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乡贤史迹拓展课程资源
丁立军
[关键词]乡贤史迹，课程资源，家国情怀，罗振玉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要创造性地使用课程资源，组合不同类型的资源，促进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和技能的提升；要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效能，省时、高效地利用课程资源。”为贯彻这一要求，同时拓展教学资源，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乡贤史迹来展开教学，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教材内容，提升学科核心素养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以融入绍兴上虞乡贤、国学大师罗振玉史迹为例，谈谈融入乡贤史迹展开教学的一些实践与体会。
一、罗振玉何许人也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永丰乡（今绍兴市上虞区小越镇）大庙罗村人，常自称永丰乡人（罗氏曾自刻“永丰乡人”“上虞罗振玉印”等印章）。
罗振玉从小聪慧，16岁在上虞县考无意间中得秀才。当时学使张霁亭勉励其说：“予历试诸郡，未见才秀如子者。”但后因两次乡试未第，从此绝迹棘闱，潜心学问。甲午战争后，罗氏潜心研究农业，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1900年秋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氏也究心教育，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8年，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罗氏参加建立伪满洲国活动，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任职4年。1937年，因与同僚政治斗争失利而辞职返回旅顺，专心从事著述，1940年病逝。
罗振玉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成绩斐然。治学领域极为宽广，于农学、教育学、甲骨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简牍学、敦煌学、档案学等，均有突出贡献。其中于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档案学、古明器研究等则有首创之功，开一代风气，泽被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道：“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称的罗振玉。”萧文立先生更是把罗振玉称为“晚清以来国学大师之班头魁首”。罗振玉谢世后，遗下自撰学术论著130余种，整理校勘印布的各类文物资料600余种。
但由于罗振玉晚年以清朝遗民自居，晦于时事，追随溥仪，在日本全面侵华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刻，出任伪满洲国伪职，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政治污点，也因此罗振玉长期被学界淡忘甚至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二、融入教学的实践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提倡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是其基本理念之一。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本土乡贤史迹，将其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加以补充，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1.融入乡贤史迹以丰富历史细节
文化史教学是历史与社会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瑰宝的同时，更应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不致摧毁，能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可以付诸自己毕生的精力，乃至舍弃自己的一切去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这样更能激发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笔者在教学敦煌莫高窟文化时，就适时地融入了罗振玉保护敦煌文化的史迹：
1900年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中所藏卷轴因佛龛倒塌而被发现。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一大批西方学者先后来到敦煌，他们盗去了大批写本归国。1909年伯希和路过北京约见罗振玉，伯氏出示所得卷轴的目录及随身携带的部分写本，其中有大量的唐人写本。罗振玉一见诧为瑰宝，于是与伯氏商量影照十余种付印，终成《敦煌石室遗书》。将伯氏所携卷轴作成提要，成《敦煌石室记》。又请伯希和将已运回法国的写本择其重要的照相寄回，并搜集流散在国内之零碎，先后辑成《石室秘宝》《鸣沙石室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鸣沙石室遗书续编》《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敦煌遗书》等。后又多次通过学部向清政府提出购回在敦煌石室中尚存的经卷8000余轴，以防止被他人取走。罗振玉在搜集刊布敦煌写本时，亦作了整理研究，完成的有《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庄子残卷校记》《抱朴子残卷校记》《道德经考异》及《老子考异补遗》等，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研究敦煌写本最早的少数作品。罗氏对敦煌写本尽力搜集、刊布，并对它进行初步整理研究，为我国敦煌学奠定了初步基础。
2.融入乡贤史迹以激发家国情怀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指出：历史等学科要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面对本土乡贤这独特的人文资源，可以通过展示其在历史上的成就，激发学生的爱乡爱国热情，在特有的“乡情”文化中孕育学生对家乡的浓厚乡情。
