并不善于鉴古，却有缘得此铜鼓，故以谐音“同古”为店铺命名。同古堂创建以来，以治印、刻铜为主，后又兼营古籍文玩字画，蕴藏颇富，逐渐成为旧时文人雅士必去的场所。

    民国初年的同古堂，诞生在一个社会环境大体安定，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年代。1923年的同古堂旧址在今天的北京市宣南琉璃厂西街82号（旧名为西琉璃厂152号）。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同古堂遷址至今北京琉璃厂西街80号，堂主张樾丞与其后人一直居住在80号后院。直到1954年，在全国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同古堂摘牌歇业，至今未得重光。笔者有幸在去年3月份赴京交流之际，到同古堂旧址参观。那里只有一间门脸，走进去是三间“筒子房”的格局，占地120多平方米，这些都是在初创和发展时期形成的。在此之前，这家店铺是经营古籍的，听附近居住的前辈说其名好像叫“述古堂”。

    当年的张樾丞已是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据相关档案史料记载，他曾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为清华大学刻治“游美清华学生监督”章和“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刻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章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1935年，他将已治之印编辑成《士一居印存》并刊行天下，这部印集很有影响力，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先生为其题写书名，溥儒、傅增湘、陆和九、张伯英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为其作序。福开森在其序中写道：“张君樾丞所作为最善，樾丞虽幼年失学，而爱好艺术出自天生。故能设势布局，曲尽其妙，所制之印，陈之能自成其美，用之则与法书名画相得益彰。”[3]书中收录的印章虽只是张樾丞平生所治印的极少部分，但其涉及军界政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堪称半部近代中国名人的缩影。当时上至清朝皇亲贵胄、民国总统，下至平民百姓，皆以获张樾丞印为荣耀。民国著名诗人沈启元在《刻印小记》中写道：“我当初颇受苦雨斋的影响，凡有所刻必请教张樾丞，而刻文又必是六朝体的，盖此公刀法以六朝胜，在北平几乎只此一家并无分铺，我辈于六朝有一种渴慕，那种怪体字的刻法，不喜欢。实际张公刻字，多半根据唐碑，略加变化，所谓六朝，亦姑作如是观耳。”[4]笔者从《士一居印存》中略作摘录，不难看出时人对张樾丞治印之推崇，尤其是张樾丞为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八枚印章，获得“国手”之誉，更是扬名天下。[5]

    二、匠心篆刻，品质卓绝铸辉煌

    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刻字铺小学徒，成为卓有成就的篆刻名家，在笔者看来，张樾丞的成就有赖于三方面因素。其一，他用功刻苦，不求捷径。自立门户后他仍然手不释卷，每日阅读《六书通》等印典。张樾丞曾说：“自来摹印大家，咸由书出。书法之美，溢为篆刻，变化无方，苍浑无迹，吾幼倚此衣食，未窥本原，老乃悔之无及矣。所自信者，不敢牛鬼蛇神眩欲欺世耳。”[6]这是张樾丞治印的独到见解。其二，他十分聪颖，记忆力极佳，篆刻技艺超群。年轻时，张樾丞虽未得闻道已然会心，于方寸之间犹天宽地阔，分间布白，错综其事，其味隽永。张樾丞的篆刻技艺远远超出琉璃厂其他同行，学徒时期就有客人因不满师父的印作拒不取活，而由他代刻方才满意。其三，他虚心求教，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张樾丞曾向杨守敬、傅增湘学习金石书画知识，向陈师曾、姚茫父、杨千里虚心求教篆刻之道。张樾丞为人忠厚谦谨，极有人缘。傅增湘曾说：“余识樾丞久，尝浼为制藏书印识，亦第知其艺术名耳。已而闻诸朋好，审其所为，固有异于流俗者矣。”[7]

