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舞蹈创作中的感性和理性问题
张雪娇
摘 要:在艺术的海洋中,舞蹈被称为“人类艺术之母”,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繁衍不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都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文明状况。本文着重对舞蹈创作的艺术心灵感受、艺术形式转化和创作过程中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结合作以论述。
关键词:舞蹈创作;创作者(编导);感性;理性;感受;转化;结合
中图分类号:J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110-03
一、艺术心灵感受
一个好的舞蹈作品首先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编导),客观生活对每个创作者都不偏不倚,为什么艺术家们面对同样的生活情景,会创作出不同的艺术作品来?为什么他们运用同样的材料,会创作出不同美学情调的作品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来源于艺术家的主体心理条件差异。有人说舞蹈创作是“情动而辞发”,所谓的“情动”,归根结底就是指创作者的感性思维。具体地说,编导在创作一个舞蹈作品之前,首先应该有个人的心灵感受,这种心灵感受主要指创作者主观的感性感受,正是这些心灵感受的刺激,才引起了编导的激情与创作作品的冲动。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在编导大脑里的感受的形成是能否创作出一个舞蹈作品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在创作者的感性感受中,主要应分为3个方面。
首先,“灵感”作为舞蹈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感性思维,对作品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灵感,就没有好的舞蹈,艺术灵感作为一种最富于创造性的心理状态,不仅是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而且也是艺术创作中一种十分珍贵的精神现象。”[1]灵感可以使创作者的思路变得通畅,想象活跃,反映灵敏,从构思到外化有一种酣畅顺适、得心应手的感觉。如:“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在创作舞蹈《海浪》时,为了获得灵感,曾长时间地深入基层生活,经常到码头观察工人们的劳动,观察大海。他的灵感来自对大海的向往,企图通过肢体语言对大海的描述来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那个粉碎四人帮,文艺得到解放以后,他舞蹈的翅膀重新震动起来的伟大时代”。[2]在舞蹈的表现中,演员通过双臂的起伏和抖动模仿搏击风暴的海燕以及连续的后软翻和腾空模仿波涛汹涌中的浪花,把海浪和海燕的形象都表现得恰如其分,展现了年轻人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
其次,“想象”在创作者的感性思维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是文艺创作过程中最活跃的心理机能,它通过对人脑在原有表象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成新的形象,如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嫦娥奔月”、敦煌艺术中的“飞天”等形象,从而来展示舞蹈艺术的多样性。“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进入到一切事物中,想象能推动世界的进步,是知识进化的结果。美学家黑格尔在谈到艺术创造的诸多本领时也强调最杰出的本领就是想象,但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想象同自然被动混为一谈,想象是創造性的。”[3]正是这种创造性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作品的诞生。如:兰州军区歌舞团表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中,编导为展现盛唐时期人们的生活风貌,展现当时平安和谐的社会状况,通过对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揣摩,对人们言行举止的想象,从演员身着华贵轻柔的服装、复杂多变的头饰着手,并运用丰富的道具衬托以及栩栩如生的大漠场景设计,塑造了丝绸之路欢声笑语的繁荣景象。
再次,“表象”是“舞蹈创作的又一重要的感性要素,它是人脑对当前没有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以前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的反映”。[4]它是人脑对当前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感知后留在人脑中的形象记忆,在舞蹈的创作中,主要体现于生活场景和动作仪态的表象。北京舞蹈学院著名编导通过对老年夫妇的生活状况、动作体态、言语表情的细心观察,创作出双人舞《老伴》。男女演员身着简式短衫,蓝布短裤,掉牙、驼背的一对老头老太太的形象首先映入观众的眼帘,编导通过一把蒲扇,巧妙运用托举摇扇、捶背、掐耳的动作,融入胶州秧歌的动律,成功地把一对年老、恩爱、调皮、诙谐的东北老伴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并赢得了观众喝彩。
