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域下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管志利
摘 要：本文在对协同治理理论和（有序）政治参与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模型，并通过对我国当前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影响因素予以归纳总结，从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强化制度整合机制三个方面提炼出促进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策略机制。
关键词：协同治理；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3-0053-08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这一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日渐关注，政治诉求和参与热情日趋增强。如何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评价和提升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水平，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相关理论梳理基础上的理想模型建构
（一）国内外协同治理与政治参与理论研究状况
1.协同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治理”越来越成为热门词汇，协同治理理论及相关研究也渐次成为学界热点。燕继荣从善治理论的学术演进视角分析，“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是由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发展而来的治理理论的3.0版本”，他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是善治思考的终点。[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公民参与和协商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根基（魏崇辉，2012）。有学者指出，协同治理的三个关键变量是“网络、协作、整合”，协同治理的三大影响因素是“作为显性因素的利益状况、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作为共享因素的制度和信息技术”。[2]有学者在分析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时指出，与自下而上路径和自上而下路径相比，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为最佳。[3]这样，本研究将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聚焦于协同治理视角之下，就有了逻辑自洽性，并将能深化我们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并正确指导我们的行为。
2.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一是关于政治参与概念。政治参与概念衍生于民主概念，不同的民主理论有不同的政治参与观。西方学术界先后形成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参与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等四种当代民主理论流派，其所赞成和支持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分别是参与投票、影响决策、参与决策和政治讨论。[4]亨廷顿的理论突破了以往学者用“鉴别功能”来定义政治参与的习惯，认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具有汇聚功能的“伞状”概念，这为有策略地合成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参与水平和规模的综合評定指标体系提供了可能。[5]国内杨光斌教授把“政治参与”界定为“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6]（P293）王浦劬等著的《政治学基础》把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7]（P166）学者邱会文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法律行为”。[8]二是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视角。国外政治参与研究的最大共同点是从政治民主方面研究，但更深入的不是其概念，而是研究视角及其内容。其价值视角将政治参与或视为民主的本质内容，或视为宪政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或视为实现民主的工具，或视为政治统治的策略和手段；其研究方法视角将研究对象或视为政治行为、或视为各种政治体系、或视为公民参政水平，或视为政治文化等。[9]
（二）国内外“有序”政治参与理论研究状况
国内有学者指出，我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有秩序、理性、自主、适度的行为，其核心价值在于：理性、和谐、正义、民主。[10]有学者通过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驱动因素及其变化特征，并结合典型案例，概括出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十种主要类型，指出不同的介入驱动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参与进展和行为结果，从而强调构建制度平台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化的重要性。[11]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社会组织的完善和成熟，指出这是公民政治参与最灵活有效的途径，有效地避免了因渠道不通而造成的大量公民非制度政治参与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还有学者通过探讨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指出，要践行协商民主理念、促进统一战线的作用转化和提升，促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和丰富协商民主形式，从而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渠道。[12]
（三）协同治理下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型
综上所述，“协同治理”就是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以比较正式的适当方式进行互动和决策，并分别对结果承担相应责任，具有公共性、跨部门性、互动性、正式性、以政府为主、动态性等特征。本研究所称“政治参与”，是指“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或者“为了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取向及政策内容”的活动。[13]（P151-152）这样，非公经济人士带着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朝向政治体系”，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的行为，均属于“政治参与”。
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指非公经济人士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在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相关程序的基础上，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自主自愿、理性有序、适度参与政府决策及执行等活动的过程，从而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政府治理能力与绩效的提高等价值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以田培杰博士构建的协同治理综合模型为基础，[14]构建出协同治理下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型（如图1）。
图1 协同治理下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型
如图1所示，“协同动因”指的是促成协同治理实现的非环境因素，包括各参与方的动机、领导力和协同各方的相互依赖性；“协同引擎”指的是协同行为的助动力，包括有效参与、思想共识和协同能力三个因素；“协同行为”是协同治理中各参与方为实现协同目标所实施行为的总称。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共同组成了协同过程。“协同治理的后果”包括对各参与方的影响、评估及问责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旦协同治理实践得以启动，那么协同引擎就开始工作，并不断给协同行为提供推动力；而协同行为是实现协同目标的基础，也让协同治理产生了直接的后果。
二、概况分析：当前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现实景观
（一）喜忧参半：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相关举措的后继乏力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公经济人士所属的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工作。2006年11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强调新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并就如何开展新社会阶层工作提出“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20字工作方针和“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统战工作要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发挥工商联对商会组织的指导、引导、服务职能，确保商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些文件与会议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从中央到地方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工作的全面开展。但是统战部门、工商联、行业协会和相关社团组织中的相关人士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目标认识模糊，导致了他们对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举措多依赖于中央统战部的部署，主动性创新性不足，更缺乏鲜明的特色。