罗振玉学术成就非常显著，而且涉猎范围极广。笔者曾经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作过罗振玉专题介绍，和学生在课余时间一起搜集罗振玉学术研究专题资料，并加以学习与交流。我们研究性学习的基本流程是：确定方向一分组行动一汇报交流。通过这样的研究性学习，基本明确了罗振玉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了解了罗氏对中国文化作出的突出贡献，学生也在活动中受到了教益。 第一步：确定方向 董作宾在《罗雪堂先生传略》中说：“先生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其于学术貢献最大者，厥有五事：其一日：内阁大库明清史料之保存。其二日：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其三日：敦煌文卷之整理。其四日：汉晋木简之研究。其五日：古明器研究之倡导。”我们就以董氏提到的五大学术贡献为研究性学习的方向，把班级学生分成五个小组，分别负责搜集一块资料，并加以整理与学习。 第二步：分组行动 五个小组各自选出组长，明确研究性学习的基本任务，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寻找相关书籍资料、查找网络可信资源、采访罗氏后人、走访罗氏旧宅等途径，得到了些许资料，然后小组学生汇合一起，共同整理，一起研究，有了一些对罗氏学术成就的一些基本认识。 第三步：汇报交流 各小组通过自己的搜集、整理、学习与研究，对得出的一些基本认识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汇报，并且有一定的具体史实作为印证：
小组一：
抢救清内阁大库档案贡献巨大。1909年清政府拟焚毁内阁大库的远年旧档，罗振玉力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出奏阻止，将档案移交学部保管。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因经费困难，打算将一部分旧档案卖给旧纸店，数量达8000个麻袋之多，是罗振玉个人出资从旧纸店将原物购回。罗振玉两次抢救和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从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领导档案整理的徐中舒先生在《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肯定罗氏“对于整理、储存、传布三事，都有相当的努力”。
小组二：
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堪称最大。1915年3月，罗振玉亲临安阳小屯村，这是中国甲骨文研究学者第一次踏上商朝故都。此后，凝结着罗振玉多年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甲骨学研究已由古董时期进入文字考释时期，意义深远。罗振玉一生所藏甲骨约在3万片以上，著录出版的甲骨书6部共收甲骨5461片，为创立甲骨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郭沫若盛赞道：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甲骨四堂，罗振玉位居第一的说法。
小组三：
保护敦煌莫高窟文献居功至伟。1900年，敦煌莫高窟经洞被打开，西方学者蜂拥而至，劫掠大批经卷、书籍出境。罗振玉奔赴呼吁，最终促成清政府出资购得剩余的8000件经卷，保护了一批价值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嗣后他还利用搜购、借录、影照的敦煌文献加以整理校录，刊布了《敦煌石室遗书》《敦煌佚籍丛残初编》等文献汇编。为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小组四：
对汉晋古木简研究成开山鼻祖。1914年刊布的《流沙坠简》，主要著录的是著名敦煌汉简，新疆罗布淖尔等地出土的魏晋至南北朝的木简仅占一小部分。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汉简著作，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评论这部书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成为我国近代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小组五：
对金石材料搜集整理成就突出。仅在1889年至1911年这22年间，他就搜求到许多青铜古器和千品以上的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记、题名记、刻经记等各类石刻材料，以及晚清时代出土的铜镜、圭壁、玺印、封泥、泉币、符牌、瓦当、权衡度量等各类有刻辞的实物，并开始拓编成书，如《古玺印姓氏征》《地券征集》等。金石学偏重一器一物的考证研究，而罗振玉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则更明确通过古器物学研究历史的目的。
在五个小组汇报交流后，老师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同时也对罗振玉在学术和文化上的贡献作了补充，如： 促进近代农学的发展。1896年春，罗振玉与蒋伯斧在上海创办学农社，组织人员编译日本和西方的农学书籍，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1900年去武昌总理湖北农业务局，兼任农务学堂监督。1909年3月，京师大学堂农科创办，罗振玉出任监督。在此期间，罗振玉还筹资出版了七集《农学丛书》，包括230余种译著。 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1898年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最初的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主要工作是翻译农学书籍。开设物理、化学、数学、日语及英语等课程。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先后五年出版了116期。这是我国教育界最早的专门刊物。
于书法艺术成就不菲。罗氏诸体皆精，且又善治印，此不唯在彼时书坛罕有其匹，即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属麟角凤毛。