“梦境”指梦中经历的情境,它是舞蹈创作题材的重要来源。在舞蹈《最疼爱我的人去了》中,编导通过对梦中姥姥形象的回忆,用一把坐椅、一件毛衣为背景,以一个孙女的回忆为线索,抓住姥姥生前的形象特征,以舞蹈的形式,来充分表现姥姥与孙女的深厚感情。我们常说“梦境”是有根据的想象,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是没有根据的无意识的幻想,它都对人物形象的创作,对故事情景的再现,提供创作者个人情感的思想来源,虽然它不像灵感、想象那么频繁,但它对艺术创作的题材呈现却不容忽视。
二、艺术形式的转化
创作者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前的心灵感受至关重要,编导能否把个人的思想、情感准确地转化为舞蹈的表现形式,是作品诞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艺术形式的转化过程中,创作者的感性和理性的思考仍然贯穿始终。
首先,“激情”是创作者与身俱来的心理素质,更是创作中感性思考的组成部分。创作者要满怀激情地去体验,在艺术的殿堂里寻找创作的源泉,在将思想转化为艺术形式的过程中,“激情”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媒材”与“技艺”是舞蹈编导进行艺术形式转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是舞蹈创作过程中理性因素的首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对它的把握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质量。所谓“媒材”指舞蹈演员、演出道具、音乐背景和场景布置等;“技艺”是舞蹈演员自身所具备的技术技巧。一个好的创意、好的思想要得以体现,必须依靠“媒材”和“技艺”的支撑,作品才能成为实体得到观众的肯定。如:由著名编导马利乌斯?彼季伯创作,俄罗斯芭蕾舞团表演的舞剧《天鹅湖》,以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乐曲为背景音乐,曲调优美,婉转动听,舞蹈演员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将天鹅柔美、高雅的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在“四小天鹅”舞段中女演员轻盈的小跳、急促的碎步,空中打击,连续的四位转以及挥鞭转等动作都展现了演员们高操的技艺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正是这动人的音乐、静谧的场景、优美的舞姿打动了观众,使《天鹅湖》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艺术珍品,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再次,“社会伦理”和“政治、法律”是衡量舞蹈作品是否符合大众审美和法制尺度的标准。“社会伦理”体现在人们对舞蹈题材的选择以及演员表演的道德规范尺度等方面。在当今这个发达文明的国度里,可以说艺术表现是能展示社会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伦理规范,在人们的血液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接受并歌颂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有德之士,而排斥那种有损社会伦理道德的艺术表现形式,一个只有拥有正面题材,正当表现手段的舞蹈作品才符合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才能立足于社会。
最后,“把握已有的客观事物”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客观事物”指已有的、现存的、被大众公认的资料以及规律。四川音乐学院在创作以5.12汶川大地震为题材,反映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大型舞蹈诗《震撼》时,编导李楠等首先关注了大量的关于5.12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刊报道,而后带领舞蹈系学生勇当志愿者,深入灾区第一线,组织慰问小分队,深入在灾民、军人以及群体中。正是由于重灾区体验,对地震中的中学教师谭千秋用自己的身躯为学生挡住死亡威胁的感人事迹,对汶川藏族、羌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以及全县人民自力更生、同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以至于在《师者》、《羌笛》和《家园》等篇章中有更为真实和生动的表现,最后获得2009年舞蹈大赛编导和表演“荷花奖”。
三、舞蹈创作中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结合
一个成功的艺术作品的诞生离不开编导优秀的创意,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尤为重要,可以说一个舞蹈作品的创作是编导个人与社会的撞击,也是感性与理性的撞击,具体的说舞蹈创作的过程是客观生活情景引起编导对它以舞蹈的注意与观察,并为此诱发创作冲动的心理反映,通过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个优秀的舞蹈作品。在感性和理性这两个同样分量的因素中,如何能有机的结合?我认为首先是“个人思想与现实媒材同步”,有人说“舞蹈是心灵的艺术也是身体的艺术,是心灵驾驭身体、身体表现心灵的艺术”。[5]在进行舞蹈创作时,编导既要考虑个人的创意是否可行,更要考虑表演者的身体条件是否能完成创意的表现。如: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家王亚彬表演的《扇舞丹青》被纳入20世纪经典的中国古典舞剧目,著名编导佟睿睿以传统的古琴名曲《高山流水》为背景音乐,演员身着轻柔的外衫,手中的扇子似书画家手中的笔墨一样,抒发出那轻重缓急、曲回萦绕、潇洒飘逸的象外之象,并以中国古典舞的拧倾圆曲为身体韵律,运用圆场、快节奏的身体翻转等动作,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的内敛、含蓄、以及行云流水的审美特征和虚实相声、得意忘形的超然意境。因此,没有编导对音乐的理解、对动作的编排和形象的把握或没有演员高操的技艺和艺术表现能力,这个舞蹈都不会达到使观众惊叹的效果。