（二）观念分化：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热情的差异化
非公经济的繁荣是促成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最根本前提，越来越多的非公经济人士有着高于其他人的政治参与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5]（P82）一般认为，非公经济人士在取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之后，就较为渴望政治参与，以争取权利满足其利益诉求，并力图在政治参与中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巩固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与更高的阶层地位，最终实现中国政治文化中“既富且贵”的价值取向。
有学者根据对浙江杭州、台州、温州、绍兴、嘉兴等五个地区民营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客观特征：一是政治参与行为较多，政治使命感较强，但政治参与能力、政治任职能力、政治理解能力不强；二是个体背景因素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较大，其中女性、年轻以及文化程度高的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较多；三是行业差异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功效感影响显著。[16]《南风窗》对中国一些地位突出的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态度进行访谈，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冷热不均，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17]第一，一些企业家强调“在商言商”。马云认为企业发展是要去关心行业状况，不要去关心与己无关的国家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柳传志强调要改造好自己的小环境，提出“聚会只谈商业不谈政治”；冯仑则强调恪守企业家本分，说话做事以达到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第二，一些企业家强调“商外言责”。如王功权、王石等企业家明确表示，作为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新兴社会群体，企业家既要做好生意，又要具有推进社会变革的更大责任。第三，一些企业家强调“商人没法不谈政治”。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等强调，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商人没法不关注。第一类企业家的观点具有很强的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而遭到另外一些企业家的强烈批评，更多企业家倾向于支持第三类企业家的态度，如尹明善、梁稳根等甚至作出愿“把企业献给政府”等模糊自身与政府邊界的表态。
（三）多维路径：当前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路径
王浦劬等在《政治学基础》中指出，政治参与本质上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在民主政治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管理是与多数人对管理过程的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政治冷漠等方式，是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政治心理、政治机制、社会机会等因素，是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与影响因素。[7]（P171-178）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路径主要有：正式性政治参与（制度性政治参与）、非正式性政治参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和公益性政治参与等。[18]
1.“制度性政治参与”是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利益诱致型的政治参与，其参与形式、获得的政治地位都是在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其参与原则、参与程序及行为方式都得到了政治系统的认同，体现了大多数参与者的迫切愿望。一般来说，非公经济人士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五种主要路径：一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或者在企业内部组建基层党组织来实现政治参与；二是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向大会提交议案、提案和书面意见来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三是作为突出代表在各级政府部门及社区中任实职，主要在村镇（乡）等基层政权；四是参加工商联、青联、工会、共青团、妇联、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来实现政治参与；五是作为杰出代表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显示，从全国的情况看，“私营企业主中的共产党员比重为33.5%，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达的75.1%，政治地位在中等以上的达63.3%……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最主要方式。”[19]肖旻教授曾设置十个选项对湖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私营企业主的首选参与方式，愿意加入的达到46.66%，受访对象中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达到33.63%，希望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政治的达到43.57%，已经担任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受访私营企业主达到27.46%。此外，愿意并已经通过参加工商联、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来实现政治参与的也达到21.33%。[20]
2.“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在一定条件下较为活跃的非规范性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是在“一定条件”（包括政治参与需求旺盛、制度供给滞后、参与渠道狭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它比“制度性政治参与”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破坏更大，更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一般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或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政治接触，建立私人关系实现政治参与，这客观上缓和了政治参与需求旺盛与参与渠道较窄的矛盾；或者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这为企业和个人发展获取较多的资源和机会。个别非公经济人士存在严重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具体表现为贿赂选举、非规范性介入地方政治事务、非规范性获取经济利益、以政治参与名义涉黄涉黑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损害了非公经济人士形象，腐蚀了一部分政府官员，误导了个别动机不纯的非公经济人士，恶化了我国政治生态、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并且容易为发展成黑金政治奠定基础。
3.“公益性政治参与”是保障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参与形式。这是一种致力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形式，非公经济人士主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参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及社会问题探讨等方式，以增进社会利益和扩大舆论影响来实现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大多对通过政治参与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更好回报社会感到自豪并充满信心。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既有利于他们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个人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四）多元转向：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领域的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首先，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范围，而且应该在基层、中间层、国家高层各个政治领域扩大参与，当然，现时的重点主要在基层民主政治参与。其次是有序参与，需要制定参与制度规则，按照规制参与。逐步从基层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入手，向中层、高层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推进，不断完善各层级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