3.融入乡贤史迹以学会评价人物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用客观的、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习的基本要求。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正确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是学科教学的基本要义。笔者以为在具体实施教学过程中，前提是呈现必要的人物史料，在充分掌握、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透过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心理，才能恰如其分地对人物作出评价。 罗振玉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如前所述，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一位文化巨匠。但毋庸讳言，罗振玉在政治立场上过于晦暗，在晚年甚至走向反动，追随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任伪职，与民族为敌，这是其一生中的一个大污点。如何讲清罗振玉的这种双重人格，首先得向学生道出罗振玉后半期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政治上的经历。
1922年，溥仪成婚，一批清室的遗臣趁此机会入宫贺婚，要求“晋见”溥仪（辛亥革命以后，溥仪因有《国民优待条件》的规定，住在紫禁城，还是过着皇帝般的生活）。罗振玉也是“人贺”队伍中的一员，并在蒙古贵族升允的推荐下，破格受到溥仪的“单独召对”，还允许他“专折奏事”，即享有遇事可随时入奏的资格。溥仪还赐给他“贞心古松”匾额和一个“福”字。对这一“殊荣”，罗振玉十分感激，把溥仪的照片挂在家中，随时瞻仰，并时常夸赞溥仪“圣明”，将是一位“中兴令主”，对溥仪复辟清王朝寄予厚望。1924年8月，罗振玉被任命为清宫南书房行走，这是他首次进入内宫任职。是年10月，冯玉祥限令溥仪在三天内迁出紫禁城。罗振玉为此事奔赴天津日本领事馆、驻军和北京日本大使馆之间联络，将溥仪先转移到日本使馆，接着又秘密地护送到天津。罗振玉将溥仪转移到天津后，本打算让他到日本以寻求国际上的支援，这事由于溥仪身边人的反对而作罢。溥仪到天津后租住在张园。罗振玉因在溥仪出宫时的表现，被任命为“留京善后事宜帮办”及“天津临时交派事宜”，后又被任命为溥仪的顾问之一。但在溥仪老师陈宝琛及郑孝胥等人的排斥中伤下，不被“皇帝”重用。于是在1928年，举家迁往旅顺。
到旅顺后，他一边计划着继续做学问，但却心系天津的溥仪和清王朝的复辟。关东军已了解罗氏与溥仪的关系和对日本的态度，所以罗氏到旅顺，关东军司令官就亲自到他家拜访。罗振玉认为关东军有力量帮助溥仪复辟，于是先后六次往返天津“劝驾”，要溥仪到东北投靠关东军。日本正想要一个傀儡，使其侵略合法化，溥仪是再好不过的猎物。所以这事很快实现。溥仪到了东北，伪满洲国成立，任罗振玉为“参议”，未就职，后又任為“临时赈务督办”，也未就职。罗虽不任官，却时时往来于长春与旅顺问，不离溥仪左右。1933年6月伪满洲国监察院长一职空缺，溥仪亲自让他替补，于是就任伪满监察院长，直到1937年3月辞职，任期近四年。
通过这一些史料的呈现，许多学生已经能够得出对罗振玉晚年政治生活的定性判断：罗振玉太执著于君臣之义，就忘了民族大义。因此他固执地效忠于清廷而不能认同“驱逐鞑虏，恢后中华”的民国；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上，他企固假力于日本，以谋清朝的复辟，致使伪满成为日本的傀儡和侵华工具。罗氏最终因忠君而成為民族的敌人，政治上走向了反动。
通过罗振玉的政治生活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罗氏的政治选择，与其一生的经历和固有的思想有关。正如其嫡孙罗继祖在《我的祖父罗振玉》中所言：“罗振玉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所以‘皇帝在他心目中至尊无上，当时现实的‘皇帝就是溥仪。罗氏一生不为当官发财而奋斗，后半生舍死追随溥仪，主要是醉心复辟，为把溥仪奉上宝座。”于是罗氏把自己的后半生岁月，完全寄托到溥仪的身上，积极参加“复辟”活动。
罗振玉在晚年曾给自己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嗟自信。
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这副挽联基本上概括了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动。
三、融入应循的原则 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有效地融入乡贤史迹展开教学，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拓展课程资源，培养学科能力，提升核心素养。笔者认为在具体实施中，尤其要体现适切性、适用性、适度性等原则，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1.适切性原则 融入乡贤史迹教学，其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在激发学生学习、分析乡贤史迹兴趣的前提下，要切合学生实际，尤其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要有层次性，既要顾及普适性，让大多数学生能掌握，又要顾及拔尖性，让少数优秀学生能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运用所学知识加以分析，获得更多的史学知识和史学能力。 2.适用性原则 融入乡贤史迹教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是一种基于地方文化特质为背景的拓展教学，但是在选用材料上必须具有适用性，笔者认为的适用性是指同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相匹配，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嫁接，要有选择性，因为乡贤史迹材料纷呈，五花八门，只有选取得当，才能更好地为学科教学服务，而不是为融入而融入，也不是作秀，更不是凭空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3.适度性原则 融入乡贤史迹教学，要把握好度，因为乡贤史迹材料内容丰富，特别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喧宾夺主，冲淡正常的学科教学，因此，要在教学主线的引领下，有机地融入乡贤史迹，融入是为教学服务，是为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需要，是为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学会取舍，不是笼统搬用，不是灌输与注入，而是疏导与消化。