其次,“创作者的感性思维要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反映社会的时代气息”。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与生活;舞蹈艺术是一门以社会为背景取材,由舞者用肢体语言加以表现,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情趣,最后由观众接收并产生回应的艺术。“在舞蹈作品的创作和表演的过程中,艺术家所运用的语言、色彩、线条等都体现出鲜明的艺术特性,形成了作品的特色”。[6]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代表时代精神风貌的舞蹈艺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作品《吉赛尔》,从舞台背景、演員服装和作品表现的中心思想等方面,完全展现的是19世纪的时代风格;在中国,当我们看到《大秧歌》马上就会联想到延安人民劳军的情景,当我们看到《酥油飘香》自然会想起部队官兵与西藏人们共同劳动、相互帮助,体现军民一家亲的生活情景,类似主题如此明确的舞蹈剧目,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表现尤为突出,演员通过“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6个篇章的精彩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八路军战士和受难群众的形象,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满腔热情。《东方红》的上演,充分地体现着舞蹈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最终得到了全国人民经久的欢呼与赞扬。
综上所述,舞蹈的创作过程包含着不同的感性和理性要素,对它们的存在与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舞蹈作品是个人与社会的结合,更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责任编辑:李姝
参考文献:
[1]平心.舞蹈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同上.
[3]胡尔岩.舞蹈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4]同上.
[5]同上.
[6]王海英,肖灵.舞蹈训练与编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摘 要:在艺术的海洋中,舞蹈被称为“人类艺术之母”,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繁衍不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都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文明状况。本文着重对舞蹈创作的艺术心灵感受、艺术形式转化和创作过程中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结合作以论述。
关键词:舞蹈创作;创作者(编导);感性;理性;感受;转化;结合
中图分类号:J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110-03
一、艺术心灵感受
一个好的舞蹈作品首先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编导),客观生活对每个创作者都不偏不倚,为什么艺术家们面对同样的生活情景,会创作出不同的艺术作品来?为什么他们运用同样的材料,会创作出不同美学情调的作品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来源于艺术家的主体心理条件差异。有人说舞蹈创作是“情动而辞发”,所谓的“情动”,归根结底就是指创作者的感性思维。具体地说,编导在创作一个舞蹈作品之前,首先应该有个人的心灵感受,这种心灵感受主要指创作者主观的感性感受,正是这些心灵感受的刺激,才引起了编导的激情与创作作品的冲动。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在编导大脑里的感受的形成是能否创作出一个舞蹈作品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在创作者的感性感受中,主要应分为3个方面。
首先,“灵感”作为舞蹈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感性思维,对作品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灵感,就没有好的舞蹈,艺术灵感作为一种最富于创造性的心理状态,不仅是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而且也是艺术创作中一种十分珍贵的精神现象。”[1]灵感可以使创作者的思路变得通畅,想象活跃,反映灵敏,从构思到外化有一种酣畅顺适、得心应手的感觉。如:“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在创作舞蹈《海浪》时,为了获得灵感,曾长时间地深入基层生活,经常到码头观察工人们的劳动,观察大海。他的灵感来自对大海的向往,企图通过肢体语言对大海的描述来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那个粉碎四人帮,文艺得到解放以后,他舞蹈的翅膀重新震动起来的伟大时代”。[2]在舞蹈的表现中,演员通过双臂的起伏和抖动模仿搏击风暴的海燕以及连续的后软翻和腾空模仿波涛汹涌中的浪花,把海浪和海燕的形象都表现得恰如其分,展现了年轻人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