在扩大政治参与领域的问题上，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的空间既有传统的实体，又有虚拟的网络。前者主要表现为非公经济人士通过投票参与选举活动，通过听证会参与决策活动，通过各类会议和制度规定参与管理活动，以及依法参与监督活动等形态。后者主要是非公经济人士以网民的身份，通过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监督政府行为和批评社会现象。参与形式主要包括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宣传、网络协商、网络互动等。
（五）参与能力：非公经济人士参政程度较低和参政能力不足
有学者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水平分解为广度、深度和质量三个方面，并遴选了30个测评指标组成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水平测评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河南和甘肃3省的非公经济人士开展问卷调查发现，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程度较低。[21]非公经济人士更多地存在参政议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参政热情高的人士，往往很少能够提出建设性和操作性意见；文化修养深厚、参政能力强的非公经济人士，却往往表现低调和无心参政。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拘泥于细节问题发表意见，体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抱怨，很少有能完整、系统、深刻地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非公经济人士。而对于新一代的非公经济人士，由于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多元价值取向、网络文化、家庭教育、个人实践经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性、动态性、兼容性、现实性等特点。[22]这种新常态，为党委政府引导他们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切实提高他们的参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因素分析：当前非公经济
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一）政治参与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
1.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亟须疏通与拓宽。民主政治要求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规模扩大的需要。因此，制度化建设成为扩大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保证。宏观层面上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我国已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居民/村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通过上述的制度安排，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被集中在制度框架内，并通过筛选、吸纳和提取机制使他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在政治上的合理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到满足。然而，宏观制度发挥功效离不开中观微观制度的细化配套，比如非公经济人士的代表如何通过具体机制进入制度渠道进而开展政治参与，还须在拓宽参与渠道方面、丰富参与内容方面做大量工作。因此，必须在制度的中观微观层面进行艰辛的探索与创新，以切实疏通与拓宽各类常规化制度渠道。
2.回应机制与参与机会对政治参与强度的影响。首先，党委政府对非公经济人士的建议和提案的回应，对于他们政治参与的激励作用是很重要的。从本质意义上讲，“利益诉求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内在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发生和变动。”[23]然而，除“两会”外，非公经济人士参加一些座谈会、听证会时，或者对重大事项和议题不清楚，以致无法充分做好准备，或者即使充分做好了准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常常少有回音，从而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流于形式，进而大大降低了他们进一步政治参与的热情。其次，和参与机会相关的政治效能感同政治参与强度大多成正比关系。一般而言，参政议政渠道越是畅通、政治参与机会越多的群体，政治效能感越强，他们对自身有政治影响力的信念越强；反之，如果参与渠道很少，经常在政治上被排斥，参政议政受到阻碍，便可能引致较低的政治效能感，认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很弱。对于我国非公经济人士来说，虽然法律赋予了政治参与的权利，但政治参与渠道相对狭窄，使其政治参与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对政治系统的实际影响力很小。新兴行业更是如此，因此，这些行业的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效能感更低。
3.协商原则与协商机制的灵活性不足。非公经济人士通常有着较独特的利益诉求，如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降低基建、物流和股份银行等产业准入门槛，享受与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环境等。以政协为例，按照一般理解，协商主体的政治参与要求不同、力度不同，协商原则与机制自然也就不同，即应适应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特点构建新的协商原则和协商机制，在人大政协等内部形成多元化的协商原则和协商机制。但政协目前的运行模式仍然按照原有的惯性在运转，远未能满足非公经济人士参与协商民主的愿望与要求。
（二）非公经济人士自身的因素
1.政治参与的动机层次，决定了政治参与的目标层次。有学者深刻指出，非公企业主同其他任何阶级或阶层参与政治一样，都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本能驱动力。[24]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是基于利益预期、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解决利益纷争，是希冀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建立一定的社会网络或寻求政治安全保障，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层次不高，他们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过程过于务实，很少去追求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政治参与的本身价值。
获得社会认可与尊重是非公经济人士的深层次需要，他们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去参与政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同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理解，从而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需求层次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发展，从而对其更好地加以支持、规范和正确引导。
2.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由于目前我国非公企业主群体来源广泛、构成复杂，发展参差不齐，阶层内部分化较大，不同的发展状况和需求决定了其政治把握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差异化与层次化。他们或政治敏感性不强、政治鉴别力较低，不能从整体和大局着眼；或价值观念发生偏差，法治观念淡薄；或受自身文化素质、政治素养影响，民主参与意识偏弱，参政议政能力偏低，组织性不强，不能进行深入的社会调研，缺乏对日常事物的洞察力，文字表达和建言献策能力不强等。这些因素均制约着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四、协同治理：促进非公经济人士
有序政治参与的策略机制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应当围绕网络、协作、整合这三大关键变量展开：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强化制度整合机制。而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又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25]
（一）优化网络关系结构，促进多元主体在有序政治参与中协同效应的实现
第一，正确对待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内在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发生和变动。”[23]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端正政治参与的目的，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秉持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理性地、有序地参与政治，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而不是非理性地发泄情绪，提升自身的理性判断能力、协商沟通能力以及利益表达能力，进而提升自身的政治参与能力。
