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政治遭遇考辨
孙凯
[关键词]董仲舒，汉武帝，仕途，未受重用，儒法并用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第2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记述了董仲舒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时，上《天人三策》，受到重用。这个说法值得讨论，如果说董仲舒的对策、主张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接受，疑义不大；如果说是董仲舒本人因此受到汉武帝政治上的重用，则有待商榷。
一、董仲舒未受汉武帝的重用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后，汉武帝任命他到扬州为江都相，辅佐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易王刘非。《汉书》中说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幸好他知道董仲舒是大儒，不但没有为难董仲舒，而且对他非常敬重，但是易王不守本分，言行举止多有僭越之嫌。有一次，易王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最终灭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他在言语中还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希望董仲舒像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称霸。董仲舒对于刘非的发问和期许进行中肯的规劝，十分明确地指出仁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仁人十分清楚自己的道义准则而不贪图功劳，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因此，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暗示刘非不要有称霸的妄想。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以礼谊匡正王国的政治，但他还是因故被朝廷废为中大夫。不久，他又因言获罪，论罪当死，幸好汉武帝下诏赦免。重新起用之后，他又被任命为胶西相，辅佐汉武帝的另一位哥哥胶西王刘端。刘端为人凶残暴戾，之前，朝廷派去的国相通通被他以各种罪名斩杀，无一幸免。所幸，董仲舒声望很高，胶西王对他也是十分敬重，董仲舒担心自己担任胶西相“恐久获罪”，任职四年后就以病为由，致仕回家了。
七国之乱平定后，西汉中央政府特别注意抑制和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颁布了“推恩令”，后来还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用这些方式故意降低诸侯国及其官员的地位，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制约诸侯国的发展。董仲舒两事骄王，仕途经历主要是在诸侯国，未曾进入中央枢机参与朝政的决策，何谈重用之说？同样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公孙弘倒是很受武帝的重用。公孙弘位至三公，官拜丞相，位极人臣。而同样是上书言事的田千秋，数月即由郎超升为丞相。与他们比起来，董仲舒实未受到汉武帝的重用。
董仲舒自己也认为未被重用，他在《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中说：“江都相董仲舒……误被非任，无以称职”，希望丞相公孙弘“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董仲舒晚年又作《士不遇赋》，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生平。
董仲舒被人评价为“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而且深得孔子的微言奥义，那又因何不被汉武帝在朝廷重用呢？
二、致仕后的董仲舒
董仲舒致仕后，有充裕的时间著书立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其中的《春秋繁露》一书是对《春秋》大义进行引申和发挥的著作，这本书中的“春秋大一统”等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到后世推崇。正如清代诗人黄景仁所言：“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甚至其中最不合汉武帝心意的“天谴论”的观点，也深入人心，广泛流传。因为“把天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与其说是出于某位思想家的个人创发，不如说是基于原是中国最深厚的传统，它不过是碰巧由作为个人的思想家董仲舒加以理论化而已”。
除了著书立说，教育子弟，讲学授徒也是董仲舒这一时期的主业。他在教育工作方面的成绩非常出色，学生中功成名就的很多，有兰陵褚大，后官至梁国相；东平赢公，后官至汉昭帝时的谏大夫；温吕步舒，后官至丞相长史；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受教于董仲舒。史书上说董仲舒的学生“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他的子孙也“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虽已辞官，但他的学术声誉却日益隆盛，这使他经常作为专家顾问政治。《汉书》中说：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皆对有明法”。《春秋繁露》中的“郊事对”一文，详细记述了武帝特派张汤向董仲舒询问郊祭之礼的经过。
董仲舒晚年看清政治风向，及时辞官回家，得以寿终于家。去世之后，他在政治上愈发得人尊敬，他的墓安葬在长安城南曲江附近，据说汉武帝每至此都要下马，以示尊重，因此，时人称董仲舒墓为下马陵。
东汉学者王充评价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并认为董仲舒在学术接续孔子，“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到了明代，董仲舒更是被从祀孔庙，追封其为广川伯。这也许是历史给予这个思想家的最高荣誉吧！
三、董仲舒未受汉武帝重用的原因