其次,“想象”在创作者的感性思维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是文艺创作过程中最活跃的心理机能,它通过对人脑在原有表象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成新的形象,如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嫦娥奔月”、敦煌艺术中的“飞天”等形象,从而来展示舞蹈艺术的多样性。“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可以进入到一切事物中,想象能推动世界的进步,是知识进化的结果。美学家黑格尔在谈到艺术创造的诸多本领时也强调最杰出的本领就是想象,但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想象同自然被动混为一谈,想象是創造性的。”[3]正是这种创造性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作品的诞生。如:兰州军区歌舞团表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中,编导为展现盛唐时期人们的生活风貌,展现当时平安和谐的社会状况,通过对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揣摩,对人们言行举止的想象,从演员身着华贵轻柔的服装、复杂多变的头饰着手,并运用丰富的道具衬托以及栩栩如生的大漠场景设计,塑造了丝绸之路欢声笑语的繁荣景象。
再次,“表象”是“舞蹈创作的又一重要的感性要素,它是人脑对当前没有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以前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的反映”。[4]它是人脑对当前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感知后留在人脑中的形象记忆,在舞蹈的创作中,主要体现于生活场景和动作仪态的表象。北京舞蹈学院著名编导通过对老年夫妇的生活状况、动作体态、言语表情的细心观察,创作出双人舞《老伴》。男女演员身着简式短衫,蓝布短裤,掉牙、驼背的一对老头老太太的形象首先映入观众的眼帘,编导通过一把蒲扇,巧妙运用托举摇扇、捶背、掐耳的动作,融入胶州秧歌的动律,成功地把一对年老、恩爱、调皮、诙谐的东北老伴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并赢得了观众喝彩。
“梦境”指梦中经历的情境,它是舞蹈创作题材的重要来源。在舞蹈《最疼爱我的人去了》中,编导通过对梦中姥姥形象的回忆,用一把坐椅、一件毛衣为背景,以一个孙女的回忆为线索,抓住姥姥生前的形象特征,以舞蹈的形式,来充分表现姥姥与孙女的深厚感情。我们常说“梦境”是有根据的想象,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是没有根据的无意识的幻想,它都对人物形象的创作,对故事情景的再现,提供创作者个人情感的思想来源,虽然它不像灵感、想象那么频繁,但它对艺术创作的题材呈现却不容忽视。
二、艺术形式的转化
创作者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前的心灵感受至关重要,编导能否把个人的思想、情感准确地转化为舞蹈的表现形式,是作品诞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艺术形式的转化过程中,创作者的感性和理性的思考仍然贯穿始终。
首先,“激情”是创作者与身俱来的心理素质,更是创作中感性思考的组成部分。创作者要满怀激情地去体验,在艺术的殿堂里寻找创作的源泉,在将思想转化为艺术形式的过程中,“激情”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媒材”与“技艺”是舞蹈编导进行艺术形式转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是舞蹈创作过程中理性因素的首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对它的把握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质量。所谓“媒材”指舞蹈演员、演出道具、音乐背景和场景布置等;“技艺”是舞蹈演员自身所具备的技术技巧。一个好的创意、好的思想要得以体现,必须依靠“媒材”和“技艺”的支撑,作品才能成为实体得到观众的肯定。如:由著名编导马利乌斯?彼季伯创作,俄罗斯芭蕾舞团表演的舞剧《天鹅湖》,以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乐曲为背景音乐,曲调优美,婉转动听,舞蹈演员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将天鹅柔美、高雅的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在“四小天鹅”舞段中女演员轻盈的小跳、急促的碎步,空中打击,连续的四位转以及挥鞭转等动作都展现了演员们高操的技艺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正是这动人的音乐、静谧的场景、优美的舞姿打动了观众,使《天鹅湖》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艺术珍品,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再次,“社会伦理”和“政治、法律”是衡量舞蹈作品是否符合大众审美和法制尺度的标准。“社会伦理”体现在人们对舞蹈题材的选择以及演员表演的道德规范尺度等方面。在当今这个发达文明的国度里,可以说艺术表现是能展示社会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伦理规范,在人们的血液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接受并歌颂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有德之士,而排斥那种有损社会伦理道德的艺术表现形式,一个只有拥有正面题材,正当表现手段的舞蹈作品才符合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才能立足于社会。