第二，政府与非公经济人士各有其资源优势，因而要推动实现主体优势互补。一方面，非公经济人士通常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也拥有不少，但政治资源却相对匮乏。他们于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向党委和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他们期望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活动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以使其合法私有财产和正当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其经济资源量的增加有赖于非公经济人士为之出力，其社会资源量的重要增长点就是获得非公经济人士的支持与信任，而要获得非公经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最见显效的就是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表达得到重视，其利益诉求得到正视。政府应对具有不同参政心态的非公经济人士进行分类引导，真正把非公经济人士中那些有较高政治素质、有较大社会贡献、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士，吸纳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对已进入参政渠道的非公经济人士，要积极组织和引导他们承担更大更多的社会责任，促使其参政心态更多地由政治型转向公益型，從而对建设和谐社会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二）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培育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协同治理精神
1.重视政治文化，积极回应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危机。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构建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保障机制，能有效地解决非公经济人士的参与意识淡薄问题，可以助推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和有序性。应积极回应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危机，通过各种渠道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塑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结合非公经济人士所属阶层的自身特征，营造良好的文化舆论环境；通过组织理论学习、政治活动，强化民主参政意识，培养积极的参政心态，提升有序参政、理性参政和科学参政的能力。
2.培养公民意识，扩大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内生变量。调查发现，非公经济人士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仅政治使命感很强，而且自认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也有较多的政治参与行为，但他们大多是无意识的被动参与，且政治理解能力、政治任职能力不高，内在和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较弱，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观，与他们建立良好沟通，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专业人士联合会（或联谊会）社团，以增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组织性，提升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从而走向更加正规有序的政治参与。
3.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团组织建设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创造更好条件。首先，要积极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加入党团组织。加强宣传，为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入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培训，对非公经济人士进行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激发他们创业报国的理念和热情；做好规划，正确把握吸收党员的标准和条件，做好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入党工作；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做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其次，要关心非公经济人士后备队伍的政治成长，积极培养和发展符合入党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在推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安排一定的比例，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人士后备队伍参政议政。再次，以党建带动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建设，以此作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
（三）强化制度协同机制，在提升制度活力的基础上促进整合功能的发挥
王浩斌博士认为，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中国新社会阶层的有效政治参与，需要构建一种有效的社会适应机制，这种社会适应机制的构建必须以“公共精神”的认同性整合为先导，以“科学发展”的功能性整合为契机，以“社会管理”的制度性整合为重点。[26]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制度协同力度：
一要善用制度平台，疏通与拓宽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常规化渠道。首先，要善用“制度渠道”。尤其是要“做大做强、用足用好”工商联这个最大的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平台，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帮助其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其次，要重视“操作机制”的建构。建构“提议机制”（反映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和“诉说机制”（维护非公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创新参政议政的内容与形式；并通过宣传提升这两大机制的社会知晓率，对非公经济人士在相关制度设置中的“代表产生机制”进行改革探索。再次，要重视“参与实效”的体现。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可以吸纳进协商民主的议题、参政议政的事项、民主监督的依据、调查研究的课题、党政部门的参考，以及时充分展开讨论、及时发现问题和及时整改。
二要完善法律法规，营造有利于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法治环境。规范、合法、成熟的政治参与，既可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又能带来政治的稳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扩大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公民的政治参与；为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实现社会稳定，又必须用法治原则塑造和规范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制定新的社团法，形成培育利益团体的法律机制，扶持和扩大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影响，如各种行业协会等，以使非公经济人士通过法定程序实现政治参与；拓展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吸納非公经济人士参与立法过程，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表达他们的立法态度和利益目标；实行新闻法制，依法保障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表达权。
三要发展网络民主，锻造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快捷通道。首先，要促进非公经济人士网络参与的法治化。立法部门要转变思维，了解新媒体的发展模式，加快网络立法；政府部门要更新政治参与理念，促进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化，加快网络民主制度建设，促进非公经济人士有序网络政治参与；政府还要在加强网络监管的同时，积极建设“回应型”政府，不断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认同。其次，加强非公经济人士网络政治参与的秩序化。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参与互动，在政府与非公经济人士之间建立一条畅通的信息渠道。再次，加强非公经济人士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化。促进网络伦理道德建设，培育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责任意识；提升非公经济人士网络政治文化素质，培育其主动参与精神、依法参与精神和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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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协同治理理论和（有序）政治参与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模型，并通过对我国当前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影响因素予以归纳总结，从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强化制度整合机制三个方面提炼出促进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策略机制。
