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生态”与“伪经验”生产：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辨析与治理
陈琰娇
摘 要：网络的兴盛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为了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大众文化的发展主要以现象为导向，在此之后，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再只呈现为零散的现象，而是指向整个文化生态的变化。以此为背景，本文提出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形成了“流量生态”和“伪经验”生产的典型特征，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只有对大众文化进行正确引导与治理，使其处于一种良性的环境中，才能为受众带来更多正面影響。
关键词：大众文化；流量生态；伪经验；鸡汤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3-0069-08
一、当代文化的“大众文化化”
从16世纪通俗文化被当作一个特殊现象看待以来，历史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概念变化。有学者通过观察这种变化得到了这样一份概括的路线图：“Popular Culture（通俗文化）——Kitsch（媚俗艺术）——Mass Culture（大众文化）——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但事实上新旧概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承继关系。概念旅行所展现的实际上是西方知识界在不同时期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肯定与否定并存——否定——否定——否定——客观面对与肯定”。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肯定和引导的姿态已经压倒了否定和批判的声音[1]（P234）。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一番旅行的大众文化并非重新回到了起点，诞生之初的通俗文化更接近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而当下的大众文化则更贴近流行文化。两个“Popular”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表明，大众文化经历了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下沉”——文化工业的生产力早已不容忽视，文化产业早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1]（P236）。
大众文化的概念变迁和理论发展路径告诉我们，无论是作为现象的“大众文化”还是作为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固定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众文化”。中国学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认识也呈现出了从批判到反思的整体趋势，不过比起理论研究的路径变化来，不同时期的感受变化更能生动地展现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接续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之后的大众文化，首先带来的是“震惊”，“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2]，意料之外的冲击迅速在上世纪90年代引起了对“欲望与沉沦”的警惕，“大众在文化工业的许可与能力范围之外提不出（甚至产生不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他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收买的顾客，也意识不到他与文化工业已达到合谋，这是真正的悲哀”[3]。步入新世纪，网络的发展不仅更新了大众文化的内涵，甚至也重新定义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不仅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审美革命”——“无论是传统的作品，还是崭新的文体，都必然在网络的发展中不断变化”[4]（P161），也带来了“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社会信念1。
在简略的回顾中，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整体而言，大众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趋势。具体而言，产业化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与传播媒介的变化紧密相连，再具体到当代中国，网络媒介的兴盛极大地影响了大众文化的面貌以及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关于大众文化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位置，主要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即将当代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或“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虽然不同的结构划分对大众文化的定位和范围有不同解读，但都表明了大众文化处于一种主次、雅俗相互交叠的结构中。而现在，网络媒介的兴盛，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却使得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传播上的分界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当每个人都可以借由网络发出声音，当各种类型的文化都需要在网络上争夺发言权时，网络便反过来使当代文化呈现出整体的“大众文化化”趋势，大众文化的产品和影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络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就在于它并不只是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而存在，网络自身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域。如今，人们已经很难说清大众文化的产品究竟是具体的商品还是包装商品、推广商品的文化，也就是说，网络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搬运工，更是生产商。结合当代中国互联网社交产品的发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网络对大众文化生态的影响：如果粗略地以“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源头，那么到现在也走过40年了。但在这40年的时间里，大众文化并非按部就班地匀速发展，网络兴盛之前，大众文化的发展主要以现象为导向，这也是早期大众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象研究上的原因。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和升级，网络彻底融入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再只呈现为零散的现象，而是指向整个文化生态。
表1
如表1所示，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生态已经走过了至少四个阶段：从“网聊时代”的交友，到“博客时代”的写作，到“微博时代”的曝光，再到“朋友圈时代”的刷屏，大众文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造了我们的生活。从最初作为网络平台的互联网到如今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互联网，一方面，网络算法的不断升级让求知变得异常简单便捷；另一方面，这种便捷带来的过度舒适也会造成选择性的信息屏蔽——人们止步于自己热爱的，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动力[5]。
过去，我们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依托网络的各艺术类型，将其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现象，这当中又以网络小说研究为重，尤其是近几年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断带来热潮，也推动网络文学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6]。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重新审视网络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网络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必须依托网络而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就呈现出了“流量生态”催生“伪经验”生产的时代特征。