[关键词]乡贤史迹，课程资源，家国情怀，罗振玉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要创造性地使用课程资源，组合不同类型的资源，促进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和技能的提升；要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效能，省时、高效地利用课程资源。”为贯彻这一要求，同时拓展教学资源，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乡贤史迹来展开教学，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教材内容，提升学科核心素养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以融入绍兴上虞乡贤、国学大师罗振玉史迹为例，谈谈融入乡贤史迹展开教学的一些实践与体会。
一、罗振玉何许人也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永丰乡（今绍兴市上虞区小越镇）大庙罗村人，常自称永丰乡人（罗氏曾自刻“永丰乡人”“上虞罗振玉印”等印章）。
罗振玉从小聪慧，16岁在上虞县考无意间中得秀才。当时学使张霁亭勉励其说：“予历试诸郡，未见才秀如子者。”但后因两次乡试未第，从此绝迹棘闱，潜心学问。甲午战争后，罗氏潜心研究农业，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1900年秋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氏也究心教育，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8年，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罗氏参加建立伪满洲国活动，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任职4年。1937年，因与同僚政治斗争失利而辞职返回旅顺，专心从事著述，1940年病逝。
罗振玉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成绩斐然。治学领域极为宽广，于农学、教育学、甲骨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简牍学、敦煌学、档案学等，均有突出贡献。其中于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档案学、古明器研究等则有首创之功，开一代风气，泽被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道：“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称的罗振玉。”萧文立先生更是把罗振玉称为“晚清以来国学大师之班头魁首”。罗振玉谢世后，遗下自撰学术论著130余种，整理校勘印布的各类文物资料600余种。
但由于罗振玉晚年以清朝遗民自居，晦于时事，追随溥仪，在日本全面侵华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刻，出任伪满洲国伪职，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政治污点，也因此罗振玉长期被学界淡忘甚至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二、融入教学的实践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提倡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是其基本理念之一。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本土乡贤史迹，将其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加以补充，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1.融入乡贤史迹以丰富历史细节
文化史教学是历史与社会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瑰宝的同时，更应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不致摧毁，能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可以付诸自己毕生的精力，乃至舍弃自己的一切去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这样更能激发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笔者在教学敦煌莫高窟文化时，就适时地融入了罗振玉保护敦煌文化的史迹：
1900年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中所藏卷轴因佛龛倒塌而被发现。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一大批西方学者先后来到敦煌，他们盗去了大批写本归国。1909年伯希和路过北京约见罗振玉，伯氏出示所得卷轴的目录及随身携带的部分写本，其中有大量的唐人写本。罗振玉一见诧为瑰宝，于是与伯氏商量影照十余种付印，终成《敦煌石室遗书》。将伯氏所携卷轴作成提要，成《敦煌石室记》。又请伯希和将已运回法国的写本择其重要的照相寄回，并搜集流散在国内之零碎，先后辑成《石室秘宝》《鸣沙石室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鸣沙石室遗书续编》《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敦煌遗书》等。后又多次通过学部向清政府提出购回在敦煌石室中尚存的经卷8000余轴，以防止被他人取走。罗振玉在搜集刊布敦煌写本时，亦作了整理研究，完成的有《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庄子残卷校记》《抱朴子残卷校记》《道德经考异》及《老子考异补遗》等，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研究敦煌写本最早的少数作品。罗氏对敦煌写本尽力搜集、刊布，并对它进行初步整理研究，为我国敦煌学奠定了初步基础。
2.融入乡贤史迹以激发家国情怀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指出：历史等学科要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面对本土乡贤这独特的人文资源，可以通过展示其在历史上的成就，激发学生的爱乡爱国热情，在特有的“乡情”文化中孕育学生对家乡的浓厚乡情。