最后,“把握已有的客观事物”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客观事物”指已有的、现存的、被大众公认的资料以及规律。四川音乐学院在创作以5.12汶川大地震为题材,反映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大型舞蹈诗《震撼》时,编导李楠等首先关注了大量的关于5.12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刊报道,而后带领舞蹈系学生勇当志愿者,深入灾区第一线,组织慰问小分队,深入在灾民、军人以及群体中。正是由于重灾区体验,对地震中的中学教师谭千秋用自己的身躯为学生挡住死亡威胁的感人事迹,对汶川藏族、羌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以及全县人民自力更生、同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以至于在《师者》、《羌笛》和《家园》等篇章中有更为真实和生动的表现,最后获得2009年舞蹈大赛编导和表演“荷花奖”。
三、舞蹈创作中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结合
一个成功的艺术作品的诞生离不开编导优秀的创意,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尤为重要,可以说一个舞蹈作品的创作是编导个人与社会的撞击,也是感性与理性的撞击,具体的说舞蹈创作的过程是客观生活情景引起编导对它以舞蹈的注意与观察,并为此诱发创作冲动的心理反映,通过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个优秀的舞蹈作品。在感性和理性这两个同样分量的因素中,如何能有机的结合?我认为首先是“个人思想与现实媒材同步”,有人说“舞蹈是心灵的艺术也是身体的艺术,是心灵驾驭身体、身体表现心灵的艺术”。[5]在进行舞蹈创作时,编导既要考虑个人的创意是否可行,更要考虑表演者的身体条件是否能完成创意的表现。如: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家王亚彬表演的《扇舞丹青》被纳入20世纪经典的中国古典舞剧目,著名编导佟睿睿以传统的古琴名曲《高山流水》为背景音乐,演员身着轻柔的外衫,手中的扇子似书画家手中的笔墨一样,抒发出那轻重缓急、曲回萦绕、潇洒飘逸的象外之象,并以中国古典舞的拧倾圆曲为身体韵律,运用圆场、快节奏的身体翻转等动作,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的内敛、含蓄、以及行云流水的审美特征和虚实相声、得意忘形的超然意境。因此,没有编导对音乐的理解、对动作的编排和形象的把握或没有演员高操的技艺和艺术表现能力,这个舞蹈都不会达到使观众惊叹的效果。
其次,“创作者的感性思维要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反映社会的时代气息”。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与生活;舞蹈艺术是一门以社会为背景取材,由舞者用肢体语言加以表现,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情趣,最后由观众接收并产生回应的艺术。“在舞蹈作品的创作和表演的过程中,艺术家所运用的语言、色彩、线条等都体现出鲜明的艺术特性,形成了作品的特色”。[6]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代表时代精神风貌的舞蹈艺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作品《吉赛尔》,从舞台背景、演員服装和作品表现的中心思想等方面,完全展现的是19世纪的时代风格;在中国,当我们看到《大秧歌》马上就会联想到延安人民劳军的情景,当我们看到《酥油飘香》自然会想起部队官兵与西藏人们共同劳动、相互帮助,体现军民一家亲的生活情景,类似主题如此明确的舞蹈剧目,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表现尤为突出,演员通过“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6个篇章的精彩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八路军战士和受难群众的形象,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满腔热情。《东方红》的上演,充分地体现着舞蹈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最终得到了全国人民经久的欢呼与赞扬。
综上所述,舞蹈的创作过程包含着不同的感性和理性要素,对它们的存在与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舞蹈作品是个人与社会的结合,更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责任编辑:李姝
参考文献:
[1]平心.舞蹈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同上.
[3]胡尔岩.舞蹈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4]同上.
[5]同上.
[6]王海英,肖灵.舞蹈训练与编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