首先，因为董仲舒名气太大，不是汉武帝心目中合适的中央大员人选。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出名较早。一方面，汉武帝在对策时也称赞董仲舒是贤良之首，思想博大精深，希望董仲舒能够毫无所隐的讲解治国大道；另一方面，汉武帝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削弱相权，不太希望在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之后，再有大儒贤者占据相位，形成可能的与君权抗衡之势。
其次，董仲舒为人廉直，不肯屈意从人，这是他不受重用的性格原因。学问不如董仲舒的公孙弘在朝堂之上，总是“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他在汉武帝面前唯唯诺诺，善于迎合，希世用事，完全以君王的意志为转移。这样的性格符合汉武帝加强君权，削弱相权的政治要求，所以公孙弘的官职能够一升再升，从博士升到内史，再升为御史大夫，直至拜相封侯。而董仲舒正直敬业的人品名重当时，不可能像公孙弘之流，以阿谀顺从君王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
复次，董仲舒屡遭小人陷害。主父偃在董仲舒被废中大夫期間，偷走董仲舒的文章——《高庙园灾对》。在这篇文章，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灾异观念解释了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的原因。这篇文章被嫉妒其才能的主父偃偷走并向武帝告发，董仲舒差点被杀。丞相公孙弘可以说与董仲舒是学友，都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但是公孙弘嫉贤妒能，外宽内深。董仲舒曾经批评公孙弘善于阿谀奉承，引起了公孙弘的嫉恨，“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公孙弘想出借刀杀人的法子，建议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骄王之手杀死董仲舒。可以说，董仲舒的怀才不遇与主父偃、公孙弘之流落井下石的行为密切相关。
最后，董仲舒的灾异神学观念也导致他不受重用。主父偃偷走并告发董仲舒用灾异观念议论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火灾的文章，武帝将这篇文章交给诸儒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在不知情时，都认为这篇文章实在是大愚。究其緣由，乃是董仲舒的灾异学说借天限制了君权的伸张。董仲舒认为：当天子为政有失时，天就会“出灾害以谴告之”，“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所谓君主政令失误、不尊道德、不行仁义，天就会以灾异示警，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力更加无限的‘天。”董仲舒在思想深处既想依靠君权实现儒家治国的理想抱负，又希望借助“天”对君权形成了实质上的道德约束，这是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所不能容忍的。
四、思考与余论
“学而优则仕”，儒家学者大多希望将平生所学货与帝王家，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董仲舒也不例外，他参加汉武帝组织的对策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还是想借此机会为国效力。然而，命运弄人，董仲舒出仕晚，去职快，遭遇险，如他在《士不遇赋》中所说：“时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他自己感叹生不逢时，小人当道，“末俗以辩诈而期通，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董仲舒认为“遑遑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所以他得出“虽矫情而获百利，不如复心而归一善”的结论，最终选择“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纵观史事，上至孔孟，下至程朱，他们的政治遭遇多如董仲舒一般，往往不能大展宏图，常常不为君王所重，总是身怀德才而不遇，甚至会有“累累若丧家之狗”的惨况，这似乎是淳儒的政治宿命和人生不幸。
究其根由，人教版历史必修三教科书在第二课“学思之窗”中隐晦地点出原因：“汉武帝在实行统治的过程中，并不是纯粹都用儒家思想，也采纳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例如法家主张的重农抑商、以严峻刑法统治人民等思想，也被汉武帝纳入统治思想而实行。”西汉宣帝训斥太子沉溺儒学时说得更为直接与透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讼孙弘之流因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释以儒术”。也就是能做到儒法并举，凡事能与君主保持一致，绝对有利于君权的巩固、强化，皇帝自然对他们赏识、重用。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公孙弘之流“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是迥然不同的，儒术在他只不过是为臣之道的工具”。这种人的“为臣之道本身就是从君主集权中孽生出来的，他与汉武帝没有隔阂，亲密无间”。董仲舒这样的儒生属于“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之人，在君主看来，根本不足以委以重任。也就是说，儒学只是汉武帝们获得政权合法性，罩在权力与暴力狰狞面孔上的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君主们的治国之本实在不仅是表面所尊崇的儒家之道，儒法并用，外儒内法才是为君之道。这是公孙弘之流大受重用，而董仲舒这样的儒生不受重用的深层原因。
董仲舒虽未受重用，但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和“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等主张，却被汉武帝接受，并在公孙弘等人的手上得以实施。“儒学经董仲舒的精心改造和包装，更加适合统治阶级的口味，从而在中国古代学术和政治思想发展中获得独尊地位。”自此以后，儒家思想与法家主张分别“在意识形态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共同支撑起君主的专制统治，最终形成‘儒表法里的统治制度体系，在政治生活中建立起专制君主强势主导的利益均衡格局”。