罗振玉学术成就非常显著，而且涉猎范围极广。笔者曾经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作过罗振玉专题介绍，和学生在课余时间一起搜集罗振玉学术研究专题资料，并加以学习与交流。我们研究性学习的基本流程是：确定方向一分组行动一汇报交流。通过这样的研究性学习，基本明确了罗振玉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了解了罗氏对中国文化作出的突出贡献，学生也在活动中受到了教益。 第一步：确定方向 董作宾在《罗雪堂先生传略》中说：“先生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其于学术貢献最大者，厥有五事：其一日：内阁大库明清史料之保存。其二日：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其三日：敦煌文卷之整理。其四日：汉晋木简之研究。其五日：古明器研究之倡导。”我们就以董氏提到的五大学术贡献为研究性学习的方向，把班级学生分成五个小组，分别负责搜集一块资料，并加以整理与学习。 第二步：分组行动 五个小组各自选出组长，明确研究性学习的基本任务，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寻找相关书籍资料、查找网络可信资源、采访罗氏后人、走访罗氏旧宅等途径，得到了些许资料，然后小组学生汇合一起，共同整理，一起研究，有了一些对罗氏学术成就的一些基本认识。 第三步：汇报交流 各小组通过自己的搜集、整理、学习与研究，对得出的一些基本认识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汇报，并且有一定的具体史实作为印证：
小组一：
抢救清内阁大库档案贡献巨大。1909年清政府拟焚毁内阁大库的远年旧档，罗振玉力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出奏阻止，将档案移交学部保管。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因经费困难，打算将一部分旧档案卖给旧纸店，数量达8000个麻袋之多，是罗振玉个人出资从旧纸店将原物购回。罗振玉两次抢救和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从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领导档案整理的徐中舒先生在《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肯定罗氏“对于整理、储存、传布三事，都有相当的努力”。
小组二：
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堪称最大。1915年3月，罗振玉亲临安阳小屯村，这是中国甲骨文研究学者第一次踏上商朝故都。此后，凝结着罗振玉多年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甲骨学研究已由古董时期进入文字考释时期，意义深远。罗振玉一生所藏甲骨约在3万片以上，著录出版的甲骨书6部共收甲骨5461片，为创立甲骨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郭沫若盛赞道：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甲骨四堂，罗振玉位居第一的说法。
小组三：
保护敦煌莫高窟文献居功至伟。1900年，敦煌莫高窟经洞被打开，西方学者蜂拥而至，劫掠大批经卷、书籍出境。罗振玉奔赴呼吁，最终促成清政府出资购得剩余的8000件经卷，保护了一批价值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嗣后他还利用搜购、借录、影照的敦煌文献加以整理校录，刊布了《敦煌石室遗书》《敦煌佚籍丛残初编》等文献汇编。为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小组四：
对汉晋古木简研究成开山鼻祖。1914年刊布的《流沙坠简》，主要著录的是著名敦煌汉简，新疆罗布淖尔等地出土的魏晋至南北朝的木简仅占一小部分。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汉简著作，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评论这部书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成为我国近代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小组五：
对金石材料搜集整理成就突出。仅在1889年至1911年这22年间，他就搜求到许多青铜古器和千品以上的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记、题名记、刻经记等各类石刻材料，以及晚清时代出土的铜镜、圭壁、玺印、封泥、泉币、符牌、瓦当、权衡度量等各类有刻辞的实物，并开始拓编成书，如《古玺印姓氏征》《地券征集》等。金石学偏重一器一物的考证研究，而罗振玉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则更明确通过古器物学研究历史的目的。
在五个小组汇报交流后，老师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同时也对罗振玉在学术和文化上的贡献作了补充，如： 促进近代农学的发展。1896年春，罗振玉与蒋伯斧在上海创办学农社，组织人员编译日本和西方的农学书籍，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1900年去武昌总理湖北农业务局，兼任农务学堂监督。1909年3月，京师大学堂农科创办，罗振玉出任监督。在此期间，罗振玉还筹资出版了七集《农学丛书》，包括230余种译著。 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1898年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最初的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主要工作是翻译农学书籍。开设物理、化学、数学、日语及英语等课程。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先后五年出版了116期。这是我国教育界最早的专门刊物。
于书法艺术成就不菲。罗氏诸体皆精，且又善治印，此不唯在彼时书坛罕有其匹，即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属麟角凤毛。