    同古堂自1921年建店至1954年歇业关张，经营约有三十三年，而堂主张樾丞“平生刻印计十万”，可以说他的治印生涯主要是在同古堂完成的。《士一居印存》只是张樾丞治印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他最辉煌的成就是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开国宝玺的书写镌刻。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为镌刻开国大玺一事专门到同古堂与张樾丞等人商讨，张樾丞与齐燕铭是旧相识，此次相见，两人相谈甚欢。齐燕铭寻来同古堂，只是传达中央有关精神及想法，在征得张樾丞同意后，第二次才派人将张樾丞接到北京饭店，商谈具体事宜。张樾丞接到任务后便开始翻资料、找印谱，认真设计了四种印样，即隶书、宋体、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样式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半个月后，张樾丞亲自将印样呈送给中央领导人过目。后来他还去过中南海一次，回来后对毛主席大加称赞：“老人家很伟大，历代皇宫玺印多用篆文，而咱们毛主席体恤劳动人民，亲定用易识便认的宋体字来镌刻中央人民政府大印”。据同古堂第二代传人张幼丞老先生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玺用的是铜料。同古堂那时业务做得很大，每日所用铜料有的是在店铺后院翻砂铸造修整的，有的是在外边订购的。由于开国大玺是特制，所以用店里铸造的铜料。铜章的镌刻由张樾丞亲自在印面上书篆摹写，店外有专人给“起地”（粗刻）。1949年8月底，中央办公厅有关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分文不取，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回去。此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张樾丞还曾为周恩来总理治印。据当时琉璃厂文史掌故陈重远先生在书中记载：“张樾丞为周恩来总理刻过长一寸、宽零点八寸的篆文印章”。[8]

    三、友亦有道，繁华落尽见真淳

    同古堂以刊治印章闻名天下，而堂主张樾丞许多涉艺交友之事，同样被传为佳话。譬如，刻铜墨盒一事。墨盒的发明无确考，但其大兴是在清朝中早期。铜墨盒因其实用、便携、经济、美观而在当时的文化人中比较流行，直至民国，像毛泽东、鲁迅等许多人都用过铜墨盒。而当年琉璃厂各文化用品店，几乎都经营铜墨盒、铜镇尺、铜水盂等物，同古堂也不例外。

    但值得一提的是张樾丞本人对铜墨盒的发展起到的个人作用。由于竞争者多，客人们对铜墨盒的质量和特色等尤为注重，而在铜上刻字是张家擅长的，再加上张樾丞为人诚笃而善交际，文人朋友很多，常有名流雅士成为座上宾。有时是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过来，有时是在茶酣谈兴之余把笔墨端出，“请给写个样儿”。由于张樾丞所出的铜墨盒，刊刻精美，刀法把笔意体现得形神毕肖，而且许多名人作品不断涌现，颇受时人喜爱。甚至有许多作品流传到外省市各地，成为文人案头上的清供。

    在张樾丞的事业中兴阶段，同古堂不但享誉四方，同时也是财源滚滚。古玩界收藏家陈重远先生曾说，张樾丞当年和黄伯川、韩少慈在琉璃厂有“三大财主”之称。张樾丞在不断积累财富的基础上于民国十四年（1925）和别人合资开办了邃雅斋古书店，到民国十九年（1930），又在邃雅斋古书店旁边独资创办了墨因簃碑帖店，也就是今日观复斋店的前身，当年的旧址紧挨着同古堂。鲁迅和其弟周作人就曾多次去墨因簃选碑拓。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京十五年，共到琉璃厂四百多次，是先生漫步最多的地方。”“1918年4月鲁迅和陈师曾前往同古堂代季茀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买印石一枚，共六元。”这五枚木印分别是：“随喜”“善”“伪”“翻”“完”。后来，鲁迅定居上海后曾两次回京，每次回京都要到琉璃厂。[9]

    从品性上來说，同古堂主人张樾丞也是位古风敦厚之人。一方面，自己勤俭持家，待人诚恳。每次吃饭他都和店伙计一起吃。那时候，宣南珠市门口有个著名的“第一舞台”，旁边有一家大和粮油店，所制作的小米面好吃，张樾丞就经常带着店伙计去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张樾丞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慈善家。当年琉璃厂曾开过一家孤儿院，是由一些有钱人集资筹办的，张樾丞也是积极参与者，他捐出了一笔钱供这些可怜的孩子读书。

    晚年的张樾丞仍然醉心篆刻，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记载：“偶为友治印，仍检钟鼎汉印诸书，以求结体之精湛，醉心艺术，老而无倦焉。”[10]张樾丞的一生对篆刻事业的追求孜孜不倦，他将中华传统篆刻文化发扬光大，为祖国文化事业添了光彩。张樾丞不仅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一代英才，是北京人民的骄傲，同时更是我们后辈心中永远尊敬、怀念的篆刻艺术家。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马国权.近代印人传[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187.

    [2]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48.

    [3]张樾丞.士一居印存（影印版）[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9：序.

    [4]沈启元.刻印小记[N].上海：人间世，1935（21）.

    [5]臧修臣.邢襄百杰颂[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528.

    [6]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第54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305-306.

    [7]张樾丞.士一居印存（影印版）[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9：序.

    [8]陈重远.琉璃厂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12.

    [9]鲁迅.鲁迅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24.

    [10]雷梦水.书林琐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150.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