[关键词]董仲舒，汉武帝，仕途，未受重用，儒法并用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第2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记述了董仲舒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时，上《天人三策》，受到重用。这个说法值得讨论，如果说董仲舒的对策、主张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接受，疑义不大；如果说是董仲舒本人因此受到汉武帝政治上的重用，则有待商榷。
一、董仲舒未受汉武帝的重用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后，汉武帝任命他到扬州为江都相，辅佐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易王刘非。《汉书》中说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幸好他知道董仲舒是大儒，不但没有为难董仲舒，而且对他非常敬重，但是易王不守本分，言行举止多有僭越之嫌。有一次，易王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最终灭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他在言语中还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希望董仲舒像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称霸。董仲舒对于刘非的发问和期许进行中肯的规劝，十分明确地指出仁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仁人十分清楚自己的道义准则而不贪图功劳，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因此，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暗示刘非不要有称霸的妄想。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以礼谊匡正王国的政治，但他还是因故被朝廷废为中大夫。不久，他又因言获罪，论罪当死，幸好汉武帝下诏赦免。重新起用之后，他又被任命为胶西相，辅佐汉武帝的另一位哥哥胶西王刘端。刘端为人凶残暴戾，之前，朝廷派去的国相通通被他以各种罪名斩杀，无一幸免。所幸，董仲舒声望很高，胶西王对他也是十分敬重，董仲舒担心自己担任胶西相“恐久获罪”，任职四年后就以病为由，致仕回家了。
七国之乱平定后，西汉中央政府特别注意抑制和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颁布了“推恩令”，后来还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用这些方式故意降低诸侯国及其官员的地位，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制约诸侯国的发展。董仲舒两事骄王，仕途经历主要是在诸侯国，未曾进入中央枢机参与朝政的决策，何谈重用之说？同样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公孙弘倒是很受武帝的重用。公孙弘位至三公，官拜丞相，位极人臣。而同样是上书言事的田千秋，数月即由郎超升为丞相。与他们比起来，董仲舒实未受到汉武帝的重用。
董仲舒自己也认为未被重用，他在《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中说：“江都相董仲舒……误被非任，无以称职”，希望丞相公孙弘“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董仲舒晚年又作《士不遇赋》，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生平。
董仲舒被人评价为“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而且深得孔子的微言奥义，那又因何不被汉武帝在朝廷重用呢？
二、致仕后的董仲舒
董仲舒致仕后，有充裕的时间著书立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其中的《春秋繁露》一书是对《春秋》大义进行引申和发挥的著作，这本书中的“春秋大一统”等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到后世推崇。正如清代诗人黄景仁所言：“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甚至其中最不合汉武帝心意的“天谴论”的观点，也深入人心，广泛流传。因为“把天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与其说是出于某位思想家的个人创发，不如说是基于原是中国最深厚的传统，它不过是碰巧由作为个人的思想家董仲舒加以理论化而已”。
除了著书立说，教育子弟，讲学授徒也是董仲舒这一时期的主业。他在教育工作方面的成绩非常出色，学生中功成名就的很多，有兰陵褚大，后官至梁国相；东平赢公，后官至汉昭帝时的谏大夫；温吕步舒，后官至丞相长史；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受教于董仲舒。史书上说董仲舒的学生“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他的子孙也“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虽已辞官，但他的学术声誉却日益隆盛，这使他经常作为专家顾问政治。《汉书》中说：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皆对有明法”。《春秋繁露》中的“郊事对”一文，详细记述了武帝特派张汤向董仲舒询问郊祭之礼的经过。
董仲舒晚年看清政治风向，及时辞官回家，得以寿终于家。去世之后，他在政治上愈发得人尊敬，他的墓安葬在长安城南曲江附近，据说汉武帝每至此都要下马，以示尊重，因此，时人称董仲舒墓为下马陵。
东汉学者王充评价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并认为董仲舒在学术接续孔子，“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到了明代，董仲舒更是被从祀孔庙，追封其为广川伯。这也许是历史给予这个思想家的最高荣誉吧！
三、董仲舒未受汉武帝重用的原因