二、“流量生态”下的主体危机
2017年9月，《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发布，提出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该办法不仅界定了网络成果的范围，还明确了对“重大、较大网络传播”的定义。
重大网络传播是指作品被不少于20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两微一端”以及重要商业网站及其“两微一端”刊发、轉载。
较大网络传播是指作品被不少于10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两微一端”和重要商业网站及其“两微一端”刊发、转载；微信公众号刊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10万；头条号刊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40万。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浙江大学的独家举措，但网络语境中的10万+进入学术体系这一事件仍然表明，学术话语正在不可阻挡地卷入“流量生态”之中。本文所指的“流量生态”包含三层含义：在最基础的意义上，首先指向对网站访问量、文本点击率的基本需求，例如“标题党”的诞生。进而，单个事件的点击率汇聚为以事件/人物为导向的流量趋势，例如“流量小生/小花”1的诞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模化的流量将转化为巨额效益，无论是流量小生/小花的商业价值，还是10万+作为学术成果，都在表明，追求流量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基本生态。
构筑在“流量生态”之上的大众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一方面，每产生一个热点事件、每制造一个新鲜热词，就会迅速在各个网络平台流传，成为新的流量素材；另一方面，正是流量生态所带来的“趋向流量性”，使得自媒体对热点和新词趋之若鹜，在追赶流量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网络生态。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最终汇聚为了流量，即流量是“用点击投票”的公平结果，但事实却是，流量反过来在引导我们，不是我们每天阅读的东西成为了热点，而是我们每天都在阅读（别人制造的）热点。尽管网络对每个人都敞开，但显然只有身处流量之中才能真正被“看见”，反过来，为了能被“看见”，也就不得不加入到流量生态之中。流量生态造就的网络景观就好比孙悟空给唐僧划定的保护圈，只有待在圈内才是平安的、舒适的。以此为背景，在流量生态之下，“事件效应”与“造词运动”就成了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生态的突出特征。
“自从有了朋友圈，时不时就会被刷屏”成了很多人的共同感触，这里的刷屏就是典型的事件效应。所谓“事件效应”，指的是网络逐渐变成了“事件”的赛场，观众观看比赛并用转发投票，越让人震惊才越有可能分得流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事件”到底是什么，一件事和一个事件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成为事件，事件往往给人一种震惊的感觉。这里的震惊也正是齐泽克所说的“超出了原因的结果”[7]（P4），也就是说，一件事所表现出来的不合常理、不合常情之处正是其成为“事件”的原因。事件带来的震惊体验既吸引了读者的关注，又激发了读者“破案”的欲望，所有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一件事是如何偏离常规最终成为一个“事件”的。流量生态之下的“事件效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改写了网络文本的书写方式，产生了“泛娱乐化”现象，同时也影响了大众对网络文本的解读，国家话语也在网络上遭遇了“信任危机”。
对网络热点事件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娱乐明星总是常客，尤其是涉及分手、离婚、出轨等家庭问题的时候。按照“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我们不能把私人生活拿到公共话语里来讲，但明星的公众人物身份恰好打破了家与外的界限，于是种种“事件”就成了绝佳的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里，事件的真相被反复追踪，要求观看者表明立场，选择站队，事件进而成为网络素材被反复加工生产，在新的网络文本中，原始的事件已经在娱乐化的加工中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众可以通过事件带来的新文本享受源源不断的快乐。也就是说，“泛娱乐化”并不仅仅指的是娱乐占据了大众闲暇生活的绝大部分，更指的是我们正在以娱乐化的眼光来处理问题和生成新的文本，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走向“嬉笑怒骂都是段子”。除此之外，网络表达的“泛娱乐化”还强化了事件的故事性，一方面，吸引读者充当侦探，将事件背后的故事碎片拼凑完整；另一方面，事件在娱乐化的加工中又不断被讲述成了新的故事。
如果说明星事件通常只涉及个人的修养与道德，那么社会事件则指向个体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疑案中，虐童的真实性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接到报案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刻进行了调查，并很快给出了情况通报，即有人利用网络捏造了“老虎团”集体猥亵儿童的虚假信息，现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通报一经发出，网络再次沸腾，过于简略的通报对网民来说显得说服力不够，而此时“红黄蓝幼儿园”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三天之后，朝阳分局给出了第二次情况通报，增补了幼儿园教师涉嫌虐待儿童、幼儿家长编造虚假信息的内容，调查宣告结束。与情况通报的“简洁”形成对比的，是网友自发的“深度”调查，既对红黄蓝幼儿园的背景进行了深入挖掘，又对“强制断电是否会损坏硬盘”这样的技术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辨别真假并非不重要，但本文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近年来社会事件的调查结论总是会引发与之类似的真假之辩？如果说明星事件带来的是“泛娱乐化”现象，那么社会事件的真假之辩则暗示了国家话语可能遭遇的“信任危机”——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也不信，因为它看起来“不像”真的。“信任危机”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话语和网络话语之间的关系。像与不像之间所暴露的正是抽象的、宏大的、权威的国家话语和具体的、细节的、专业的网络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如果说搭建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契合点的重点是要完成两个转化，“即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主流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8]，那么在转化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不同话语之间的区隔，只有在接合处进行相应调整，转化才能真正完成。
事件效应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会持续太久，新的事件会不断覆盖旧的事件。而这也正是其弊端所在，面对事件总是站队容易反思难，流量生态并不会给受众的反思和沉淀留下足够的时间。与事件效应相伴而来的是推波助澜的网络造词运动，对于抢夺流量而言，造词或许比事件的性价比更高——“打Call”“油腻中年”“佛系”——让人不得不时刻紧握手机不断刷新，仿佛一会儿不上网就无法与人交流了。
应该说，网络热词的生产是网络话语更新的必然结果，既符合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体现了网络自身的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经历了不同的网络时代之后，如今的网络热词更新更快也来源更广。网络热词的生产与传播首先具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既宣泄了社会情绪，又表达了民意，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网络舆论的背景下，网络热词是传递民意、反映舆情的重要中介。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目不暇接的热词背后同样暗藏著危机。流量生态之下的大众文化使得我们与网络资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不用检索资讯就已整合好推送到，读者只需要阅读并转发，仿佛我所读到的文章、我所认同的观点就是“我”的思想。也就是说，流量生态下的大众文化越繁荣，身处其中的人越可能产生一种主体危机，一种并未真正经历却仿佛已经经历过了的“伪经验”正在形成。