关键词：协同治理；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3-0053-08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这一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日渐关注，政治诉求和参与热情日趋增强。如何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评价和提升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水平，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相关理论梳理基础上的理想模型建构
（一）国内外协同治理与政治参与理论研究状况
1.协同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治理”越来越成为热门词汇，协同治理理论及相关研究也渐次成为学界热点。燕继荣从善治理论的学术演进视角分析，“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是由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发展而来的治理理论的3.0版本”，他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是善治思考的终点。[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公民参与和协商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根基（魏崇辉，2012）。有学者指出，协同治理的三个关键变量是“网络、协作、整合”，协同治理的三大影响因素是“作为显性因素的利益状况、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作为共享因素的制度和信息技术”。[2]有学者在分析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时指出，与自下而上路径和自上而下路径相比，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为最佳。[3]这样，本研究将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聚焦于协同治理视角之下，就有了逻辑自洽性，并将能深化我们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并正确指导我们的行为。
2.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一是关于政治参与概念。政治参与概念衍生于民主概念，不同的民主理论有不同的政治参与观。西方学术界先后形成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参与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等四种当代民主理论流派，其所赞成和支持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分别是参与投票、影响决策、参与决策和政治讨论。[4]亨廷顿的理论突破了以往学者用“鉴别功能”来定义政治参与的习惯，认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具有汇聚功能的“伞状”概念，这为有策略地合成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参与水平和规模的综合評定指标体系提供了可能。[5]国内杨光斌教授把“政治参与”界定为“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6]（P293）王浦劬等著的《政治学基础》把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7]（P166）学者邱会文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法律行为”。[8]二是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视角。国外政治参与研究的最大共同点是从政治民主方面研究，但更深入的不是其概念，而是研究视角及其内容。其价值视角将政治参与或视为民主的本质内容，或视为宪政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或视为实现民主的工具，或视为政治统治的策略和手段；其研究方法视角将研究对象或视为政治行为、或视为各种政治体系、或视为公民参政水平，或视为政治文化等。[9]
（二）国内外“有序”政治参与理论研究状况
国内有学者指出，我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有秩序、理性、自主、适度的行为，其核心价值在于：理性、和谐、正义、民主。[10]有学者通过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驱动因素及其变化特征，并结合典型案例，概括出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十种主要类型，指出不同的介入驱动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参与进展和行为结果，从而强调构建制度平台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化的重要性。[11]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社会组织的完善和成熟，指出这是公民政治参与最灵活有效的途径，有效地避免了因渠道不通而造成的大量公民非制度政治参与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还有学者通过探讨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指出，要践行协商民主理念、促进统一战线的作用转化和提升，促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和丰富协商民主形式，从而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渠道。[12]
（三）协同治理下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型
综上所述，“协同治理”就是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以比较正式的适当方式进行互动和决策，并分别对结果承担相应责任，具有公共性、跨部门性、互动性、正式性、以政府为主、动态性等特征。本研究所称“政治参与”，是指“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或者“为了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取向及政策内容”的活动。[13]（P151-152）这样，非公经济人士带着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朝向政治体系”，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的行为，均属于“政治参与”。
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指非公经济人士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在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相关程序的基础上，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自主自愿、理性有序、适度参与政府决策及执行等活动的过程，从而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政府治理能力与绩效的提高等价值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以田培杰博士构建的协同治理综合模型为基础，[14]构建出协同治理下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型（如图1）。
图1 协同治理下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型
如图1所示，“协同动因”指的是促成协同治理实现的非环境因素，包括各参与方的动机、领导力和协同各方的相互依赖性；“协同引擎”指的是协同行为的助动力，包括有效参与、思想共识和协同能力三个因素；“协同行为”是协同治理中各参与方为实现协同目标所实施行为的总称。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共同组成了协同过程。“协同治理的后果”包括对各参与方的影响、评估及问责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旦协同治理实践得以启动，那么协同引擎就开始工作，并不断给协同行为提供推动力；而协同行为是实现协同目标的基础，也让协同治理产生了直接的后果。
二、概况分析：当前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现实景观
（一）喜忧参半：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相关举措的后继乏力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公经济人士所属的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工作。2006年11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强调新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并就如何开展新社会阶层工作提出“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20字工作方针和“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统战工作要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发挥工商联对商会组织的指导、引导、服务职能，确保商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些文件与会议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从中央到地方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工作的全面开展。但是统战部门、工商联、行业协会和相关社团组织中的相关人士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目标认识模糊，导致了他们对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举措多依赖于中央统战部的部署，主动性创新性不足，更缺乏鲜明的特色。