首先，因为董仲舒名气太大，不是汉武帝心目中合适的中央大员人选。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出名较早。一方面，汉武帝在对策时也称赞董仲舒是贤良之首，思想博大精深，希望董仲舒能够毫无所隐的讲解治国大道；另一方面，汉武帝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削弱相权，不太希望在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之后，再有大儒贤者占据相位，形成可能的与君权抗衡之势。
其次，董仲舒为人廉直，不肯屈意从人，这是他不受重用的性格原因。学问不如董仲舒的公孙弘在朝堂之上，总是“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他在汉武帝面前唯唯诺诺，善于迎合，希世用事，完全以君王的意志为转移。这样的性格符合汉武帝加强君权，削弱相权的政治要求，所以公孙弘的官职能够一升再升，从博士升到内史，再升为御史大夫，直至拜相封侯。而董仲舒正直敬业的人品名重当时，不可能像公孙弘之流，以阿谀顺从君王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
复次，董仲舒屡遭小人陷害。主父偃在董仲舒被废中大夫期間，偷走董仲舒的文章——《高庙园灾对》。在这篇文章，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灾异观念解释了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的原因。这篇文章被嫉妒其才能的主父偃偷走并向武帝告发，董仲舒差点被杀。丞相公孙弘可以说与董仲舒是学友，都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但是公孙弘嫉贤妒能，外宽内深。董仲舒曾经批评公孙弘善于阿谀奉承，引起了公孙弘的嫉恨，“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公孙弘想出借刀杀人的法子，建议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骄王之手杀死董仲舒。可以说，董仲舒的怀才不遇与主父偃、公孙弘之流落井下石的行为密切相关。
最后，董仲舒的灾异神学观念也导致他不受重用。主父偃偷走并告发董仲舒用灾异观念议论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火灾的文章，武帝将这篇文章交给诸儒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在不知情时，都认为这篇文章实在是大愚。究其緣由，乃是董仲舒的灾异学说借天限制了君权的伸张。董仲舒认为：当天子为政有失时，天就会“出灾害以谴告之”，“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所谓君主政令失误、不尊道德、不行仁义，天就会以灾异示警，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力更加无限的‘天。”董仲舒在思想深处既想依靠君权实现儒家治国的理想抱负，又希望借助“天”对君权形成了实质上的道德约束，这是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所不能容忍的。
四、思考与余论
“学而优则仕”，儒家学者大多希望将平生所学货与帝王家，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董仲舒也不例外，他参加汉武帝组织的对策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还是想借此机会为国效力。然而，命运弄人，董仲舒出仕晚，去职快，遭遇险，如他在《士不遇赋》中所说：“时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他自己感叹生不逢时，小人当道，“末俗以辩诈而期通，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董仲舒认为“遑遑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所以他得出“虽矫情而获百利，不如复心而归一善”的结论，最终选择“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纵观史事，上至孔孟，下至程朱，他们的政治遭遇多如董仲舒一般，往往不能大展宏图，常常不为君王所重，总是身怀德才而不遇，甚至会有“累累若丧家之狗”的惨况，这似乎是淳儒的政治宿命和人生不幸。
究其根由，人教版历史必修三教科书在第二课“学思之窗”中隐晦地点出原因：“汉武帝在实行统治的过程中，并不是纯粹都用儒家思想，也采纳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例如法家主张的重农抑商、以严峻刑法统治人民等思想，也被汉武帝纳入统治思想而实行。”西汉宣帝训斥太子沉溺儒学时说得更为直接与透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讼孙弘之流因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释以儒术”。也就是能做到儒法并举，凡事能与君主保持一致，绝对有利于君权的巩固、强化，皇帝自然对他们赏识、重用。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公孙弘之流“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是迥然不同的，儒术在他只不过是为臣之道的工具”。这种人的“为臣之道本身就是从君主集权中孽生出来的，他与汉武帝没有隔阂，亲密无间”。董仲舒这样的儒生属于“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之人，在君主看来，根本不足以委以重任。也就是说，儒学只是汉武帝们获得政权合法性，罩在权力与暴力狰狞面孔上的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君主们的治国之本实在不仅是表面所尊崇的儒家之道，儒法并用，外儒内法才是为君之道。这是公孙弘之流大受重用，而董仲舒这样的儒生不受重用的深层原因。
董仲舒虽未受重用，但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和“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等主张，却被汉武帝接受，并在公孙弘等人的手上得以实施。“儒学经董仲舒的精心改造和包装，更加适合统治阶级的口味，从而在中国古代学术和政治思想发展中获得独尊地位。”自此以后，儒家思想与法家主张分别“在意识形态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共同支撑起君主的专制统治，最终形成‘儒表法里的统治制度体系，在政治生活中建立起专制君主强势主导的利益均衡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