三、“伪经验”生产中的刻意误认
2017年末，“佛系”成为最后一个年度热词刷遍全网。“佛系”原本不过是一碗普通的心灵鸡汤，劝导大家看开点儿，差不多就行。之所以能够走红，并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值得争议，而是因为在具体语境中“佛系”的主体出现了偏差，本该积极向上的“祖国花朵”纷纷称自己为佛系少女、佛系少年，甚至“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1。
对“佛系”的解读，批评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不付诸行动的“新自恋主义”，如果把传统的自恋主义解读为“自我中心主义”或“情感中心主义”，那么新自恋主义则是去情感化的“存在即可”的享乐主义——“万事何必去萦怀，反正有人会安排”[9]。赞同的观点则认为，“佛系”是对过于积极的网络生态的抵抗，至少表达了对人生必须“有所作为”的不满：此时此刻，舒服就好。两种观点点明了“佛系”同时具有的正面意义和消极影响，给人启发，但却又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当人们以“佛系”青年自居时，是真的已经成为“佛系”青年了，还是只在表达一种向往？
“佛系”青年虽然刷爆了朋友圈，但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场误会，刷屏的热闹更像是“假如给我三天佛系生活，我将这样度过”的畅想。如果说标记地点、拍照、发朋友圈的手机旅游带来的是“不需要深入其中就已经见过世面的假象”，那么“佛系”所暗藏的则是还没有深入其中就不想深入其中的拒绝。也就是说，“佛系”所具有的时代症候性恰恰在它的含义之外，“佛系”青年的走红是典型的“伪经验”生产：一切都是想象性的。
流量生态之下的大众文化几乎每天都在造词，这些新词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被我们使用，再用以讲述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网络经验的确是由这些网络热词构成的。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一个词语的网络意义和它所指涉的现实经验并不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热词所带来的只是一种“伪经验”。“伪经验”并不是一种虚假的经验，或者完全不存在的经验，而是一种仿真的经验，它所透露出的是内心异常向往却又无法实现的矛盾处境，只能通过“伪经验”的娱乐释放焦虑。无论是现在的“佛系”，此前的“葛优瘫”，还是网络上无处不在的“老公”皆是如此。
更值得思考的是，“佛系”青年的走红并非偶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就会发现，“佛系”的前身正是流传已久的“毒鸡汤”。所谓“毒鸡汤”，与给人鼓励的正能量的心灵鸡汤正好相反，以泄气和吐槽为导向，整体上表达一种生活只会更糟糕的心情，比如：
不要抱怨你在十三亿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对的人，选择题就四个，你也没对过；
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防盗门，同时还给你上了一把锁；
有什么好悲伤的？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吗；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钱人。
毒鸡汤“鼓励人们用嘲谑、自嘲乃至嬉戏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用一种‘欢乐的办法来曲折委婉地逃避自己的生活真实，逃避承认自己生活本身的困窘不是‘欢乐就能消除的”[10]，这一点与“佛系”的想象性不在乎不谋而合，生活既然都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又如，2014年高考前夕，有这样一些考前祝福语在新浪微博广为转发：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动脑，好好珍惜，以后就靠脸吃饭了；
好好努力，再熬几天，考不考得好，不要影响心情，相信自己，长得漂亮不用担心那些；
要选个大城市去上学，泡个白富美，你丑也没关系，万一她瞎呢；
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反正毕业了都找不到工作；
最后一次不拼脸、不拼爹的比赛，加油2。
这些新潮的“毒鸡汤”与传统的祝福背道而驰，直指高考的矛盾性：虽然认可高考的公平性，但这种公平性又已经在此后可能遭遇的不公平中消解了。表面上看，所有的祝福都指向这场考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对就业发展、情感生活的诸多不满，更暗含了对考前时光的怀念。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从“毒鸡汤”到“佛系”，假装不在意/不努力是当代大众文化中最典型的“伪经验”生产。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末，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同时，根据《企鹅智酷中国科技&互联网创新趋势白皮书（2017）》显示，网民增速已经下降至个位区间，网民“移动升级”的红利空间已经触顶。这就意味着，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互联网已经几乎吸纳了所有能吸纳的人，深刻影响了每个阶层、家庭，甚至每一个人，网络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围观天下。一方面，网络的快速、便捷、全面、包容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方便，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网络，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流量生态的蔓延也给以网络为依托的当代大众文化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网络直播的诞生造福了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过去，我们可以通过直播观看比赛、演出，现在个人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展现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的才艺。2016年被称为直播年，大大小小的直播平台陆续上线，掀起全民狂欢。当直播与人气、打赏挂钩，流量生态再次产生了巨大影响。
尽管“喊麦”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具争议1，但仍然成为了热门的直播形式，被称为“喊麦”第一人的MC天佑号称年收入税后八千万，从网络平台走上了娱乐节目。如果说“喊麦”尚可以归属于以独特的东北文化为支持的说唱亚文化，那么快手上的农村奇葩网红主播就令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了。《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2一文展示了短视频网站“快手”上的病态农村风貌，文中细数了在快手上点击率较高的自虐表演、病态儿童，并由此提出“被遗忘的农村”这一话题。“快手中的世界与北上广完全是两个陌生而隔绝的世界，你很难想象一个一线城市的白领和一个快手乡村红人能交流什么，他们的最大相似点似乎只在于都能说中国话”，也就是说，在这些让人为之震惊的视频背后还藏着一个在文化上日渐被忽略的农村。快手上的农村网红直播是否能代表真实的农村风貌暂且不说，但层出不穷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直播的确印证了流量生态的强大力量3，从都市到乡村人人都想成为网红4。
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甚至影响了当代审美观，“网红脸”“网红气质”在网络上颇为流行。尽管关于网红的负面信息层出不穷，网红主播备受争议，直播也总是与色情、炫富等负面新闻相关，但还是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投身其中，因为成为网红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更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可以说，网红经济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伪经验”生产，这一点在未成年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网红已经开始成为小学生们的未来理想，市场上也催生了“网红培训班”[11]。关于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网络主播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涉事未成年人均痴迷于与主播之间并不存在的虚幻关系；而某些直播平台的监管不严更使得未成年人得以登上直播平台，在成年人的教唆下做出具有性意味的动作，而这一切甚至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好玩”，为了成为全班粉丝最多的人[12]。