（二）观念分化：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热情的差异化
非公经济的繁荣是促成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最根本前提，越来越多的非公经济人士有着高于其他人的政治参与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5]（P82）一般认为，非公经济人士在取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之后，就较为渴望政治参与，以争取权利满足其利益诉求，并力图在政治参与中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巩固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与更高的阶层地位，最终实现中国政治文化中“既富且贵”的价值取向。
有学者根据对浙江杭州、台州、温州、绍兴、嘉兴等五个地区民营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客观特征：一是政治参与行为较多，政治使命感较强，但政治参与能力、政治任职能力、政治理解能力不强；二是个体背景因素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较大，其中女性、年轻以及文化程度高的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较多；三是行业差异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功效感影响显著。[16]《南风窗》对中国一些地位突出的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态度进行访谈，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冷热不均，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17]第一，一些企业家强调“在商言商”。马云认为企业发展是要去关心行业状况，不要去关心与己无关的国家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柳传志强调要改造好自己的小环境，提出“聚会只谈商业不谈政治”；冯仑则强调恪守企业家本分，说话做事以达到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第二，一些企业家强调“商外言责”。如王功权、王石等企业家明确表示，作为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新兴社会群体，企业家既要做好生意，又要具有推进社会变革的更大责任。第三，一些企业家强调“商人没法不谈政治”。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等强调，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商人没法不关注。第一类企业家的观点具有很强的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而遭到另外一些企业家的强烈批评，更多企业家倾向于支持第三类企业家的态度，如尹明善、梁稳根等甚至作出愿“把企业献给政府”等模糊自身与政府邊界的表态。
（三）多维路径：当前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路径
王浦劬等在《政治学基础》中指出，政治参与本质上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在民主政治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管理是与多数人对管理过程的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政治冷漠等方式，是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政治心理、政治机制、社会机会等因素，是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与影响因素。[7]（P171-178）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路径主要有：正式性政治参与（制度性政治参与）、非正式性政治参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和公益性政治参与等。[18]
1.“制度性政治参与”是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利益诱致型的政治参与，其参与形式、获得的政治地位都是在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其参与原则、参与程序及行为方式都得到了政治系统的认同，体现了大多数参与者的迫切愿望。一般来说，非公经济人士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五种主要路径：一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或者在企业内部组建基层党组织来实现政治参与；二是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向大会提交议案、提案和书面意见来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三是作为突出代表在各级政府部门及社区中任实职，主要在村镇（乡）等基层政权；四是参加工商联、青联、工会、共青团、妇联、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来实现政治参与；五是作为杰出代表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显示，从全国的情况看，“私营企业主中的共产党员比重为33.5%，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达的75.1%，政治地位在中等以上的达63.3%……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最主要方式。”[19]肖旻教授曾设置十个选项对湖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私营企业主的首选参与方式，愿意加入的达到46.66%，受访对象中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达到33.63%，希望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政治的达到43.57%，已经担任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受访私营企业主达到27.46%。此外，愿意并已经通过参加工商联、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来实现政治参与的也达到21.33%。[20]
2.“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在一定条件下较为活跃的非规范性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是在“一定条件”（包括政治参与需求旺盛、制度供给滞后、参与渠道狭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它比“制度性政治参与”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破坏更大，更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一般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或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政治接触，建立私人关系实现政治参与，这客观上缓和了政治参与需求旺盛与参与渠道较窄的矛盾；或者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这为企业和个人发展获取较多的资源和机会。个别非公经济人士存在严重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具体表现为贿赂选举、非规范性介入地方政治事务、非规范性获取经济利益、以政治参与名义涉黄涉黑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损害了非公经济人士形象，腐蚀了一部分政府官员，误导了个别动机不纯的非公经济人士，恶化了我国政治生态、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并且容易为发展成黑金政治奠定基础。
3.“公益性政治参与”是保障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参与形式。这是一种致力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形式，非公经济人士主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参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及社会问题探讨等方式，以增进社会利益和扩大舆论影响来实现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大多对通过政治参与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更好回报社会感到自豪并充满信心。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既有利于他们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个人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四）多元转向：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领域的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首先，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范围，而且应该在基层、中间层、国家高层各个政治领域扩大参与，当然，现时的重点主要在基层民主政治参与。其次是有序参与，需要制定参与制度规则，按照规制参与。逐步从基层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入手，向中层、高层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推进，不断完善各层级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
