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实践依据及其政策导向

    杨曼

    摘 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决定了党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牢记初心和使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经济体系为动力，实现经济社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实践；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1.09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1-40-06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蕴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出质变与量变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必然经历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不同发展阶段。同样，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生产力的阶段性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也表明，社会主义可能要经历类似初级、中级和高级等逐渐迈向成熟的若干具体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同时期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发展过程，必然经历由量变逐渐积累，引起部分质变，在新的质变基础上再逐渐积累量变，新的量变的积累又引起新的部分质变这样的动态变化。党的十九大之所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进行表述，也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原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积累了足够的量变，由此产生了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的质变。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出生产力决定矛盾转化的变化规律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表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行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是对我国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客观实际的肯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也就意味着经过近70年的建设，尤其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同样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时代，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随着国情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新的转变，呈现出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出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经验

    抓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原理，同样也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指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经济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后，针对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就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经济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虽然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中高速增长阶段，但2013—2016年平均增速仍达7.1%，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可以说，我国的生产力已不再落后。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民生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主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温饱已不再是问题，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吃穿用住等方面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更加追求全面的发展。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抓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决胜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指明方向，明确目标和任务。

    （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历了三种表述，从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均是建立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及时、准确、科学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对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表述必须以“时机成熟、事实清楚、观点一致”为前提。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专家学者建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行重新定义，但时机尚未成熟，矛盾冲突并未充分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我国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叠加，包括历史的和新生的，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党内的和党外的，形成矛盾集合体，处于重大矛盾的变化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表述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相关部门进行认真调研、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产生的新矛盾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实践上体现为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从需求方和供给方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研判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发展状况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从人民的需求状况、社会的供给状况、需求与供给之间关系状况入手，是分析、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根本的方法和基本框架。

    （一）人民需求的新要求新升级

    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需要包括更为广泛的领域、更为丰富的内涵、更为提高的层次、更为自主的选择。

    1.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近7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已从1955年的150元、1980年的463元跃升至2016年的53974元，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需要也逐渐从追求物质数量逐渐转向追求生活品质。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贫困”，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逐渐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者对衣食住行、吃穿用住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更加追求品种、品质、品牌，更加注重安全、健康、环保。从居民消费升级的演进规律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将更多地从生存型升级到发展型和享乐型，如2013—2016年，居民用于文化娛乐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11.5%；2012—2016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长12.6%；2012—2016年国内、出境旅游人次年均增长分别为10.7%和10.1%。

    2.人民对“非物质”“非文化”生活产生了更高的期待。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非物质”“非文化”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据人民网对“民众期待什么”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住房保障、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就业和收入、教育公平、住房、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依法治国、脱贫攻坚等问题均位列其中，表明了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提高的关注度、需求度。

    （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然而，今天我国发展“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1.社会发展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第一，供需动态不平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供需不平衡问题，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造成供需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虽然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超过制造业，但依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以上。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高达8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左右。先进制造业发展也相对落后。第三，城乡结构不平衡。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2016年收入倍差为2.72。同时，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也存在不平衡问题。第四，区域结构不平衡。中国自然和经济资源发展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初采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其现实合理性。随着东西部、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逐步加剧，我国东西部、南北部区域发展显现出较大差异。同时，区域不平衡不只是经济发展的差距，消费需求的差异也日趋加大。尼尔森2016年11月发布的消费者报告显示：我国东部地区进入提升品质阶段，而西部地区仍处在满足基本生活阶段。

    2.社会发展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充分。第一，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只有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来看，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并且这一国际地位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从GDP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大约到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我国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有所提升，但在具有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政治制度等软实力方面较为薄弱。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未得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并将长期并存的态势并未改变。第二，科技发展不充分。我国虽然有天宫、蛟龙、天眼、墨子、悟空、C919国产大飞机等大国重器及科技创新成果，也有“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等新四大发明，但总体上说，我国创新以消化集成创新居多，原始创新和系统继承创新能力还不够，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占有率偏低。第三，资源利用不充分。我国单位GNP的能源消费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4—14倍，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远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第四，民生工程发展不充分。我国在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如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点、痛点，从出生、幼儿园、上学、就业到养老这一完整的民生发展和民生保障体系还未能健全。

    三、根本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虽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要达到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水平还存在较大的距离。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依然具有上升空间，生产关系依然能够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及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也就决定了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从解决旧的主要矛盾向解决新的主要矛盾过渡，从差距发展向共享发展过渡，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主要任务。从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到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矛盾更具复杂性多样性，任务更具精准性差异性，标准更具现代性综合性，也就意味着解决矛盾的方向、重点、途径、机制等都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一）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使命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也是使命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落实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发展导向。过去那种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导向、片面强调物质财富积累的现代化绝不是我国的奋斗目标。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国家的全面强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是2050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标志。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初心和追求。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集中解决产品的供给质量，更加突出产品良好的体验性、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多样化、高质量、精准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加注重制度要素的创新和供给，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制、法律制度、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财政和税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改变现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理念，建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根本理念的新的生产方式，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而且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但要关注经济物质层面的供给，还要专注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

    （三）以构建产业体系为支撑

    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經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的落后与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否发展与强大密不可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源于制造业的不发展、不强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很多，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是其中一条重要原因。相反，德国、韩国等强大的制造业给他们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强有力的支撑。这就要求我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也就是说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转变，形成强大的实体经济。一是借助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强大的技术基础。如：按照相关规划，我国到2020年，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自主保障率达到40%，到2025年提高为70%。按照规划预想的目标发展的话，将大大提高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二是借助金融体制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通过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运用现代金融手段，推动现代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从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三是借助人才培养，为实体经济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建设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金融，都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互动和协同发展，有利于构建更优层级、更有效率、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

    （四）以构建经济体系为动力

    要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竞争力，就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遗余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设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共生共荣发展新格局；二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实现价格反应灵活；三是深化政府的简政放权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晰政府职能边界，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四是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我国更广范围、更大影响、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使我的对外开放的范围从沿海扩展到沿边沿江，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使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到主导全球治理，使我国的对外开放更加主动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专家热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N].人民日报，2017-12-21.

    责任编辑：秦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