在这里我们看到，“伪经验”的生产使得想成为网红的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形成了一种拉康式的镜像关系，“伪经验”之所以能让人沉迷其中，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刻意的误认，现实中的我将网络账号上的我认同为真实的主体，因此更愿意生活在那个颠倒的世界中。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网络接管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无处不在的今天，如何打碎这种镜像关系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四、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生态的引导与治理
在对大众文化网络化的回顾中，本文提出了当下大众文化的“流量生态”和“伪经验”生产两大特征，并在分析中指出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应当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一时代症候，即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生态的引导与治理问题。
第一，“流量生态”的基础是流量，应客观看待流量的价值与效应。作为网络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流量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大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风貌，是观察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值得重视。然而，尽管流量本身无所谓好坏，其所承载的内容却千差万别，这些不同的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承载的内容导向正能量，那么流量越大，其代表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就越大，对于这样的流量生态，就可以做加法；如果承载的内容导向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负能量，那么流量越大，其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也就越大，对于这样的流量生态，则应该做减法。更重要的是，流量生态并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须借助外力对其进行疏导与治理。如果说大众文化也存在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那么文化产品/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消费者、监管者都是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各要素之间应当整体协调，而不是仅仅围绕流量运转，才能有效维持这一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与循环。首先，文化产品/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应当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确保生产的文化产品或发布的文化信息承载的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导向正能量；其次，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的欣赏水平和鉴别能力，面对流量生态的裹挟，能够去伪存真，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事物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被流量牵着走；第三，作为监管者的文化管理部门，也要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既要注意面对网络切忌一刀切，疏导与治理并重，又要把握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话语主导权，为大众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
第二，消除“伪经验”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流量与真实经验交汇，产生有价值的行动力。在“流量生态”之下，从主动状态进入被动状态的读者容易陷入“伪经验”的困境，误用网络热点中的经验对照、检验和重述自己的个人经验。前文提到，“伪经验”并不是虚假的经验，而是被网络建构的非真非假的混杂经验。因此，“伪经验”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坏处，相反，它的存在还会让我们对身处的网络环境感到愉悦和依赖，不少人甚至表示自己可能患上了“手機分离焦虑症”“电脑分离焦虑症”——只有身处网络才能安心，一旦分开就会焦虑不安。但恰恰是这种依恋关系揭示了潜藏的危机：一方面，网络经验正在反噬主体经验，“伪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这种依恋又是被鼓励和支持的，因为“流量生态”与其背后的经济效益、资本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消除“伪经验”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促使“流量生态”与真实经验的对接。追求真实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追求直接经验，需要我们再从被动状态回到主动状态。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让我们的闲暇时光变得越来越少，于是，类似“5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15分钟帮你读完一本书”的简化阅读成为热门。一方面，它为我们获取资讯带来了无可否认的便捷；另一方面，来自他人的“知道”又或许并不能代替来自自身的“体验”。对直接经验的追求或许既不便捷又不愉悦，但由此而来的种种体验却是来自肉身的真实经验，值得珍视。
第三，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努力减少流量至上观念带来的不良影响，推动高品质原创文化产品的生产。以最受大众欢迎的综艺节目为例，近期热播的声音节目《声临其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要求演员通过台词这项基本功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这既让观众重新意识到“老戏骨”的价值，又激励和鞭策了人气当红但演技欠佳的流量小生/小花。像这样的原创节目就值得鼓励和推广，反过来，一味抄袭国外综艺追求表面的流量效果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又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片中的“文物医生”，将不为人知的文物修复工作生动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正是在梳理文物、修复历史的过程中，普通人和文物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在其影响下，不少人从此改变了对文物的印象和看法，更有许多人报名参加了博物馆的志愿者培训。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流量与真实经验交汇时，可能带来有价值的行动力，应当鼓励。
综上所述，如果能让流量与真实经验交汇，让“流量生态”处于一种良性的环境中，那么大众文化也会相应给受众带来更多正面影响，而不是只有对“伪经验”的向往。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必须要意识到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没有网络的时代，必将到来的是一个人工智能更为发达、大众文化更为成熟、分众趣味更为明确的时代。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大众文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因噎废食，主导文化应该做的是制定好规范，维持好秩序，疏而不堵。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众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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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志强.“佛系”是一种新自戀主义[N].长江日报， 2018-01-23.
[10] 周志强.糗文化的精神涂鸦[N].法治周末，2013-01-07.
[11] 韩立勇.网红经济应有益于公序良俗[EB/OL].人民网，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429/c1003- 28313060.html，2016-04-29.