在扩大政治参与领域的问题上，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的空间既有传统的实体，又有虚拟的网络。前者主要表现为非公经济人士通过投票参与选举活动，通过听证会参与决策活动，通过各类会议和制度规定参与管理活动，以及依法参与监督活动等形态。后者主要是非公经济人士以网民的身份，通过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监督政府行为和批评社会现象。参与形式主要包括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宣传、网络协商、网络互动等。
（五）参与能力：非公经济人士参政程度较低和参政能力不足
有学者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水平分解为广度、深度和质量三个方面，并遴选了30个测评指标组成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水平测评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河南和甘肃3省的非公经济人士开展问卷调查发现，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程度较低。[21]非公经济人士更多地存在参政议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参政热情高的人士，往往很少能够提出建设性和操作性意见；文化修养深厚、参政能力强的非公经济人士，却往往表现低调和无心参政。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拘泥于细节问题发表意见，体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抱怨，很少有能完整、系统、深刻地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非公经济人士。而对于新一代的非公经济人士，由于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多元价值取向、网络文化、家庭教育、个人实践经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性、动态性、兼容性、现实性等特点。[22]这种新常态，为党委政府引导他们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切实提高他们的参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因素分析：当前非公经济
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一）政治参与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
1.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亟须疏通与拓宽。民主政治要求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规模扩大的需要。因此，制度化建设成为扩大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保证。宏观层面上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我国已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居民/村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通过上述的制度安排，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被集中在制度框架内，并通过筛选、吸纳和提取机制使他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在政治上的合理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到满足。然而，宏观制度发挥功效离不开中观微观制度的细化配套，比如非公经济人士的代表如何通过具体机制进入制度渠道进而开展政治参与，还须在拓宽参与渠道方面、丰富参与内容方面做大量工作。因此，必须在制度的中观微观层面进行艰辛的探索与创新，以切实疏通与拓宽各类常规化制度渠道。
2.回应机制与参与机会对政治参与强度的影响。首先，党委政府对非公经济人士的建议和提案的回应，对于他们政治参与的激励作用是很重要的。从本质意义上讲，“利益诉求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内在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发生和变动。”[23]然而，除“两会”外，非公经济人士参加一些座谈会、听证会时，或者对重大事项和议题不清楚，以致无法充分做好准备，或者即使充分做好了准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常常少有回音，从而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流于形式，进而大大降低了他们进一步政治参与的热情。其次，和参与机会相关的政治效能感同政治参与强度大多成正比关系。一般而言，参政议政渠道越是畅通、政治参与机会越多的群体，政治效能感越强，他们对自身有政治影响力的信念越强；反之，如果参与渠道很少，经常在政治上被排斥，参政议政受到阻碍，便可能引致较低的政治效能感，认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很弱。对于我国非公经济人士来说，虽然法律赋予了政治参与的权利，但政治参与渠道相对狭窄，使其政治参与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对政治系统的实际影响力很小。新兴行业更是如此，因此，这些行业的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效能感更低。
3.协商原则与协商机制的灵活性不足。非公经济人士通常有着较独特的利益诉求，如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降低基建、物流和股份银行等产业准入门槛，享受与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环境等。以政协为例，按照一般理解，协商主体的政治参与要求不同、力度不同，协商原则与机制自然也就不同，即应适应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特点构建新的协商原则和协商机制，在人大政协等内部形成多元化的协商原则和协商机制。但政协目前的运行模式仍然按照原有的惯性在运转，远未能满足非公经济人士参与协商民主的愿望与要求。
（二）非公经济人士自身的因素
1.政治参与的动机层次，决定了政治参与的目标层次。有学者深刻指出，非公企业主同其他任何阶级或阶层参与政治一样，都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本能驱动力。[24]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是基于利益预期、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解决利益纷争，是希冀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建立一定的社会网络或寻求政治安全保障，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层次不高，他们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过程过于务实，很少去追求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政治参与的本身价值。
获得社会认可与尊重是非公经济人士的深层次需要，他们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去参与政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同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理解，从而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需求层次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发展，从而对其更好地加以支持、规范和正确引导。
2.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由于目前我国非公企业主群体来源广泛、构成复杂，发展参差不齐，阶层内部分化较大，不同的发展状况和需求决定了其政治把握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差异化与层次化。他们或政治敏感性不强、政治鉴别力较低，不能从整体和大局着眼；或价值观念发生偏差，法治观念淡薄；或受自身文化素质、政治素养影响，民主参与意识偏弱，参政议政能力偏低，组织性不强，不能进行深入的社会调研，缺乏对日常事物的洞察力，文字表达和建言献策能力不强等。这些因素均制约着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四、协同治理：促进非公经济人士
有序政治参与的策略机制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应当围绕网络、协作、整合这三大关键变量展开：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强化制度整合机制。而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又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25]
（一）优化网络关系结构，促进多元主体在有序政治参与中协同效应的实现
第一，正确对待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内在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发生和变动。”[23]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端正政治参与的目的，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秉持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理性地、有序地参与政治，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而不是非理性地发泄情绪，提升自身的理性判断能力、协商沟通能力以及利益表达能力，进而提升自身的政治参与能力。