3.融入乡贤史迹以学会评价人物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用客观的、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习的基本要求。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正确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是学科教学的基本要义。笔者以为在具体实施教学过程中，前提是呈现必要的人物史料，在充分掌握、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透过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心理，才能恰如其分地对人物作出评价。 罗振玉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如前所述，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一位文化巨匠。但毋庸讳言，罗振玉在政治立场上过于晦暗，在晚年甚至走向反动，追随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任伪职，与民族为敌，这是其一生中的一个大污点。如何讲清罗振玉的这种双重人格，首先得向学生道出罗振玉后半期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政治上的经历。
1922年，溥仪成婚，一批清室的遗臣趁此机会入宫贺婚，要求“晋见”溥仪（辛亥革命以后，溥仪因有《国民优待条件》的规定，住在紫禁城，还是过着皇帝般的生活）。罗振玉也是“人贺”队伍中的一员，并在蒙古贵族升允的推荐下，破格受到溥仪的“单独召对”，还允许他“专折奏事”，即享有遇事可随时入奏的资格。溥仪还赐给他“贞心古松”匾额和一个“福”字。对这一“殊荣”，罗振玉十分感激，把溥仪的照片挂在家中，随时瞻仰，并时常夸赞溥仪“圣明”，将是一位“中兴令主”，对溥仪复辟清王朝寄予厚望。1924年8月，罗振玉被任命为清宫南书房行走，这是他首次进入内宫任职。是年10月，冯玉祥限令溥仪在三天内迁出紫禁城。罗振玉为此事奔赴天津日本领事馆、驻军和北京日本大使馆之间联络，将溥仪先转移到日本使馆，接着又秘密地护送到天津。罗振玉将溥仪转移到天津后，本打算让他到日本以寻求国际上的支援，这事由于溥仪身边人的反对而作罢。溥仪到天津后租住在张园。罗振玉因在溥仪出宫时的表现，被任命为“留京善后事宜帮办”及“天津临时交派事宜”，后又被任命为溥仪的顾问之一。但在溥仪老师陈宝琛及郑孝胥等人的排斥中伤下，不被“皇帝”重用。于是在1928年，举家迁往旅顺。
到旅顺后，他一边计划着继续做学问，但却心系天津的溥仪和清王朝的复辟。关东军已了解罗氏与溥仪的关系和对日本的态度，所以罗氏到旅顺，关东军司令官就亲自到他家拜访。罗振玉认为关东军有力量帮助溥仪复辟，于是先后六次往返天津“劝驾”，要溥仪到东北投靠关东军。日本正想要一个傀儡，使其侵略合法化，溥仪是再好不过的猎物。所以这事很快实现。溥仪到了东北，伪满洲国成立，任罗振玉为“参议”，未就职，后又任為“临时赈务督办”，也未就职。罗虽不任官，却时时往来于长春与旅顺问，不离溥仪左右。1933年6月伪满洲国监察院长一职空缺，溥仪亲自让他替补，于是就任伪满监察院长，直到1937年3月辞职，任期近四年。
通过这一些史料的呈现，许多学生已经能够得出对罗振玉晚年政治生活的定性判断：罗振玉太执著于君臣之义，就忘了民族大义。因此他固执地效忠于清廷而不能认同“驱逐鞑虏，恢后中华”的民国；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上，他企固假力于日本，以谋清朝的复辟，致使伪满成为日本的傀儡和侵华工具。罗氏最终因忠君而成為民族的敌人，政治上走向了反动。
通过罗振玉的政治生活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罗氏的政治选择，与其一生的经历和固有的思想有关。正如其嫡孙罗继祖在《我的祖父罗振玉》中所言：“罗振玉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所以‘皇帝在他心目中至尊无上，当时现实的‘皇帝就是溥仪。罗氏一生不为当官发财而奋斗，后半生舍死追随溥仪，主要是醉心复辟，为把溥仪奉上宝座。”于是罗氏把自己的后半生岁月，完全寄托到溥仪的身上，积极参加“复辟”活动。
罗振玉在晚年曾给自己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嗟自信。
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这副挽联基本上概括了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动。
三、融入应循的原则 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有效地融入乡贤史迹展开教学，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拓展课程资源，培养学科能力，提升核心素养。笔者认为在具体实施中，尤其要体现适切性、适用性、适度性等原则，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1.适切性原则 融入乡贤史迹教学，其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在激发学生学习、分析乡贤史迹兴趣的前提下，要切合学生实际，尤其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要有层次性，既要顾及普适性，让大多数学生能掌握，又要顾及拔尖性，让少数优秀学生能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运用所学知识加以分析，获得更多的史学知识和史学能力。 2.适用性原则 融入乡贤史迹教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是一种基于地方文化特质为背景的拓展教学，但是在选用材料上必须具有适用性，笔者认为的适用性是指同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相匹配，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嫁接，要有选择性，因为乡贤史迹材料纷呈，五花八门，只有选取得当，才能更好地为学科教学服务，而不是为融入而融入，也不是作秀，更不是凭空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3.适度性原则 融入乡贤史迹教学，要把握好度，因为乡贤史迹材料内容丰富，特别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喧宾夺主，冲淡正常的学科教学，因此，要在教学主线的引领下，有机地融入乡贤史迹，融入是为教学服务，是为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需要，是为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学会取舍，不是笼统搬用，不是灌输与注入，而是疏导与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