[12] 某直播平台被指有小学生直播露体称将采取措施 [EB/OL].网易教育，http：//edu.163.com/17/1201/11/ D4IMEK5I00297VGM.html，2017-12-01.
摘 要：网络的兴盛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为了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大众文化的发展主要以现象为导向，在此之后，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再只呈现为零散的现象，而是指向整个文化生态的变化。以此为背景，本文提出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形成了“流量生态”和“伪经验”生产的典型特征，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只有对大众文化进行正确引导与治理，使其处于一种良性的环境中，才能为受众带来更多正面影響。
关键词：大众文化；流量生态；伪经验；鸡汤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3-0069-08
一、当代文化的“大众文化化”
从16世纪通俗文化被当作一个特殊现象看待以来，历史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概念变化。有学者通过观察这种变化得到了这样一份概括的路线图：“Popular Culture（通俗文化）——Kitsch（媚俗艺术）——Mass Culture（大众文化）——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但事实上新旧概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承继关系。概念旅行所展现的实际上是西方知识界在不同时期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肯定与否定并存——否定——否定——否定——客观面对与肯定”。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肯定和引导的姿态已经压倒了否定和批判的声音[1]（P234）。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一番旅行的大众文化并非重新回到了起点，诞生之初的通俗文化更接近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而当下的大众文化则更贴近流行文化。两个“Popular”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表明，大众文化经历了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下沉”——文化工业的生产力早已不容忽视，文化产业早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1]（P236）。
大众文化的概念变迁和理论发展路径告诉我们，无论是作为现象的“大众文化”还是作为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固定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众文化”。中国学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认识也呈现出了从批判到反思的整体趋势，不过比起理论研究的路径变化来，不同时期的感受变化更能生动地展现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接续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之后的大众文化，首先带来的是“震惊”，“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2]，意料之外的冲击迅速在上世纪90年代引起了对“欲望与沉沦”的警惕，“大众在文化工业的许可与能力范围之外提不出（甚至产生不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他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收买的顾客，也意识不到他与文化工业已达到合谋，这是真正的悲哀”[3]。步入新世纪，网络的发展不仅更新了大众文化的内涵，甚至也重新定义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不仅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审美革命”——“无论是传统的作品，还是崭新的文体，都必然在网络的发展中不断变化”[4]（P161），也带来了“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社会信念1。
在简略的回顾中，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整体而言，大众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趋势。具体而言，产业化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与传播媒介的变化紧密相连，再具体到当代中国，网络媒介的兴盛极大地影响了大众文化的面貌以及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关于大众文化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位置，主要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即将当代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或“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虽然不同的结构划分对大众文化的定位和范围有不同解读，但都表明了大众文化处于一种主次、雅俗相互交叠的结构中。而现在，网络媒介的兴盛，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却使得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传播上的分界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当每个人都可以借由网络发出声音，当各种类型的文化都需要在网络上争夺发言权时，网络便反过来使当代文化呈现出整体的“大众文化化”趋势，大众文化的产品和影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络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就在于它并不只是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而存在，网络自身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域。如今，人们已经很难说清大众文化的产品究竟是具体的商品还是包装商品、推广商品的文化，也就是说，网络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搬运工，更是生产商。结合当代中国互联网社交产品的发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网络对大众文化生态的影响：如果粗略地以“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源头，那么到现在也走过40年了。但在这40年的时间里，大众文化并非按部就班地匀速发展，网络兴盛之前，大众文化的发展主要以现象为导向，这也是早期大众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象研究上的原因。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和升级，网络彻底融入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发展不再只呈现为零散的现象，而是指向整个文化生态。
表1
如表1所示，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生态已经走过了至少四个阶段：从“网聊时代”的交友，到“博客时代”的写作，到“微博时代”的曝光，再到“朋友圈时代”的刷屏，大众文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造了我们的生活。从最初作为网络平台的互联网到如今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互联网，一方面，网络算法的不断升级让求知变得异常简单便捷；另一方面，这种便捷带来的过度舒适也会造成选择性的信息屏蔽——人们止步于自己热爱的，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动力[5]。
过去，我们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依托网络的各艺术类型，将其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现象，这当中又以网络小说研究为重，尤其是近几年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断带来热潮，也推动网络文学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6]。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重新审视网络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网络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必须依托网络而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就呈现出了“流量生态”催生“伪经验”生产的时代特征。