第二，政府与非公经济人士各有其资源优势，因而要推动实现主体优势互补。一方面，非公经济人士通常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也拥有不少，但政治资源却相对匮乏。他们于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向党委和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他们期望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活动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以使其合法私有财产和正当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其经济资源量的增加有赖于非公经济人士为之出力，其社会资源量的重要增长点就是获得非公经济人士的支持与信任，而要获得非公经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最见显效的就是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表达得到重视，其利益诉求得到正视。政府应对具有不同参政心态的非公经济人士进行分类引导，真正把非公经济人士中那些有较高政治素质、有较大社会贡献、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士，吸纳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对已进入参政渠道的非公经济人士，要积极组织和引导他们承担更大更多的社会责任，促使其参政心态更多地由政治型转向公益型，從而对建设和谐社会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二）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培育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协同治理精神
1.重视政治文化，积极回应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危机。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构建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保障机制，能有效地解决非公经济人士的参与意识淡薄问题，可以助推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和有序性。应积极回应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危机，通过各种渠道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塑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结合非公经济人士所属阶层的自身特征，营造良好的文化舆论环境；通过组织理论学习、政治活动，强化民主参政意识，培养积极的参政心态，提升有序参政、理性参政和科学参政的能力。
2.培养公民意识，扩大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内生变量。调查发现，非公经济人士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仅政治使命感很强，而且自认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也有较多的政治参与行为，但他们大多是无意识的被动参与，且政治理解能力、政治任职能力不高，内在和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较弱，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观，与他们建立良好沟通，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专业人士联合会（或联谊会）社团，以增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组织性，提升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从而走向更加正规有序的政治参与。
3.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团组织建设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创造更好条件。首先，要积极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加入党团组织。加强宣传，为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入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培训，对非公经济人士进行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激发他们创业报国的理念和热情；做好规划，正确把握吸收党员的标准和条件，做好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入党工作；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做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其次，要关心非公经济人士后备队伍的政治成长，积极培养和发展符合入党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在推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安排一定的比例，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人士后备队伍参政议政。再次，以党建带动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建设，以此作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
（三）强化制度协同机制，在提升制度活力的基础上促进整合功能的发挥
王浩斌博士认为，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中国新社会阶层的有效政治参与，需要构建一种有效的社会适应机制，这种社会适应机制的构建必须以“公共精神”的认同性整合为先导，以“科学发展”的功能性整合为契机，以“社会管理”的制度性整合为重点。[26]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制度协同力度：
一要善用制度平台，疏通与拓宽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常规化渠道。首先，要善用“制度渠道”。尤其是要“做大做强、用足用好”工商联这个最大的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平台，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帮助其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其次，要重视“操作机制”的建构。建构“提议机制”（反映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和“诉说机制”（维护非公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创新参政议政的内容与形式；并通过宣传提升这两大机制的社会知晓率，对非公经济人士在相关制度设置中的“代表产生机制”进行改革探索。再次，要重视“参与实效”的体现。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可以吸纳进协商民主的议题、参政议政的事项、民主监督的依据、调查研究的课题、党政部门的参考，以及时充分展开讨论、及时发现问题和及时整改。
二要完善法律法规，营造有利于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法治环境。规范、合法、成熟的政治参与，既可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又能带来政治的稳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扩大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公民的政治参与；为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实现社会稳定，又必须用法治原则塑造和规范非公经济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制定新的社团法，形成培育利益团体的法律机制，扶持和扩大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影响，如各种行业协会等，以使非公经济人士通过法定程序实现政治参与；拓展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吸納非公经济人士参与立法过程，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表达他们的立法态度和利益目标；实行新闻法制，依法保障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表达权。
三要发展网络民主，锻造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快捷通道。首先，要促进非公经济人士网络参与的法治化。立法部门要转变思维，了解新媒体的发展模式，加快网络立法；政府部门要更新政治参与理念，促进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化，加快网络民主制度建设，促进非公经济人士有序网络政治参与；政府还要在加强网络监管的同时，积极建设“回应型”政府，不断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认同。其次，加强非公经济人士网络政治参与的秩序化。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参与互动，在政府与非公经济人士之间建立一条畅通的信息渠道。再次，加强非公经济人士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化。促进网络伦理道德建设，培育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责任意识；提升非公经济人士网络政治文化素质，培育其主动参与精神、依法参与精神和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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