二、“流量生态”下的主体危机
2017年9月，《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发布，提出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该办法不仅界定了网络成果的范围，还明确了对“重大、较大网络传播”的定义。
重大网络传播是指作品被不少于20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两微一端”以及重要商业网站及其“两微一端”刊发、轉载。
较大网络传播是指作品被不少于10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两微一端”和重要商业网站及其“两微一端”刊发、转载；微信公众号刊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10万；头条号刊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40万。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浙江大学的独家举措，但网络语境中的10万+进入学术体系这一事件仍然表明，学术话语正在不可阻挡地卷入“流量生态”之中。本文所指的“流量生态”包含三层含义：在最基础的意义上，首先指向对网站访问量、文本点击率的基本需求，例如“标题党”的诞生。进而，单个事件的点击率汇聚为以事件/人物为导向的流量趋势，例如“流量小生/小花”1的诞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模化的流量将转化为巨额效益，无论是流量小生/小花的商业价值，还是10万+作为学术成果，都在表明，追求流量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基本生态。
构筑在“流量生态”之上的大众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一方面，每产生一个热点事件、每制造一个新鲜热词，就会迅速在各个网络平台流传，成为新的流量素材；另一方面，正是流量生态所带来的“趋向流量性”，使得自媒体对热点和新词趋之若鹜，在追赶流量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网络生态。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最终汇聚为了流量，即流量是“用点击投票”的公平结果，但事实却是，流量反过来在引导我们，不是我们每天阅读的东西成为了热点，而是我们每天都在阅读（别人制造的）热点。尽管网络对每个人都敞开，但显然只有身处流量之中才能真正被“看见”，反过来，为了能被“看见”，也就不得不加入到流量生态之中。流量生态造就的网络景观就好比孙悟空给唐僧划定的保护圈，只有待在圈内才是平安的、舒适的。以此为背景，在流量生态之下，“事件效应”与“造词运动”就成了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生态的突出特征。
“自从有了朋友圈，时不时就会被刷屏”成了很多人的共同感触，这里的刷屏就是典型的事件效应。所谓“事件效应”，指的是网络逐渐变成了“事件”的赛场，观众观看比赛并用转发投票，越让人震惊才越有可能分得流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事件”到底是什么，一件事和一个事件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成为事件，事件往往给人一种震惊的感觉。这里的震惊也正是齐泽克所说的“超出了原因的结果”[7]（P4），也就是说，一件事所表现出来的不合常理、不合常情之处正是其成为“事件”的原因。事件带来的震惊体验既吸引了读者的关注，又激发了读者“破案”的欲望，所有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一件事是如何偏离常规最终成为一个“事件”的。流量生态之下的“事件效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改写了网络文本的书写方式，产生了“泛娱乐化”现象，同时也影响了大众对网络文本的解读，国家话语也在网络上遭遇了“信任危机”。
对网络热点事件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娱乐明星总是常客，尤其是涉及分手、离婚、出轨等家庭问题的时候。按照“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我们不能把私人生活拿到公共话语里来讲，但明星的公众人物身份恰好打破了家与外的界限，于是种种“事件”就成了绝佳的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里，事件的真相被反复追踪，要求观看者表明立场，选择站队，事件进而成为网络素材被反复加工生产，在新的网络文本中，原始的事件已经在娱乐化的加工中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众可以通过事件带来的新文本享受源源不断的快乐。也就是说，“泛娱乐化”并不仅仅指的是娱乐占据了大众闲暇生活的绝大部分，更指的是我们正在以娱乐化的眼光来处理问题和生成新的文本，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走向“嬉笑怒骂都是段子”。除此之外，网络表达的“泛娱乐化”还强化了事件的故事性，一方面，吸引读者充当侦探，将事件背后的故事碎片拼凑完整；另一方面，事件在娱乐化的加工中又不断被讲述成了新的故事。
如果说明星事件通常只涉及个人的修养与道德，那么社会事件则指向个体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疑案中，虐童的真实性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接到报案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刻进行了调查，并很快给出了情况通报，即有人利用网络捏造了“老虎团”集体猥亵儿童的虚假信息，现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通报一经发出，网络再次沸腾，过于简略的通报对网民来说显得说服力不够，而此时“红黄蓝幼儿园”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三天之后，朝阳分局给出了第二次情况通报，增补了幼儿园教师涉嫌虐待儿童、幼儿家长编造虚假信息的内容，调查宣告结束。与情况通报的“简洁”形成对比的，是网友自发的“深度”调查，既对红黄蓝幼儿园的背景进行了深入挖掘，又对“强制断电是否会损坏硬盘”这样的技术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辨别真假并非不重要，但本文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近年来社会事件的调查结论总是会引发与之类似的真假之辩？如果说明星事件带来的是“泛娱乐化”现象，那么社会事件的真假之辩则暗示了国家话语可能遭遇的“信任危机”——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也不信，因为它看起来“不像”真的。“信任危机”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话语和网络话语之间的关系。像与不像之间所暴露的正是抽象的、宏大的、权威的国家话语和具体的、细节的、专业的网络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如果说搭建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契合点的重点是要完成两个转化，“即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主流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8]，那么在转化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不同话语之间的区隔，只有在接合处进行相应调整，转化才能真正完成。
事件效应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会持续太久，新的事件会不断覆盖旧的事件。而这也正是其弊端所在，面对事件总是站队容易反思难，流量生态并不会给受众的反思和沉淀留下足够的时间。与事件效应相伴而来的是推波助澜的网络造词运动，对于抢夺流量而言，造词或许比事件的性价比更高——“打Call”“油腻中年”“佛系”——让人不得不时刻紧握手机不断刷新，仿佛一会儿不上网就无法与人交流了。
应该说，网络热词的生产是网络话语更新的必然结果，既符合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体现了网络自身的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经历了不同的网络时代之后，如今的网络热词更新更快也来源更广。网络热词的生产与传播首先具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既宣泄了社会情绪，又表达了民意，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网络舆论的背景下，网络热词是传递民意、反映舆情的重要中介。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目不暇接的热词背后同样暗藏著危机。流量生态之下的大众文化使得我们与网络资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不用检索资讯就已整合好推送到，读者只需要阅读并转发，仿佛我所读到的文章、我所认同的观点就是“我”的思想。也就是说，流量生态下的大众文化越繁荣，身处其中的人越可能产生一种主体危机，一种并未真正经历却仿佛已经经历过了的“伪经验”正在形成。
三、“伪经验”生产中的刻意误认
2017年末，“佛系”成为最后一个年度热词刷遍全网。“佛系”原本不过是一碗普通的心灵鸡汤，劝导大家看开点儿，差不多就行。之所以能够走红，并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值得争议，而是因为在具体语境中“佛系”的主体出现了偏差，本该积极向上的“祖国花朵”纷纷称自己为佛系少女、佛系少年，甚至“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1。
对“佛系”的解读，批评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不付诸行动的“新自恋主义”，如果把传统的自恋主义解读为“自我中心主义”或“情感中心主义”，那么新自恋主义则是去情感化的“存在即可”的享乐主义——“万事何必去萦怀，反正有人会安排”[9]。赞同的观点则认为，“佛系”是对过于积极的网络生态的抵抗，至少表达了对人生必须“有所作为”的不满：此时此刻，舒服就好。两种观点点明了“佛系”同时具有的正面意义和消极影响，给人启发，但却又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当人们以“佛系”青年自居时，是真的已经成为“佛系”青年了，还是只在表达一种向往？
“佛系”青年虽然刷爆了朋友圈，但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场误会，刷屏的热闹更像是“假如给我三天佛系生活，我将这样度过”的畅想。如果说标记地点、拍照、发朋友圈的手机旅游带来的是“不需要深入其中就已经见过世面的假象”，那么“佛系”所暗藏的则是还没有深入其中就不想深入其中的拒绝。也就是说，“佛系”所具有的时代症候性恰恰在它的含义之外，“佛系”青年的走红是典型的“伪经验”生产：一切都是想象性的。
流量生态之下的大众文化几乎每天都在造词，这些新词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被我们使用，再用以讲述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网络经验的确是由这些网络热词构成的。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一个词语的网络意义和它所指涉的现实经验并不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热词所带来的只是一种“伪经验”。“伪经验”并不是一种虚假的经验，或者完全不存在的经验，而是一种仿真的经验，它所透露出的是内心异常向往却又无法实现的矛盾处境，只能通过“伪经验”的娱乐释放焦虑。无论是现在的“佛系”，此前的“葛优瘫”，还是网络上无处不在的“老公”皆是如此。
更值得思考的是，“佛系”青年的走红并非偶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就会发现，“佛系”的前身正是流传已久的“毒鸡汤”。所谓“毒鸡汤”，与给人鼓励的正能量的心灵鸡汤正好相反，以泄气和吐槽为导向，整体上表达一种生活只会更糟糕的心情，比如：
不要抱怨你在十三亿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对的人，选择题就四个，你也没对过；
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防盗门，同时还给你上了一把锁；
有什么好悲伤的？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吗；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钱人。
毒鸡汤“鼓励人们用嘲谑、自嘲乃至嬉戏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用一种‘欢乐的办法来曲折委婉地逃避自己的生活真实，逃避承认自己生活本身的困窘不是‘欢乐就能消除的”[10]，这一点与“佛系”的想象性不在乎不谋而合，生活既然都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又如，2014年高考前夕，有这样一些考前祝福语在新浪微博广为转发：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动脑，好好珍惜，以后就靠脸吃饭了；
好好努力，再熬几天，考不考得好，不要影响心情，相信自己，长得漂亮不用担心那些；
要选个大城市去上学，泡个白富美，你丑也没关系，万一她瞎呢；
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反正毕业了都找不到工作；
最后一次不拼脸、不拼爹的比赛，加油2。
这些新潮的“毒鸡汤”与传统的祝福背道而驰，直指高考的矛盾性：虽然认可高考的公平性，但这种公平性又已经在此后可能遭遇的不公平中消解了。表面上看，所有的祝福都指向这场考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对就业发展、情感生活的诸多不满，更暗含了对考前时光的怀念。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从“毒鸡汤”到“佛系”，假装不在意/不努力是当代大众文化中最典型的“伪经验”生产。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末，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同时，根据《企鹅智酷中国科技&互联网创新趋势白皮书（2017）》显示，网民增速已经下降至个位区间，网民“移动升级”的红利空间已经触顶。这就意味着，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互联网已经几乎吸纳了所有能吸纳的人，深刻影响了每个阶层、家庭，甚至每一个人，网络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围观天下。一方面，网络的快速、便捷、全面、包容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方便，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网络，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流量生态的蔓延也给以网络为依托的当代大众文化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网络直播的诞生造福了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过去，我们可以通过直播观看比赛、演出，现在个人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展现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的才艺。2016年被称为直播年，大大小小的直播平台陆续上线，掀起全民狂欢。当直播与人气、打赏挂钩，流量生态再次产生了巨大影响。
尽管“喊麦”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具争议1，但仍然成为了热门的直播形式，被称为“喊麦”第一人的MC天佑号称年收入税后八千万，从网络平台走上了娱乐节目。如果说“喊麦”尚可以归属于以独特的东北文化为支持的说唱亚文化，那么快手上的农村奇葩网红主播就令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了。《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2一文展示了短视频网站“快手”上的病态农村风貌，文中细数了在快手上点击率较高的自虐表演、病态儿童，并由此提出“被遗忘的农村”这一话题。“快手中的世界与北上广完全是两个陌生而隔绝的世界，你很难想象一个一线城市的白领和一个快手乡村红人能交流什么，他们的最大相似点似乎只在于都能说中国话”，也就是说，在这些让人为之震惊的视频背后还藏着一个在文化上日渐被忽略的农村。快手上的农村网红直播是否能代表真实的农村风貌暂且不说，但层出不穷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直播的确印证了流量生态的强大力量3，从都市到乡村人人都想成为网红4。
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甚至影响了当代审美观，“网红脸”“网红气质”在网络上颇为流行。尽管关于网红的负面信息层出不穷，网红主播备受争议，直播也总是与色情、炫富等负面新闻相关，但还是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投身其中，因为成为网红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更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可以说，网红经济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伪经验”生产，这一点在未成年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网红已经开始成为小学生们的未来理想，市场上也催生了“网红培训班”[11]。关于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网络主播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涉事未成年人均痴迷于与主播之间并不存在的虚幻关系；而某些直播平台的监管不严更使得未成年人得以登上直播平台，在成年人的教唆下做出具有性意味的动作，而这一切甚至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好玩”，为了成为全班粉丝最多的人[12]。
在这里我们看到，“伪经验”的生产使得想成为网红的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形成了一种拉康式的镜像关系，“伪经验”之所以能让人沉迷其中，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刻意的误认，现实中的我将网络账号上的我认同为真实的主体，因此更愿意生活在那个颠倒的世界中。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网络接管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无处不在的今天，如何打碎这种镜像关系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四、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生态的引导与治理
在对大众文化网络化的回顾中，本文提出了当下大众文化的“流量生态”和“伪经验”生产两大特征，并在分析中指出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应当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一时代症候，即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生态的引导与治理问题。
第一，“流量生态”的基础是流量，应客观看待流量的价值与效应。作为网络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流量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大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风貌，是观察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值得重视。然而，尽管流量本身无所谓好坏，其所承载的内容却千差万别，这些不同的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承载的内容导向正能量，那么流量越大，其代表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就越大，对于这样的流量生态，就可以做加法；如果承载的内容导向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负能量，那么流量越大，其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也就越大，对于这样的流量生态，则应该做减法。更重要的是，流量生态并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须借助外力对其进行疏导与治理。如果说大众文化也存在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那么文化产品/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消费者、监管者都是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各要素之间应当整体协调，而不是仅仅围绕流量运转，才能有效维持这一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与循环。首先，文化产品/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应当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确保生产的文化产品或发布的文化信息承载的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导向正能量；其次，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的欣赏水平和鉴别能力，面对流量生态的裹挟，能够去伪存真，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事物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被流量牵着走；第三，作为监管者的文化管理部门，也要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既要注意面对网络切忌一刀切，疏导与治理并重，又要把握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话语主导权，为大众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
第二，消除“伪经验”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流量与真实经验交汇，产生有价值的行动力。在“流量生态”之下，从主动状态进入被动状态的读者容易陷入“伪经验”的困境，误用网络热点中的经验对照、检验和重述自己的个人经验。前文提到，“伪经验”并不是虚假的经验，而是被网络建构的非真非假的混杂经验。因此，“伪经验”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坏处，相反，它的存在还会让我们对身处的网络环境感到愉悦和依赖，不少人甚至表示自己可能患上了“手機分离焦虑症”“电脑分离焦虑症”——只有身处网络才能安心，一旦分开就会焦虑不安。但恰恰是这种依恋关系揭示了潜藏的危机：一方面，网络经验正在反噬主体经验，“伪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这种依恋又是被鼓励和支持的，因为“流量生态”与其背后的经济效益、资本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消除“伪经验”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促使“流量生态”与真实经验的对接。追求真实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追求直接经验，需要我们再从被动状态回到主动状态。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让我们的闲暇时光变得越来越少，于是，类似“5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15分钟帮你读完一本书”的简化阅读成为热门。一方面，它为我们获取资讯带来了无可否认的便捷；另一方面，来自他人的“知道”又或许并不能代替来自自身的“体验”。对直接经验的追求或许既不便捷又不愉悦，但由此而来的种种体验却是来自肉身的真实经验，值得珍视。
第三，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努力减少流量至上观念带来的不良影响，推动高品质原创文化产品的生产。以最受大众欢迎的综艺节目为例，近期热播的声音节目《声临其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要求演员通过台词这项基本功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这既让观众重新意识到“老戏骨”的价值，又激励和鞭策了人气当红但演技欠佳的流量小生/小花。像这样的原创节目就值得鼓励和推广，反过来，一味抄袭国外综艺追求表面的流量效果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又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片中的“文物医生”，将不为人知的文物修复工作生动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正是在梳理文物、修复历史的过程中，普通人和文物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在其影响下，不少人从此改变了对文物的印象和看法，更有许多人报名参加了博物馆的志愿者培训。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流量与真实经验交汇时，可能带来有价值的行动力，应当鼓励。
综上所述，如果能让流量与真实经验交汇，让“流量生态”处于一种良性的环境中，那么大众文化也会相应给受众带来更多正面影响，而不是只有对“伪经验”的向往。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必须要意识到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没有网络的时代，必将到来的是一个人工智能更为发达、大众文化更为成熟、分众趣味更为明确的时代。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大众文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因噎废食，主导文化应该做的是制定好规范，维持好秩序，疏而不堵。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众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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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直播平台被指有小学生直播露体称将采取措施 [EB/OL].网易教育，http：//edu.163.com/17/1201/11/ D4IMEK5I00297VGM.html，2017-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